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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8.12.2010 16:5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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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回到伦敦后,有一天我去一位在上海做生意的英国华裔朋友家玩,聊起了这个话题,他的一番话,至少让我对中国房地产市场上的富人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这位朋友说,在北京、上海等中国大城市中,历时10多年、至今尚未完成的房地产商品化运动、旧城改造运动和城市扩张运动,加在一起,等于是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造富运动”。首先是掌握土地拍卖权的官员们:地方政府高价卖地,使地方政府的财库鼓了起来,官员们也因此富了起来;其次是房地产商们:他们在拍来的土地上盖房子,然而再高价卖给消费者,紧跟着也富了起来;接下来是各类投机性炒房者们:他们搭乘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房价飙升的快车,买进卖出,也迅速地富了起来;最后是旧城改造运动和城市扩张运动的受益者们: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一部分老市区居民和“被城市化”的原郊区农民成为一波一波的拆迁活动的受害者,他们被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剥夺和侵害,沦落为城市贫民,但其中另外一部分人,则通过讨价还价、甚至做“钉子户”等方式,为自己维权争利,成功地在这场“造富运动”中分得了一杯羹 ……总之,这场通过卖地和盖房子而起的“造富运动”,就像一道点石成金的魔杖,点到之处,一批又一批大大小小的富翁们因此“被”制造了出来。
“听上去,好像仅仅是拆老房子、盖新房子这样一种城市翻新过程,就‘翻'出了一个新富阶层,”他接着说,“但实际情况是,仅仅造房子是造不出一个新富阶层的,房子需要有人买,而北京、上海等中国大城市的房子,其买主是全中国的有钱人,甚至包括某些外国的有钱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来自全中国和全世界的部分金钱,共同滋养、培育了北京、上海等地的新富阶层。”
听了他这一席话,我仿佛茅塞顿开:我甚至连想起了今年上半年我在北京的某些生活片断。那些不连贯的生活片断,经这位朋友如此点拨,也都纷纷自动互相连接起来,并具有了意义。
我在北京生活期间,曾经住过两个小区。从小区内有游泳池、健身房、足浴中心、宠物医院等设施来看,这两个小区均可算做中产阶级小区。我喜欢游泳,泳后顺便泡泡桑拿。在我最初住过的那个小区,我泡桑拿时常常遇到本小区的三个业主:两个老板,一个官员。其中一个老板是广东人,在北京做化妆品生意,故在北京置业;另一个老板原来是所谓的“山西煤老板”,后来通过买房、炒房,“洗尽”了手指缝中的煤黑,摇身一变,成为京城房老板,现在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房租;至于那位官员,则单位不明,官职不祥,因为他常常对此含糊其辞,我也不好细问,但听话听音,我大概可以猜出他在涉外经贸部门工作,他常常对那两位老板抱怨自己没钱,但他开的汽车,却与那两位老板不相上下:他的车是宝马。
这个生活片段,似乎验证了北京业主来自全国的说法,也验证了政府官员“工资基本不动”的那首民谣。
我最后住过的那个小区,业主的收入略低一些,主要是政府官员、国企员工、外企或私企的“小白领”。例如,我最要好的“泳友”之一,是北京一家旅行社的普通导游。时值盛夏,我们游完泳后常到泳池外的树荫下乘凉聊天。他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特别健谈。他的工作似乎不忙,他的说法是:他就职的那家旅行社是国企,游客不多,效益不好,因此他的收入也不高,每月只有两千多元人民币的工资,但这份工作的好处是,他平时不用去上班,只有等到游客人数足够时,他才会组团带游客去外地游玩,因此即使是平时上班时间,他也有很多时间去健身房和游泳池锻炼。但一直令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他也似乎“不差钱”:他在本小区拥有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房,开着一辆奥迪牌汽车,每天游泳后,也经常与一帮小区里的“酒友”去附近的餐馆去吃饭喝酒……直到有一天我们闲聊时,我才明白:他在旅行社每月领取的两千多元人民币的工资并非他的主要收入,他在市中心还有两处房产,一套租给一家住户,租金三千多元,另外一套租给一个餐馆,月租一万五千元。当然了,后来我又听其他人说,导游的灰色收入也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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