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独立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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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1924年“宪法”

　　　　　　　　　　　　　 l、大呼拉尔万岁！

　　1924年11月8日，“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大人民呼拉尔在库伦开幕。出席这次大人民呼拉尔的有四省，科布多区、库伦市、沙双管理机构和居住在“蒙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代表。到会的共77人中，71人是下层阿拉特牧民，其中有部分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或共青团员。

　　大呼拉尔听取了“蒙古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和地方政权机关的报告，并批准了1921年11月5日同苏维埃俄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条约，同时责成“人民政府”不断地加强“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兄弟般的友谊，把它作为蒙古独立和自由民主地发展的主要保障。也就是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都应以苏联作为不可动摇的靠山，亲苏的外交政策是不可更改的国策。所以，苏联红军从此驻扎在库伦和蒙古其它地区，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在国家建设方面，大呼拉尔责成“人民政府”在中央和地方政权机关以及司法制度进一步地进行民主化，广泛地吸收阿拉特代表参加政权机关，把政权牢牢地掌握在贫牧民和中牧民手中，而不要让原来的封建主和富牧阶级参加。这也是大呼拉尔的使命。

　　在军事力量方面，要加强武装力量的建设，并使全体劳动者都能受到军事训练。

　　在经济政策方面，大呼拉尔责成人民政府加强国营企业和合作社化的商业，发展国营和合作社工业，邮电通讯，提高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实行货币改革，对牧民中的贫牧户给予经常性的帮助，真正做到人人都有衣食温饱。没收原来封建主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使国家按照国民经济的总体规划，按比例协调地进行。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请求苏联政府的有条件援助。

　　在人民教育方面，大呼拉尔表示，要“人民政府”不断地扩大学校的数量，并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使更多的蒙古阿拉特子弟都能进学校读书。发展专科学校，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以此来准备国民经济务部门所需要的干部。并且能使悠久的蒙古民族文化能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新的发展，使蒙古人民早日脱离愚昧、落后的状态，进入到文明，发达的状态。

　　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建立在对封建主的剥夺的基础上而进行的，它使广大的阿拉特牧民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使他们的政治地位、经济收入和福利待遇都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也是革命政府为蒙古人民做的一点贡献吧，它使“人民政府”在阿拉特牧民心中有了更高的地位。

　　大呼拉尔会议的召开，在形式上给了蒙古人民一次享受政治权力的机会。所以，他们都认为达到了革命的理想目标。有人高呼口号：“大呼拉尔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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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们也搞个“人权宣言”

　　大人民呼拉尔经过近二十天的讨论，终于在1924年11月26日通过了蒙古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因而，使第一届大呼拉尔成为蒙古的“人民制宪”会议。

　　“宪法”的序言部分《蒙古人民权利宣言》中的内容，基本上概括了“宪法”的核心：

　　一、蒙古是独立的人民共和国，一切政权属于真正的人民。人民通过大人民呼拉尔及其选出的政府来实行其最高权利。
　　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基本任务是铲除封建神权制度的残余，巩固以国家管理完全民主化为基础的新的共和制度。
　　所有靠自己劳动为生的年满18周岁的共和国男女公民和人民革命军战士，都享有在呼拉尔（包括大呼拉尔，小呼拉尔和地方呼拉尔）的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
　　全国土地、森林、水力等皆为全民的财产，在此方面不允许出现私有的状况。
　　国家拥有经济政策的领导权，不允许私人对外进行贸易。
　　为了保证人民共和国不受内外敌人的侵略，“人民政府”可以使用一切办法来巩固蒙古人民革命军并普及全体劳动者的军事训练。
　　全国实行政教分离，宣布信仰是每个公民私人的事情，人民政府不加干涉。
　　一切居住在蒙古本国内的部族，男女一律平等，国家保证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自由。“人民政府”保护人民的这些自由。

　　在“宪法”的条文里还按照全世界劳动者团结的原则，在宪法里规定：

　　“鉴于全世界劳动人民力求把资本主义根本消灭并达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人民共和国劳动人民应该实行符合全世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和革命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基本任务的外交政策。”

　　通过“宪法”的制定，“蒙古人民共和国”以立法的形式把蒙古人民革命的成果巩固了下来。它的内容是模仿《苏联宪法》来制定的，它的原则和基本精神都完全遵循了苏维埃的模式。

