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之惨烈

安替 · 发表于 18.9.2005 21:47:15

转一些朝鲜战争的文章，供有兴趣的同学研究 我们为什么必须打朝鲜战争ZT 我们为什么必须打朝鲜战争 --------评《俄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企图》 beyond 　　“要么不打！要么就打出一个至少50年的和平！ 　　既然一定会打，不如现在打，至少有朝鲜的天险！至少我们还没有开始建设！” 　　伟大领袖毛主席 　　“你见过狼不吃羊的吗？！除非它发现面对的是一头大象，而正是这场战争，狼头美国发现，这确是一头大象！而此之前，一百多年的经历，它们只会认为中国最多是头笨牛。毫不掩饰，与其说我们中了苏俄的圈套，不如说我们终于在当时西方列强为主导的世界里得到了一次数代中国人都在渴望的机会-----教训它们，狠狠地揍它们一顿！洗刷中华民族百年的耻辱！可以讲，所有留着热血的中国人从毛孔里都盼望着这场战争！因为只有狠狠地揍它们一顿，它们才会平等的对待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才能够真正站立起来！我们才能不再死人！朝鲜战争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如此动荡的时期，美国的决策者们也不敢在越南问题上太过放肆，生怕激怒了中国人，激怒了毛泽东！ 　　和平的基础是靠实力奠定的！中国的抗美援朝、中国的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核潜艇、卫星上天从根本上、大框架的保证了第三世界尤其是东北亚、东南亚人们的长期安定！我们并不只是简单地为了朝鲜而出兵，实际上主要是为了我们自己，在当时，作为东北平原的天然屏障，朝鲜对我们太重要了，比台湾重要的多。而在今天与未来，我们也不会只为了朝鲜而出兵，他们已不十分重要，防御外敌，我们有更好的屏障----核武器。有人对我们有威胁，大不了我们猛造核武器就是了，它还敢怎么着！我们可以从容决定！绝没必要牺牲台湾！” 　　作者 　　这几年，总见到一些人对53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表示异议，本觉得很无聊，唇亡齿寒都不懂，但有时侯实在看不过去，生怕误导小字辈，不禁有话要说。坦率地说，《俄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企图》一文的作者正如许多人一样只是简单的、表面的、割裂历史的看问题，纯粹以今天的世界局势来评价当时的事件。事实上，对整个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就会知道： 　　一、中国或者说整个第三世界弱的国家与美国或者说整个欧美日等列强的冲撞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必然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我们选择了最佳战机，这场战争改变了世界。 　　请看看当时世界的格局： 　　两次世界大战前，世界分为两个大的利益集团：一方为欧美日等列强，另一方面则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弱国；这完全是两个世界，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就是很明白的例子，在当时的态势下，中国等弱国简直就是猪羊，列强想杀就杀，想剁就剁；强弱之别不单是实力上的，更是心理上的，并形成了惯性。欧美列强从上到下的心理，套用1840年侵华英军司令的话：对待中国等弱国没别的，凡事揍一顿再说。两次世界大战后，虽然西方列强分裂成两个阵营，但根本上它们对弱国的态度并没有变，讲的难听点，在它们眼中弱国就是猪，你有见过谁在吃猪的时候讲人道的吗？！谁又想过猪的反抗有威胁吗！这一点，无论斯大林、杜鲁门、邱吉尔、麦克阿瑟都是一样的！或者说，再来一次八国联军侵中国也很正常！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又不是第一次，拿破仑法国与其他国家的战争不就是先例吗！它们不会只因为相互之间地分歧而改变对弱国一致的态度。 　　所以有人居然幼稚到认为美国人其实根本就没想过进攻中国，与中国发生冲突！ 　　你以为美国政府真的没判断出中国会出兵吗，绝对不会，它们的理由很简单：中国人出了兵又怎样，还不是像历次战争一样被打败！我想大家应该记得甲午海战前日本侵略朝鲜的时候，清王朝不是出兵了吗，结果不是败了吗！ 　　从实际你也可以看到，美军放肆的打到鸭绿江边，还炸了我们丹东。我真不知道有些人怎么想的，朝鲜天险都没有了，美国人有什么理由不敢打你东北平原，至少可以不断骚扰吧。 　　而有些人居然会天真的认为美国的制度会保证和平！弱智！ 　　想想现在的伊拉克吧！ 　　想想那些被美国侵略的拉美小国吧？ 　　想想王海大队长与美国侦察机的撞机事件吧！ 　　真是幼稚，你见过狼不吃羊的吗？！除非它发现面对的是一头大象，而正是这场战争，狼头美国发现，这确是一头大象！而此之前，一百多年的经历，它们只会认为中国最多是头笨牛。 　　毫无疑问，美国人在顺利打下了朝鲜之后，即使当时不进攻中国（不是不想打，实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的太累了）。在其后的日子里，中美一定会发生冲突，这是件相邻国家很正常的事情，你怎么办？按照西方列强几百年的惯性思维，打你又怎样呢？ 　　说的难听点，杀鸡给猴看嘛！中国绝对是西方列强为所欲为的最大障碍！ 　　东北平原能挡住美国人的钢铁洪流吗？你搞了建设还不一样被人砸烂吗？难道忘了1920年代许多国人实业救国梦的破灭吗？死的人不是更多吗？损失不是更大吗？ 　　而我们当时的中国人呢？我们同样想打，但和美国人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和平！为了长久安定！为了一雪前耻！ 　　有些人老想着朝鲜战争死了多少人，少了多少发展机遇，损失了多少钱财, 可他们有没有想过，从1840年以来的百多年，因为西方列强我们死了多少人，损失了多少财物呢？ 　　毫不掩饰，与其说我们中了苏俄的圈套，不如说我们终于在当时西方列强为主导的世界里得到了一次数代中国人都在渴望的机会-----教训它们，狠狠地揍它们一顿！洗刷中华民族百年的耻辱！可以讲，所有留着热血的中国人从毛孔里都盼望着这场战争！ 　　因为只有狠狠地揍它们一顿，它们才会平等的对待我们！我们才能够真正站立起来！我们才能不再死人！ 　　正是从这场战争开始，我们终于获得了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尊严、和平！ 　　这一点上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如此动荡的时期，美国的决策者们也不敢在越南问题上太过放肆，生怕激怒了中国人，激怒了毛泽东！连越南都不敢惹，何况中国本土。多少次美国、苏俄对我们大呼小叫、口出狂言，但有屁用，动真格的，都成了软脚蟹。 　　从世界范围内，几百年来一直被西方列强欺压的亚非拉等弱国一直企盼着有哪个国家能带头与西方列强抗衡，以共同改变大家悲惨的命运，而正是我们中国通过朝鲜战争首先启动了这副多米若骨牌。中国由此奠定在第三世界的领袖地位，这一点从1973年联合国的选举就可看出。 　　53年前的朝鲜战争是一件伟大的历史事件，他是强国与弱国之间的一次猛烈撞击，他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一次撞击，从他开始，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变化，主导世界的不再只是美、俄、英、法，不再只是西方。 　　二、朝鲜战争中我们中国的得与失与战后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1、和平与在世界范围内广泛的影响力，关于这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已阐述了许多，这里提提“一边倒” 的问题。说起这个，我想起邓小平的话“不抗大旗、不当头” ，有些人老想着我们从一开头就应该独立与苏、美，但在当时非敌即友的世界里可能吗？中国的实力够独善其身吗？“一边倒” 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是你以什么角色加入，你是否还能保持独立性。朝鲜战争固然使我们远离了美国，但却使得苏联人不得不重视我们。既然不是去做被人呼来喝去的小弟，加入有什么所谓呢? 　　2、战争促使了中国内部的统一和稳定。中国经过百年的战乱，老百姓大多有了这些潜意识，新政府是为咱中国人的吗？不会是又一帮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饭桶吧？他们会为百姓造福吗？他们能坐多久的北京城呢？可以说，毛泽东的共产党虽然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并未万众归心，特别是城市的普通老百姓，如果用普通的方式，新政府要深入人心需要一段时间，换句话说，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动摇新生的共和国，但这一切问题随着朝鲜战争不复存在，老百姓坚信：无论多么困难的局面，只要跟着毛泽东、跟着共产党就能胜利！朝鲜战争后的中国极为稳定。 　　3、没有朝鲜战争，就不会出现将军战俘换钱学深等科学家归国的重要事件，况且没有这场战争，科学家们能相信新政府不同于北洋军阀吗？他们如果不回来，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核潜艇、卫星上天这些可能吗，或者说有那么快吗？ 　　4、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这是有些人抨击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之一。不可否认，战争损害经济，造成损失，会错过一些发展机遇。但既然战争不可避免这也是没办法的，关于这一点，我除了告诉大家再看看本文第一部分之外，我想说的是，当时并不像现在的世界经济是主旋律，政治、军事斗争才是主角，美国对东南亚、日本的扶持策略并不是他们的初衷，而是朝鲜战争后的遏制中国的一个策略罢了。至于中国，我认为作为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的大国，美国是会绝对防备的，既使双方未发生战争，美国也一定会和苏联一样处处阴我们，并且中国共产党的基础是穷苦百姓，当时和美国合作是不大可能的，特别是美国人没受到教训之前。我觉得应该充分考虑当时的情况；另外，中国的经济徘徊了数年，原因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归咎朝鲜战争； 　　5、苏联的反悔，意料之中，计算之中的，之所以中共政府会提，我想这不过是挤兑苏联人的做法，说实话，既然觉得必要去做，并且做了，就别指望其他人一定会帮你，大家都很现实的； 　　6、台湾暂未统一确实可惜，但也没办法，稍有些军事常识的人就应该知道，在我们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朝鲜比台湾重要的多，但好在大势所趋，统一是必然的； 　　7、关于朝鲜，我们并不只是简单地为了朝鲜而出兵，实际上主要是为了我们自己，在当时，作为东北平原的天然屏障，朝鲜对我们太重要了，比台湾重要的多。而在今天与未来，我们则不会只为了朝鲜而出兵，他们已不十分重要，防御外敌，我们有更好的屏障----核武器。有人对我们有威胁，大不了我们猛造核武器就是了，它还敢怎么着！我们可以从容决定！同时绝没必要牺牲台湾！朝鲜一分为二对我们有好处，否则弄不好又是一个越南，今天的金日成他爱疯就疯吧； 　　8、东南亚、日本是获益者，由于战争失败，美国开始重视这些国家，积极扶持他们，以便对付中国，否则美国也不会给他们太多的机会；如有人半信半疑，我可以给他一个例子，李嘉成、包玉刚收购英资大家觉得他们很厉害，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中国不强大，英国人还是可以像以前一样，把它们抢回来，至于说的对不对，你可以比较一下朝鲜战争前后英国人对香港人的态度吧。 　　综上所述，53年前的朝鲜战争是历史的必然！ 　　朝鲜战争促成了今日稳定的世界！ 　　朝鲜战争对我们中国利大于蔽，绝对应该打！ 　　让我们一起向在朝鲜战场上为国捐躯的勇士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吧！ beyond发于中国南疆 《联合早报》论坛

