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独立内幕

零下68度

　第八节　忧心忡忡的蒋介石

　　　　　　　　　　　 1、蒋介石究竟是个什么人？

　　1923年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赴苏联考察。

　　1923年8月16日，年轻的蒋介石将军率领代表团动身前往莫斯科。

　　孙中山的这位使者于9月2日抵达莫斯科。他在苏联逗留近三个月。尽管孙中山在临别赠言中曾经要求蒋介石了解筮（布）在群众中做政治工作的经验和征求该党对国民党在华南组织政治工作的意见，但是蒋介石却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争取军事援助的问题上了。

　　当时列宁正患病，蒋介石就去拜会了托洛斯基以及齐契林（外交人民委员）、俄共（布）中央书记鲁祖塔克等人。

　　这位代表团团长对鲁祖塔克说：“我们几个人是被派到莫斯科来的国民党代表，到这里来主要是想通过俄共（布）中央了解俄国共产党。”

　　当时，苏维埃国家正在进行一场关于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激烈辩论。

　　鲁祖塔克用了两个小时，向蒋介石讲述了布尔什维克党创建时的条件，回顾了俄国发生的主要革命事件，介绍了新经济政策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同蒋介行的交谈中他还谈到，俄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性质方面是接近的。蒋介石边补充说，国民党“一向认为俄国共产党是自己的亲妹妹”。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孙中山的这位使者，首先对苏维埃政权的军事经验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考察了红军的组织政策和政治委员制度以及军事干部的培养情况，参观了步兵第二学校，军用化学学校、高级射击学校等。

　　这位看上去比较年轻、比较瘦弱、长着一对机灵黑眼睛的中国官员，并没有引起周围人的特别好奇。在莫斯科，他曾会见过各种民族的人士，其中有不少中国人。在那些年代，中国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和知识分子代表的一个明显倾向，就是渴望学习和领悟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原理。旅居莫斯科的中国人都在关注着孙中山的这位使者。他们很感兴趣的问题是，蒋介石究竟是个什么人？是一个普通军阀，还是国民党的一般工作人员，10月初，他们聚集在一起，听取了蒋介石所作的关于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报告。孙中山这位代表的讲演在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难道马克思没有讲过？……难道俄国的经验没有证实？……”没有多久，听众就感觉到，报告人在理论方面是贫乏的，他在回答问题时，对革命者的国际主义政治经验表现出一种冷漠态度。蒋介石挑衅似地说：“我不是在讲俄国！……我是在讲中国。你们在谈外国理论以前，还是应该研究一点你们自己国家的情况”。听众中有人立即作出了反应：“民族主义！臭名昭著的民族主义！”

　　此后，蒋介石对苏俄从内心里就十分反感，反对苏俄的赤色政权，更反对他们进行的“革命输出”。

零下68度

　2、苏联对外蒙有野心

　　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对于蒋介石一行代表团的接待，虽然显得很殷勤，但一涉及攸关苏联利害的问题，便会突然改变态度；尤其显得异常关心的，是“外蒙古问题”。

　　早在帝俄时代，当1911年12月正是中国辛亥革命的纷乱之际，便已经趁火打劫，卵翼外蒙古“独立”，并且更向演变为其属国的方向推进。

　　及至俄国革命之后，在表面上对于亲俄时代的外交方针和行动已经有所修正，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外长）加拉罕曾于1919年和1920年两度发表宣言“放弃帝俄时代有关中国的一切特权”。又有访问中国的苏底代表越飞和孙文于1923年发表《共同宣言》，声明“绝无使外蒙古脱离中国的成向。”然而蒋介石访回苏联，积其党和领导者及政府负责人谈起来，却可以从他们的语气中听得到对于外蒙古的侵略野心。

　　外交人民委员契林便曾表示：“蒙古人希望脱离中国人的支配。”于是，蒋介石便在和他会谈之后写了一封劝告的信给他，内容是这样的：

　　“那天，你说‘蒙古人怕中国人’这句话，要知道外蒙古所怕的，是现在中国北京政府的军阀，决不是怕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蒙古人惟其有怕的心理，所以急急要求离开怕的环境。在国民党正想快把他能够从自治的途径上，达到相互亲爱协作底目的。如果苏俄有诚意，即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