　　大呼拉尔第一次会议的77个代表，基本上都是受教育不多的阿拉特牧民，他们对于“宪法”上的各种漂亮的口号，什么主权归于人民啦，政教分开啦，出版，结社自由啦等等内容都是云里来雾里去的，所以，蒙古的“宪法”对于广大的蒙古人民来说，只是一外华而不实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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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而不实的梦幻

　　蒙古人民在中世纪的等级专制制度生活了几千年，想让他们一夜之间都都成长为成熟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太现实的，也出现了一些不太和谐的现象。

　　在大呼拉尔期间，乔巴山，布麻曾德，彭楚克，还有贝加罗夫等一些人，与参加大呼拉尔的阿拉特们接触，商量国家的未来。

　　“老兄，你是从乌里雅苏台来的吧？”乔巴山问一个年纪有四十岁左右，但眼睛十分明亮的人，想从他那儿了解西部蒙古的情况。

　　“是的，我从西部的乌里雅苏台来。”那位中年人回答道。

　　“这几年，你们那儿变化如何，你对我们的宪法有什么意见没有？”乔巴山问。

　　“这几年，我们那儿的变化太大了。过去那些有钱有势的老爷们，现在死的死，逃的逃，留下来的都象缩头乌龟一样，不敢出门。他们的日子活得真惨啦。你们这些当领导的，也该给他们想想啊，不能把人家一棍子打死。我们人民革命竟是要让每一个蒙古人都能过得上好日子，而不是为了专整治人家有钱有势的人。请领导好好想想。至于这个宪法么，说真的，我没有读几天书，对这些问题都弄不太懂，所以，只要是你们领导说同意了的，我们举手赞成就是了。”中年人回答。

　　乔巴山低着头，想了一想，默不作声。大概这位中年人的话勾起了他对丹尚的愤恨和怜悯。可怜的丹尚，这儿还有你一位同志呢！

　　乔巴山走到布麻曾德面前，问他：“你对我们的宪法有何感想？”

　　“乔巴山同志，我坚决同意你所起草的宪法。我们应该象苏维埃那样，建成一个无阶级、无剥削，无压迫的社会。所以，对我们的宪法持赞成票。”布麻曾德显然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也是苏黑巴托尔的信徒。

　　乔巴山转身问旁边的彭楚克：“彭楚克将军，你对我们的宪法看法如何？”

　　彭楚克自从上次受到乔巴山的冷淡以后，心中仍然有余悸。此时，也被迫说了违心的话：“不错，我们的宪法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宪法，这表明我们蒙古人民的觉悟也在迅速提高，文明程度在不断加深。这也是我们人民革命党的骄傲。”

　　乔巴山听后，心里充满欢喜。他终于在蒙古实现了自己在很早以前就想实现的梦幻。在他的身边，再听不到博克多格根的牢骚，也听不见鲍陀的叫喊，也听不见丹尚对他的谩骂。苏黑巴托尔死了，现在，彭楚克服从了，布麻曾德仍然是坚定不移的革命者。今后的道路将是越走越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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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苏俄言不由衷，外蒙主权属于中国

　　　　　　　　　　　　 l、以强凌弱，以大欺小

　　从历史上讲，自从近代中国遭受外国列强的侵略，在北方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俄罗所。从康乾盛世开始，俄罗斯强盗就从西伯利亚到我国的新疆和东北地区进行抢掠。

　　鸦片战争以后，他们强迫清朝政府割地赔款，侵占了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大片领土。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沙皇俄国又将贪婪的黑手伸向了北方的外蒙古。

　　清帝退位以后的1912年，沙俄政府竭力扶植外蒙古的博克多格根集团为傀儡，力图把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上独立出去，沙俄政府的这一举动，遭到了中国政府和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中国与俄国鉴定了“中俄声明”，宣称蒙古的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人都不能把它从中国割裂出去。但是，外蒙古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大权实际上都落到了沙皇俄国的手中。”

　　1919年，博克多格根为了防范俄国十月革命的火陷烧到外蒙古，曾经提出取消自治，于是外蒙古再次回到中国的怀抱；但是，过了不久，白俄匪军首领恩琴率领他的“亚洲骑兵团”，以解放蒙古为口号，赶走了驻扎在库伦城的中国军队，恢复了外蒙古的“自治”。

　　1921年，苏俄红军直接开进了中国的外蒙古，扶植起了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为首的“蒙古人民政府”，他们无视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这一事实，一心想把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尤其是俄国苏维埃政府也支持外蒙古搞独立，这就使中国政府感到难以容忍。

