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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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拿破仑不同，塔列朗不认为自己对日常工作的细枝末节都要事必躬亲，他完全可以交给他的下属去办理。“我始终让别人工作而避免事事自己动手。”他承认道。可结果始终是很好的、令人满意的、可以达到他预期目标的。此外，他还受到他的下属，包括他后来的继承人若古和科兰古②的尊敬甚至赞美。

　　在谈判桌上，塔列朗能巧妙地运用古老的谈判技巧避免对具体问题做出官方的正式答复。“作为一名谈判者或部长……不加认真思考、随心所欲、匆匆作出确定的答复，会对他的事业和国家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所以他认为不仅应尽可能避免做出过早的承诺，而且理应如此。这种办法十分简单，特别是在外交对手的压力下。

    “尚未得到上级的指示”、“需要和自己的政府商量”，始终是在政治事务上采取拖延的正当借口……不要对任何提议匆忙做出答复，也不要对任何申诉或突然的建议表态……必须始终留有余地，对于当天无法妥善处理的事最好留待明天，这远胜于贸然行事。

    如果说多年来拿破仑发现了塔列朗对他不忠的蛛丝马迹的话，他仍然继续对他委以重任。“他的自我利益，而远不是他的性格，”拿破仑坚持道，“能确保他对我的忠实。”

　　而塔列朗的态度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政治体制可以不断变化，但法兰西始终是法兰西。有时候，一个人过于热情地效忠于某一个政治体制，可能会背叛祖国的利益，但这样做至少可以确保这种背叛仅偶有发生而已。”

　　后来，当拿破仑将塔列朗革职之后，便开始攻击他的人格和能力，有时是莫须有的，多半是歪曲事实的，推翻了自己原来对他的评价。“我甚至不认为……他很聪明，肯定不是特别的聪明。”有一次，当他谈到塔列朗个人生活的无序和给他造成灾难的婚姻时，这样抱怨道。可是，正是拿破仑自己应对他的婚姻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正是拿破仑逼迫他结婚的。“他的名气与其说是因为他的优点不如说是他的运气造成的”——这正好是拿破仑终身的诋毁者用来诋毁他的军事事业的话。“他的出身和阶级注定他应该是个高尚而称职的神职人员，可是他竭尽全力地毁了自己。”尽管拿破仑有意贬低他，但这却是不争的事实。“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他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人偷盗的都多，但他自己的名下一个子儿也没有。”的确，塔列朗每夜通宵打牌赌博，常常输掉大笔钱财，不得不靠拿破仑的营救。拿破仑提醒大家：“我有义务用我私人的钱来帮助他，并为他偿还最新的债务。”虽然塔列朗常常挣得或“收到”巨额的可疑款项，他仍然不断地到拿破仑面前求帮他摆脱困境。拿破仑为这个放荡的外交部长花费了1，600万法郎在贝里购买了占地55,000英亩的法国最大的文艺复兴式的瓦朗斯（Valencay）庄园。

　　塔列朗是公认的很富有的人，他的主要财富来自他和各国外交使节或外国王公贵族谈判时，公开向他们索取贿赂或要求他们给点儿好处。但即使是塔列朗也无法与欧洲最大的强盗拿破仑相比。拿破仑从西班牙、意大利、荷兰、奥地利和德意志整车整船地运回战利品，一部分是上缴国家、一部分放进了自己的钱柜以及留给他的家人。他们购置了十几处庄园，拥有价值数百万法郎的首饰、艺术珍品和黄金白银。然而拿破仑却厚颜无耻地宣称塔列朗比他还要富有。拿破仑历来习惯于对唾弃他的人进行人身污辱。

　　当然，法国的外交部长塔列朗的确获得了大多数不法的贿赂。其数量使整个欧洲为之瞠目结舌，但塔列朗却十分心安理得。地位越尊贵的王公贵族，搞起违法勾当来越是无法无天，塔列朗深知这一点。但并不总只有法国的“敌人”对他进行贿赂，法国人自己也干同样的勾当。例如缪拉元帅就为了确保他在意大利的利益对塔列朗施行巨额贿赂，包括他从被占国家搜刮的80万法郎的黄金。巴登侯爵给法国外交部长100万法郎；那不勒斯国王给他370万法郎以便保住他所需要的领地的封号。在法国吕内维尔的谈判中，塔列朗体面地得到了700万法郎的贿赂。黄金就像潮水一样有规律地流进了他的腰包。不幸的冯维博格亲王为了保住巴塔维亚的王位给了塔列朗500万法郎，后者收下钱后却没有兑现诺言。塔列朗从来就不保证兑现，当然也从来不退还一个子儿。德意志的亲王和莱茵地区的各国诸侯（不久后都并入“莱茵同盟国”）担心自己的前途，为了确保他们的利益，竟不惜在光天化日之下将由重兵护送的满车黄金送到塔列朗的府上。德意志外交官巴龙·加格内德抱怨这位法国外交部长要用他的政治影响交换“现金”并“将自己的外交地位视为一座金矿”。他的确如此，他的职务也的确是座“金矿”。在莱茵同盟的结盟过程中，由于收到了冯雷乌斯亲王的黄金，塔列朗在条约的空白处写道：“法兰西共和国非常高兴能结识冯雷乌斯亲王殿下。”塔列朗的确有拿破仑无法相比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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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列朗和拿破仑之间是相互尊重的。塔列朗很少将个人喜怒露于言表，特别是在政治世界里，他脸上露出的也多半是轻蔑的表情。几年以后，即1805年，他变得好开玩笑时，在离开拿破仑（他要上战场）时，他说自己感到一种无法描述的感情。拿破仑也是一样，他承认“有两个人（塔列朗和约瑟芬）是我最爱的，离开他们是最痛苦的”。这两个天才之间的爱恨情仇使许多人感到兴趣也感到困惑。

    在外交事务上，拿破仑和塔列朗在政府眼前的对手问题上的看法多半是一致的，他们都能不择手段地达到他们的目的。如荷兰最终遭到了塔列朗和拿破仑采取的残忍手段进行的军事、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蹂躏。但两人在外交事务上的终极目标却又大相径庭。两个人都憎恨大英帝国，但却只有塔列朗能够明智地采用让步的办法，最后结束了两国之间长达几十年的敌对关系。拿破仑始终是个不做任何妥协的军人；而塔列朗轻视军事，愿意忍让以求得欧洲的长久和平。这两个人迟早是要分道扬镳的。

　　自然，塔列朗反对拿破仑的欧洲扩张政策，特别是将法国的传统边境向外扩张。“我简单的头脑很难信服我们在莱茵河地区的所作所为能够持续多久。”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和其后的欧洲征服战役之后，塔列朗对梅特涅③说。他坚持认为这是“愚蠢的步骤”， 并预言拿破仑有一天会为此付出代价。后来，当塔列朗私下和英国以及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秘密通信反对拿破仑的欧洲扩张时，塔列朗引用了柯奈④的有名台词：“‘对暴君的叛逆是高尚的行为’……我一生中的首次密谋，”塔列朗巧妙地说，“是在大多数法国人都是我的同谋的时候，是在祖国的利益需要的时候。”这当然是多年以后的后话了。尽管如此，拿破仑对于塔列朗的狡诈和隐秘、可疑的外交联系却不是完全没有怀疑的。