　　蒋介石的这封信，对苏联对外蒙存有野心感到忧心忡忡。

零下68度

　3、苏联的话只能相信三成

　　在苏联的旅行，使蒋介石隐隐约约感到了苏联片外蒙古的野心。

　　蒋介石回国后，把这三个多月旅行、考考和会谈所得的资料和印象，写成《游俄报告书》寄奉孙中山。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到广州后，又向孙中山作了口头说明。

　　对于苏俄之旅所得印象，蒋介石认为：“一言以蔽之，就是俄共政权一旦致于强固，其帝俄沙皇时代的野心复活，则并非不可能。”

　　他说：“每言念及此，我不禁担心到对于我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前途，会不会带来灾祸？”

　　当时，有一些相信苏联是真正友好的中国国民党员对于访俄报告书有所批评。廖仲恺就是其中之一。

　　于是，蒋介石乃将在正式报告中所未能尽情披露的本意，毫无保留地写在答复廖仲恺的手书中。信中有一段内容是这样：

　　“对俄党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信仰，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信可言。即弟对兄盲农人之盲只有三分可者，亦以见过苏俄人而不能尽扫见之兴趣也。”

　　蒋介石供认不讳地说：“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示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和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

　　这就是蒋介石到苏俄访问归来后的印象所得。

零下68度

　 4、“我们不怕苏联！”

　　蒋介石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虽然坚决反对同苏俄结盟，但由于有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也只好暂且忍耐着。孙中山逝世以后，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逐渐掌握了国民党的党、军大权。后又发动北伐战争，打败了孙传芳，吴佩孚等人，1928年，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基本实现了对全国的“统一”。于是，外蒙古的主权问题就提到了议事日程。

　　其实，早在1927年，当蒋介石在上海、南京等地大批屠杀共产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苏联政府就对他进行了指责，同时，苏联政府在外蒙古也硬是又扶持起亲苏左派势力乔巴山，推翻了以丹巴多尔济为首的右翼政府。这时，苏联就曾向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外蒙古的独立问题，但遭到了国民政府的坚决拒绝。蒋介石在给苏联政府的回电中是这样写的。

　　“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外蒙古的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都无权干涉。苏俄红军应无条件撤离中国外蒙古，如果拒不听从劝告，后果将由贵国政府负责。”

　　这种语气是相当强硬，措词也十分严厉的。不但不承认外蒙古的自主权，而且勒令外蒙古的当前执政者放弃独立的立场，回到中国的怀抱。

　　蒋介石曾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不怕苏联，为了外蒙古的主权，打一仗也值得。苏联不过是一只看起来可怕的“北极熊”，只要我们强大了，它就会乖乖的回到它的欧洲去。”

零下68度

　5、1929年的中苏冲突

　　1928年，张作霖在中国东北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表示归顺南京国民政府，悬挂起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东北三省的军队也处于南京国京政府的统帅之下。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也一心想吞并中国东北三省，同时想利用班禅活佛来控制外蒙古，让它听从日本的调遣。

　　而当时的外蒙古，由于刚刚推翻了丹巴多尔济的统治，所以外蒙的局势正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人心惶惶，而苏联又借口平定外蒙古境内的叛乱，派军队进入了外蒙古，这对于本来就动荡不安的外蒙古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外蒙古的一些封建主和喇嘛终于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了请求出兵的请愿书。

　　书中这样说：“我们外蒙古的王公以及忠于中国政府的文武官吏，恳请你们出兵外蒙，协助外蒙古的人民消灭人民革命党，赶走苏联的驻军，以便恢复我们的生活和宗教信仰自由，并请求你们邀请第九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转生佛和蒙古人民众望所归的班禅额尔德尼来外蒙古。”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中国军队向外蒙古东部边境的苏军发起了一场进攻，于是双方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冲突。

　　由于苏联政府不愿把事情闹大，所以苏军很快就又声称撤出了外蒙古。中国军队也没有进入外蒙境内，而是希望通过和外蒙古的和平谈判，来解决外蒙的主权问题，更重要的是，当时蒋介石正忙于在南方“围剿”红军，所以没有更多的顾及外蒙古事务。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中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抗日问题上，外蒙古的问题就被暂时搁置了下来。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忙于抗日，因此，外蒙的亲苏的乔巴山势力又乘机得到了发展，加之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三省搞了个“满洲国”，并妄图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吞并外蒙和苏联远东地区，这就更使外蒙古的主权受到严重威协。对此，蒋介石曾忧心忡忡，但又无可奈何，只是三令五申地强调：“外蒙古的主权属于中国政府，任何国家和地区不得以任何方式侵略中国领土。”