　　当外蒙古成立“人民政府”宣布成为“君主立宪国家”，“看成”是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中国北京政府立即向苏俄驻华大使馆提出严正抗议：“外蒙古历来都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苏概红军未经中国政府许可，擅自进占中国领土，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干涉。外蒙古的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允许任何国家以任何理由来加以干涉。因此，中国政府拒绝承认在他自己领土上建立的任何傀儡政权！”

　　这份严正的抗议书让苏俄的扩张主义者看到，中国广大的人们对外蒙古的所谓“独立”是坚决反对的，那种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做法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为了避免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避免两国的直接对抗，为苏维埃俄国争取一个好的国际环境，苏俄政府只好在1921年同外蒙签定《蒙俄协定》，协定规定了“蒙古人民政府”同苏俄人民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但苏俄始终不敢公开提出蒙古独立的事情，所以，只能以非法的形式驻兵中国外蒙古，并给予外蒙古以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援助。不过苏俄的援助绝不象他们自己吹虚的那样高尚，外蒙古为此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外蒙古的各种自然资源，马匹、牛奶等物资都源源不断地流进了苏俄境内。苏俄在外蒙古的驻军，使得他在远东地区拥有了一个更具有威慑力量的军事基地。

　　当时，北京政府的曹锟、吴佩孚想用武力消灭这个背叛中国的政权，但由于当时直奉两系正在展开激战，吴佩孚无力北伐，所以只好忍气吞声用外交的和平手段向苏俄施加威胁，拒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当时，在东北沈阳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想一举拿下库伦，免得夜长梦多，但由于他的内应鲍陀被杀，加上直奉战争打得正紧，所以都没能够顾得上外蒙古的事务，只是在舆论上给苏俄施加压力。

　　苏俄政府因为未经中国政府的许可，单方面出兵中国外蒙古，严重违反了国际公约和法则。他们利用中国军阀正在大规模内战的有利时机，肆无忌弹地干涉中国内政，在中国政府的不断抗议之中仍然不断地向外蒙古派兵，推行苏维埃制度，造成外蒙古事实上的独立，这种大国沙文主义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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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苏开始谈判，苏俄大使戏弄中国总理

　　1923—1924年与苏俄的谈判。旨在恢复中国与苏俄间的外交关系。当时苏俄方面的代表是加拉罕先生，他以特使身份来到中国，在此以前，苏俄曾派越飞先生出使远东。

　　越飞先生在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想同中国制定一个他称之为两国合作的计划。虽然他在中国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未能达到莫斯科的预定目的。

　　加拉罕先生就是来接替他的职务的。1919年和1920年，加拉罕先生曾以苏俄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两次向中国发表声明，宣布了一项非常开明的对华政策，并宣布废除沙俄帝国同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所以他的名字在中国并不陌生。早在他到达中国之前，他就曾企图与满州的张作霖大帅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恢复俄国对中东铁路的既得利益。苏俄当时对满州以及西伯利亚和朝鲜境内白俄的活动感到不安。中东铁路局总经理就是一名白俄分子。这个白俄总经理能力很强，在中国住了多年，对中国的国事民情都很了解，但苏俄不信任他，所以加拉罕要与张作霖大帅达成协议的目的之一就是想用一个莫斯科指定的人来接替这个白俄总经理的职位。但加拉罕失败了。之后，他便动身前往北京。当时，以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的中心而著称的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们，多次为加拉罕先生举行欢迎会和宴会。

　　加拉罕通知中国外交部，他作为特命全权代表到中国来的目的是想通过谈判，就所谓指导两国关系的总原则与中国达成一项协议。实际上，他同时还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中国先同意与苏俄恢复正式外交关系。才能开始谈判。而此时，中国对俄国人在外蒙的活动已经非常恼火。俄国人采取了一系列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措施，致使外蒙这块领土实际上从中华民国分离出去。存在着破坏或取消中国在外蒙的利益和中国在外蒙的地位的企图。这些事件不仅在中国政府内，而且在中国国民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

　　因此，中国之所以不愿意与加拉罕先生谈判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在外蒙问题上有自己的条件；二是加拉罕先生提出了中国先同意恢复外交关系的先决条件。这两个条件妨碍了谈判的举行。

　　本来，只要苏俄发表一个正式声明，承认中国在外蒙的主权，放弃在外蒙所采取有损中华民国地位的措施，那么在外蒙问题上的僵局就可以打破。但苏俄对此颇为犹豫。数月之后，莫斯科企图把俄国人在外蒙古的活动说成是由谢苗诺夫将军领导下的白俄分子干的。