　　很久之后，塔列朗和拿破仑之间将会出现完全失和的局面，或者应该说是拿破仑将反对塔列朗，指控他的一切，特别是在一系列战役之后，拿破仑拒绝建立持久的欧洲和平。塔列朗逐渐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国要获得和平的惟一途径是“驱逐篡权的拿破仑，恢复法制原则”。结果塔列朗被紧急召到杜伊勒里宫，拿破仑在富歇、康巴塞雷斯、勒布伦和德克里斯的陪同下，对塔列朗严厉指责，破口大骂道：

    窃贼……懦夫，无信用的小人……你一生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你欺骗和背叛了大家……对你而言没有什么是神圣的！你会毫不迟疑地出卖你自己的父亲！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你击碎！……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没有将你吊死！

    连当时在场的老贵族出身、最强硬的德克里斯海军上将也被这番痛骂吓倒了。“可惜！你不认为吗，这么伟大的一个人却如此没有教养。”塔列朗虽然这样自我解嘲，但实际上，他确实感到震惊，此生还从来没有人这样羞辱过他。但他知道自己是正确的。法国最终是需要和平的，而拿破仑毕竟是靠战争起家的。

　　“并不是我不了解他的才能，”塔列朗解释道，“他的才能超乎所有其他人……他既有黄金般的才华也有狗屎不如的品性。”

　　“塔列朗在职时，我的公事进展一直很顺利，”后来拿破仑也承认道，“说到底，他是个最了解法国和欧洲的人。”

　　但这也是很久很久以后的后话了。在1800年的时候，拿破仑和法国的冒险故事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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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富歇的警署

他是我们的事业所需要的那种人。

    1791年5月21日，法国历史上最残酷成性而又多才多艺的政治演员、投机取巧者约瑟夫·富歇出生在卢瓦河边南特西面不远的佩尔兰。他的家庭是从事海上贸易的富裕商人，身体虚弱的富歇没有能力继承海上漂泊的父业，他在南特接受了很好的自然科学和古典文学的教育，在这方面颇有专长。他曾经考虑过在教堂当神职人员，但后来放弃了这个念头。不过他和天主教会还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只是选择了教授自然科学作为自己的职业罢了。

    1782年，他在南特尼奥脱（Niort）的一所天主教学院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5年后，他转到朱利（Juilly）的天主教学院，一所供贵族子弟就读的学院。在学生和同事中，有不少在几年后成了富歇自己政治事业中的同仁，包括欧仁·博阿尔内①、奥热罗·波拿巴、艾蒂安·德尼、帕基埃、莫尔和阿尔诺，所有这些人都和拿破仑的政体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莫尔部长和司法官帕基埃。尽管富歇在该学院的时间不长，他却在那里结识了不少终生的朋友，并给他们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象：因为1783年他在里昂郊外将第一个热气球升空，不到10年之后，富歇就在同一个地点屠杀了大量里昂的著名人士。他在这个学术天堂的朱利天主教学院待了没有多久，就又一次转到了阿拉斯的天主教学院。

　　就是在这个北方的工业城市，富歇开始了政治教育并结识了当时还是个穷困潦倒的军队工程师的卡尔诺，同时，更重要的是，他还结识了同样穷困潦倒的本地律师、日后鼎鼎大名的马克西姆·罗伯斯庇尔，富歇成了他们家的座上客。虽然罗伯斯庇尔的妹妹拒绝了富歇的求婚，富歇这个教师仍然借钱给罗伯斯庇尔，使他能在1789年前往巴黎开始他血腥的事业。1790年10月，富歇回到南特学院，不久就被提升为校长。

　　此时，富歇对革命政治比对教育更感兴趣，特别是在对于他来说是个重要分水岭的1792年，当时政府关闭了他的学校和成千上万所其他学校。他当上了南特市的代表并被选进公会，宣称自己“忠于宪法”，获得了他很快就背弃的地位。同年，富歇的父亲去世。离家前往巴黎之前，富歇与南特最有影响的革命政治家科卡德（Coiquaud）的女儿结婚。这将是能够给他带来成功和快乐的联姻，富歇对自己的婚姻感到骄傲并得到了保障。33岁时，富歇开始了新的事业和新的生活，他进入了国民代表大会，发誓“维护自由、平等，为捍卫自由、平等而死”，并很快成为左派甚至是极左派的雅各宾党人，投票赞成将国王路易十六处以极刑，谴责贵族阶级和教养过他的教会。

　　在他参加了罗伯斯庇尔的派系后不久，富歇便被委任执行一项特殊使命，此时，大革命的原则在法国不少地方仍然遭到挑战。法国人民对大革命带给他们的利益还没有充分赞赏，富歇的使命是帮助人民改变他们的思想。宗教和罗马天主教教堂必须摧毁——要用“对理智的膜拜”取代对“基督教义”的虔信，同时要摧毁贵族、大部分的制造商、商人、地方行政长官和富有者。在大革命期间，60多万法国人民在军事行动或非军事行动中遭到屠杀，另有14万多贵族和受过教育的法国人流亡国外。留下的不幸者遭到监禁、拷打或其他形式的残忍折磨。

　　富歇这个时代潮流的宠儿，出身中产阶级的教师，摇身一变，下令亵渎内韦尔和穆兰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堂的神圣人员——弗朗索瓦·洛朗主教和30多名神甫被迫脱去法衣和长袍游街，当众受到羞辱，市民们高声欢叫，仿佛他们是一帮马戏班的小丑。他们焚烧牧师的长袍和弥撒书并砸碎神龛和圣像，乘乱抢劫值钱的物品。富歇煽动民众，谴责“这些骗子固执地每天重复演出他们的喜剧”，他说“正是他们在过去的1300年来一直奴役着我们”。他后来在里昂亲自指挥民众袭击主教拉默雷特的住宅，让主教骑在驴子上，将主教冠用绳子捆在驴子的脑袋上，将圣经和十字架捆在驴子的尾巴上游街，沿途愤怒的群众不断踢打并朝主教吐唾沫。在富歇的命令下，里昂的一切宗教物品全被摧毁。几周后，他可以骄傲地向巴黎报告宗教势力“已经被永远打垮了”。

　　作为国民公会驻里昂的全权代表，富歇在里昂将他怪异天性中的黑暗一面暴露无遗。他和驻里昂协调员科洛·德奥比翁一起签署命令摧毁了该城1,600座最好的住宅，并处死了1,900个公民，而且都是以新成立的第一共和国的名义进行的。