　　直到1945年，中苏谈判中再一次提出了外蒙古问题，1946半，外蒙代表同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商谈外蒙问题，于是，外蒙古的主权归属问题又重提了出来。

零下68度

第九节　38人爱国集团大惨案

　　　　　　　　　　　　　 1、山雨欲来风满楼

　　乔巴山在苏联政府的强大支持下，在外蒙古重新实行了革命刚刚开始时的那种过激政策，使外蒙古的那些王公贵族和喇嘛僧侣们深感忧虑和不安。

　　1928年10月23日，蒙古人民革命党举行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撤消”了以丹巴多尔济、札丹巴为首的执行温和政策的中央委员会和政府，“选举”了以乔巴山为领导核心的政府。乔巴山在大会上讲话时说：

　　“蒙古革命从1921年开始，经历了许多的屈折，我们的政策也有较大的波动，为了保证我们的革命成果不被出卖，我们必须时刻防止右倾错误，我们曾打倒了鲍陀的í党反人民集团的阴谋，也战胜了以丹尚为首的右倾路线。但是，右倾路线在我们党内依然很有市场，在我们过去的几年中，革命的成果几乎被一扫成空。

　　现在，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加强人民政府的职能，我们决定进行整党运动，把那些对党的路线持怀疑、反对态度的人清除出党。在对内政策方面，要再次发起对封建主义的猛烈进攻。同时，决定减低税收，用实行生产合作的方法来组织对雇牧和贫牧的援助，在对外政策方面，要把摆脱资本主义国家的束缚，争取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上的独立斗争进行到底，完成建立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以便在苏联的援助下加速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去。”

　　乔巴山在外交上奉行完全的亲苏政策，使蒙古成为苏联工业化的原料基地。

　　苏蒙的经济贸易迅速增长，同时，苏联也大量地派遣医疗队等人员进入外蒙古，以加强对外蒙古的控制；另一方面，苏联还吸收大量的蒙古青年到苏联去学习技术，作为对外蒙古工业的援助，尽管如此，外蒙古的社会经济发展依然很不景气。

　　乔巴山的赤化政策极大地伤害了那些在蒙古社会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封建主和商人。由于乔巴山对他们采取了“革命”的镇压手段，所以，遭到了这些人的强烈反抗。

　　1929年登记的729户过去的封建主当中；有86户的财产被没收。国家只给每一户人家留106胡比的钱，其余的财产全部都收归国有。经过这次打击，“人民政府”获得了巨大的财政收入。

　　此后，1930年和1931年，“人民政府”又没收了837户封建主的财产，其中的205户是寺院封建主。在没收过程中，他们只要稍有反抗，乔巴山就通过“人民法院”或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予以镇压，把他们逐出所居的地方。象丹巴多尔济、札巴丹等封建主最终也难逃被镇压的命运，被发配到一个边远地区劳动去了。

　　在剥夺封建主的同时，“人民政府”又遵照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举办阿拉特的生产合作社的建议，着手建立集体牧场，把从封建主那里没收来的那些财产，留给集体牧场，并把阿拉特组织起来实行共同牧畜，共同掘井、共同割草、共同利用收畜的政策。

　　在外蒙古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国家的经济还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蒙古人民对集体牧场根本无法适应，用人为的强制手段成立的集体牧场，无异于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但是，这些“革命者”们，为了实现他们不切实际的“理想”，根本不去考虑人民的承受能力，也不去考虑集体农牧场给人民带来的不利因素，只是一个劲儿地想尽快实现苏维埃化。于是，连下层的阿拉特牧民也只好跟着遭殃。

　　从1929年到1930年，外蒙古成立了400个这样的集体牧场，场员达43000人，这些集体牧场中有152个公社。为了领导这个集体牧场运动，1929年11月，乔巴山组织了“全国集体牧场中央管理处。

　　此外，“人民政府”也剥夺了喇嘛僧侣的财产。“人民政府”修改了税则，实行按所得收入累进征税的办法，这样一来，就不仅要征收寺院的牲畜税，而且对喇嘛的住所、家庭用具、祭仪用品也要征税，同时，还把喇嘛看成是一个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