安替 · 发表于 18.9.2005 21:52:04

【也谈朝鲜战争】 　　作者：三种不同的红色凤凰网2003/7/8 　　 　　自从有网络以来，关于朝鲜战争的争论就是网上的热门话题，大家分成两帮，相互声嘶力竭的喊话，或赞之叹之，或詈之骂之，或作扬眉吐气状，或作痛心疾首状，这一帮骂那一帮是汉奸，那一帮骂这一帮是愤青，实在是热闹极了。从而构成了网上一道永不褪色的亮丽的风景线。 　　 　　在下一介愤青，本无才情，性又懒散，虽然上网亦有日矣，但却从来没有发表过什么长篇的大论。只是既然当了愤青，根据屁股决定脑袋的原则，又不能不对朝鲜战争表点态，没有办法，只好东拉西扯了这点东东。要是您也是位愤青，就请您有钱的话捧个钱场，没钱的话捧个人场，要是您是位汉奸，也请您千万别怒发冲冠，偶这人天生胆小，就怕被别人骂，您大人大量，就当是偶在逗您玩呢。 　　 　　好了，闲话少聊，咱书归正传。 　　要说朝鲜战争，就不得不提起三八线。那么，咱们就先来谈谈三八线吧。 　　这事情还得从另一次朝鲜战争谈起。想当年，我大清老迈年高，而发苍苍，而视茫茫，而大小牙齿一起动。可恨小日本竟然欺我老迈，想吃掉朝鲜，是可忍孰不可忍，想那朝鲜乃我藩属，岂容鬼子肆虐。于是我天朝慨然出兵，抗日援朝，不料一场大战下来，我大清踉跄大败。没有办法，只好割了台湾又让了朝鲜，从此，《马关条约》成为中国人心中永恒的痛。谁知那小鬼子人心不足蛇吞象，占了朝鲜台湾还不满足，还象夺我中华锦绣江山。于是那一年，鬼子闹中原，先占了东三省，又进了山海关。大概是鬼子事先没有做可行性报告，没想到他把俺中华咬住了，却咽不下去，就这么卡在了喉咙眼里。鬼子一看急了，心想做做运动帮助吞咽吧，于是鬼迷了心窍，去偷袭美国，这么一来就激起了公愤。于是经过劈里啪啦、稀里哗啦一番之后，鬼子的末日终于来到了。苏联从中国东北打了过来，美国从太平洋打了过来，眼看着就要在朝鲜会师了。美国人心眼多，一看苏联人打的比他快，不干了，大喊起来：“不行不行，朝鲜不能让你一个人给占了，怎么地也要哥俩平分嘛。”苏联人也不计较，说：“你说咋的就咋的”。于是哥两个商量好了，以北纬38°线为界，三八线以北由苏联人接收，以南由美国人接收。1945年9月2日，远东盟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发布第一号总命令，其中规定：“……在满洲、北纬38度线以北的朝鲜和桦太岛的日本高级指挥员以及一切海陆空部队和辅助部队，应向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部投降……帝国总部，它在日本本岛、与本岛毗邻的小岛，北纬38度线以南的朝鲜和菲律宾的高级指挥员以及一切海陆空部队和辅助部队，应当向太平洋美国陆军司令部投降。“ 　　 　　这么说明白了吗？那就是：三八线是美苏两国的军事分界线，只对美苏两军有约束力，而对朝鲜南北方，对中国，对其他任何第三方，都没有任何作用。 　　 　　下面，咱们就要说朝鲜打仗的事情了。 　　朝鲜在美苏双方的扶持下，各自成立了政府。由于在朝鲜没有任何的分治协议，所以，从法理上来讲，任何一方都对全朝鲜拥有主权。因此，南方打北方是有道理的，北方打南方同样是正确的，所谓逐鹿天下，就是这个意思，虽然朝鲜这头鹿个头点小。所以，谈谁先打第一枪是毫无意义的。打第一枪者未必邪恶，打第二枪者也未必正义。 　　 　　现在，北朝鲜得到了中国和苏联的一些帮助，于是浩浩荡荡，开赴南方。南朝鲜果然是毫无招架之力，眼看着马上就要掉进海里了，突然……美国出来了。 　　小DD被别人教训惨了，做大哥的帮一把那也行，可你美国的手也伸的太长了吧。打烂了北朝鲜的军队不说，你还占领了平壤，并且继续向北推进。等等，刚才说什么来着？占领了平壤？平壤可是在三八线以北的，美国跑过了三八线？这还了得。 　　 　　刚才说了，三八线只对美苏有约束力。苏联可没有一兵一卒过界，你美国为什么要跑过来？你想干什么？这是不折不扣的背信弃义，是不折不扣的践踏国际准则，是不折不扣的对苏联的蔑视。 　　 　　看明白了吧？原来，在朝鲜战争中，背信弃义，违背约法的，只有一方，那就是美国。 　　各位看官也明白了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把美军是否越过三八线作为出兵与否的前提了吧。 　　 　　好了，再接下来的劈里啪啦、叮叮咣咣，咱就不多说了。咱们只说几个网上汉奸和愤青争论的焦点问题。 　　第一个：要是没有朝鲜战争，中国和美国就好的蜜里调油，比亲人还要亲。 　　说实话，偶挺佩服说这种话的人。人家睡在床上一拍脑袋，就一个历史结论出来了，想不佩服都不行啊。不象俺们这样的愤青，说话前总要一看二慢三通过，累啊。 　　 　　没有朝鲜战争，美国真的容的下中国吗？话说当年中国国共内战，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国民党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似漏网之鱼，逃到了广东，各国使馆也随之迁徙。咦，怎么还有一家没有走？仔细一看，哇，还是美国耶。毛泽东一听司徒老儿没有走，呵呵，挺高兴，于是派了司徒老儿的学生黄华去联系，希望中美建交。司徒老儿也是早有此意，毕竟是在中国呆了多少年的人，见风使舵这道理比别的美国人都明了些。黄华到了南京，和司徒老儿一谈，得，挺聪明一老头。黄华把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高兴，于是邀请司徒老儿到北平来，老儿以前是燕大校长嘛，重返母校，理所应当。这是 1949年6月28日的事情。司徒老儿也高兴呀，弄不好自己要创造历史了，于是马上给美国国务院发电，请求批准。这是1949年6月30日的事。没想到，美国国务院回电：“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许访问北平。”这是1949年7月2日的事情。司徒老儿只有回美国生闷气去了。黄华很不高兴，说北平系根据司徒雷登之请而同意他去燕京大学访问的，去与不去由司徒雷登自己决定。但也只是气话罢了。 　　 　　说到这里，大家也明白了，原来美国拒绝新中国，根本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是这样了，何曾关朝鲜战争的事？即使有司徒老儿这样的热心人，美国容不下的，依然容不下。如此看来，即是没有朝鲜战争，中美关系又能好到哪去？ 　　毛主席的名言：“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好像发表在1949年，而不是1950年。 　　 　　第二个：没有朝鲜战争的话，美国也就不会帮助台湾，中国早就统一了。 　　说这话的人，偶也是佩服的。至于佩服的理由嘛，同上。 　　当然，偶承认，美国因素是导致中国至今不能统一的主要原因。偶也承认，美国因素的介入是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但是，美国是因为中国参战才介入台湾海峡的吗？请看下面：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1950年6月27日，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1950年10月1日，金日成向中国求教。 　　1950年10月1日，毛泽东决定出兵。 　　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入朝。 　　1950年10月26日，志愿军首次与美军作战，美军第一次得知中国军队在朝鲜的存在。 　　原来，早在中国决定出兵前几个月，美军就已经介入了台湾。看来，美国是不管你中国出不出兵，反正就不能叫你统一。这样说来，咱中国出兵还真没有出错，既然你不叫咱们安生，咱们又凭什么让你安生呢？咱有自知之明，在海上不是你的对手，那咱们就在陆地上较量较量？打你丫的满地找牙。 　　 　　第三个：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没有打赢，最多是个平手。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要是打赢的话，应该是美国投降，递送降表，屈膝低头。现在既然人家没有这么做，那当然中国没有赢。 　　呵呵，对这种人，偶就不好说什么了，要不然，大家会骂偶素质低的。 　　 　　只是，朝鲜战争如同四家搓麻，北朝鲜先是大赢，几乎把对家逼得要上吊，可是转眼之间，一切成就化为了过眼烟云，自己反而被逼的当裤子。（世事浮云苍狗，怎么能不叫人兴起“而今安在哉”之叹啊）。反而是美国一路高歌猛进，就在美国赢的合不拢嘴的时候，中国出手了。中国在这一牌局当中，本来是没有任何资本的。但他一上来，就空手套狼，硬生生的赢来了半个朝鲜。这还不叫赢？ 　　牌局结束，结果其他三方手里，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可中国手里，却硬是比入局前多了半个朝鲜，如果这不叫赢，那么请问各位，这叫什么？ 　　 　　第四个：朝鲜战争没有打出国威军威。 　　平心而论，这个问题比上一个还要幽默一点。国威军威，是你说没有就没有的吗？ 　　朝鲜战争前中国的情况，偶不说，大家也清楚。譬如抗战胜利后，英国对老蒋收复香港的建言不屑一顾，越南本是中国军队解放，却被法国强占、美苏合谋分裂中国，致使外蒙独立等等，这些远的咱们就不说了，光说中国参战之前。记得美国参战后，周总理数次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美国人是什么反应？他是嗤之以鼻的。美国政府和军队中没有人相信中国会出兵，把周总理的警告当做是讹诈。于是彭大将军率众入朝，恶战三年。 　　多年后，美国又在越南闹事，中国依旧发了个警告，不许美国越过北纬17°线。各位看官，大家猜猜这次怎么样了？按照一位美国人的话说，美国政府“象遵守自己的宪法一样遵守了中国人制订的规则”。这不是国威军威是什么？ 　　 　　可这位说了：那时，航空技术发展了嘛，美国的飞机从来都是飞过去搜索和轰炸的，美军战机的轰炸，是二战中美英战机对德国轰炸的三倍以上。美国的飞机还飞到了中国边境，都挨着北回归线了；而且美国的本意并不是去征服占领越南，而只是去制止北越战争的，为啥要按中国人的逻辑烦劳美国大兵费那个力气去钻那越南荆棘的灌木林陷那越南泥泞的沼泽地呢？ 　　 　　说的好啊。航空技术是发展了，但您也别忘了，能够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的，还是陆军。那时的航空技术比91年海湾战争如何？比阿富汗战争如何？比伊拉克战争如何？您只要说出这几次最现代化的战争中有那一次不是依靠陆军取得最后胜利的，偶就认输。 　　 　　还有啊，您大概是不知道美军（当然，是陆军）入侵柬埔寨的事情，要不然您也不会这么说。美军为什么入侵柬埔寨？因为胡志明小道有一段在柬境内。美军为什么要在柬境内去打胡志明小道？是因为美国陆军不敢越过17°线来打北越的那段。 　　 　　另外，您说美国不是去征服占领越南的，而是去制止北越战争的，所以不必去派美国大兵钻灌木林。呵呵，您可真幽默。照您的说法，美国也不是去征服占领朝鲜的，而只是去制止北朝战争的，但偶就不明白了，他干吗要派美国大兵去爬那朝鲜的崎岖山道呢？ 　　好了，偶就说这些了。都是东拉西扯的一些玩意，入不得方家的眼睛。大家凑合着看看吧。呵呵