　　“刺刀刺进人的心脏令我战栗，”刽子手富歇说，“然而这刺刀是无罪的，只有小孩子才会希望折断它。”他用最扭曲的语言说道。

　　“恐怖，有益的恐怖是当今的需要……我们令大量不纯洁的血流淌。”他下结论道：“但我们有义务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博爱。”这是不折不扣的西班牙16世纪宗教裁判所的语言，显然，他找到了达到自由、平等、博爱这一革命目标的药方。

    可惜，富歇的热情有一些过头，由于在里昂市中心行刑使街上多是头颅和尸体，城市下水道被堵塞，血水的恶臭弥漫整个居民住宅区，愤怒的市民对富歇提出抗议并要求他对此付出赔偿。富歇不得不将行刑场从里昂城转移到洛纳河边的布鲁提奥进行。从1793年秋冬到1794年春，一批又一批银行家、学者、贵族、牧师、富商以及他们的妻子、情妇和子女被从城市监狱带到这里，捆在木柱上，由军人或群众执行处决。屠杀日复一日地进行着，而私人书房里堆满了古希腊和拉丁文著作的昔日校长富歇则操纵着这一切。每天晚上，这个富歇，模范丈夫和父亲，面带和蔼的微笑，回到家中的妻子和孩子的身边——那里，温暖的壁炉和干净的床铺在等待着这个在历史上被称为“里昂的刽子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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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情的进展并不总是按他所希望的那样。一天下午，对一位26岁的修女的行刑没有能够按照计划进行，因为里昂工人阶级的家庭主妇们用手中的切肉刀对这个修女乱砍，行刑者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得以将这个修女的头砍下。而她惟一的罪过是在“人民”要求她停止对上帝祷告时，遭到了她的拒绝。民主和自由在继续向前进军。“我们必须勇往直前，”富歇说，“让我们像闪电一般凶猛，让通向自由之路上的敌人灰飞烟灭。”他著名的“恐怖、有益的恐怖”现在果真成了里昂“当今的需要”。富歇尽职地向巴黎报告。在任何国家，像富歇这样的人都会被当作精神病患者被收容或杀人狂被处决；但在大革命时代的法国，他成了英雄。

　　的确， 巴黎对他的演出十分赞赏。“公民富歇创造了奇迹……弱者得到了救援、穷人得到了新的尊重、（宗教）狂热主义已经被摧毁……嫌疑者遭到逮捕、重罪受到严惩……这就是人民的代表富歇所取得的成绩 。”正如勒让德尔在给救国委员会的一份特殊报告中所确认的那样：“共和国的精神已经明显地得到传扬……富歇所采取的有力措施使自由、平等的敌人受到致命的打击，而共和国则不断取得胜利。”大革命的信条成了法国新的福音，而富歇就是他们的“基督十二使徒”之一。

　　然而，随着潮流的变化，富歇也变换着他的脸谱。到了1799年的夏天，督政府受到以陆军部长贝纳多特将军为首的军人以及五百人团中的雅各宾派势力的威胁。在解雇了前面9个警察头头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需要一个能够无情粉碎所有敌人的强有力的铁腕人物来充当他们的警察头头。被辱骂为“里昂刽子手”的富歇被督政府看做是惟一能够胜任这项任务的人选。富歇向督政府保证他能够恢复秩序、使政府控制国家的局面。让昔日的雅各宾分子来镇压雅各宾派真是再好也没有的了。但督政府没有意识到的是：富歇不但要镇压督政府的敌人，而且还要帮着给督政府挖掘坟墓。

　　1799年7月22日，富歇当上了督政府第10任警务大臣。他首先对雅各宾发出警告，他给雅各宾派的主要发言人、陆军部长贝纳多特发出威胁信，“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记住，明天如果我发现你还在俱乐部，我就要你的脑袋搬家。我是严肃的，说到做到——我警告你。”贝纳多特将军明智地收敛了。警务大臣又亲自部署了对五百人团中雅各宾派成员住所的袭击并临时查封了五百人团。然后，富歇“将钥匙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心平气和地将它交给了吃惊不小的督政府”，他果真说到做到。

　　作为警务大臣，富歇在按照自己的想法恢复国家秩序的过程中，其政策有时往往是自相矛盾的。例如，在查封报社的同时，他又将一些有名的记者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同时，他还说服督政府允许长期流放在国外的贵族回国。他还成功地从政府的逃亡者名单中去掉了一些拒绝宣誓忠于革命宪法的牧师，而这些人正是他在里昂时期大肆搜捕的对象。结果，富歇成了他们在圣日耳曼郊区残留的少数款式别致的沙龙，包括居斯蒂纳侯爵和埃斯帕伯侯爵以及社会名流和宗教领袖沙龙中的常客。他们也得以有机会了解这个口袋里揣着逮捕令却和法国最古老的家族来往的心灵扭曲的政治投机分子。

　　阴谋成性的富歇一方面努力制止保王党的极端分子企图推翻督政府的行动，一方面努力寻找一个“坚强的军人”以便实行自己推翻刚刚委任他为警察总监的督政府的政变。如果一切顺利，他将成为国家的首领！为了进行这次政变，他需要物色一个灵活多变、个性坚强而又对政治具有兴趣的军人，一个将来不会和他争夺政府控制权的人。

　　当富歇开始拜访住在凯旋街的美丽贵妇约瑟芬·波拿巴时，他已经酝酿成熟了他的人选。奇怪的是，将军的妻子认为这位警察头头是位令人“愉快的”伙伴。当然，始终十分忠实于自己妻子的富歇只是在政治上向约瑟芬献殷勤。约瑟芬致命的弱点就是贪恋钱财，富歇投其所好，用金钱换取有关拿破仑个人行踪和意向的情报。约瑟芬成了出卖自己丈夫的警察头头的眼线。这样，富歇很快就掌握了拿破仑将军早已准备推翻督政府的意图，并盘算着自己将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富歇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计划，同时约瑟芬不断地给他提供她所了解的情况、文件甚至她丈夫的信件。由于潮流对他不利，富歇决定顺水推舟，迎合吕西安和约瑟夫·波拿巴，但没有得到他们的理睬。如同督政官戈耶所证实的那样，富歇目前的目标是成为“阴谋集团的共谋犯之一”。