　　1930年，蒙古人民革命党搞了个喇嘛还俗运动，最后竟变成了强迫喇嘛还俗的运动。为了削弱喇嘛在蒙古人民心目是的地位和影响，他们还搞了大规模的反宗教宣传，但实际上，这种宣传最终变成了一种粗暴地干涉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活动。他们什么也不向阿拉特解释，只是武断地批评宗教是愚昧的精神枷锁。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做法，极大地伤害了阿拉特人民的宗教感情，使他们对“人民政府”产生了极大的不满情绪，于是喇嘛教信徒们远离了“人民政府”，并在班禅活佛的鼓动下，坚决与“人民政府”对抗。

零下68度

　第七次蒙古人民革命党大会颁布于关于限制资本主义在蒙古成长的法令，他们决定以按所得累进征税原则为基础的新的税务条例，代替旧的税务条例。为此，“人民政府”把财产在二十胡比（六百蒙元）以下的牧产宣布为贫牧，二十胡比到一百胡比的牧户为中牧和富裕中牧，一百胡比以上的是富牧。这项措施的种种规定，最终把大批中牧推到了反抗政府的阵营中。

　　另外，乔巴山政府还决定用高捐税的办法来反对私营贸易，私营手工业和私营运输业。由此带来的后果是：蒙古中央人民合作社成了“垄断者”，成了全国各地唯一的购买者和销售者。1929年11月创立的苏蒙合资企业——蒙古运输公司，则成为全国唯一的货物运送者。本来就非常稚嫩的手工业也被挤垮了，大批手工业劳动者无以为生。

　　这样的政策，其结果是导致了商品的严重缺乏，各种生活用品、日常用品以及生产原材料等都十分短缺，社会经济停滞不前。

　　蒙古人民革命党走上这条极“左”的路线以后，不但没有从实践的经验中发现错误从而及时纠正，反而在1930年召开的第八次党代会上给这条极“左”的路线作了理论上的证明，并旦认为：只有“左”的路线才是真正的革命。他们硬说蒙古的革命已经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阶段，而进入了反对资本主义的阶段，即进入了直接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他们在会议中指出：

　　“集体牧场引导社会经济循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前进，使劳动阿拉特牧民全体参加生产合作社建立高度商品性的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并向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成份坚决进攻。”

　　他们向合作社提出了协助居民走上“文化定居形式”和协助经济向畜牧业、农业发展的任务。在有关五年计划的各项指令中，代表大会提议，到五年计划完成时，使贫牧中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中牧中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实现集体化，一切计划都应从这个任务出发。这时，人民革命党把中牧排除了出去，认为，人民革命党的群众基础不再是贫牧和中牧，而是广大的雇牧和中牧。大会还把喇嘛憎侣不分上下阶层，都通通地当作寄生的剥削阶级，对他们进行限制和消灭。对富收、商人及国内其他资产阶级分子，则采取一律否定的政策。

　　在这些极端脱离实际的理论和思想的指导下，外蒙古的社会遭到了灾难性的破坏。

　　原来在丹巴多尔济统治时期，刚刚有所恢复的外蒙古经济，又被折腾得一干二净。在第八次党代会结束时，人民革命党发生了全盘集体化的号召，开始强制阿拉特编入各公社或各劳动组织中。这时，向资本主义的进攻变成了向富裕中牧的进攻，对富中牧要征收个别的捐税，学校也不收他们的子女。这样，从蒙古的上层王公贵族，喇嘛僧侣，到地主畜牧，富裕的中牧、商人、资本家，都变成了乔巴山的人民政府“专政”的对象。

　　为了追求“大规模的商品性生产经济”，“人民政府”成立了六个大规模的农业和畜牧的国营牧场。实际上，这些国营牧场既不是大商品性的，也不是大生产性的。但是，他们却需要政府的大量资金援助。银行的贷款就象洪水一样向它们流去。从1930年到1932年，蒙古银行发放给公社的贷款约有八百万美元，其中集体牧场得到的约二百万蒙元，国营牧场得到约416万票元，蒙古中央人民合作社购买农业机器和种籽的贷款是178万蒙元。“人民银行”拒绝贷款给私人，并且用人为的方法扩大贷款基金，把国家推上了通货膨胀的边缘。

　　所有这些政策，使蒙古的国民经济迅速走向崩溃的边缘。由于把私人资本从商业中“排挤’了出去，大部分省份在1932年春就出现了严重的商品短缺，实际上，并不是国内没有商品，而是由于成为蒙古经济绝对垄断者的蒙古中央人民合作社没有能够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对私人货物运送者的排挤，使蒙古运输公司变成了货运方面的绝对垄断者。旧的手工业的消灭，使以前由手工业者制造的商品在市场上绝迹。