安替 · 发表于 18.9.2005 22:03:45

再转一片很值得一读的文章，与朝鲜战争无关，但是为了忘却的历史 甲申再祭 　　　　　　　　　　　　　　　　刘亚洲　　　　　　　 改变未来的选择需要从改变历史入手――自题　　 又逢甲申。　　 三百六十年前，公元１６４４年，农历甲申年，中国天地大变。一个旧王朝死了。一个新王朝刚从母胎里生出来也死了。一个更新的王朝跃上了历史舞台。这个王朝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他们自己。我们今天的一切都与这个王朝有关。　　 六十年前，公元１９４４年，郭沫若在延安写了《甲申三百年祭》，那时已是革命胜利的前夜，这篇文章对中国××黨夺取全国政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澤×相当看重这篇文章，把它奉为黨内整风文件。今天读《祭》文，有褒亦有损。褒，它促使我黨吸取了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损，它鞭笞的是封建之尸，宣扬的还是封建之魂。文笔顺，动机也纯，唯立意矮了三寸。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前人，连毛澤×也不能免俗呢。毛澤×从西柏坡进北京的时候，一只脚踏进吉普车，兴冲冲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今天是进京赶考啊。我们决不做李自成。他说：“还有殿试呐！”毛澤×虽然是开玩笑，可还是反映了他心灵深处的暗影。我们××黨人不能做李自成？仅仅不做李自成就行吗？我们不仅不能做李自成，我们谁都不能做，只能做自己。××黨是人类之旗，在漫长的封建长河里根本没有参照物。事实上，我们当然没有做李自成，但我们的脉管里有李自成的血，“赶考”能打满分？进城后，运动蜂起，争斗惨烈。革命吞噬革命。人民專政人民。神州又一次“陆沉”。这种情况直到鄧小平时代才结束。　　 甲申年对中国人有特殊的含义。重温甲申，心中犹有万马奔腾。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想说：一切当代史都很难跳出历史（一切当代史都会对应历史）。为了明天而逼近历史。遂有此文，再祭甲申。　　 一、合格的领袖　　甲申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历史就是领袖的历史。也就是说，纯粹是英雄的历史。当我们说人民创造历史的时候，其实是说人民的代表——英雄——创造历史。在西方，在英国资产階級大革命前，其历史也一样是领袖的历史，但自那以后就渐渐不再是了，今天尤其不是。中国没有宗教。中国真正的宗教是儒教。儒教不除，君主坚挺。一个人的历史就是全部历史。全部历史就是一个人的历史。我们民族总是格外需要领袖。　　 １６４４年，中国有四个皇帝：顺治( 其实是多尔衮) 、崇祯、李自成、张献忠。哪一个是合格的领袖？历史这个女人只对合格的领袖敞开怀抱。不合格者是为优胜者扫平道路的。如果把甲申年发生的一切看作是一场历史的交媾的话，那么不妨可以这样比喻：崇祯把房间打扫干净，李自成把床铺好，张献忠替人家宽衣解带，最后多尔衮兴冲冲地云雨巫山。　　崇祯皇帝显然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统治者。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一个朝代。朱元璋家族的血统中有着最无耻的基因。崇祯皇帝的名言是：“朕非亡国之君。”他怎么不是？他扎扎实实是亡国之君。明朝亡在他手里是历史的必然。亡得应该，亡得毫无悬念。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而崇祯皇帝是以毁灭人才亡者。通览晚明史，我只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崇祯皇帝仿佛与他手下那些人才都有深仇大恨似的，非要把他们置于死地而后快。　　 征战天下的战略就是重用人才的战略。明虽亡，仍人才遍地。今天中国虽饱经了磨难，仍人才济济。关键是怎么发现和使用他们。同样是一批人，在崇祯皇帝手里是亡国之臣；在李自成手里是阿谀奉承之臣；在多尔衮手里却成了开国之臣。这个事实，三百年以降，仍极具警醒力。　　数千年来，中国的社会形态不仅是“人治”，而且是“一人治”。朕即天下。“一人治”下，人才愈多，天下愈稳。崇祯为什么不学刘邦、李世民，管他视人才为奴才也好，或视奴才为人才也好，总是源源不断地开发，使江山长治？这便是崇祯皇帝的性格了。他的性格决定他的命运。他的命运决定民族的命运。他把自己当天才，把臣属当庸才。然而不幸的是他自己偏偏是个庸才。二流的领导不敢用一流的部属。崇祯充其量是个三流货色，敢用谁？人才不用，国家必亡。　　崇祯为什么不能用人才？史载：“帝刻忌。”何谓刻忌？猜忌和嫉妒，再加刻薄。他拥有世界最大的帝国，心却比针尖还小。有两点可以说明：一、他不敢负责。李自成兵临城下，有人建议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援京师。此举意味着放弃辽东。崇祯皇帝明明想这么做，而自己偏不说，要让臣属们说。臣子们早看透了这一点，偏不说。最富于戏剧性的一幕是，崇祯召一个大学士商议此事，大顺军的炮声已在西直门外隆隆响起。崇祯说：“今事已急，此议如何，你说一句话就可以定夺啦！”那个大学士跪在地上，不发一言。崇祯追问再三，大学士始终像个哑巴。崇祯皇帝一跺脚，回后宫去了。须臾，城破。二，崇祯具有深刻的农民性格。这一点无疑是朱元璋血脉。“东事”和“剿匪”都需要钱，前方再三告急，崇祯甚至打算借民间一年的房租，结果全国怨声鼎沸，骂崇祯皇帝是“重征皇帝”。他没有钱吗？李自成破紫禁城，打开皇宫藏钱的地方，不禁惊呆了。库中“有镇库银，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有许多金银都发霉了。如此巨大的积蓄，何愁发不出军饷？李自成吃了个饱。　　人才中不乏天才。崇祯更不敢用天才。袁崇焕就是天才，所以才死得那么惨烈。史载，袁崇焕对崇祯皇帝说：“予我钱粮兵马，我一人足以守辽。”多豪迈！崇祯无语。他为什么无语？他阴暗的心里那一刻飘过什么呢？我觉得那一刻他肯定生出了一丝嫉妒心。我就不信崇祯后来能被皇太极那么拙劣的反间计瞒过，磔袁督师于市。根据崇祯的性格，我敢说他可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嫉妒。中国人也最不缺嫉妒。培根说嫉妒是“凶眼”。崇祯皇帝就拥有这样一双凶眼。弗洛伊德讲，人的嫉妒心是天生就有的，但是西方文化克制这个东西。《圣经》中明确把嫉妒列为七宗罪之一。中国文化则放大了这个东西。西方文化是制造天才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扼杀天才的文化。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扼杀天才的历史。思想压抑、嫉妒杀人。每个人都是嫉妒者，每个人又都是被嫉妒者。在中国，思想或行为出众者，要么一棒子就把你打回去，要么你得具备权势背景。中国文化告诉我们，离天才一定要远，因为天才是要伤人的。天才总是得不到同时代人的原谅。人们从不赞美活着的天才，而只赞美死了的天才。离统治者越近，天才越不幸。　　张献忠的嫉妒心也很强，包括嫉妒知识分子，嫉妒人才，但他有一点比崇祯皇帝强：招数使在明处，不像崇祯那样偷偷摸摸的。张献忠在四川称王后，开科取了第一任新科状元。其人才华横溢，张献忠整天让他不离左右，时刻垂询，可没多久却又杀了此人。有人问其故，张献忠捋着大胡子说：“我太爱这小子了！”嫉妒在中国人身上，决不止于心理的冲动，而是经常表现为嫉妒的行为，表现为实际地迫害他人，乃至杀害他人。　　扼杀人才，扼杀天才，必然鼓励狗才。天才孤傲地守着自己的信念，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地狱。袁崇焕被凌迟时，北京老百姓把他的肉吃了个干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天才者的地狱。狗才欢快地守着主子，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天堂。狗才有三个突出特点：一、向上爬。“哪里有向上爬的动机，哪里就有吹捧。”( 斯坦格尔语) 二、向上告密。嫉妒者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三、造谣中伤。被造谣者只有掌握了权力，造谣者才会把嫉妒变为恐惧，把仇恨变成崇拜。中国人自古以来只崇拜权力，不崇拜天才。　　李自成是一个合格的领袖吗？答案是否定的。他的悲剧不在于他输了，而在于他差一点赢了。他当然是英雄。人们成为英雄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是因为历史的误会，有人是因为历史的巧合，而李自成成为英雄是因为历史的无情――先对他有情，继而对他无情，因此他特别令人同情。在李自成牺牲三百年后他的遭遇还那么强烈地撞击着一个旷代伟人的心。李自成的铜像今天就寂寞地耸立在北京城北边，那是他进京的方向。他已经被人们写滥了。但人们尚未发现的是，他输在同他的对手崇祯皇帝一样的弱点上：农民性格兼小家子气。历史再无情，也是由他本人书写的。在中国，农民性格毁掉了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包括毁掉了发誓不做李自成的人。农民问题是我们今天依然要面对的问题。中国自古奉行小自耕农本位，大地主很少，因为中国反对土地兼并有两千年历史，地主不能成为决定因素。小自耕农以家庭生产为主，没有剩余资本，纵有剩余劳力，也无法输出，这就是中国没有工业的主因。穷人喜欢骂富人；富人又喜欢骂更富的人。农民就在这种低层次上可劲儿地徘徊。李自成进北京后，完全是一副庄稼汉作派。国家已是他的了，可他还要敛财。一如崇祯，国家已不是他的了，还要敛财。李自成全盘接收了崇祯的国库不算，天天还要对达官贵戚们严刑考掠，搜刮金银。大顺军从进京到离京，一共四十二天时间，几乎天天要把大量的金银运往西安。吴三桂起兵后，李自成亲征山海。大顺军精锐悉出。可这些远征军战士居然带着大包小包去打仗。何物？全是劫掠来的珍宝。还带着女人。闯王进京的目的就是为了捞一把呀。他根本无意在北京建都。他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他的眼光只比项羽前进了十公里。　　李自成一生都在战场上驰骋，可是他最大的对手却是他自己。他没有改变自己，因此他也无法改变世界。他的战场是如此辽阔，他的胸襟却如此狭小。有趣的是，他和崇祯皇帝一样，也是一个妒才嫉能的人。他杀李岩，与崇祯杀袁崇焕异曲同工。宋献策送给他的图谶“十八子，主神器”，明明是千年前李存勖[ 注: 李存勖，李克用之子，后唐的建立者。他本是沙陀人，因其父子镇压黄巢有功，被唐王朝赐姓李。后唐建立前，李存勖着人编写了拥戴自己登上皇位的图谶。]炮制的东西，却像梦魇一样死死地缠绕着他的心。李岩亦姓李，也是人才，近乎天才，他便举起了屠刀。李岩不过是常对他提点不同意见，便不能容。在中国，每一个想要提不同意见和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最后都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提不同意见，是在举国皆奴中成为自由人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提不同意见，就是对狗才宣战，但往往失败。要想生存，就是要把自己的真面目包起来。“古今中外，只有中国的脸谱多，令外国人叹为观止。”杀李岩，牛金星起了重大作用。这应了鲁迅的一句话：暴君统治下的臣民，可能比暴君更残暴。幸亏李自成失败了。如不失败，大顺王朝不会比大明王朝好到哪里去。总得有人失败，否则，在專制道路上会人满为患。　　农民的革命性甚不坚决。李自成也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逼反吴三桂后，李自成决意亲征。宋献策和李岩都劝他不可贸然出征，说：“皇上去于皇上不利，三桂来于三桂不利。”他执意要去。但他嘴上说打仗，心里还抱有幻想。首鼠两端。既不坚定，又有欲望。离开北京时他带了两个人，一个是吴三桂的父亲，一个是原山海关监军，吴三桂的朋友。此举说明，他还想招安吴三桂。李自成优柔，吴三桂果断，多尔衮更果断。碰撞的结果自然可知了。打则打，和则和。打了就不能和，和了就不能打。失了身就不要立牌坊。过高的欲望必须克制。短期内巨大的成功挑起了李自成天一样的欲望。从这个意义上讲，短期内的成功也许不是成功。　　张献忠似乎不值得多说了。他不是人，近禽兽。他已然变态了。他的变态因绝望而起。大明王朝被昔日伙伴李自成推翻。清军又席卷中原。天下无论如何是论不到他坐了，不免自暴自弃。张献忠在四川的暴行，千年的岁月也冲刷不去。２００２年我到成都任职，成都附近某县基建，挖掘出近万具白骨，据考证也是张献忠所为。甲申年十一月初十，大西军驱赶人们到成都东门外九眼桥屠杀。当刽子手将要举刀时，迅雷炸响三声，张献忠怒斥苍天：“你放我到人间来杀人，今天为什么用雷来吓我？”命令士兵驾起大炮，对天空连放三炮。这一天，被杀者无算，尸首塞满了河道，九眼桥也因此而折断。张献忠军每屠杀一个地方，都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说明他变态最好的例证是这么一件事：打下麻城，他把妇女的小脚砍下来堆成山，带着他最心爱的一个小妾去参观。小妾笑着说：“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也不过了。”张献忠笑咪咪地说：“你的脚就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山尖”上。张献忠说: “不亦快哉！” 　　甲申年明清鼎革战争中，中国唯一合格的领导者是多尔衮。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口号叫“振兴中华”，多尔衮就是振兴中华的功臣。多尔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虽然他不是汉族人的骄傲。满清入主中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拯救了中华民族，不过不能说它拯救了中华文化。世界古代四大文明，今天均不复存在。埃及人和希腊人都不是过去曾经创造了文明的那个原住族。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恰恰是少数民族一次一次给汉族输入新鲜血液。少数民族主要来自北方。中国的威胁始终在北方。中国的希望也始终在北方。我做过一个统计，中国古代的皇帝基本都出自北方，哪怕在南方当皇帝的籍贯也在北方。建都最多的地方是陇海铁路沿线，也就是在今天的河南或其左近。河南是汉族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可现在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全国人民揶揄河南人民。河南人民怎么了？没有河南能有中国吗？　　在朱元璋家族手里，汉民族已经烂透了。明朝哪里出现过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封建之树常青。中国已成死水。死水只有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变臭，变烂。一切都逼近绝境。就在这个关头，英姿勃勃的多尔衮登场了。满族人具有极大的进取心。他们在关外的日子过得挺滋润：沃野千里，牛羊成群，政治清明，军队剽悍。但他们没有满足于此，把目光投向中原。中原到手后，他们的步伐仍没有停下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注视着远方。和成吉思汗一样，八旗铁骑几乎把冷兵器时代的征伐演绎到了完美的极致。多尔衮及其后代对中国历史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国家的完全统一。直到今天，我们还享受着睿亲王留给我们的这一笔丰厚的遗产。清朝接手明朝时，明朝只剩下三百五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没有多尔衮，今天我们出山海关就出国了。出嘉裕关也一样。中国领土在满清人手里翻了三倍还多。清朝留给民国的领土是一千一百万平方公里。　　明朝是个大国，但汉民族是个弱势民族。清国是个小国，但满族是个强势民族。强势民族最醒目的标志是，它的心胸非常开阔，什么好的东西都可以接受。因为开阔而虚心，又因为虚心而开阔。它像崇拜自己的祖先一般崇拜汉文化。梁思成先生当年曾陪同一位苏联建筑家参观故宫。面对金碧辉煌、气势磅礴的皇家建筑群，那位建筑家说：“我禁不住要跪下来了！”想必多尔衮在踏进紫禁城的那一瞬间，也会生出同样的感觉吧，否则你就无法理解他和他的子孙为什么那样如饥似渴地学习汉文化。满清开国，面临的问题是汉化。满清亡国，面临的问题是西化。开国的摄政王汉化成功了，实则是失败了。亡国的摄政王西化失败了，实则还是失败了。 [注: 有清一代，一共出了两位摄政王，第一个是摄政王多尔衮，第二个是摄政王载沣，末代皇帝溥仪之父。故有谚曰：“成也摄政王，败也摄政王。” 　　满清从不拒绝在他们看来是优秀的东西，这正是他们强盛的原因。在所有的优秀东西中，他们最不拒绝的是人才。这有点像今天那个最强大的、称霸全球的国家。　　它如大海吸百川般地吸纳全球人才，特别是中国的人才。现在，一流的人才在国外，二流的人才在沿海，三流的人才在机关，搞腐败。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籍。目前在许多西方强国都可以组成北大、清华的尖子班。中国缺乏人才吗？否。中国缺乏容纳人才成长的土壤。明朝也一样。崇祯自毁长城。清朝皇帝像重视生命一样重视人才，包括重视敌人阵营中的人才。锦州总兵祖大寿曾杀死无数清兵，投降后又逃跑，十年后再降，皇太极仍能容忍，使用。器量如海。难怪无数人才死心塌地为之卖命。此种宽容大量，不要说朱明王朝差远了，就是李世民也要自叹弗如呢。多尔衮又在皇太极之上。吴三桂来降，多尔衮立即给了他与自己平等的待遇——封王。今天读史至此，我辈仍觉惭愧。我曾去过满清的发祥地赫图阿拉城（在辽宁省新宾县），城廓狭小。可此地怎么能养育出心比天高的爱新觉罗们呢？入关前，他们活得再有滋味，也不过是解决了温饱。史载，山海关大战前，清军驻欢喜岭，战前吃的是菜肉包子。即将投入一场决定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大决战，当是饱餐士卒，肯定拿最好的家当，却不过是菜肉包子，可见平时他们吃些什么。但就是这些视菜肉包子为佳肴的人，竟有气吞宇宙的气概。　　赵无眠认为满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朝代之一，此说虽有争议，但不争的是，清朝十三个皇帝在帝王群中是排名靠前的，尤其与明朝十三帝比。爱新觉罗氏品种优良。朱氏残次。爱新觉罗氏中佼佼者首推多尔衮。努尔哈赤有军事天赋，皇太极有政治天赋，多尔衮兼而有之。今天回顾甲申年历史，我们清晰地看到，在多尔衮身边簇拥着一个人才班子，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精英群。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当今世界强国的政府也有这样一个精英群。它是靠制度确保精英登上政权的宝塔尖的，多尔衮则是靠感觉把精英们拢到宝塔尖的。两个相隔数百年的精英群都具有一些共同特点：①有一条连续、完整、清晰的战略思路。汉朝对匈奴的胜利固然有刘彻的决心，霍去病的豪情，张骞的顽强，李广的勇敢，但最重要的却是战略思路完整而有延续性。战略的较量有点像武林中高手过招，在凝神运气之际胜负已分，甚至不必刀刃相交。“９·１１”事件之后，那个国家迅速抓住这一契机，一举突入中亚，控制了彼得大帝做梦都想染指的地方，这绝不是临时即兴发挥，而是有着非常长期的战略研究和准备。②不犯错误，少犯错误，犯了错误能及时改正错误。而缺乏精英群的国家则很容易犯错误，常犯错误，犯了错误还不知道改正错误。两个精英群的不同在于他们的结局：那个国家的人才始终是人才，在朝在野都是人才。中国历代统治者包括多尔衮在内，对待人才的态度就像对待厕所一样，需要的时候上一下，方便完了就完了。所以中国的厕所都很脏。　　多尔衮的聪明使他拥有了巨大的人才库，而人才库又使他变得更聪明。多尔衮的每一个举动都闪烁着睿智的光芒。他受封“睿亲王”，当之无愧。