    在拿破仑抛弃埃及远征军回到法国巴黎之后，富歇曾经求见这位将军，结果遭到冷遇，让大名鼎鼎的警察首脑在候见室里和其他等待接见的人一起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富歇心里很气恼，但外表心平气和；不过，他不会忘记这次羞辱。他端坐在那里，帽子拿在手上，像一个等待校长训话的四年级学生。然而，拿破仑接见他后对他十分满意。“他正是我们的事业所需要的那种人”，拿破仑后来对同事承认道，并让富歇成为他的所谓“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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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富歇深入交谈，特别是就目前的政治局势交换意见之后，拿破仑认识到这位他久有耳闻的警察头头正是他以后的警务大臣的最合适的人选。此外，富歇从警察局的基金中抽出90万法郎的巨款给拿破仑用于准备雾月政变，同时，在政变期间他帮助拿破仑维护法国首都街道的安全、防止任何可能的变故。和塔列朗不同，拿破仑和塔列朗虽有分歧，但却尊敬他；可是对于富歇的每次出现，拿破仑都感到厌恶。很少有人能对拿破仑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的。富歇对拿破仑的感觉也是如此，但富歇需要他，眼下没有比他更好的选择。富歇对政治局势、政治暗流和政治领导人物（他每个人都认识）有着深刻的理解，更不用说国家的形势以及对各种政治程序的了解了。他手下早已经拥有了大群鹰犬，他具有自己的重整朝纲的治国方略。不论好坏，世上毕竟只有一个富歇。

　　现在，在拿破仑执政的初期，富歇开始全面整顿警察局。他决定洗刷他“里昂的刽子手”的恐怖恶名：首先，秘密地销毁了大部分有关他早期活动的文件，包括公文、演讲和给巴黎的报告；同时，在公众面前，他强调新政策的温和性质，声称他的新政策比起以前的政策来是“温和而坚定的”，听起来又是自相矛盾的两个字眼。为了树立他的新的公众形象，他赦免了一些被政府放逐的重要人物，包括莫里斯·巴泰莱米和拉扎尔·卡尔诺。同时， 他力图缓和一些他以前要置于死地而后快的贵族、牧师和雅各宾派的矛盾，他安排一些逃亡国外的贵族，包括在奥地利监狱的拉法耶特回国。富歇竭力将自己扮演成一个伟大的、乐于施惠的保护人，越来越多的有着古老头衔的贵族的大门为他敞开或是小心翼翼地寻求他的庇护。但这并不妨碍这位警察头头全力支持第一执政拿破仑的强有力的平定君主主义者内乱的政策。富歇只接受对新政权俯首称臣的贵族，包括定期向警察局报告并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权力真是极其神妙的东西。

　　然而仍然存在着矛盾，当拿破仑为树立三人执政的国际地位以及恢复与被放逐的波旁王朝和路易十八本人的关系时，富歇却在暗中进行破坏（后来，他又反其道而行之，与波旁王朝结盟以反对拿破仑）。但在他牢牢控制局面的情况下，他和雅各宾派的后台人物，包括贝纳多特和莫罗，保持了一种比较友好的关系。作为一名政治上的投机分子，他始终将自己的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

　　富歇还调整了他对教会的政策。除了和较温和的教会人士和解外，他遵循拿破仑的协议精神，努力使他曾经亵渎的罗马教皇和法国的关系正常化。昨天还遭到谴责的，今天受到了政府的支持，最卖力的还是富歇本人。同时，最严厉的镇压也是这个政府采取的。例如，根据拿破仑的命令，富歇着手查封首都的报纸，通过政府的检查制度和警察的行动，报社由原来的60家减少到13家。这是一个多变的令人难以捉摸的国家。

　　富歇改组警察局的政策符合第一执政拿破仑的要求。为了达到监控整个国家的目的，他必须具有横扫千军的权力。为此，富歇要求每一级地方行政官员里都要配备警察的官员，和新的第一执政的地方官员平行。拿破仑对这个建议相当令人吃惊，他看到了这样做的弊端：一旦警务大臣反对第一执政，后患无穷。此外，内政部长吕西安·波拿巴，按照法国传统的政体，要负责对全国各省的地方警察的管理，极力反对将本应由他掌管的权力拱手让出。但富歇坚持己见，并通过改变官职的名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全国的主要海港和城市，富歇都安排了自己的官员，他们从吕西安的内政部分离出来，直接受富歇的指挥；从而，富歇的警察部门现在牢牢地控制了全国的重要海港和城市。

　　整个警察总署的日常行政事务由富歇的朋友和亲密合作者、秘书长隆巴尔·塔迪厄负责。在他之下富歇主要依赖3个高级官员：巴黎过去的警察长，丹东的朋友皮埃尔·弗朗索瓦·雷亚尔，他几乎负责全国一半省份以上的地方警官，另一个是国家法律顾问佩尔蒂·洛泽尔，他负责另一半的省份。所有的地方警官都直接向他们二人报告。第三个是夏尔·德马雷，一个品性不端的牧师，他负责将法国秘密警察的触角伸向全国各地。所有这3个头目加上巴黎的地方警官，每星期三在富歇的办公室会面。

    和全国各地不同，巴黎有自己的地方警官，成立于1800年2月17日。巴黎地方警官的权力和影响力远非各省地方警官所能比，在理论上他们的地位和雷亚尔、洛泽尔同等。但在事实上，他们日益成为警务大臣的一块心病，富歇很快发现曾经和他密切合作过的巴黎地方警官路易·迪布瓦逐渐开始公开与他争权夺利。的确，在某些情况下，迪布瓦确有功高盖主之嫌，例如由迪布瓦侦破的极其复杂的阴谋刺杀拿破仑的爆炸事件，富歇曾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事情，直到事发之后才知道他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常常有这样一些人物，他们在上层和政府中颇有名气，但公众对他并不了解。对他们的私人生活很少有人记载，甚至和他们有过公事往来的高级官员事后对他们过去的经历也并不清楚。他们往往就此销声匿迹，很少给我们留下回忆。拿破仑的第一任巴黎地方警官路易·尼古拉·皮埃尔·约瑟夫·迪布瓦就是这样的人。

　　迪布瓦 1758年出生在法国里尔，他后来在那里活到将近90岁，1847年在路易·菲力普的七月王朝崩溃之际，他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世。拿破仑是在1800年3月8日任命他为巴黎地方警官的，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1810年秋。虽然他在大革命时期当过法官，但在此前显然没有当地方警官直接的经验。

　　幸运的是，富歇和迪布瓦得到了拿破仑的信任和全力支持。的确，拿破仑对迪布瓦十分敬重，对他的活动十分满意并非常高兴地倾听他的报告、他的警察故事，越可怕他越爱听。事实上，正如后来拿破仑的同事、朋友和家人所知道的那样，巴黎所发生的一切，拿破仑很少有不知道的。