　　在畜牧经济中，集体化政策使阿拉特失去了增加畜牧的积极性。财产在一百胡比（约三千蒙元）以上的阿拉特也被课以各项捐税，并被看作是和封建主、资本家一样，再没有权力利用牧场，没有权力获得商品，子女也再不能受到教育了。这样，一部分受到委屈和剥削的阿拉特，一方面得不到商品，另一方面又受到了喇嘛和班禅活佛在精神上的鼓励，使他们坚决地站在了反政府的立场上，人人大杀牲畜，几年之内，就杀了七百多万头牲畜。

　　所有这些，就象一层层阴云遮藏了外蒙古那明朗的天空。山而欲来风满楼，那些被剥夺了权力和财产的封建主以及喇嘛、商人、资本家、阿拉特富牧、中牧们，那些受到压迫的牧民们，被人民政府的“专政”连结到了一起，终于走上了反对“人民政府”的道路。

零下68度

2、向南京国民政府求援

　　乔巴山的高压政策，立即激起了外蒙古封建主和喇嘛僧侣们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抗议政府的“残忍无道”，反对政府剥夺他们的私有财产。随着政府的政策一步步地向极端激进的方向发展，反对政府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时，以尤商济尔呼团克团、曼楚什列呼图克图、德里勃呼图克图、那马扎布贝于等为首的反政府“38人爱国僧俗集团”成立了。

　　“我们的使命只有一个，那就是推翻残暴专横的人民政府，解救蒙古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为此，我们必须联合蒙古内外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同政府当局对抗到底！”尤高济尔呼图克图在他们的第一次碰头会上就这样讲，“自从乔巴山的人民革命党控制了我们外蒙古以后，我们就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整天打打闹闹，搞得人心惶惶，前几年，丹巴多尔济刚刚把蒙古搞得象个样子，可没过多久，乔巴山又回来了，如果我们不推翻他的统治，就永远不会有好日子过。”

　　他的话很有激情。

　　“乔巴山这小子，也太不象话了。他不知何时到俄国去念了一点马克思的圣经，就回到我们蒙古来贩卖他的马克思主义。”曼楚什利呼图克图十分愤恨地说。

　　“他们人民革命党把我们排挤在国家政权之外，剥夺了我们的世袭王爵，还没收了我们的财产，这是不公正的！”

　　尤高济尔大声说：“弟兄们，我们聚到一起来不是要骂人的，而是要采取实际行动去推翻那所谓的人民政府。光骂不是战斗，我们要把这股子仇恨化为动力，去为我们的目标而战斗！”

　　尤高济尔声音洪亮，说话有力，深得大家的佩服。他出生在库伦的高级封建主家庭，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进库伦的时候，他父亲和他都曾热情地接待过人民革命军，后来，丹巴多尔济执政，他担任库伦地方的行政长官。丹巴多尔济被赶下台以后，尤高济尔也被撤了职。他眼睁睁地看着蒙古所发生的灾难性的变革，心急如焚，一心想改变政府的政策。后来，他眼看着乔巴山变成了一个十分专断独裁的暴君，于是就对人民政府彻底绝望了。他到处联络人，决心推翻乔巴山的人民革命党的统治，拯救蒙古民族。

　　这时，一位年轻人站了起来，对大家建议说：“我倒有个主意，不知是否可行。”

　　尤高济尔看了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一眼，不禁—阵惊喜，因为这个叫额利格登达格巴的人他认识，他也是蒙古世代的王公贵族，曾经在库伦卫戍部队当过军官。

　　额利格登达洛巴十分清晰表达了他的见解，他说：“目前，我们的蒙古政权掌握在极少数失去了理智的苏维埃走狗身上。他们想把蒙古变成一个俄国式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但这种制度是我们蒙古人不能接受的。现在，乔巴山的政府之所以能这样肆无忌弹地搞赤化运动，完全是因为有苏联政府给他们打气撑腰。所以，我们最真正的敌人不是乔巴山，而是苏联，乔巴山不过是苏联扶植的一个傀儡而已。但要依靠我们外蒙古的力量去同苏联对抗，那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也必须寻找自己的靠山。

　　中国现在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得到了美国、英国的支持。我们外蒙古的主权至今仍然属于中华民国，所以，最好是能请中华民国出兵，同苏联交涉，这样里应外合，乔巴山必灭，蒙古必兴！”