甲申年，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签收的是怎样一个巨大的摊子呀。你看他，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帷幄中迭出妙策。仅用人一项，就不知超出崇祯千万倍。吃掉中国后，他脚下不仅匍匐着汉人，还有蒙古人、回人、藏人。清朝分而治之，分而用之。对藏族人，用宗教。你不是信佛吗？我在承德给你建庙，全部仿造拉萨的气象，请喇×来当大爷。对蒙古人，用婚姻。你不是不安份吗？我把所有的皇女都嫁给蒙古的王子，她们生的儿子，都是我的外甥。你长大了，会造舅舅的反？　　对汉人，那就不客气喽。汉人远没有蒙古人和藏人那般幸运。多尔衮对汉人用了两手，两手都很硬。一手是把汉族的儒教神圣化。多尔衮进关不久就演了一出祭孔的剧目。接着兴科举。他知道汉人有个毛病，就是好做官。我给你做官的希望，你就会服服帖帖的。另一手是镇压：杀人，剃发，换衣冠。这又是对儒教的强奸。儒教的先师讲过，头发肢体受之父母，不可动。我偏动。满人剃发，前额不留发，为的是在纵马奔驰和射箭时避免散发遮住视线。而颅后一条粗大的发辫，露宿时可做枕头。汉人剃发，则纯粹是亡国，不，纯粹是亡种的象征。最彻底的征服是心理的征服。外表的变化对一个人的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一个男人来说，剃发近乎于阉割。在某种意义上远甚于身体的死亡。多尔衮的剃发令实则是一种精神凌迟。三百六十年了，我们汉人的伤口还在滴血。在中国境内，只有一个民族必须剃发，那就是汉族；只有一个民族必须改换衣冠，那还是汉族。多尔衮敌视汉族人的心态与他崇拜汉文化的心态同样强烈，却又出色地统一在一起。今天，汉族成了全球唯一没有民族服装的大民族。前不久在上海亚太经济组织会议上，全部领导人都按东道主的服饰穿着，被称作“唐装”。那是什么“唐装”？那分明是满洲的马褂嘛。旗袍和马褂是多尔衮留下的纪念碑。　　二、机会与机遇　　最不容易得到的而又最容易从指缝中溜走的，是机遇。机遇就像个小偷，来的时候无声无息，走的时候你却损失惨重。一个民族的生命固然漫长，要紧处也就那么一两步。　　我个人理解，机会和机遇听起来相同，其实有区别。前者小，后者大。前者往往是由英雄来把握的，后者则需要人民、甚至需要文化和历史来把握。甲申年，崛起的满清王朝同时面临着机会和历史机遇的挑战。它极好地把握了前者。　　谁掌握了胜利谁就掌握了历史。谁掌握了机会谁就掌握了胜利。纵观古今中外历史，伟人所以称其为伟人，就是抓住了机会。机会是一个区别英雄与狗熊的台阶，上一步什么都是，下一步什么都不是。看似一小步，往往需要一辈子的苦功来走。英雄人物对机会的把握，恍如精彩的一击，却用的是一生的心血。　　李自成起陇亩，不读书，凭着直觉闹革命。他对机会的把握向来问天。崇祯元年元旦，大雪，李自成与几个穷哥们在山中饮酒。兄弟们推自成为首造反，道：“或取皇帝，也未可知。”自成说：“当问天。”取一支箭插雪中，深深一拜，曰：“若可作皇帝，雪与矢齐；不然，则否！”结果，漫天大雪飘然而下，雪没过箭羽。自成大喜，遂起。十余年后，他进北京。在承天门也就是今天的天安門下，他又问天。对准承天门的匾额张弓搭箭，道：“若射中‘天’字，便坐稳天下。”结果不中。一头一尾，两次用箭，说明他的思想还停留在朴素的初级阶段。　　李自成占领西安后，成立了大顺政权，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此刻，明王朝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他的对手是谁呢？就是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洲人。只有满洲人的力量可以使李自成的事业发生重大逆转。一如今天，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那个当今块头最大的家伙――的力量能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发生重大逆转，其他国家都办不到。甲申年的李闯王需要什么？时间。今天的中国需要什么？时间。倘若李自成不要急于北上，把北京留给崇祯，其实也是把从山海关到大同、宣化一带的长城防线留给多尔衮。尤其是山海关，从明初起到今天已修了二百多年，固若金汤。更有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实为天险。甲申年以前，清军四次入关，都是从山西、蒙古、河北等地破边墙进来的，饱掠之后又循原路退出，不敢久居，就因为山海关横亘。没有山海就没有中原。李自成应当在西安把屁股坐稳。取了关中他处于多么有利的位置呵。刘邦和李世民在向他招手。百二秦川，金城千里，那是古中国的天府。李自成又是陕西人，在桑梓无疑魅力无穷。经营好根据地，再争雄。那时中原鹿正肥。　　甲申年的西安弥漫着一股浮躁的空气。轻易到来的胜利使李自成丢掉了耐心。耐心是伟大的东西，但它看上去平凡，是一种伟大的平凡。谁有耐心谁就会成功。皇太极的耐心是相当出色的。几次入关，他的马首都曾叩北京。八旗士兵们肯定不止一次在北京灰色的城墙下咽下口水。许多臣属都劝皇太极拿下北京，但皇太极谆谆开导他们：明朝是一棵大树，根深叶茂，现在以我们满清的力量，还一下砍不倒它。取了北京也没有用。我现在带你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棵大树的枝蔓一根根砍掉。今天砍一根，明天砍一根，天长日久，它就成了枯干。最后轻轻一推，便轰然倒地。皇太极这一番充满哲理的话已和他的英名一同载入史册。皇太极要的不是一座北京，他要整个中国。历史也正是按皇太极的预测亦步亦趋。李自成如果有皇太极一半耐心，大顺军就可能统一黄河和长江流域。彼时满清若再问鼎中原，成本必大不同。　　李自成对机会的把握停留在初级阶段，满清王朝对历史机遇的把握也停留在初级阶段。当我用中国眼光来审视甲申年时，我为中华民族的幸运而欢呼。当我用世界眼光来审视甲申年时，我又为中华民族的不幸而嗟恨。正是在甲申年，在世界另一端的英国，克伦威尔率领着国会军在马斯顿草原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次战役是英国资产階級革命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崇祯皇帝自缢五年后，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走上了断头台。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东西方先后有两位大国的君主走向死亡，可他们的死亡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西方资产階級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中国却又一次以暴×取代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讲是没有历史的，因为它只不过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能从中产生，所以说它的历史是一个平面圆圈的循环。西方则跳出了这个圆圈，步入了波浪式上升的轨道。甲申年，正是西方步入这个轨道的标志性年份。中国落后于西方自此始。至郭沫若写那篇著名的文章时，西方无论在政治文明、经济制度和技术上，均已领先中国三百年。　　我一直有个看法：鸦片战争发生的不是时候。馬克思说鸦片战争有双重性，有消极意义也有积极意义。如此理成立，那么鸦片战争错过了两个最好时机：一是在明朝烂透了的时候。果子烂完了，丢弃算了。那时资本主义进来，中国肯定发生沧桑巨变。第二个时期是满清刚入主中原的时候。那时候它的体内还涌动着原始的激情和冲动，中华文化已经使它醉了，如果一旦出现一个比中华文化更优秀的文化，它会毫不犹豫地弃劣从优。日本人的门户也是被西方炮舰打开的，但日本以一种现实明智的态度去对待西方炮舰后面的文明，举国上下出现了全盘西化的热潮。十八世纪的日本人肯定做得不会比甲申年的满族人更好。不幸的是，鸦片战争偏偏发生在满族已经被汉文化彻底同化之后。满族最后全盘吸取了中华文化，继承了中华文化，但是吸收的却是中华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因此结局也最糟。　　沉溺在封建泥潭中的明朝是不可能自救的，而满清本来可以做到这一点。从他们在甲申年的表现来看，他们对历史机遇有着多强烈的敏感呵。山海关之战就是明证。李自成打下北京，满洲方面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当时清军已出动，准备像以前四次那样，从喜峰口或墙子岭等地破长城，进京畿地区游击。甲申年四月十五日，大军来到沈阳西南一个叫翁后的地方，突然停止前进。原来，是吴三桂派来请兵的使者到了。直到此时，多尔衮才知道北京陷落的准确消息。吴三桂请求多尔衮继续按原来的路线进军，从喜峰口、墙子岭一带进入长城，截住李自成的退路，与关宁兵一齐聚尔歼之。形势变于呼吸间。昨天的敌人变成了朋友。更强的敌人出现了。留给多尔衮的时间只有一日。这是这个年轻人短暂的一生中最长的一日。他果断决定，大军直发山海。他才不会理会吴三桂要他走喜峰口和墙子岭的要求呢。他知道时机天降，来不得丁点犹豫。他决心在山海关与李自成军做正面战斗。当一个国家打败了一个强大国家，它就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翁后决策，饶是大战略家手笔。八旗军如离弦之箭。清军以每天二百里的速度插向山海关，相当于红军抢渡大渡河的速度。而李自成离开北京后，磨磨蹭蹭。北京距山海关四百余里，大顺军竟走了八天，平均每天三、四十里，结果与清军差不多同时抵达山海关。如果李自成早一天到，山海关之战就不是后来那个结局了。在次日发生的决定中国命运的山海关大决战中，多尔衮命吴三桂先与大顺军接战。大顺军越战越勇，吴三桂眼看就不能支。这时候，从海面上突然刮来一阵狂风。此风怪矣！起来的真是时候。且又是对着农民军刮去。后来清朝史籍中把这股风称为“神风”。这股风莫非也是机遇？多尔衮立即抓住这股风的绝好机会，挥军出动。万马奔腾。山呼海啸。农民军被这股遮天蔽日的沙尘吹得闭上眼睛，重新睁开时，忽然发现对手已换成剃光了前额的清军士兵，战斗意志一下就垮了。李自成正立于高岗之上观战，一个和尚告他：“鞑子兵！”自成拨马就走。这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　　机遇就像阳光，它会公平地照在每一个人身上。捕捉机遇就是捕捉历史。满清没有像英国那样走上一条更新的发展道路，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满人有这个可能。汉人则毫无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指责满人，有点无辜。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知彼。甚至到了二百年后英国军舰打到家门口，道光皇帝和他的臣子们居然都不知道英国在哪里。　　甲申年，李自成也输在不知彼上。他对形势的错误判断有相当部分基于此。最患不知彼。只知道自己有多强大，不知道敌人有多强大。特别是，敌人的强大要比我们认识的强大还要强大，事情就不可为了。满清虽然是游牧民族，生产力低下，但战争力不低。游牧民族的战争热情和战争能量整整燃烧了几个世纪，摧毁了三个文明。他们不会种地，但是会发明战争机器。马镫就是中国游牧民族发明的。有了这个小东西，所向披靡，竟骑马打到欧洲去了。萨尔浒大战时，明兵的披甲由藤、皮革或荒铁所制，朝鲜援兵的披甲则是纸做的，少数是用柳条做的，而清兵几乎人人皆披精铁制成的铠甲。除护住胸部和背部外，连头、手臂和脚，都被层层防护，甚至连战马也披甲。由于其甲胄非常坚硬，除非用强弓，否则百步之外根本无法洞穿。萨尔浒大战是万历四十七年的事，到甲申年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了。八旗更精锐。　　大顺军在漫长的革命战争中也炼成了钢铁。秦地是出过“虎狼师”的。大顺军亦是一支“虎狼师”。我举一例：大顺军的战马平时是不饮水的，而是饮血。杀俘虏的血饮马。马饮惯了血，对水不屑一顾。打仗前一天，往往不饮马，让马特别饥渴。上了战场，战马一旦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像狮子一样。骑这种马陷阵，无不克。这种事到今天想起来也令人毛骨悚然。但大顺军仍远不是八旗铁骑的对手。何止不是对手，完全不堪一击。你想，敌人有多强大？当时有人这样称赞八旗兵：“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 　　然而，在郭沫若写作那篇文章的时候，我们不仅知己，而且知了彼。我们比满清幸运百倍。宥于历史条件，满清王朝只能在“坏”与“更坏”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则可以在“好”与“坏”之间做出选择。历史机遇一如向满清招手那样向我们招手。明清鼎革的甲申年，中国既存在着国民道德素质问题，也存在着当权者统治素质问题。到了郭沫若写作《祭》文的甲申年，经过鸦片战争来百年的猛醒，经过先贤们的奋斗，二者都达到古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按说，伟大的民族变革应当到来。　　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个伟大的变革，不过不是在纪念甲申三百年的时候，而是在几乎六十年后，鄧小平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在那之前，我们又一次与历史机遇失之交臂。郭沫若在文章中“祭”的那个亡灵真是强悍，不仅在中国游荡，不仅在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国家游荡，甚至一度完全笼罩了我们北方那个庞大的邻国。古希腊创造了城邦政体。秦王朝创造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体。希腊的影响是世界的，秦朝的影响只能是中国的。那个北方邻国创建了现代集权專制，它的影响也只能是中国的，当然阶段性地它也影响了欧洲东部几个小国家。毛泽东曾担心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那毫无可能。在中国复辟的只能是封建主义。过去是，如果根除不绝，将来也可能是。鄧小平的历史功勋不仅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还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任何进步”的平面循环，使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转到了与世界发展潮流一致的方向。伟大的改革从来都是伟大精神的产物。鄧小平的精神应该被称作中国历史上的“鄧小平元年”。鄧小平改变了我们的内心。内心的变化比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变化更深远。鄧小平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思想才是最性感的器官。　　今天，机遇再次眷顾中国。中国的安全环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好。自秦汉两千年来的历史中，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自鸦片战争一百六十年来，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海上的威胁；自１８９４年甲午战争一百年来，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东北面那个小岛的威胁。二十一世纪，中国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百年和平来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肯定将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们不应该让任何其它因素动摇这座平台。中国百年来的革命再革命，为的不就是寻找一个和平的环境，使自己更加强盛吗？现在这个时机来了，我们要抓住它，不能让它溜走。不能为局部欢呼。心境最重要。我们要善于改变心情。改变心情就改变了世界。　　回到甲申年，满清丧失历史机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要从被它征服和反过来又征服了它的汉民族身上去找。于是引出下一个话题：　　三、一个民族的征服和征服一个民族　　前面谈到，中华文明一经成熟就丧失了活力，开始衰朽。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少数民族尤其是满族立了大功。每一次民族溶和也可以说是民族征服之后，都是中华文明的高峰。但这座高峰，往往是用鲜血铺就的。　　甲申年的历史是用汉民族的鲜血书写的。满清贵族踏着汉人累累的尸体步入他们最辉煌的事业的祭坛。明成祖时曾进行过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为六千万。明末为一亿。而满清入主中原后，到清世祖时又进行了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只剩下一千四百万人了，锐减了百分之八十多。约六千万人民在明清鼎革战争中遭到屠杀。一个小小的扬州，就被杀害了八十万人。满族征服汉族，始终贯彻一个既定方针：屠杀。对蒙古人和朝鲜人却不是这样。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就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为“杀穷鬼”。两年之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如此大规模屠杀两次，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入关之后，也是一杀再杀。直杀得惊天地，泣鬼神。江山在屠杀中改变颜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完全沿袭了满清灭亡中国的方略――战略一致，路线一致，手法一致，连屠杀都一致。南京大屠杀就是“扬州十日”的现代版。　　少时读史，为汉人落泪。长大读史，另有滋味。甲申年的历史为何这么悲？一个大国亡于一个小国，怨谁？军队不可谓不多，武器不可谓不精，地域不可谓不广阔，为什么只会望风退？满清入关的时候，满八旗、蒙古八旗、汉八旗、兵力加起来才十七万人。李自成就有百万大军，更遑论明军正规军。汉人上亿。可就是这十七万人，竟斩关夺将，一路凯歌。他们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最大的奇迹。谈及此，作为军人，我几乎忍不住要对八旗军膜拜和顶礼。与此同时我也痛思，我们的祖先怎么了？如何懦弱至极？　　就在和甲申年同一个时代里，欧洲发生了一件事情：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率大军对荷兰进行灭国性攻击。荷兰极小，抵挡不住，但誓死不降。荷兰人民挖开海堤，引大西洋淹没其国。宁将全部财产和家园毁于海水，也绝不留给侵略者。随即登上舰船出海，漂流远洋，决不屈服。有古汉人之风。古代汉族人是世界最强悍的民族。先秦史是汉族的青春史。翻开司马迁的《史记》，有记载叛徒的篇章吗？据统计，在汉朝时，一个汉兵可以顶五个匈奴人。到了宋朝，情况颠倒过来，一个金兵可以抵十个宋兵。到了明朝，我看一个清兵恐怕可以抵一百个汉兵了。至清末，甲申年几乎和满清同时登上世界舞台的英国的几千人远征军，绕过大半个地球来打中国，清朝有常备军百万，竟被打得叫饶。　　是什么改变了我们？是什么使汉民族变得这么不及格？从理论上说，甲申年我们已经被开除过一次“球籍”了。我们在心灵上已经死了，虽然我们在肉体上还活着。我们输掉的是战争吗？我们输掉的是精神。是文化使我们生存至今，不，苟存至今么？有人曾沾沾自喜地说，没有一个民族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而不被同化，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对此，我要唱反调。