　　迪布瓦是除了他的上司富歇之外惟一可以在拿破仑愿意时接近他的人。迪布瓦和所有由拿破仑任命的官员一样，都是虚荣的、在金钱交易上不审慎的，然而在维护欧洲最不稳定的都市方面却是卓有成效的行政管理者。此外，地方警察官迪布瓦还肩负着保卫拿破仑和他的整个家族以及政府其他成员的安全和利益的重任。这是个崇高的使命，如果第一执政遇到了什么麻烦，如果有什么人图谋刺杀他或推翻他的政府，要由迪布瓦而不是富歇负责事先粉碎这些阴谋活动。因而，地方警察官的权力和责任不仅不次于富歇，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显得比富歇更加具有权力，为此引起了嫉妒和谩骂。虽然迪布瓦首先是由富歇雇佣的，但随着迪布瓦的权势日重，富歇不能不感到担心，最后决定除去迪布瓦。可笑的是，在几年后，当迪布瓦失去权势时，富歇也失去了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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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歇作为法国的警务大臣，肩负着包括搜捕凶手、管理监狱和保护老百姓日常生活安全的全国性责任。每天的报告和情报从共和国的“四面八方”汇总到雷亚尔或洛泽尔手中，他们将资料传递给秘书长塔迪厄，然后由塔迪厄亲手呈交给他阅示。富歇和他的职员对送来的材料进行认真的研究、审查以便编入由富歇亲手创办的法国警察的秘密报纸《警察公报》（Bulletin de la Police）上。该公报每天早上只印两份，每份约15页到20页。一份由富歇锁在他的办公室里，另一份用拿破仑最喜欢的颜色——绿色的丝带系着送到杜伊勒里宫国务大臣于格·马雷手里，由他决定哪些内容可以呈交给第一执政过目。马雷亲自将每日的公报送交给拿破仑阅示。

　　公报上刊登着在过去24小时到48小时内，法国发生的一切大大小小的有趣事件，拿破仑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阅读和研究公报。当他在离开巴黎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作战时，公报有时送到他手里已经很晚了，他会发脾气地说：“这简直是难以想像的疏忽！”的确， 他已经几乎到了离开公报无法治理国事的地步。在第一执政初期，拿破仑严禁邮政人员中途截获他的邮件，并公开指责督政府的邮件检查政策，可是不久之后，拿破仑就允许邮政局长扩大他的权力范围了。同时，警察局也具有同样的检查邮件的权限。习惯于这种羞辱性的干涉个人隐私的做法的法国老百姓只能耸耸肩，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个事实。由于大部分法国人都是文盲，受到政府对国家邮政干预的人口比例极小。不管怎么说，这总比大革命年代的动乱、扭曲和残杀要好得多。人民在任何时候都要付出代价的。

　　拿破仑每天上午11点和富歇会面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在公报里所发现的问题以及这位警务大臣的各种建议。同时，警务大臣富歇和杜伊勒里宫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在拿破仑执政的14年间，他共计写了1,100封信。

　　在执政的初期，依然乐观的拿破仑曾经宣称富歇和他的警察总署在新的执政政体的成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希望你能将有关警署的一切细节都告诉我，并且每天至少和你见一次面，必要时，见两次面。”第一执政拿破仑这样指示他的警务大臣。

    富歇也不敢怠慢，向全国发表了有关他的警察政策和解释他的行动的告示：

    所有必须采取的镇压手段都已经有效地采取了（用来反对破坏拿破仑的雾月政变和破坏他的新政体的阴谋）。闹事者、保王党的煽动分子，总之，所有可能危及公众和个人安全的人都被抓获并遭到起诉。所有共和国的拥护者应保持平静，因为他们的愿望正在实现。

    这是典型的富歇式的宣言，它告示天下他的警察政策。法国还在受到国外流亡者和国内的雅各宾党人和保王党分子的威胁，他富歇要保卫国家的安全，这意味着要采取严厉的措施。

　　“警察机关，如同我所感觉到的，必须预见并阻止犯罪的发生，以便处理甚至连现行法律也未能遇见的问题。”富歇这样警告道。这正是大革命年代的回音。在第一执政的支持下，富歇为自己随时可以执行法庭职权以外的行动做好了舆论准备。只要他怀疑任何人有可能危及国家安全，他就可以采取“防范措施”执行逮捕而不需要充分的证据。同时，他指出“仁慈的行为不能和公共的利益相冲突”，为了公共利益可以采取非常的预防措施将某些可疑的人关押起来。但是没有人敢对什么是“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定义做出明确的说明。

　　在上任几个月后，富歇向第一执政报告道：

    很有可能，甚至是毫无疑问，有一些自由的敌人尚未被捕，仍然隐藏在法国。但在一致的努力下他们很难逃脱应得的惩罚。他们的行踪、言论和秘密计划都在我们的严密监视之下， 我们准备打入他们的组织内部并逮捕他们。警察局具有一切监视手段，其对任务的执行是雷厉风行和绝对可靠的。

    在这份新的警察政策宣言中用了多么有力的词句，同样有力的是行动。难以想像此人原本不过是个学校校长，一个放飞热气球的热情的自然科学家？现在，他豢养的秘密警察横行天下，并在全国的监狱里塞满了“国家的敌人”。是谁创造了欧洲有史以来最残忍而又最有效的警察系统呢？舍约瑟夫·富歇其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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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富歇其人

一个没有心肝和眼泪的人。

——塔列朗论富歇

    他是个瘦高个儿，背稍有些驼，发红的头发稀疏，谈不上漂亮，脸色十分苍白，毫无血色，灰色的眼睛表情冷漠，目光呆板。他薄薄的毫无血色的嘴唇偶尔吐出几句刻薄的言辞，他的姿态傲慢而冷漠——这就是警察局长富歇给世人提供的肖像。

　　然而，有时候他也会滔滔不绝地议论法国的高级官员，包括他最亲密的同事，津津乐道于他们的逸闻趣事。他外表装出的平静隐藏着过人的精力，晚上他一般只睡几个小时，除了简单的用餐之外，他从来不在任何其他事情上浪费一分钟时间，他甚至在起床穿衣服时还要接见来访者。他身着黑色的简陋外衣，和法国政府和军队高级官员的镶满金银饰物的制服成了鲜明的对照；他站立时，除了那双细长的、骨节棱棱的手之外，很少有其他动作；交谈时，他狡猾的眼睛和警觉的耳朵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富歇的名气和他遭到人们憎恶的程度是同等的。

　　拿破仑对这个在大革命中冒出来的古怪人物仍然有着深刻的印象。在法国还没有任何一名警察局长能够取代这位外表阴沉的警务大臣。他的间谍遍布所有的沙龙、政府部门甚至军队内部。奉拿破仑之命，他已经查封了47家全国性的报社，监狱里关满了被他的手下抓来的疯狂袭击旅行者、驿车甚至国家仓库和银行的土匪和罪犯。巴黎的犯罪率仍然很高，每天都要发生抢劫和凶杀，男子出门不得不带上武器以便自卫。

　　富歇是以喜怒不形于色著称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甚至在拿破仑勃然大怒的滔滔指责下，他始终能保持心平气和的态度。现在，他已经41岁了，但他仍然固执地遵循和世人保持距离的哲学，他仿佛是在另一个星球上俯视世人。在他的命令下，男人和女人被逮捕、审讯、拷打、监禁或处决，他却若无其事地生活起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完全无动于衷，对他而言这只是执行任务（拿破仑在看到他战死或伤残的士兵时，至少还会流下伤心的眼泪）。和外交部长塔列朗不同，富歇每天是最早来到办公室，最晚离去的；同样和塔列朗不同，他从不放过工作上的任何细节，而且他的记忆力也非常惊人，他对自己主管的部门和政府的其他部门情况了如指掌。一切都记录在他的秘密卷宗里，这些材料是连拿破仑也无法看到的。