零下68度

　大家听了省禁不住鼓起掌来，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尤高济尔说：“对！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苏联，只要制服了苏联，乔巴山就不敢在蒙古肆无忌殚了。我们最好起草一份给南京国民政府的电文，向他们反映我们的要求。

　　曼楚什利高兴地说：“起草电文的事就交给我来办吧！”，尤高济尔拍了拍曼楚什利的肩膀，笑着说：“好，就这么定了。电文要写得恳切真诚，同时把我们蒙古王公的处境也反映上去，以便引起他们足够的注意。”

　　“是！”曼楚什利十分爽快地回答道。

　　尤高济尔和大家继续开会，曼楚什利则到另一同屋里去起草电文，电文是这样的：

　　“尊敬的大中华民国政府，我们蒙古的王公、喇嘛、以及广大的阿拉特牧民，向你们发出请求。由于苏联政府一心扶植乔巴山的人民革命党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在外蒙古推行强硬的赤化政策，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民不聊生，人民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革命政府和人民革命党仿照苏联的革命，取消了各王公，呼图克图、呼毕勒罕以及文武官吏的爵位，同时也剥夺了他们占有阿拉特贡民的权力，并且财产也被没收了。现在，中下层牧民也开始被剥夺要实行集体农场。为了外蒙的繁荣与稳定，为了外蒙免受苏联的影响和控制，为了外蒙古更好地与大中华民国维待亲密的关系，为厂外蒙古的王公、僧侣以及阿拉特牧民的民生疾苦，请你们协助我们消灭人民革命党，以便邀请第九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转世活佛和蒙古人民众望所归的班禅额尔德尼活佛来蒙。”

　　曼楚什利起草完后，把电文交给了尤高济尔，他看后非常满意。“好！这样最好。”于是派人把电报发往南京。

　　尤高济尔同时派额利格登达格巴前往中国，同南京国民政府商谈出兵事宜。以尤高济尔为首的三十八人僧俗爱国集团由此成立。

零下68度

3、38人被枪决

　　1930年5月的一天，额利格登达格巴装扮成一个商人的样子，准备前往中国，与南京国民政府详细商议有关中国出兵外蒙古的事宜。

　　当时，暖风习习，蒙古的大草原又是一片绿色的生机。天空蓝蓝的飘过几缕白云，一路小鸟在空中自由地飞翔。但是，大地上却阴云密布，找不到阳光。

　　自从1929年美国黑色星期五以后，世界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恐慌之中。德国的法西斯正蠢蠢欲动，日本的法西斯正虎视耽耽，凯觎中国东北，中国国内正在军阀混战之中。苏联的肃反运动也正在进行得如火如荼。真是一个不景气的时代。

　　额利格登达格巴走到布鲁努尔特镇时，遇到了“克格勃”的跟踪，他机智地甩掉了“尾巴”。但当走到通往中国的关卡时，却被人抓住了。蒙古人民革命军的哨兵仔细地搜查了他的全身，后来在衣服的夹缝里找到了一封信，这是尤高济尔给蒋介石的亲笔信，信中的主要内容是要中国出兵外蒙古，把乔巴山和人民革命党消灭，让外蒙古重新回到中国。

　　哨兵看后大为吃惊，问额利格登达格巴：“你是干什么的？”

　　听到的只是沉默。

　　“是谁派你来的？”哨兵又问。

　　听到的还是沉默。

　　“是从库伦来的吗？”哨兵不耐烦地问。

　　听到的依旧是沉默。

　　哨兵急了，用枪背打了额利格登达信巴的肩膀两下，见他始终不开口，就用绳子捆住他然后用车押回了库伦。

　　“人民政府”内务部经过详细查询，终于找到了线索。当尤高济尔一伙38人正在开会的时候，把他们全部逮捕了。

　　1930年夏天，“人民政府”开庭审理此案，起诉他们犯有阴谋叛国罪。尤高济尔义正言辞地反驳说：“我们不是卖国的叛徒，我们是真正的蒙古人。我们的目的是蒙古的自由和幸福。你们这些俄罗斯的走狗，总有一天会被蒙古人民丢进历史的垃圾堆去的。”。

　　法庭当即宣布这三十八人处以死刑，立即执行枪决。这些爱国的僧侣们被送到库伦城外的一片荒地上，那儿正是丹尚和巴伐桑被枪决的地方。

　　只听一阵机枪的扫射，“哒哒哒哒……”，三十八个爱国的僧侣倒在了荒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