何止我，先哲们早就唱反调了。黑格尔说：中国是灾荒亡国。他指的才不是自然界呢。鲁迅也说过中国人是“灾民”的话。中华文化最诡谲之处就在于，它很难死，也很难生。它僵而不亡，亡而不僵。犹太人始终固守了精神上的祖国――犹太教。而我们在精神上早失去家园久矣！我们民族的延续主要靠繁殖后代。梁启超说：“中国人种……世界最膨胀之有力人种也。”我们民族的繁殖力特别强，有数量没质量。每当灭顶灾害到来时，数量往往起决定因素。对汉民族统治最酷烈的清朝使汉族人极大地焕发了生殖激情，二百余年人口翻了好几番，至民国接手时，已是四亿五千万了。就是拿到今天来比，也只有印度才能望其项背。这种繁殖是以退化作为代价的。犹太人两千年前是什么样，今天还是什么样。纵是奥斯威辛的大屠杀也不能对他们予以丝毫的改变。我们则变了，变得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甚至连征服汉族的满清人也变了。清亡时，你到北京街头走一走，到处可以见到遛鸟唱曲的八旗遗老遗少。来自旷野的血性的民族竟被糟踏成这么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唯有郊野中偶尔可见几个旗人在放鹰。从他们豪迈的动作中，以及从猎鹰威风凛凛地捕捉麻雀的动作中，才依稀可见当年努尔哈赤和多尔衮的雄风。　　中国为什么会屡屡丧失历史机遇？如果说满清丧失历史机遇是偶然的话，汉民族则是必然的。鱼从头烂起。最根本的原因还要从源头上寻找，那就是文化。回顾甲申亡国史，一个庞大的民族被一个弱小的民族所征服，其根本原因也是文化。读懂甲申史，你就毫不奇怪我们民族为什么会独步于世界民族之林外面。　　宗教当然是重要原因，但那是另一本大书了。读甲申，与其批判宗教，不如批判儒教。在中华民族所遭受的任何一次重大挫折后面，都可以看到一只黑手，那就是儒教。汉族是在汉武帝手中获得这个名称的，但汉武帝对汉民族又是有罪的。秦王朝如果不颠覆，或晚颠覆，中国也许就不是现在这副德性。秦始皇不容儒。当然，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度又与继承他的那个朝代独尊儒术有着某种血缘联系。鲁迅也不容儒。梁启超、林语堂、胡适，都不容儒。毛澤×也不容儒。他说他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澤×在“文化大×命”中批孔，虽说有其现实的政治动机，可不含一丝文化反思的成份吗？存疑。儒教确立皇权，皇权确立獨裁，獨裁确立專制。專制是战无不败的。甲申年失败就败在这一点上。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奉儒教为宗教的民族则肯定是要堕落的。　　儒教全部学说的核心在于它的“崇圣性”：所有的思想到圣人那儿已经到头，不能再有了。所有的权力到君主那儿已经到头，不能更换。社会只存在着一个思想，那就是君主的思想。只存在着一个声音，那就是君主的声音。在一个国家，某种思想一旦成为“惟一”，而且“法定”，这个民族就休想再有什么想象力和灵性了。美国总统威尔逊曾说：“会思想的人不会行动，会行动的人不会思想。”而在中国，千年来，只有行动，没有思想。如果有，那就是王家思想。有明一代，由于朱元璋的残暴，中国人“惟上性格”发展到了极致。满朝一片恐怖之声。举国皆是精神奴才。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崇祯图强，明为什么偏不强？崇祯要天下稳定，天下为什么汹汹？一亿人的脑袋围着一个人的脑袋转，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全盘汉化的清王朝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比明朝好。它虽然疆域宏大，但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少自由、最少创造力的王朝。　　上个世纪我们北方那个大国的崩溃，就是思想摧残的结果。它解体的直接原因貌似经济的停滞，其实正是长期的思想控制造成了经济的停滞。那个邻国的执政黨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做着一项工作：使人民丧失思想的能力。丧失了思想也就丧失了创造力，甚至丧失了生命力。几十年只能造成二、三代人的智力衰退。几百年呢？几千年呢？思想的专断必然导致权力的专断。在以毁灭思想为要务的时代，思想者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死亡，一是投降。　　在古代中国，国家为一家之国，一姓之国。甲申之际，顾炎武曾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一朝一姓亡是亡国，全民族为异族征服则谓之亡天下。甲申年的历史是既亡国又亡天下。天下人不能为国出力，故国亡。国家不能保护人民，故天下亡。最浅显的道理是，既然国家是你一家之国，我凭什么拼着一腔热血去保卫它？保卫别人的东西？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帝王既视国家为私产，人民也视国家为商品。这一点，从北方大邻国的执政黨的解体上也能得到印证。当执政黨宣布解散时，不但广大群众异常平静，而且广大黨员也异常平静。他们并没有失去政权的感觉。人民无主权，政权难持久。人民不把这个政权当成是自己的政权，而看成是当权者的政权；黨员不把执政黨看成是自己的黨，而看成是黨内当权者的黨。绝大多数黨员看着执政黨被解散，宛如像是别的黨被解散一样。这些人除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外，没有捍卫过别的什么。　　这一点，从明朝皇帝与臣属的关系上得到的印证最无情。明朝最少自由。明朝是一个打屁股的朝代。没有哪一个朝代像明朝皇帝那样喜欢打臣子的屁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廷杖”。一言不合，扒下裤子就打。有时候，一百多个大臣被摁在丹墀下，露出一水的白花花的臀部。棍棒飞舞，鲜血横飞，蔚为壮观。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视臣属为粪土。对最高贵的士大夫的侮辱往往从最见不得人的私处开始。朱元璋绝对有虐待倾向。到了崇祯皇帝，更上一层楼。某次，一个大臣对自己的错误不承认，崇祯大怒，下令就在金銮殿上用刑。几个内阁大臣连忙奏道：“在殿上用刑，是三百年没有的事！”崇祯皇帝说：“这家伙也是三百年没有的人！”几打死。　　明朝对臣属压迫最深，而明朝皇帝的下场也最惨。李自成将要杀入紫禁城时，崇祯皇帝击钟呼唤百官，无一人前来。随他在煤山赴死的只有一个太监。李自成找到崇祯皇帝的尸首后，把它放在大路口，没有一个明朝大臣跑去哭泣，只有一个和尚用麦饭做祭品，吊丧。而次日，李自成下令百官报名出来相见，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跑去了，在院子里站着等了一整天，还没见到李自成和刘宗敏的面。史书谈到甲申年这段历史时写道：“百官皆好降。”为何好降？难道和“廷杖”没有一点关联吗？明朝从朱元璋到朱棣到朱由检，开创了屠杀大臣最多、最惨、最无理、最无耻的先例，明朝大臣也开创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规模集体投降的先例。大臣的气节真的还不如几个粉面柳腰的妓女。　　还有一个事实我注意到了：离專制中心越近也就是离北京越近，投降的大臣越多，尽节的大臣越少。越往北发生的战斗越少，而越往南则战事越烈。明朝人写的书《甲申传信录》中讲：李自成攻北京，明朝守北京的大营兵四十余万，部将数以千计，“临敌力战，死于疆事者仅二人而已。嘻！”北京陷落时，全国官员自杀者中，南方人多于北方人。具体数目如下：浙江：六人。江西：二人。河南：二人。北直隶只有一人。燕赵之地无悲歌。吴越之地有义士。中国的风向肯定是渐渐南转了。大屠杀都发生在南方。我对音乐是外行，但一听到扬州的评弹，我总有一种挥不去的哀戚之感，隐隐听到八十万生灵的惨痛的呼喊。哀怨中有悲惨。悲惨中有哀怨。袁崇焕是南方人。收拾袁崇焕遗骨掩埋的佘姓义士也是南方人。他再也没有回到南方，一直在北京守着袁督师的遗骨，一守就是十七代。　　在明朝受尽屈辱的大臣们到了清朝之后，一个个都焕发了崭新的青春。在与自己同胞作战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气、谋略和聪明才智，真令人叹为观止。真正打下汉族天下的是汉族人。《康熙传》中指出：“满族人在征服中华帝国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由汉人中最勇敢的人替满洲人为反对他们本民族而战。”吴三桂在宁远前线，并没有显出多么强的战斗力，可一旦易帜后，变得像豹子一样凶猛，对李自成军百战百胜。吴三桂一直从东北打到缅甸。他的战功只有也从东北打到南中国海的林彪可与其媲美。洪承畴 [注：洪承畴，曾任明朝蓟辽总督，率十三万大军援救被皇太极围困的锦州，在松山大败，被俘后投降。清军入关时，积极为多尔衮出谋划策，并亲统军队平定江南。] 曾被困松山，一筹莫展，但投降后，妙计倍出。传檄定江南。明朝兵部侍郎钱谦益曾投水自杀，可由于“水太凉”而没有死成，也投降了多铎，做了清朝的官。他和写作《圆圆曲》的吴伟业的文艺创作都在入清后达到了新的高潮。钱谦益曾发明了一件样式特别的外套：小领，大袖。一位江南学者问他这衣服代表哪朝风格，钱谦益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本朝之制，大袖则不忘前朝之意。”那学者讽刺道：“先生真是两朝‘领袖’！”钱谦益受的羞辱太多了，可他仍滋滋润润地活到八十二岁，这说明他在新朝过得相当好。满清对这些明朝旧臣的最高待遇就是把他们统统放进了《贰臣传》。中国第一部史书黄钟大吕。最后一个朝代撰写的史书则饱含激情描写叛徒。非一个叛徒，一大窝也。　　專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我们的文化遗产中，这种由少数人百分之百控制多数人命运的残酷制度既脆弱，又坚强。脆弱是因为其承受不起任何一次外力打击，坚强是因为每当外部打击过去后，它总是枯木逢春。它总是像“一次权力交接仪式，把奄奄一息的專制交给精力充沛的專制。”这就要说到專制下的人民了。專制主义最可恶的一个特点就是愚民政策。要做到这一点唯有高压。高压必造成顺从。顺从必培养奴性。中国的佛教、道教也反智，也愚民，但却不如儒教来得猛烈。儒教已经把中国人培养得有受虐倾向了，并对凌辱有极强的忍耐力。中国人在極權和專制面前是死人。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也是死人。人平时没有尊严，战时也很难有尊严。奴隶在奴隶主面前是奴隶，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就变成主人了？你做梦吧。　　甲申年的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的典型场景如下：一群人站在一起黑压压一片，走起路来整齐划一，喊起口号来震天价响。他们最爱喊的口号是“爱国”和“中国人民受屈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对爱国还是卖国的敏感程度要比对專制还是民×的敏感程度高出百倍。由于近代的屈辱使中国人心理存在着某种“不完整”，所以我们一次次说“站起来了”，正是这种心理的反应。思想看起来比疆域还统一。但一旦敌人来了，大家立即作鸟兽散。明末，清军尚未入关，但几次撕破边墙进京畿骚扰作战。孙传庭 [注：孙传庭，陕西巡抚，曾在潼关南原设伏大败李自成。李自成只剩下十八骑，逃往商洛山中。] 挟潼关大胜的余威，进京勤王。一天，他的部队与一小队清军骑兵相遇了。明军有几千人，用孙传庭的话讲：“俱为身经百战之士。”清军只有几十人，双方隔着一条河。明军叫骂道：“我操你的老婆女儿！”清兵大笑，从军营中拉出近百名妇女，穿红戴绿，指着说：“这些都是你们的姐妹母亲，都被我们操了！”说着就真在光天化日下干起来。同时有十几个骑兵下河向这边渡来，几千明军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跑，被踏死的不计其数。　　專制吃人。人民变成羊。汉民族就是羊。汉民族的膝盖特别容易弯。既容易向皇帝弯，也容易向敌人弯。甲申年，整个中国大地上都飘扬着一股羊的气味。羊群再大，也是羊。狼并不介意它面对的羊究竟是一只还是一群。甚至愈多愈好呢。扬州城破，清军开展大屠杀。扬州顿成地狱。比地狱更难忘的场景是那些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就像一个蒙古兵可以命令几百个波斯百姓互相捆绑起来，然后乖乖地把他们杀掉一样，清兵在扬州也是这样。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 无捆绑) 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不说，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相同的情形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南京，一个师的国民黨部队，遇见十六个日本人的小队，就乖乖投降了。几百个日本兵押着几万名国民黨军俘虏去燕子矶屠杀，这些俘虏连逃跑的勇气都无。一位军委副主席讲：在他的老家山东某县，七、八个日本鬼子来扫荡，三、四万军民在“跑反”。　　为了活命，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愿意把她们的身体献给清兵而换取生命。有的女人在满城的哀号惨叫中精心梳妆打扮，尔后倚门，向清兵献媚。一个清兵士卒说：“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清军令这些妇女全部脱光衣服，押走。直到康熙年间，在宁古塔(黑龙江) 或蒙古附近，有人还看见过这些年纪已大、饱受欺辱的妇女。她们操扬州口音，身穿兽皮。她们悲惨的灵魂至今仍游荡在白山黑水间，我深信。　　曾有一个玩笑，问：猪除了可以吃外，还有什么用？答：可以用来骂人。走笔至此，我突然想，猪比羊出息多了。一个人是杀不了猪的。猪坚决反抗。猪的吼声是绝望而雄壮的。它一辈子只有在被杀时才发出这最后的吼声。杀羊简洁明快。羊知道死期已到，但不反抗。屠户根本不用捆绑，只用手轻轻摩挲羊的头和身子，羊便驯服地躺下。屠户用刀在羊喉咙处轻柔地一抹，血喷出来。羊的眼睛里淌下一行泪水。我们应当学习猪的胸襟。　　專制社会下的人格多奴性，最少宽容精神。奴性越大，宽容精神越少。缺乏互相信任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个源远流长的特点。这样的民族总是怯于公战，勇于私斗。中国的内战是世界史上的奇观。我认为，越是内战厉害的民族，外战越不行。反过来说，越是外战不行的民族，内战越凶。孟德斯鸠讲过一句深刻的话：“统治中国的就是棍子。”有人认为此话有双重含义，一是说明统治階級的残暴，二是说明人民的残暴。这一点，在“文化大×命”中暴露得最淋漓酣畅。“一个民族只要干出‘大跃进’和‘×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该民族就能进入‘耻辱吉尼斯大全’而永垂史册。”可我们干了这两件事还不够。“文化大×命”才走，我们已开始遗忘。“文化大×命”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史，政治史，乃至心灵史，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永远无可回避的话题。潘岳说：“自建国以来我们所搞的一系列‘革命运动’暴露出来的问题与结果是：自己内部培养的精英层几乎全部被打压，中产階級萌芽也被消灭。”正因为中国没有革封建主义的命，资本主义反过来就顶翻了所谓的无产階級。鲁迅说：“中国爱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人斗争，就是不敢同外国侵略者斗争。” 　　中国的汉奸丰富多彩，叫人说不尽，道不完。汉奸在哪里？汉奸在我们心里。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汉奸高潮，一次是在甲申年，一次是在抗日战争中。汉奸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外国主人面前俯首低眉，百分之百的奴性。二是打内战，征伐自己的同胞时显示出无比的英勇。甲申年，清军兵锋已逼近湖北，李自成被追得如丧家之犬，很快就要死在九宫山。可就是在这个关头，镇守武汉的明朝总兵官左良玉还顺江东下，准备攻打南京，美其名曰“清君侧”。南京在什么人手里？南京还在中国人手里嘛。镇守南京的马士英也露出一副汉奸嘴脸，说：“我们宁可死在清人手里，也绝不死在左良玉手里！” 　　清军残酷，汉民族在内战中表现出来的残酷性，不让清军。在扬州、嘉定、江阴这些城市发生大屠杀的同时，在汉人控制的地区也发生了大屠杀。几乎在多尔衮重开科举的同时，张献忠也在成都诡称开科取士，在贡院门口设置长绳，离地四尺，将读书人按名册排列，凡站立起来超过绳索的，都被押到西门外青羊宫杀死。先后被杀数万人，贡院中笔砚堆积如山。张献忠讨厌文人，认为文人奸诈伪善，所以四川的文人差不多被他杀光了。他曾一天内杀了自己二十名文官。有人认为他杀得太多了，他说：“文官还怕没有人做吗？” 　　张献忠不说也罢，可素以军纪严明号称的大顺军，对老百姓又好到哪里去了呢？大顺军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箪壶食浆，以迎义师。一个老农民在城门口拦住几个大顺军战士，絮絮叨叨地向他们讲述自己如何受官府压榨，生活如何凄凉，等等。一个大顺军小头目说：“哎呀，你既然那么苦，何必还活在世间呢？”就把老农杀了。　　今天汉民族变了吗？答案在汉民族每一个成员心里。我们身上仍然烙着甲申年深深的印记。我们民族是否能经得起另一场甲申风暴？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太多的勾心斗角，明哲保身。西方文化重视与自然斗，所以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家和发明家。中华文化重视与人斗，所以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整人高手。中国是告密者的乐园。甲申年，江苏有个曾当过官的人，躲到乡下去教书，在胸前刺了“不愧本朝”四个字，又在左臂上刺“生为明人”，右臂上刺“死为明鬼”。一天，他脱衣洗澡，被人看见，立即向官府告发，被处死刑。南京大屠杀时，日本人抓住国民黨军人后，进行甄别。在押的上万人中潜藏着换了服装的师长、团长。日本人喝道：“谁是当官的？站出来！”顿时森林一般的手指向那些真正的师长团长们。结局是一样的：指认人的人和被指认的人都难逃一死。　　是什么使我们本民族如此相互仇恨和恐惧？我们在这种仇恨和恐惧中消耗了民族精神的大部分资源。中华文化的根是一种低成本生存。什么生命顽强？越低下的生命越顽强，如蝼蚁。越高贵的生命越易折，如狮子。蝼蚁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毁掉了自己，也毁掉了所有的征服者。内战凶猛，还有一个原因是自私造成的。儒家理论看起来最无私的，其实最自私。“君君臣臣”就是“无私”。而專制下，帝王自私，臣民凭什么为公？你经营你的大家，我经营我的小窝。你杀了我，我就是要流血。一个自私的人是不会爱国的。明朝“靖难之役”时，两个大官相约一旦南京城破，就自杀以殉。北兵进城时，城中大乱。大官甲听见大官乙对家人大声喊道：“外面乱糟糟的，你们赶紧把猪栏门关好，小心偷猪贼。”甲苦笑道：“一条猪都这样顾惜，更舍不得一条命了。” 　　中国亡在满清手里是中国的幸运。满清统治了汉族则是满清的不幸。从甲申年汉族的表现来看，这个民族的核心部分早已腐朽变质。它的选择是它的必然。它渴望得到的已经得到了。它必然失去的也全部失去了。性格改变命运。命运改变性格。中国既不能接受自己不能改变的，也不能改变自己不能接受的。既得不到自己所爱的，又不爱自己所得到的。没有任何一种不道德不是心安理得的。没有一个人能听见内在的道德质问。生命的价值低于资源的价值。中国政治内涵于中国文化。一部文明史，本来是人越来越从各种桎梏中解脱出来的历史，因而应当越来越成为人的历史。而我们的文明史，却是越来越把人桎梏起来的历史，因而是桎梏史。中国之落后，实际是一种文化上的落后。文化是一种能力。它强大，却容易被人忽视。文化是社会的镜子，而未来则是文化的镜子。