　　虽然富歇的生活简朴、服饰简单，但他绝不拒绝穿他最喜爱的、带银饰的蓝丝绒制服。他也不拒绝乘坐由骑兵护送的马车在巴黎的大街小巷疾驶而过。他将自己视为一个政治家、一个伟人，而不仅仅是个警务大臣；而且，他内心十分羡慕外交大臣的交椅。

　　但富歇天生就是当警察头头的材料，在他的主持下，警务搞得有声有色。富歇是个事无巨细都要关心过问的人，正如塔列朗所说“从他感兴趣的事入手，一直干到哪怕是他毫无兴趣的事情也不罢手”。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不断查获新鲜的丑闻、阴谋、不光彩的行动、不谨慎的言论，并找出借口到巴黎各种家庭，包括雅各宾派（他仍然有一些雅各宾派的朋友）、牧师（他总是保护他在教会里的朋友）、共和派以及贵族的客厅里做客。无论社会和政治环境如何，他都习惯于时刻保持警觉。富歇还诙谐地说：“如果你们要说皇帝或政府的坏话，等我来了再说，因为我的耳目见到我就会离开的。”连自己具有许多鹰犬的拿破仑对富歇的众多耳目也不得不提防。对于富歇来说，搞秘密活动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如同呼吸一般必要。

　　这个在工作中毫无情感可言的人，在另一方面却是个忠实的丈夫和慈祥的父亲。和他的大多数同僚不一样，富歇很少允许公事打扰他位于巴黎的奢侈而宁静的家庭。只有最亲密和特殊的朋友才有幸被他邀请晚上到家里去做客。和其他自命不凡的高级官员不同，他很少携妻儿出入社交场合。他的妻子很少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露面。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妻子害羞，事实上他的妻子并不是一个心肠很软的妇人，她对她丈夫的血腥事业并没有丝毫的反感或忌讳，相反，她在各方面都和她丈夫有着一致的看法。

　　和当时所有的法国高级官员不同的是，富歇不仅是个骄傲的父亲和丈夫，而且是个心满意足于一夫一妻生活、从不在外面拈花惹草的男人。“我惟一的希望是使我妻子和孩子生活愉快。”他坚持这样认为。

　　“跟我学吧！”他这样劝告他的老朋友拉乌尔·加亚尔，“对你的妻子口授你要写的信件——能够亲吻你自己的‘秘书’是件多么快乐的事啊！”

　　的确，和家人在一起是他最快乐的时光。在家中，他和他的4个孩子嬉戏玩耍。在当时的法国，家中来客人时，一般来说孩子是要回避的，可是在富歇的家里则不然。他让孩子在客人中间来回奔跑、开怀嬉闹，常使初来乍到的朋友暗暗吃惊，而富歇则感到其乐无穷。“也许你们听到有人说我把孩子溺爱坏了，但他们是可爱的，是我生活中的最大快乐。”他这样承认道。

    维克托里娜·德·沙特奈夫人是常常光顾富歇家的贵族妇人之一。她对这位警务大臣并不是没有看法，但并不妨碍她的造访。她从内心感到富歇的自负中有某种“骗子”的成分，他总是冷漠地将自己“凌驾于所有人之上……仿佛只有他才是法国的主宰”。富歇总是以傲慢态度让他的朋友感到能从他那里打听到一些当今事件的信息是他对他们的信任，而过后才知道富歇并没有对他们透露任何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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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歇吸引女性崇拜者（和塔列朗一样，他的大部分崇拜者是女性）的一个原因毫无疑问是他对他妻子的忠实，特别是在当时那个年代，有地位的人拥有情妇是件司空见惯的事（连伟大的民族英雄拉法耶特也是以征服女性著称的）。此外就是他对孩子的挚爱，他在孩子身上倾注了他本人从来没有从自己父母那里得到过的感情。富歇夫人对丈夫的忠贞也给沙特奈夫人留下了同样深刻的印象。

　　富歇绝不能容忍放纵的女人，他劝告他的妹妹对他的侄女要严加管束：“要让她们在公共场合行为举止得体。要让她们认识到女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是由她自己的坚定原则、精神和道德价值确立的。”和拿破仑一样，他对法国日益放纵的社会现象很是反感。所以，警务大臣、后来被封为“奥特兰托公爵”的富歇很少让他的妻子在公共场合露面，即使是拿破仑坚持邀请也不例外。

　　尽管约瑟芬由于放纵在社会上声名狼藉，富歇却真诚地喜欢她而且常常能从她那里获得情报信息，包括拿破仑从埃及给她写的私信。当然，富歇为此也是出手大方。约瑟芬这种给警察当内线的行为并不光彩，但富歇却真诚地赞美她的风度、温柔和慷慨，他甚至给自己的一个女儿起了约瑟芬的名字。富歇从来不邀请拿破仑的高级官员到自己家里去做客，他们也无意到他家去；但约瑟芬和少数几个拿破仑的人，却有幸偶尔被邀请去做客。也许在他家出现的最令人吃惊的客人是巴黎的大主教贝卢瓦，他完全不在意自己拜访的是法国昔日牧师的屠杀者和教堂的亵渎者。

　　虽然沙特奈夫人可以在富歇身上找到某种值得她赞美之处，但在他的同事，包括塔列朗眼里却不然。塔列朗对富歇的看法是：“一个没有心肝和眼泪的人。”

　　如果说富歇在追求女人、美酒佳肴方面没有明显的弱点的话，他却经不起金钱的诱惑。虽然他在大革命期间的公开宣言表示要视金钱如粪土，虽然他的一些财富来自非常隐秘的“礼物”，大部分是用警察强征的“税收”中饱私囊，但拿破仑本人也在过去数年里给了富歇数以百万的钱财。富歇用这些钱财和他商界的朋友一起投资，或者当他们的顾问。但他真正的财产来自恐怖时期从寺院、教堂和城堡里低价收买或巧取豪夺的价值连城的珠宝和艺术品，包括在里昂时期聚敛的财富。

　　富歇的财富包括他不久后在巴黎购买的豪华公馆（位于奥坦斯在巴黎住所的隔壁）以及离巴黎不远的两处田庄：费里埃和蓬卡雷；法国南部两座大的庄园；在埃克斯、土伦和尼斯的幽雅的乡间别墅；他还买下了贡比涅的两个教区，包括所有的房产、商店、磨房、田地；以及从埃克斯到瓦尔一带上千英亩的田产。在拿破仑征服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省份之后，富歇又得到了有大量进账的田地，以及他继承家族在圣多明各的甘蔗田、靛青田以及大片农场。除了他个人的投资外，他还作为政府部门的部长、参议员等每年获得223，000法郎。尽管维持他的巨大产业需要庞大的开支，但作为一个简朴的布列塔尼人，他十分节俭。和嗜赌成性的败家子塔列朗不同，富歇为自己聚敛了1，500万法郎的财产，在一个普通工人如果一年有1，000法郎的收入就很幸运的当年，这不啻是个天文数字。富歇一生的两大爱好就是政治投机和聚敛财富，很难说他更喜欢哪一个。