　　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的强有力的中国舆论界对于谈判的迟迟不能开始大加指责，非常不满。北京大学是中国知识界的重要堡垒。当时蔡元培是校长，而且也是公认的所谓“自由主义运动”的领袖。直至大选完毕，曹锟就任总统职位，并且组成了在他领导下的第一届内阁之后，政府才得以着手准备举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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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判的第一步是指派王正廷为中国政府的全权代表与苏俄的全权代表进行谈判。1923年3月4日，黄邦将军任外交总长时，王正廷被任命为中苏谈判代表代表团团长。根据外交部的决定，此项任命是由王正廷本人通知加拉罕先生。两位全权代表之间通过书信往来，并不通过外交部。这样，王正廷有权进行谈判，拟定一个协议草案，但无论他与谈判对方达成什么样的协议，都须以政府同意为准。

　　谈判如期开始。王正廷的助手中有一部分是从外交部选派的，其中包括外交部外政司第一科长赵权等人。谈判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

　　直到3月，王正廷和加拉罕才在加拉罕的下榻处，原俄国大使馆草草签署了一个协议草案。

　　那天的谈判在天黑以前就开始了，由苏方设晚宴招待王正廷，饭后继续进行谈判，直至次日黎明前两位代表在协议草案上签字方宣告结束。

　　签字程序刚一结束，苏方就拿出了香槟酒，加拉罕先生为两国友好关系的恢复祝酒干杯。并将酒杯伸向王正廷，称之为“未来的中国总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种言语有失外交官的身份的，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

　　当时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得知协议草案已经签署后，立即给王正廷打电话，认为王没有向他汇报就在协议草案上签字，是失职行为。王正廷听罢此言，只好解释说，协议草案尚未正式签署。于是，顾维钧想看一看草案全文。

　　一、二天后，那个被称为指导两国关系的总原则的协议草案送到了顾维钧的手中，当他仔细审阅那个草案时，不禁大失所望，极不满意。于是顾维钧认为其中的一些条款必须加以修改。他起草了一个报告，把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归纳为二条：

　　第一条是有关涉及外蒙的一些问题。协议规定废除沙俄同中国签署的以及同其他列强签署的有关中国的一切条约。但苏俄同所谓的“独立外蒙”签署的条约和协议却没有提到。既然特别指明是沙皇政府所签定的条约，这就是默认了苏俄与外蒙的条约。顾维钧认为，中国政府绝对不能轻易作出这一重要的让步。

　　第二条是苏俄从外蒙撤军问题。苏俄正是依靠这些军队来维持他们所谓的外蒙“独立”的。虽然双方代表对撤军问题曾进行了讨论，但协议草案中的有关条款却规定，一旦中国同意撤军是有条件的，从而使自己处于完全听任苏俄摆布的境地，而苏俄则可以认为中国提出的条件根本无法接受而长期屯兵外蒙。此外，这一特殊条款的含意也今人十分不快，似乎苏俄在那里驻军是合法的，而且有权在撤军之前提出种种条件。

　　顾维钧认为这种修改是必须进行的，因此他起草了一个报告，连同王正廷与加拉罕签署的协议全文一起呈交内阁。

　　或许有人会问，王正廷如此匆促地与苏俄特使达成协议，他个人动机究竟何在？这个协议在内阁又能否通过呢，还是让历史来告诉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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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内阁否决王正延——加拉罕协议

　　顾维钧的报告呈交内阁之后，内阁成员们都对此事极为愤慨。原因有二：第一，王正廷实际上没有注意到他是在代表一个政府谈判，从而表现出对政府的轻蔑态度；第二，他们也极力反对有关外蒙的二项条款。

　　不过，财政总长王克敏更加反对的是与处理庚子赔款有关的条款。庚子赔款是苏俄政府于1919年宣布废除的不平等条约的一项内容。沙俄在庚子赔款中占有很可观的份额，虽然苏俄在协议草案中再次声明废除这一条约，但该条款又同时规定，扣除以庚子赔款为担保的各项义务所需之后，所剩余的款项要由苏俄确定其用途。王克敏先生坚决反对这笔余款的支配完全交给苏俄，因此，他建议立即解除王正廷的职务，并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他的一切活动。