steve2046 · 发表于 19.9.2005 16:05:54

和你这种白痴简直无法讨论问题,除了满口脏话其余的就是语无伦次.你的整篇文章只能说明你的无知和素质低下. >>先谈朱成虎。朱说过要和美国打核战了吗？他说的是，如果中国武力收复台湾，而美国主动攻击中国本土或者中国的军舰战机等军事目标，中国将以核武器回应他。这是中国政府通过非官方途径说明自己的底限，那就是，如果中国被逼对台动武，而美国军事干涉，那就有可能引起核战。这个事很正常的逻辑，中国目前的常规军事实力无法与美国抗衡，但是如果台湾独立，中国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中国必须有所行动，要么就是用核弹唬住美日台，阻止台独一意孤行，要么就是在台独成为事实的情况下武力收复，但是用核武器作为威胁，防止和美国发生一场不可能赢得战争。台湾是中国的，丧权辱国丢土失地的事情中国人是不能允许的。>> 朱成虎这还不叫说打核战吗?我到有些奇怪你的语文理解能力了.举个例子:你和你妻子离婚了,人家不愿意回来.你强迫你妻子回来,邻居来阻止.你就大放撅词说如果有人来管,你就抱个煤气罐去人家里和人同归于尽,并且没经过任何表决就说可以把自己整个楼的居民让出来给别人炸掉.你认为这不叫无赖和无耻?也许你不以为然,那只能说明你也是个无赖. >>台湾是中国的，丧权辱国丢土失地的事情中国人是不能允许的。 还是劝你多读读历史,虽然很多中国大陆的人希望台湾回归但总归还是要由人家台湾人自己来决定.经常说什么台湾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我到要问问自古到什么时候?秦统一中国设天下36郡后扩到42郡,其中就有象郡,也就是现在的越南.元朝时呼必烈还打到多多瑙河流域.那是不是今天打完台湾,明天还要打越南和打到欧洲呢?那可也自古是中国一部分啊! >>美国占领中国？只会把中国绑上对抗俄国的战车！ 哈哈你这话说的更是搞不清头绪,你以为抗美援朝就不是苏联把中国绑上对抗美国的战车了? >>秦唐是外族入侵？即使李家有外族血统，但是他们在掌权前已经被完全汉化是不争的事实，他代表的是彻彻底底的汉族地主阶层的利益。秦是外族？那请问当时那一族算是内族？ 回去读读书,看看当时的中国指的是哪里?秦算不算是外族.这类基本问题懒得给你扫盲.另外说下清朝入关后也基本被汉化,代表的也是广大汉族地主阶层的利益! >>狗屁！元清盛世？那你知不知道你的成吉思汗灭绝了中国北方90%的人口？你知不知道努尔哈赤杀光了辽东人？蒙古入侵造成的人口损失我手头没有具体数据，但是鞑子兵入关造成了中国人口80%的流失，中国由明末的一亿人口到清初的1800万，这就是你所希望的异族入侵，血淋淋的史实，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面对刀枪的江南义士死伤远甚面对日军刺刀的南京。 对于这些更不清楚你要说什么?首先你肯定他们是中华民族不?他们要是中华民族就不算之为异族入侵了吧?那只能说是中国人杀中国人.你要不说他们是中华民族,那就更麻烦了.蒙古和东北自来就不是中国的土地,那蒙古独立岂不算正常.东北是不是应该说是被中国侵略呢?象你那么爱国的人怎么不去大喊打到东北去为成吉思汗灭绝了中国北方90%的人口报仇?前阵还在播康熙帝国,雍正王朝等电视剧,按你的理解那岂不是颂扬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殖民统治了? 对于你这类无知小儿无须更多辩驳,中国人民之所以一直不能过上好日子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么多无知并且自傲自大,强拿无知当个性的废物!根本不知道体恤老百姓的痛苦.为了自己一私欲,面子,地位.拿千千万万的生命当作试验品.按照你的逻辑,中国统治者杀老百姓可以随便杀,但是无论什么原因死在外国人手里一个就是出了天大的大事!你那么爱国?你现在干吗还在国外?你应该响应国家号召去大西北最苦的地方支援国家建设.甭一天假惺惺的一边吃着面包黄油一边空喊爱国! 爱国爱的是人民,不是爱的是政党!

SilverNote-害怕 · 发表于 19.9.2005 20:59:19

steve2046: >朱成虎这还不叫说打核战吗?我到有些奇怪你的语文理解能力了.举个例子:你和 >你妻子离婚了,人家不愿意回来.你强迫你妻子回来,邻居来阻止.你就大放撅词说 >如果有人来管,你就抱个煤气罐去人家里和人同归于尽,并且没经过任何表决就说 >可以把自己整个楼的居民让出来给别人炸掉.你认为这不叫无赖和无耻?也许你不 >以为然,那只能说明你也是个无赖. 你这个话说得极其不通 1。你和你妻子离婚了,人家不愿意回来.你强迫你妻子回来。 和台湾问题完全不同啊？世界上决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一个中国，而且成增加趋势。 包括美国自己不也公开承认一个中国吗？按你的话说，这个邻居承认别人有婚姻 关系，他又不是警察，但又要来捣乱。不是很叫人讨厌吗？这不是无赖是什么？ steve2046，你怎么举这么糟糕的例子？ 2。你就抱个煤气罐去人家里和人同归于尽。 大染坊里面有句话："这群无赖，逼着好人非跟他玩命不可"。没办法啊，无赖兄 弟伙多，势力又大，武器还好，就不让你过好日子。无赖只怕煤气罐，好人有没 有别的有效武器，只好拿煤气罐拼命，结果好人居然变成了流氓。 3。并且没经过任何表决就说可以把自己整个楼的居民让出来给别人炸掉。 这句话是说，如果美国进攻，中国会不怕牺牲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个声明不管哪 个国家都不需要投票表决。说出西安地名只是一个比喻而已。当然属于被牺牲那 部分城市的朋友会觉得难受。但没必要阿，美国要打中国，攻击目标不是中国的 将军说了算的。steve2046，你要让那个城市不被炸，要去要求美国人投票表 决才对，怎么会不让中国人说话？ ------------------------------------------------------------------------------------- steve2046 讲话处处是朱成武 "大放厥词"，无赖之极云云。 也不敢苟同，关于朱成武虎的讲话 1。如果美国军事干预中国内政，台湾问题 2。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政策，考虑核武器反击 我们看看美国的情况。 1。经常在本土未受威胁的情况下，千里迢迢，不辞辛劳地去打其他国家 2。从来没有过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你看 1962.10.22 古巴危机 肯尼迪讲话： It shall be the policy of this Nation to regard any nuclear missile launched from Cuba against any nation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as an attack by the Soviet Union on the United States, requiring a full retaliatory response upon the Soviet Union. 如果古巴向西半球任何国家发射核弹，美国就全面核报复苏联。 看到没有，不只是美国，西半球任何国家 any nation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全面报复 full retaliatory response！ 为什么肯尼迪能说，我们的将军说说就不行了呢？ 为什么煤气罐好好的，美国人能抱，我们就不能抱呢？ steve2046你为什么用这种双重标准？ 美国的强盗逻辑就是这个样子，当然美国人这样说是有好处的。 steve2046 你好好中国人，为什么跟着美国的言论走呢？ steve2046，我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但你太少拿事实说话，了解的知识太不全面了。

steve2046 · 发表于 20.9.2005 19:41:59

首先你最好去看看中美联合公报的原文,看看人家的意思到底是不是说了承认台湾是非法的.不要老拿中共翻译过来的话来理解. 其次,你要注意我说的是离婚了,离婚了可没婚姻关系.没听说曾经嫁给你就一辈子和你有关系.你眼看着一个恶汉欺负一个与他无关系的妇女,就凭着自己不是警察就能袖手旁观吗?请问你良心何在?我是不是也要称你为麻木的中国人呢? 再次,你老说朱成虎说的有道理和台湾是中国内政,那么我请问你从哪得出的结论说明台湾问题就是中国内政了?越南,朝鲜,蒙古历史都曾进入中国版图,那将来是不是中国攻击那几个国家也算是中国内政?打不过就要玩命,还说逼的好人玩命.真搞不懂你从哪得出的结论?美国再霸道也没搞运动屠杀自己人民,再霸道也没用限制舆论控制人民.请问你从哪得出自己政府的观点就是好的?好的政府能张嘴就用自己几十亿人民的生命来做威胁人的资本吗?说白了咱中国人不怕死!急了就都死光.美国出兵还都要议会投票,大的事情要公决.请问你中国把西安以东的地区可以给人炸平你让谁投票了?而你竟然还支持这种观点,请问你良心何在? 中国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是你中国的单方面承诺.没有人逼着你打肿脸充胖子做承诺,同样美国也没义务非得做什么不使用核武器的承诺,那是人家自由.举个简单例子:你去义务献血献骨髓,怎么就也要逼着别人去吗?别人没去到成了你攻击人家的话柄了?相反自己在公开场合说了去献血,可到关键时刻又反悔才是可笑的! 另外你不要混淆概念,美国说的是如果有人使用核武器.两个人拳击比赛,如果对方打不过上来就拎个手榴弹要同归余烬,怎么还不许人家也用手榴弹扔回去吗? 你们总是带着极端的民族主义来看问题,从来不客观的分析问题.爱国是应该的,但分怎么爱?盲目的去爱只能是无知可怜加悲壮,说白了朝鲜战争,援越行动.越南反击战争,支援共产主义兄弟等等,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浪费了那么多国力,死了那么多人.到底为了什么?中国人民得到了什么?你们都明白吗?你们认为值得吗? 我是中国人,中国人也要站在正义和真理的一面,不能因为当局政府由于历史原因反美就一概的反美,假如国民政府当权你们是不是又要亲美呢?

steve2046 · 发表于 20.9.2005 19:46:05

>>世界上决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一个中国，而且成增加趋势。 你在德国也待过了,请问你感觉德国人和其他国家人对台湾的观点如何呢?是不是也认为中国攻击台湾是应该的呢?