　　除了和教会的朋友多年保持密切关系之外，政治上，富歇几乎背叛了一切人，包括罗伯斯庇尔、西哀士、巴拉斯、塔列朗、拉法耶特、卡尔诺，当然还有拿破仑。奇怪的是，虽然他有着极其饥渴的权力欲，但他并不是一个报复心很强的人——只要不干扰他工作上的计划和目标的实现，即使反对他个人，他也并不在意。这个怀疑一切人类行为和价值的人，却对一切都能坦然接受。“我原谅人类的一切弱点。”他这样表白，有时候他甚至会帮助处于困境中的政治敌人。富歇总是标榜他的“温和”政策，但与他在大革命中的血迹斑斑的历史相去甚远。正如路易·马德兰使人信服的理解那样：

    他……研究过他的邻居。他掌握着人类各种肮脏交易和重蹈过去暴君的堕落行径的第一手资料……警务大臣个人经历了各种类型的可耻的行为并揭示过人性中最丑恶的部分。他对于人性的可悲比任何人更了解。对于他来说，这个世界是由天生的恶棍和可怜的低能儿组成的。

    这个现在负责维护全国的道德和治安的人曾经默许里昂的渔村主妇们用手中的切肉刀将一个无辜的修女活活砍死，还是这个道貌岸然、宣称主张“温和”政策的人在自己家中摆满了偷盗来的国家的文物和艺术品。现在富歇在他每天重复见到的罪恶中可以看到他自己的杀虐狂和心理病态的影子。他知道像他这样一个人一旦真正握有权力，就能无所不为。正如他对他的教会朋友拉乌尔·加亚尔透露的那样：“当我能够左右一切时，我必须成为真正的主人。”这就是警务大臣的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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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政策和目标，他究竟有没有呢？他和拿破仑一样，是个公共安定的破坏者。他是个阴谋家、一个扰乱一切政府秩序的人。“他兴风作浪、制造复杂事端，目的只是要满足他平息和解决事端的乐趣，正如一个演员将剧情写得适合他的戏路那样。正因为如此，他特别满足于对付凶悍的对手”，在对付对手时“他有时大胆和凶狠到了愚蠢的地步”。他以谈论有关他同事，甚至有关拿破仑的最具侮辱性的话题为乐，因为他知道不用一个时辰，这些话就会传到他们的耳里。“拿破仑不喜欢我，”他微笑着承认道，“他也知道我不喜欢他。”自他在里昂初涉政坛，剥夺了无数公民的生存权时起，他就将自己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了。他可以无所不为，他洗劫教堂，屠杀年轻的修女和年老的妇人。他是口是心非和邪恶的化身，他始终有将自己在周围人们的心目中神秘化的要求，他将别人不能理解他视为乐趣。“他的身上充满了各种矛盾，”夏多布里昂①写道，“宗教和无信仰、德行和恶行，保王分子和革命者的矛盾……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自相矛盾的人。”

　　我们还是要问：这位警务大臣的政治目标究竟是什么？他是为革命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雅各宾党人吗？他是温和的共和派吗？他是伪装的君主主义者吗？事实上他什么也不是又什么都是，一切取决于当时的需要。他除了自己什么也不相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轻视宗教、民主、群众和一切权威（当他自己没有运用这种权威时）。他认为政治游戏是不择手段的。他最关心的是使自己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风云人物，这就是他在各种政体之下都能得宠的原因。“他是一个在现政府手下就为自己在下届政府中的地位未雨绸缪的人。”马德兰这样评论道。他自己也对帕基埃承认道：“每一块蛋糕都必须有我的份儿。”也许基佐对他的总结最入木三分：

    没有人比他更加充分地表现出这种固执、挖苦、愤世嫉俗、冷漠，这种泰然自若的临危不惧，同时又无节制地需要行动、需要承诺去进行一切成功所需要的行动——并不是为了去完成某种事先预定的计划——却是简单地抓住眼前稍纵即逝的每一个机遇。

    就拿破仑的第一帝国期间的政策而言，富歇可以说是处处与拿破仑背道而驰：拿破仑喜欢战争，富歇总是寻求和平。拿破仑统治了法国，富歇对他心怀嫉恨。富歇对此并不掩饰，只是在他和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缓和关系时隐藏了自己的各种图谋而已。但在法国，也许除了迪布瓦之外无人能够取代富歇，而迪布瓦的巴黎地方官的职务也是须臾不可少的。拿破仑深知自己对这个古怪人物的依赖性。1802年，富歇反对拿破仑终身执政，并揭露了吕西安·波拿巴在私生活方面和作为内政部长的各种腐败、犯罪和轻率行为以及拿破仑的官员的轻率行为。这进一步激怒了拿破仑，他最终以120万法郎的代价革去了富歇警务大臣的职务。然而，看来拿破仑不能没有富歇。他又任命富歇为终生议员（并付以高薪）并任命他为国家法律顾问（同样享有高薪），经常在杜伊勒里宫召见他，就各种国家事务征求他的意见。自富歇不再当警务大臣之后，犯罪率直线上升，也许有些是富歇在幕后指使的也说不定；特别是在地方各省，保王党的匪帮再次掀起了阴谋推翻拿破仑统治的风潮。从当警务大臣的能力和经验来说，的确没人能比富歇高出一筹。

　　所以，毫不奇怪，在拿破仑称帝后的两年内，又一次委以富歇警务大臣的重权，让他负责恢复国家的秩序。但这并不排除两人之间不时重新出现的摩擦。富歇和拿破仑都是不肯让步的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贯倨傲和独立不羁的富歇用他的沉着和耐力使拿破仑啼笑皆非。偶尔拿破仑甚至故意以饵引诱富歇，看他会有什么样的好笑的反应，因为拿破仑希望他会出洋相。而富歇也同样有当众让拿破仑下不了台的嗜好。例如，拿破仑有意揭富歇在大革命初期曾经是狂热的雅各宾党人和恐怖主义者的老底，这是富歇十分忌讳的话题。

　　“奥特兰托公爵阁下，大人您是否曾经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拿破仑似笑非笑地问道。

　　“不错，回阁下话，的确如此。”富歇大声而清晰地答道，“事实上，那是我第一次得以为阁下您尽在下的绵薄之力。”

    拿破仑闻言不禁仰天哈哈大笑。后来，在1815年，当发现他的警务大臣背着他私下和英国人商谈建立同盟以避免狼烟再起时，拿破仑骂他是个叛徒。

　　“奥特兰托公爵阁下，我应该将你处以绞刑。”