　　顾维钧外长的态度比较缓和。他认为王正廷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但这一事件的处理方式必须无损于中国的国际声誉。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孙宝琦总理并没有为王正廷辩解。在内阁会议期间，报据孙宝琦的要求，王克敏提出的“免职查办”一辞未被列入政府颁布的命令之中。命令只是简单地说，政府代表与加拉罕先生所进行的谈判将转由外交部继续进行。

　　命令发表之后，加拉罕肯定是大吃一惊。他立即致函外交部，要求中国政府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宣布接受这一协议。理由是这一协议是由具有全权的中国政府代表正式签署的。他还威胁说，如果中国不在所限时间内给予圆满答复，中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顾维钧外长在复函中认为，王正廷签署协议草案的行为，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证书上明确规定，他所达成的任何谈判结果，都必须呈报政府，并应经政府批准。

　　虽然王正廷签署的协议草案没有得到孙中山和南方政府的明确支持，但在各省的高级将领中的确得到了支持。除此之外，苏俄使用的宣传机构在王正廷的政治盟友们的协作下，也开始产生了一定的宣传影响。北京大学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外交部要求与外长面谈。代表团的团长是李大钊。他的主要观点是王正廷与加拉罕先生所达成的协议草案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协议。他想了解政府予以否决而不批准的原因所在。

　　于是，顾维钧外长便向他们解释了协议草案中的各点，并着重指出，外蒙问题是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和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不容随意侵犯。在谈判中，王正廷无权将过去俄国与中国或任何其他方面所签署的有关外蒙的条约排除在外面不置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列，从而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但李大钊教授的回答使顾外长极为震惊，他说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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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对他说：“作为个人，你当然可以发表或坚持个人的见解，但是我，作为中华民国的外长，有责任设法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使之免遭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

　　由于李大钊与顾外长的见解完全相反，于是顾维钧说了句“请原谅”，便起身告退了。

　　顾维钧还收到了一份由北京政府所管辖的各个省份的高级将领和督军们拍来的电报，认为协议草案是表明中国能够使人承认它是与一个外国处于平等地位的国家的第一个协议。

　　现在顾维钧外交总长所能采取的，而且也的确采取了的唯一措施就是将此问题呈报曹锟总统。尽管总统本人对外交和对外政策问题不甚熟悉，他自已也曾多次对此公开承认，但他完全理解内阁对协议草案所持立场，并且表示百分之百地赞同内阁和外交部的观点。他对拍来电报赞同协议草案的吴佩孚将军非常生气，他认为吴干涉了与他无关的政治事务。为此，他将派自己的私人代表马上去见吴将军，让他住口。

　　通电指责外交部，拥护协议草案等等，显然都是在苏俄使团、王正廷的煽动下干的。他们的行动肯定出于某种更加重大的政治目的，即推翻北京政府，夺取政权。然而，外交部和内阁对此问题所持的态度却完全出于对维护中国的威望负责，没有夹杂任何政治企图。

　　最初，加拉罕先生企图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得到答复的办法对外交部进行恫吓，但以失败告终。

　　由于僵局仍然存在，我外交部的立场又坚定不移，所以在最初的几天里，加拉罕先生便致力于煽动中国的舆论界对顾维钧外长施加压力，但最终也只好改变战略，转而采取了和解和谈判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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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外交总长家里的“炸弹事件”

　　协议修正本签署之前还发生了一次完全出乎意料的事件——炸弹事件。

　　这一事件，是拥护加拉罕——王正廷协议者，为了影响顾维钧外长的观点，对顾施加压力以便让他改变立场的一次事件。

　　那是在秘密谈判之前，在顾维钧外长家发生的一次炸弹爆炸事件。大概是由于炸弹事件仍丝毫未能改变外长的态度，所以加拉罕先生才被迫建议进行谈判。尽管炸弹事件本身并无任何重大意义，但因为涉及到中苏谈判，所以倒也值得在此一提。

　　加拉罕——王正廷协议签署后大约一周到十天左右，顺维钧外长到孙宝琦总理的官邸参加午宴。回家之后，顾象往常一样，急趋书房，以便查看一下是否有需要他签署的重要电报或急件。当时，外交部有一个惯例，即每当外长不在部里时，他们便将收到的或要发出的重要电报及其它急件送到外长家。

　　那天，当顾维钧跨进书房。目光落到写字台上的时候，桌子一件样子十分奇怪的东西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东西看来似乎是一根直径大约三英寸，高约数英寸的生铁棒，外观是一个圆柱体，上面有张红纸条，纸条上写道“敬赠中国外交总长”，左边的赠者落款为“河南南阳考古研究所”。