SilverNote-害怕 · 发表于 21.9.2005 14:31:25

steve2046: >首先你最好去看看中美联合公报的原文,看看人家的意思到底是不是说了承认 >台湾是非法的.不要老拿中共翻译过来的话来理解 我当然看过原文,不看原文来讨论这个问题不是很可笑吗? 中美联合公报有好 几份,你说的是那一份? 但几乎每份谈到台湾问题时,都用到 "acknowledge 承认" 这个词。 我忍不住要问一句，在你气势汹汹的说"首先你最好去看看中美联合公报的原文" 之前，你看看了中美联合公报的原文吗？如果是，能说说你指的是哪一部分吗？ >美国再霸道也没搞运动屠杀自己人民 1970 五月四日 Ohio 学生反战运动，美国民兵开枪打死打学生。约 450 所大学 被强制关闭。民兵在十六个州24次出动镇压 再看看英国： 1972 一月三十日和平游行要求改善北爱尔兰人权现状，British Army's 1st

arachute Regiment 开枪打死人。看到了吗，还是精锐部队，英国空降第一团。 >好的政府能张嘴就用自己几十亿人民的生命来做威胁人的资本吗?说白了咱中国 >人不怕死!急了就都死光.美国出兵还都要议会投票,大的事情要公决.请问你中 >国把西安以东的地区可以给人炸平你让谁投票了? 议会投票又怎么呢，如果你会投票说美国全部都可以牺牲掉。按你的理论就合法 了？ 你没看我上一个答复关于肯尼迪的故事，西半球不是美国的国家受到古巴核打击， 美国就全面报复苏联。这么一打，两个国家都会被摧毁。看看历史，将这话的时 候没有投票选嘛？按你的话说，为了非美国国家，美国把全国都牺牲了？ 笑话，一个国家表态本土受攻击要反击居然要投票？ 当然，内部讨论肯定是有，但不一定是全民选举的形式。朱成武说话内部必定也 是讨论过的。。 通过实际行动（如：军备）和语言表态（如：公开表态）来达到维持和平的目的。 我认为是个可取的办法。看看美国人说的： Kennedy: We dare not tempt them with weakness. For only when our arms are sufficient beyond doubt can we be certain beyond doubt that they will never be employed. 不也是这个意思吗？ 士兵的职业是打仗，目的却是为了和平。说狠话，有时候却是为了化干戈 事情经常不是非按黑白来分的。 >你们总是带着极端的民族主义来看问题,从来不客观的分析问题 你恰恰说错了，我的每个论证都带证据。主观的是你自己 >不能因为当局政府由于历史原因反美就一概的反美,假如国民政府当权你们是不是 >又要亲美呢? 怎么叫反美呢，我用的都是美国人自己承认的东西啊？你不知道，我说出来而已。 说说你是如何定义反美的？ 即使有的人反美，我觉得也没声么关系。不是也有不少人亲美嘛。大家的自由。 但为了反美或亲美说谎话我不敢苟同。 --------------------------------------------------------------------------- 我同意你说中国还有很多需要改善，进步的东西。但是我不同意你的比较方式。 拿美国作为标准，这个档次太低了。 ---------------------------------------------------------------------------- 这个帖子，如果又有人会贴，写种种理论见解，但不拿出证据资料。我不打算 再回了。感谢各位参加讨论的朋友。

steve2046 · 发表于 21.9.2005 19:02:25

>>但几乎每份谈到台湾问题时,都用到 "acknowledge 承认" 这个词 1.TheU.S.sidedeclared: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s that all Chinese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maintain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hat Taiwan is apart of China.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does not challenge that position.”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新英汉词典》acknowledge词条中4种中文文义，并没有一条用来表示外交关系上正式承认之意。 >>1970 五月四日 Ohio 学生反战运动，美国民兵开枪打死打学生。约 450 所大学被强制关闭。民兵在十六个州24次出动镇压 肯特大学官方网页关于此事的记述THE MAY 4 SHOOTINGS AT KENT STATE UNIVERSITY: THE SEARCH FOR HISTORICAL ACCURACY BY JERRY M. LEWIS and THOMAS R. HENSLEY INTRODUCTION On May 4, l970 members of the Ohio National Guard fired into a crowd of Kent State University demonstrators, killing four and wounding nine Kent State students. The impact of the shootings was dramatic. The event triggered a nationwide student strike that forced hundred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lose. H. R. Haldeman, a top aide to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suggests the shootings had a direct impact on 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Ends of Power, Haldeman (1978) states that the shootings at Kent State began the slide into Watergate, eventually destroying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Beyond the direct effects of the May 4th, the shootings have certainly come to symbolize the deep political and social divisions that so sharply divided the country during the Vietnam War era. In the nearly three decades since May 4, l970, a voluminous literature has developed analyzing the events of May 4th and their aftermath. Some books were published quickly, providing a fresh but frequently superficial or inaccurate analysis of the shootings (e.g., Eszterhas and Roberts, 1970; Warren, 1970; Casale and Paskoff, 1971; Michener, 1971; Stone, 1971; Taylor et al., 1971; and Tompkins and Anderson, 1971). Numerous additional book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subsequent years (e.g., Davies, 1973; Hare, 1973; Hensley and Lewis, 1978; Kelner and Munves, 1980; Hensley, 1981; Payne, 1981; Bills, 1988; and Gordon, 1997). These books have the advantage of a broader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an the earlier books, but no single book can be considered the definitive account of the events and aftermath of May 4, l970 at Kent State University.(1) Despite the substantial literature which exists on the Kent State shootings, misinformation and misunderstanding continue to surround the events of May 4. For example, a prominent college-level United States history book by Mary Beth Norton et al. (1994), which is also used in high school advanced placement courses,(2) contains a picture of the shootings of May 4 accompanied by the following summary of events: "In May 1970, at Kent State University in Ohio, National Guardsmen confronted student antiwar protestors with a tear gas barrage. Soon afterward, with no provocation, soldiers opened fire into a group of fleeing students. Four young people were killed, shot in the back, including two women who had been walking to class." (Norton et al., 1994, p. 732) Unfortunately, this short description contains four factual errors: (1) some degree of provocation did exist; (2) the students were not fleeing when the Guard initially opened fire; (3) only one of the four students who died, William Schroeder, was shot in the back; and (4) one female student, Sandy Schreuer, had been walking to class, but the other female, Allison Krause, had been part of the demonstration. This article is an attempt to deal with the historical inaccuracies that surround the May 4th shootings at Kent State University by providing high school social studies teachers with a resource to which they can turn if they wish to teach about the subject or to involve students in research on the issue. Our approach is to raise and provide answers to twelv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bout May 4 at Kent State. We will also offer a list of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s involving the shootings which have not yet been answered satisfactorily. Finally, we will conclude with a brief annotated bibliography for those wishing to explore the subject further. WHY WAS THE OHIO NATIONAL GUARD CALLED TO KENT? The decision to bring the Ohio National Guard onto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campus was directly related to decisions regarding American involvement in the Vietnam War. Richard Nixon was electe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1968 based in part on his promise to bring an end to the war in Vietnam.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Nixon's presidency, America's involvement in the war appeared to be winding down. In late April of 1970,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invaded Cambodia and widened the Vietnam War. This decision was announced on national television and radio on April 30, l970 by President Nixon, who stated that the invasion of Cambodia was designed to attack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Viet Cong, which had been using Cambodian territory as a sanctuary.