　　毫不生气的富歇不眨眼地答道：“我却并不想这样对待您，我的阁下。”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办理他的公事。

　　另有一次，当拿破仑从战场未受损伤地归来时，他的科西嘉似的幽默使他禁不住对富歇提出了一个可能使任何大臣都感到十分狼狈的问题：“如果我在战场上不幸以身殉职，你将会做些什么？”

　　富歇镇静自若，不动声色地答道：“阁下，在下将为自己攫取尽可能多的权力，从而使自己不会成为事变的牺牲品。”

　　拿破仑听后赞许地微笑道：“妙，妙！这正是最好的游戏方法！”

　　富歇的确一言道出了他此后继续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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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圣诞夜的密谋

我不喜欢将反叛者送上法庭，因为当这个受到谴责的人成为公众的英雄时，政府已经无可避免地受到了损失。
    1800年平安夜，即拿破仑·波拿巴雾月政变成功后13个月的一天下午5点45 分左右，日头西斜，余晖中一匹老黑马拉着一辆双轮破篷车缓缓前行，赶车的3个人身着蓝色长罩衫从天堂街23号出发，向卢浮宫的方向而去，他们穿过克雷利大街，又走过胜利广场，最后到达圣尼凯斯大街，在这里可以看到杜伊勒里宫。这3个人将车停在了利福里街（Rue de Rivoli）一家布店门前，车里放着两满桶炸药和大块的石子。他们用一块硬币雇来一个14岁的小女孩，吩咐她守住横在大街上的马车，看好马，不要让它移动——然后，这3个人便躲在了一旁。

　　快8点时，一个人点燃了火药桶边的干草，然后迅速离去。正在此时，第一执政拿破仑的马车离开了执政府，马车没有像往常那样通过圣尼凯斯大街，而是转进了拉罗伊大街。拿破仑将军是要前往卢瓦宫的歌剧院参加海顿的大型圣乐《创世记》（La Creation）的首场演出。当拿破仑的车马卫队刚刚经过圣尼凯斯大街的街口，那辆装着两桶炸药的马车爆炸了，炸死炸伤了许多人——阿波隆咖啡店的女主人，她的前胸被飞来的金属桶箍严重砸伤；看车的小女孩被炸成了碎片，路上和街边的公寓里特别是街头的咖啡店里满是尸体。炸弹是在拿破仑和约瑟芬的马车之间爆炸的，拿破仑和他的同僚却毫无损伤。拿破仑下车审视了一下之后，命令车马卫队继续向歌剧院前进。一刻钟后，拿破仑在歌剧院接受了全体观众和演奏者的起立鼓掌欢迎，正是在这家歌剧院，几个月前曾经有人企图刺杀拿破仑，幸好刺客下手前几分钟被及时捉拿。但这次，警察没有能避免灾难的发生。拿破仑和约瑟芬之所以没有遇难，完全是偶然的运气。因为本来约瑟芬的马车应该紧随拿破仑的马车的，可是，约瑟芬出门前因为换首饰耽误了一会儿，因而拉大了距离，而炸药正是在拿破仑和约瑟芬的马车之间爆炸的——如果约瑟芬的马车紧随其后，她可能已经被炸死了——虽然大难不死，约瑟芬却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富歇和迪布瓦都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的爆炸事件。事先曾经有过一些流言，隐隐约约暗示着要发生什么事；在拿破仑到达歌剧院之前，警方曾对歌剧院进行过全面的搜查，未发现异常。由于每天都接到一些警告，所以放松了警惕。

　　当拿破仑在欣赏海顿的新作《创世记》时，杜伊勒里宫的警官肖佐开始着手对圣尼凯斯大街的案件进行调查，在这次爆炸事件中有60多人受伤，其中20多人先后丧命。肖佐盘查了过往车辆，警察在血肉模糊的断肢残臂中搜寻遗物和马车残骸，并对事件的目击者进行询问。肖佐直到次日凌晨才回到杜伊勒里宫，他分析从现场收集的遗物和残骸，并起草报告，需要做的事还有很多。

　　拿破仑谴责雅各宾党人、热月党人和左翼革命党人是这次事件的主谋，因为他们对拿破仑的雾月政变和其后的独裁政府一直不满。为了镇压恐怖活动，拿破仑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坚决的措施，逮捕、审讯、枪决、流放大批的雅各宾党人。巴黎的市民又陷入了紧张气氛中，如同在罗伯斯庇尔恐怖时代一样，邻里之间因长期的猜忌和仇隙而互相告发。在事件发生后的头72小时内，迪布瓦收到了30多件这类告发，使30多个无辜的市民被列入了警察的黑名单。最后连迪布瓦的首席检察官也看不过去了，他认为如果让这种怯弱的匿名告发继续下去，会使诚实守法的公民受到极大的伤害。

　　虽然富歇认为这次事件的主谋是保王党分子及其军事领袖乔治·卡杜达尔，拿破仑却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坚持认为是雅各宾党人指使的，对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流放和驱逐。48名警官带着他们的队伍在全城搜寻、审讯罪犯。130名雅各宾党人和革命者在审讯无果后遭到放逐。大量疑犯被关进监狱。

　　迪布瓦认为无论是雅各宾还是保王党分子所为，都需要证据才能定案。在圣诞这天，他集中精力对现场收集的马车和马的尸体残骸进行研究，以期找出一些哪怕是和铁匠或车主有关的蛛丝马迹。他找来了兽医帮助鉴别。他们在警察局大院将马的残骸拼凑起来，很快就对那匹马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描述，他们立即通报全国各地的警察局。在一个有成千上万匹马的城市里，这一材料似乎没有多大作用，但毕竟找到了入手的线索。

　　同时，对当晚护送拿破仑的车队去歌剧院的国家卫队人员进行了严厉的讯问，其中一个队员透露当晚在那辆致命的马车附近曾有一个人向他借火点烟斗。了解了那个人的相貌特征和口音之后，迪布瓦命令在当街的所有存活居民中进行盘查。

　　案情的首次真正突破是在12月26日，一名检查员报告在普瓦松尼郊区曾有一辆和“恶魔的机器”（法国当时的报纸这样形容那辆爆炸的马车）相类似的马车在那里存放了三四天，车主是左眼上方有一道大伤疤的人。警方对此进行了调查，并询问了一个来自圣马丁港名叫朗贝尔的粮食商人。据他讲，几天前，他曾经卖给一个自称是个卖布的货郎一辆类似的马车。巡查员喜出望外地将朗贝尔带到警察局大院，让他辨认摆在鹅卵石地面的马车残骸。朗贝尔认真辨认了马头、皮马具和马车的残骸。他是在12月20日用200法郎的价格将这辆马车出售给那个货郎的，付钱的是另外一个名叫“公民布律内”的人。布律内甚至还给了他6法郎的小费。朗贝尔还邀请这两个买主喝酒，对他们的相貌记忆犹新，只是买主拒绝说出他们的姓名。朗贝尔向警方详细地描述了两个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