　　当顾维钧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捧起该物时，觉得份量很重，而且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玻璃管。这使他感到此物极不寻常。因此立即派人将他的管事老崔找来，让他小心谨慎地把它拿走，扔到铁狮子胡同的顾家花园中的人工小湖里。

　　老崔将该物携出后几秒钟，就传来骇人的爆炸声，顾维钧立即意识到爆炸声肯定是该物发出的，便立即冲出书房，向出事地点赶去，但却被管家拦住。

　　“我已听到爆炸声，一定是在大门附近有什么东西爆炸了。”管家着急地说。

　　“不对，声音一定来自人工湖的方向”，顾维钧肯定地说。

　　当他们走近中国式主体建筑进入外国式的那部分住宅时，发现那里烟雾弥漫，有两个人躺在地上。一个在外面，一个在厨房里。隔壁的房间里还有一个人。屋里和桌子上都各有一个洞。

　　当警察查看现场时，一位女佣人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她说管事老崔刚才捧那件东西来到这里之后，便大声呼唤所有的人都来观看这件宝贝。他说此物外边写的是“白金”肯定值很多钱，不知主人为何却让把它扔掉。由于想看一看里边是否有块秦朝的印，他将炸弹放在走廊上的一张木桌上，试图用刻刀把它打开，但他刚一打开，炸弹就爆炸了。

　　警察厅长认为这件暴行自然会影响到他的声誉。因为他要对首都的治安以及政府官员们的安全负责，这件事会显得他无能。于是，他便下令进行调查，并几乎每天都向顾外长汇报调查进展的情况。

　　事隔大约十天之后，警察厅长亲自来向顾外长报告说，线索已经查明。他们对两名被怀疑与炸弹有关的学生进行了审讯，从他们那里得知，炸弹是在哈德门外一家玻璃匠店铺中用土法制作的。他们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供认以上情况，但不直接承认自己与事件有关，只是供认他们是在一些高级人员的唆使下订购监制这颗炸弹的。

　　他们不愿披露这些人的姓名。警察厅长肯定，这一事件是由一些中国政客策划的。他还怀疑此人与谈判关系重大，并得到加拉罕先生的鼓励。

　　很难断定谁是炸弹事件的幕后策划者，但可以肯定，这—事件与中苏谈判及顾维钧外长所坚持的立场有关，但炸弹事件并未能使顾维钧改变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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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24年5月31日签署的协议

　　炸弹事件之后不久，加拉罕派他的秘书前往外交部，问候顾外长的安全与健康情况。

　　当加拉罕先生听说顾维钧外长因高烧卧病在床时，他到了顾外长家，似乎尽力做到通情达理，非常急于打破僵局。

　　于是，加拉罕的秘书和顾外长的秘书在中国外交都外政司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进行了一系列的非正式谈判。外交部和苏俄使团有协议中有意见分歧的条款交换了修正案。其中两点与外蒙有关，即维护中国对外蒙的主权和苏俄从这一领土撤军。

　　最后，加拉罕先生对此两点都作了让步，同意所提出的修正意见。双方就需要修改的各点，曾多次互换照会。显然是为了换回苏俄代表的面子，加拉罕先生提出了如下方案：协议草案仍保持签署时的原样，通过交换照会进行修改。因此声明中明确规定，互换的照会是协议草案的一部分，并与协议具有同等的效力。最后剩下的程序只是选定日期——1924年5月31日——请加拉罕先生到外交都来签署修改过的协议了。

　　这些间接的谈判有个有趣的特点，即都是密秘进行的。实际上，这是加拉罕先生为修改条款问题而提出的条件。由于考虑到刚刚与王正廷签署协议后自己所处的境地，加拉罕先生特别希望谈判能秘密进行。

　　互换照会的签署仪式于1924年5月31日片外交部正式举行。签字后，加拉罕与顾维钧握手，从此，中苏两国又恢复了外交关系。

　　《中苏协定》包括《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及7个声明书。协定规定，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苏俄将在第二年初将苏俄红军撤出外
蒙古。

　　1924年《中苏协定》的签署，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但是，《中苏协定》未能完全解决外蒙古问题。虽然1924年协定承认外蒙古为
中国之一部分，但没有废除承认外蒙古为独立国家，同意苏军驻扎外蒙的《苏蒙条
约》，从而种下了日后接连不断发生冲突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