rotests occurred the next day, Friday, May 1, across United States college campuses where anti-war sentiment ran high. At Kent State University, an anti-war rally was held at noon on the Commons, a large, grassy area in the middle of campus which had traditionally been the site for various types of rallies and demonstrations. Fiery speeches against the war and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were given, a copy of the Constitution was buried to symbolize the murder of the Constitution because Congress had never declared war, and another rally was called for noon on Monday, May 4. Friday evening in downtown Kent began peacefully with the usual socializing in the bars, but events quickly escalated into a violent confrontation between protestors and local police. The exact causes of the disturbance are still the subject of debate, but bonfires were built in the streets of downtown Kent, cars were stopped, police cars were hit with bottles, and some store windows were broken. The entire Kent police force was called to duty as well as officers from the county and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Kent Mayor Leroy Satrom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called Governor James Rhodes' office to seek assistance, and ordered all of the bars closed. The decision to close the bars early increased the size of the angry crowd. Police eventually succeeded in using tear gas to disperse the crowd from downtown, forcing them to move several blocks back to the campus. The next day, Saturday, May 2, Mayor Satrom met with other city officials and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Ohio National Guard who had been dispatched to Kent. Mayor Satrom then made the decision to ask Governor Rhodes to send the Ohio National Guard to Kent. The mayor feared further disturbances in Kent based upon the events of the previous evening, but more disturbing to the mayor were threats that had been made to downtown businesses and city officials as well as rumors that radical revolutionaries were in Kent to destroy the city and the university. Satrom was fearful that local forces would be inadequate to meet the potential disturbances, and thus about 5 p.m. he called the Governor's office to make an official request for assistance from the Ohio National Guard. WHAT HAPPENED ON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CAMPUS ON SATURDAY MAY 2 AND SUNDAY MAY 3 AFTER THE GUARDS ARRIVED ON CAMPUS? Members of the Ohio National Guard were already on duty in Northeast Ohio, and thus they were able to be mobilized quickly to move to Kent. As the Guard arrived in Kent at about 10 p.m., they encountered a tumultuous scene. The wooden ROTC building adjacent to the Commons was ablaze and would eventually burn to the ground that evening, with well over 1000 demonstrators surrounding the building. Controversy continues to exist regarding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setting fire to the ROTC building, but radical protestors were assumed to be responsible because of their actions in interfering with the efforts of firemen to extinguish the fire as well as cheering the burning of the building. Confrontations between Guardsmen and demonstrators continued into the night, with tear gas filling the campus and numerous arrests being made. Sunday, May 3rd was a day filled with contrasts. Nearly 1000 Ohio National Guardsmen occupied the campus, making it appear like a military war zone. The day was warm and sunny, however, and students frequently talked amicably with Guardsmen. Ohio Governor James Rhodes flew to Kent on Sunday morning, and his mood was anything but calm. At a press conference, he issued a provocative statement calling campus protestors the worst type of people in America and stating that every force of law would be used to deal with them. Rhodes also indicated that he would seek a court order declaring a state of emergency. This was never done, but the widespread assumption among both Guard and University officials was that a state of martial law was being declared in which control of the campus resided with the Guard rather than University leaders and all rallies were banned. Further confrontations between protestors and guardsmen occurred Sunday evening, and once again rocks, tear gas, and arrests characterized a tense campus. WHAT TYPE OF RALLY WAS HELD AT NOON ON MAY 4?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anti-war rally on Friday, May 1, student protest leaders had called for another rally to be held on the Commons at noon on Monday, May 4. Although University officials had attempted on the morning of May 4 to inform the campus that the rally was prohibited, a crowd began to gather beginning as early as 11 a.m. By noon, the entire Commons area contained approximately 3000 people. Although estimates are inexact, probably about 500 core demonstrators were gathered around the Victory Bell at one end of the Commons, another 1000 people were "cheerleaders" supporting the active demonstrators, and an additional 1500 people were spectators standing around the perimeter of the Commons. Across the Commons at the burned-out ROTC building stood about 100 Ohio National Guardsmen carrying lethal M-1 military rifles. Substantial consensus exists that the active participants in the rally were primarily protesting the presence of the Guard on campus, although a strong anti-war sentiment was also present. Little evidence exists as to who were the leaders of the rally and what activities were planned, but initially the rally was peaceful. WHO MADE THE DECISION TO BAN THE RALLY OF MAY 4? Conflicting evidence exists regarding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decision to ban the noon rally of May 4th. At the 1975 federal civil trial, General Robert Canterbury, the highest official of the Guard, testified that widespread consensus existed that the rally should be prohibited because of the tensions that existed and the possibility that violence would again occur. Canterbury further testified that Kent State President Robert White had explicitly told Canterbury that any demonstration would be highly dangerous. In contrast, White testified that he could recall no conversation with Canterbury regarding banning the rally. The decision to ban the rally can most accurately be traced to Governor Rhodes' statements on Sunday, May 3 when he stated that he would be seeking a state of emergency declaration from the courts. Although he never did this, all officials -- Guard, University, Kent -- assumed that the Guard was now in charge of the campus and that all rallies were illegal. Thus, University leaders printed and distributed on Monday morning 12,000 leaflets indicating that all rallies, including the May 4th rally scheduled for noon, were prohibited as long as the Guard was in control of the campus. WHAT EVENTS LED DIRECTLY TO THE SHOOTINGS? Shortly before noon, General Canterbury made the decision to order the demonstrators to disperse. A Kent State police officer standing by the Guard made an announcement using a bullhorn. When this had no effect, the officer was placed in a jeep along with several Guardsmen and driven across the Commons to tell the protestors that the rally was banned and that they must disperse. This was met with angry shouting and rocks, and the jeep retreated. Canterbury then ordered his men to load and lock their weapons, tear gas canisters were fired into the crowd around the Victory Bell, and the Guard began to march across the Commons to disperse the rally. The protestors moved up a steep hill, known as Blanket Hill, and then down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onto the Prentice Hall parking lot as well as an adjoining practice football field. Most of the Guardsmen followed the students directly and soon found themselves somewhat trapped on the practice football field because it was surrounded by a fence. Yelling and rock throwing reached a peak as the Guard remained on the field for about ten minutes. Several Guardsmen could be seen huddling together, and some Guardsmen knelt and pointed their guns, but no weapons were shot at this time. The Guard then began retracing their steps from the practice football field back up Blanket Hill. As they arrived at the top of the hill, twenty-eight of the more than seventy Guardsmen turned suddenly and fired their rifles and pistols. Many guardsmen fired into the air or the ground. However, a small portion fired directly into the crowd. Altogether between 61 and 67 shots were fired in a 13 second period. HOW MANY DEATHS AND INJURIES OCCURRED? Four Kent State students died as a result of the firing by the Guard. The closest student was Jeffrey Miller, who was shot in the mouth while standing in an access road leading into the Prentice Hall parking lot, a distance of approximately 270 feet from the Guard. Allison Krause was in the Prentice Hall parking lot; she was 330 feet from the Guardsmen and was shot in the left side of her body. William Schroeder was 390 feet from the Guard in the Prentice Hall parking lot when he was shot in the left side of his back. Sandra Scheuer was also about 390 feet from the Guard in the Prentice Hall parking lot when a bullet pierced the left front side of her neck. Nine Kent State students were wounded in the 13 second fusillade. Most of the students were in the Prentice Hall parking lot, but a few were on the Blanket Hill area. Joseph Lewis was the student closest to the Guard at a distance of about sixty feet; he was standing still with his middle finger extended when bullets struck him in the right abdomen and left lower leg. Thomas Grace was also approximately 60 feet from the Guardsmen and was wounded in the left ankle. John Cleary was over 100 feet from the Guardsmen when he was hit in the upper left chest. Alan Canfora was 225 feet from the Guard and was struck in the right wrist. Dean Kahler was the most seriously wounded of the nine students. He was struck in the small of his back from approximately 300 feet and was permanently paralyzed from the waist down. Douglas Wrentmore was wounded in the right knee from a distance of 330 feet. James Russell was struck in the right thigh and right forehead at a distance of 375 feet. Robert Stamps was almost 500 feet from the line of fire when he was wounded in the right buttock. Donald Mackenzie was the student the farthest from the Guardsmen at a distance of almost 750 feet when he was hit in the neck. WHY DID THE GUARDSMEN FIRE?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events of May 4 is why did members of the Guard fire into a crowd of unarmed students? Two quite different answers have been advanced to this question: (1) the Guardsmen fired in self-defense, and the shootings were therefore justified and (2) the Guardsmen were not in immediate danger, and therefore the shootings were unjustified. The answer offered by the Guardsmen is that they fired because they were in fear of their lives. Guardsmen testified before numerous investigating commissions as well as in federal court that they felt the demonstrators were advancing on them in such a way as to pose a serious and immediate threat to the safety of the Guardsmen, and they therefore had to fire in self-defense. Some authors (e.g., Michener, 1971 and Grant and Hill, 1974) agree with this assessment. Much more importantly, federal criminal and civil trials have accepted the position of the Guardsmen. In a 1974 federal criminal trial, District Judge Frank Battisti dismissed the case against eight Guardsmen indicted by a federal grand jury, ruling at mid-trial that the government's case against the Guardsmen was so weak that the defense did not have to present its case. In the much longer and more complex federal civil trial of 1975, a jury voted 9-3 that none of the Guardsmen were leg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shootings. This decision was appealed, however, and the Sixth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 ruled that a new trial had to be held because of the improper handling of a threat to a jury member. The legal aftermath of the May 4 shootings ended in January of 1979 with an out-of-court settlement involving a statement signed by 28 defendants(3) as well as a monetary settlement, and the Guardsmen and their supporters view this as a final vindication of their position. The financial settlement provided $675,000 to the wounded students and the parents of the students who had been killed. This money was paid by the State of Ohio rather than by any Guardsmen, and the amount equaled what the State estimated it would cost to go to trial again. Perhaps most importantly, the statement signed by members of the Ohio National Guard was viewed by them to be a declaration of regret, not an apology or an admission of wrongdoing: In retrospect, the tragedy of May 4, 1970 should not have occurred. The students may have believed that they were right in continuing their mass protest in response to the Cambodian invasion, even though this protest followed the posting and reading by the university of an order to ban rallies and an order to disperse. These orders have since been determined by the Sixth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 to have been lawful. Some of the Guardsmen on Blanket Hill, fearful and anxious from prior events, may have believed in their own minds that their lives were in danger. Hindsight suggests that another method would have resolved the confrontation. Better ways must be found to deal with such a confrontation. We devoutly wish that a means had been found to avoid the May 4th events culminating in the Guard shootings and the irreversible deaths and injuries. We deeply regret those events and are profoundly saddened by the deaths of four students and the wounding of nine others which resulted. We hope that the agreement to end the litigation will help to assuage the tragic memories regarding that sad day. A starkly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to that of the Guards' has been offered in numerous other studies of the shootings, with all of these analyses sharing the common viewpoint that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shootings lies with the Guardsmen. Some authors (e.g., Stone, 1971; Davies, 1973; and Kelner and Munves, 1980) argue that the Guardsmen's lives were not in danger. Instead, these authors argue that the evidence shows that certain members of the Guard conspired on the practice football field to fire when they reached the top of Blanket Hill. Other authors (e.g., Best, 1981 and Payne, 1981) do not find sufficient evidence to accept the conspiracy theory, but they also do not find the Guard self-defense theory to be plausible. Experts who find the Guard primarily responsible find themselves in agreement with the conclusion of the Scranton Commission (Report , 1970, p. 87): "The indiscriminate firing of rifles into a crowd of students and the deaths that followed were unnecessary, unwarranted, and inexcusable." WHAT HAPPENED IMMEDIATELY AFTER THE SHOOTINGS? While debate still remains about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Guardsmen's lives were in danger at the moment they opened fire, little doubt can exist that their lives were indeed at stake in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of the shootings. The 13 second shooting that resulted in four deaths and nine wounded could have been followed by an even more tragic and bloody confrontation. The nervous and fearful Guardsmen retreated back to the Commons, facing a large and hostile crowd which realized that the Guard had live ammunition and had used it to kill and wound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In their intense anger, many demonstrators were willing to risk their own lives to attack the Guardsmen, and there can be little doubt that the Guard would have opened fire again, this time killing a much larger number of students. Further tragedy was prevented by the actions of a number of Kent State University faculty marshals, who had organized hastily when trouble began several days earlier. Led by Professor Glenn Frank, the faculty members pleaded with National Guard leaders to allow them to talk with the demonstrators, and then they begged the students not to risk their lives by confronting the Guardsmen. After about twenty minutes of emotional pleading, the marshals convinced the students to leave the Commons. Back at the site of the shootings, ambulances had arrived and emergency medical attention had been given to the students who had not died immediately. The ambulances formed a screaming procession as they rushed the victims of the shootings to the local hospital. The University was ordered closed immediately, first by President Robert White and then indefinitely by Portage County Prosecutor Ronald Kane under an injunction from Common Pleas Judge Albert Caris. Classes did not resume until the Summer of 1970, and faculty members engaged in a wide variety of activities through the mail and off-campus meetings that enabled Kent State students to finish the semester. WHAT IS THE STORY BEHIND THE PULITZER PRIZE WINNING PHOTO OF THE YOUNG WOMAN CRYING OUT IN HORROR OVER THE DYING BODY OF ONE OF THE STUDENTS? A photograph of Mary Vecchio, a fourteen year old runaway, screaming over the body of Jeffery Miller appeared on the front pages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the photographer, John Filo, was to win a Pulitzer Prize for the picture. The photo has taken on a life and importance of its own. This analysis looks at the photo, the photographer, and the impact of the photo. The Mary Vecchio picture shows her on one knee screaming over Jeffrey Miller's body. Mary told one of us that she was calling for help because she felt she could do nothing (Personal Interview, 4/4/94). Miller is lying on the tarmac of the Prentice Hall parking lot. One student is standing near the Miller body closer than Vecchio. Four students are seen in the immediate background. John Filo, a Kent State photography major in 1970, continues to works as a professional newspaper photographer and editor. He was near the Prentice Hall parking lot when the Guard fired. He saw bullets hitting the ground, but he did not take cover because he thought the bullets were blanks. Of course, blanks cannot hit the ground. WHAT WAS THE LONG-TERM FACULTY RESPONSE TO THE SHOOTINGS? Three hours after the shootings Kent State closed and was not to open for six weeks as a viable university. When it resumed classes in the Summer of 1970, its faculty was charged with three new responsibilities, their residues remaining today. First, we as a University faculty had to bring aid and comfort to our own. This began earlier on with faculty trying to finish the academic quarter with a reasonable amount of academic integrity. It had ended about at mid-term examinations. However, the faculty voted before the week was out to help students complete the quarter in any way possible. Students were advised to study independently until they were contacted by individual professors. Most of the professors organized their completion of courses around papers, but many gave lectures in churches and in homes in the community of Kent and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For example, Norman Duffy, an award winning teacher, gave off-campus chemistry lectures and tutorial sessions in Kent and Cleveland. His graduate students made films of laboratory sessions and mailed them to students. Beyond helping thousands of students finish their courses, there were 1900 students as well who needed help with gradation. Talking to students about courses allowed the faculty to do some counseling about the shootings, which helped the faculty as much in healing as it did students. Second, the University faculty was called upon to conduct research about May 4 communicating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through teaching and traditional writing about the tragedy. Many responded and created a solid body of scholarship as well as an extremely useful archive contributing to a wide range of activities in Summer of 1970 including press interviews and the Scranton Commission. Third, many saw as one of the faculty's challenges to develop alternative forms of protest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to help prevent tragedies such as the May 4 shootings and the killings at Jackson State ten days after Kent State. WHAT ARE THE MOST IMPORTANT UNANSWERED QUESTIONS ABOUT THE MAY 4 SHOOTINGS? Although we have attempted in this article to answer many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bout the May 4th shootings, our responses have sometimes been tentative because many important questions remain unanswered. It thus seems important to ask what are the most significant questions which yet remain unanswered about the May 4th events. These questions could serve as the basis for research projects by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studying the shootings in greater detail. (1)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violence in downtown Kent and on the Kent State campus in the three days prior to May 4th?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is question, were "outside agitators" primarily responsible?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setting fire to the ROTC building? (2) Should the Guard have been called to Kent and Kent State University? Could local law enforcement personnel have handled any situations? Were the Guard properly trained for this type of assignment? (3) Did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respond appropriately in their reactions to the demonstrations and with Ohio political officials and Guard officials? (4) Would the shootings have been avoided if the rally had not been banned? Did the banning of the rally violate First Amendment rights? (5) Did the Guardsmen conspire to shoot students when they huddled on the practice football field? If not, why did they fire? Were they justified in firing? <img src='style_emoticons/<#EMO_DIR#>/devil_smile.gif'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middle' alt='devil_smile.gif' /> Who was ultimately responsible for the events of May 4, l970? WHY SHOULD WE STILL BE CONCERNED ABOUT MAY 4, 1970 AT KENT STATE? In Robert McNamara's (1995) book, "In Retrospect:The Tragedy and Lessons of Vietnam" is a way to begin i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this process. In it he says that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s Vietnam was "... terribly wrong and we owe it to future generations to explain why." The May 4 shootings at Kent State need to be remembered for several reasons. First, the shootings have come to symbolize a great American tragedy which occurred at the height of the Vietnam War era, a period in which the nation found itself deeply divided both politically and culturally. The poignant picture of Mary Vecchio kneeling in agony over Jeffrey Miller's body, for example, will remain forever as a reminder of the day when the Vietnam War came home to America. If the Kent State shootings will continue to be such a powerful symbol, then it is certainly important that Americans have a realistic view of the facts associated with this event. Second, May 4 at Kent State and the Vietnam War era remain controversial even today, and the need for healing continues to exist. Healing will not occur if events are either forgotten or distorted, and hence it is important to continue to search for the truth behind the events of May 4th at Kent State. Third, and most importantly, May h at Kent State should be remembered in order t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 mistakes of the past. The Guardsmen in their signed statement at the end of the civil trials recognized that better ways have to be found to deal with these types of confrontations. This has probably already occurred in numerous situations where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have issued a caution to their troops to be careful because "we don't want another Kent State." Insofar as this has happened, lessons have been learned, and the deaths of four young Kent State students have not been in va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Bills, Scott. (1988). Kent State/May 4: Echoes Through a Decade.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This book provides town and gown reactions to May 4th. It has the best annotated bibliography available on the literature on the shootings and is the basis for for the annotations that follow. Casale, Ottavio M. & Paskoff, Louis (Eds.) (1971). The Kent Affair: Documents and Interpretations .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This is an early, useful volume which reproduces local and national newspaper articles on the shootings as well as radio and television broadcasts. Davies, Peter. (1973). The Truth About Kent State: A Challenge to the American Conscienc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This is a detailed narrative and analysis of the events of May 4 and their aftermath. He argues that the Guard conspired to fire upon the students. 74 photographs are included. Eszterhas, Joe & Roberts, Michael D. (1970). Thirteen Seconds: Confrontation at Kent State. New York: Dodd, Mead. A very quick publication by two Cleveland journalists who use interviews of students, faculty, and Guardsmen to provide a background and narrative of May 1970 events. Grant, Edward J. & Hill, Michael (1974). I Was There: What Really Went on at Kent State . Lima, OH: C.S.S. Publishing Co. The only book written by members of the Ohio National Guard, the authors provide a view of the hostile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Guardsmen found themselves. Hare, A. Paul (Ed.) (l973). Kent State: The Nonviolent Response. Haverford, PA: Center for Nonviolent Conflict Resolution. A series of articles by noted peace activist Paul Hare as well as many Kent State faculty members. The common theme is the search for nonviolent approaches to conflictual situations. Hensley, Thomas R. (1981). The Kent State Incident: Impact of Judicial Process on Public Attitudes.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This is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the legal aftermath of the shootings, focusing upon the impact of various legal proceedings on public attitudes about the shootings. Hensley, Thomas R. and Lewis, Jerry M. (1978). Kent State and May 4th: A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 Dubuque, IA: Kendall/Hunt. This collection brings together a number of previous articles on May 4 that were published in social science journals, but articles covering the Kent State litigation and the 1977 gymnasium controversy were written specifically for this volume. This book also contains the excellent analysis of the events of May 4 written by James Best. Kelner, Joseph and Munves, James. (1980). The Kent State Coverup .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Kelner was the chief legal counsel for the students and parents in the 1975 federal civil trial. He presents a harsh analysis of the handling of the trial by Judge Donald Young. The book has a strong bias, but it provides the only detailed analysis of this long and important trial. Michener, James. (1971). Kent State: What Happened and Why . New York: Random House and Reader's Digest Books. This is undoubtedly the most widely read book on May 4th because of Michener's reputation and the wide publicity it received. The book suffers from being produced so quickly, however, containing numerous factual errors.

ayne, J. Gregory (1981). Mayday: Kent State. Dubuque, IA: Kendall/Hunt. The book provides a rather sketchy overview of the May 4 events, presents excerpts from letters written by participants in the events, and discusses the made-for-TV movie on May 4 to which Payne served as a consultant.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Campus Unrest. (1970)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Reprint edition by Arno Press. This remains the best single sour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events of May 4. The report examines not only the shootings at Kent State but also the student movement of the sixties and the shootings at Jackson State University. Excellent photographs are included. Stone, I. F. (1971). The Killings at Kent State: How Murder Went Unpunished. New York: Review Book. This is a rather sketchy book written with a strongly held viewpoint that the Guardsmen committed murder. Taylor, Stuart; Shuntlich, Richard; McGovern, Patrick; & Genther, Robert. (1971). Violence at Kent State, May 1 to 4, l970: The Student's Perspective. New York: College Notes and Texts, 1971. A study of the perceptions, feelings, attitudes, and reactions of Kent State students based upon a questionnaire sent to all Kent State students shortly after the shootings. Seven thousand students responded, and although this is not a random sample, it has the best data available about the views of Kent State students about May 4. Tompkins, Phillip K. and Anderson, Elaine Vanden Bout. (l971). Communication Crisis at Kent State: A Case Study. New York: Gordon & Breach. This book presents a harsh analysis of the communications problems that permeated the University during May 1970. Warren, Bill (Ed.) (1970). The Middle of the Country: The Events of May 4th As Seen by Students & Faculty at Kent State University . A hastily compiled set of essays put together by a Kent State University sophomore containing various reactions to the shootings by Kent State students and faculty members. ADDITIONAL REFERENCES Best, James J. (1978). "Kent State: Answers and Questions" in Thomas R. Hensley and Jerry M. Lewis .) Kent State and May 4th: A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 . Dubuque, IA: Kendall/Hunt. Haldeman, H.R. (1978). The Ends of Power. New York: Times Books. McNamara, Robert. (1995). In Retrospect: The Tragedy and Lessons of Vietnam. New York: Times Books. Norton, Mary Beth; Katzman, David M.; Escott, Paul D.; Chudacoff, Howard P.; Paterson, Thomas G.; & Tuttle, William M. (1994). A People and a Nation: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ourth Edi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NOTES 1.In addition to the many books on the Kent State shootings, numerous reports, book chapters, and articles have been written. The most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commission investigation is The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Campus Unrest (1970) chaired by William W. Scranton. An excellent book chapter on the shootings is by James J. Best (1978). The most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on the shootings is in Bills (1988). 2. Professor Hensley, the co-author of this article, became aware of this reference to the Kent State shootings because his daughter, Sarah, was taking Advanced Placement United States History at Kent Roosevelt High School with Mr. Bruce Dzeda. We thank Mr. Dzeda for reading this article and offering his reactions, although he bears no responsibility for the ideas expressed in this article. 3. In addition to Guard officers and enlisted men, Governor James Rhodes was also a defendant in the civil trial and signed the statement.

UBLISHED IN REVISED FORM BY THE OHIO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TUDIES REVIEW, VOL 34, NUMBER 1 (SUMMER, 1998) PP. 9-21 看懂了吗?弄清楚了吗?这和屠杀以及搞运动制造冤狱甚至把中共高层领导都弄死是一个概念吗?

steve2046 · 发表于 21.9.2005 19:21:55

>>笑话，一个国家表态本土受攻击要反击居然要投票？ 你认为士兵用枪炮互射的战争和核战争是一个概念吗?你认为军队伤亡和无辜平民灭绝性毁灭是等同的吗? >>议会投票又怎么呢，如果你会投票说美国全部都可以牺牲掉。按你的理论就合法了？ 议会投票以及全民公决起码反映了公民的意愿,总比你以少数几个人的商议就决定了十几亿人的生命要好的多吧?欧洲的民主制度总比你欣赏的独裁统治要使人民生活的好吧? >>士兵的职业是打仗，目的却是为了和平。说狠话，有时候却是为了化干戈 事情经常不是非按黑白来分的 你说的只是一部分,正义的战争才是为了和平.侵略没听说也是为了和平.朱成虎说的话是为了和平吗?他是为了恐吓阻止美国干预,而为自己发动战争铺平道路.你能说他说的话是为了和平?你通过和平谈判要求台湾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也要攻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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