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独立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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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全盘西化：走不通的死胡同

　　蒙古政治上的改革并没有就此停步。在1991年1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公布新的党纲草案，总的来说，这个草案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党反对社会阶级、集团内的首富悬殊，坚决维护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的利益，在经济管理上主张市场与国家调节相结合，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在谈到对外政策时，党纲草案坚持在对外关系中奉行不结盟政策，首先全面发展与苏中两大邻国的友好关系。它是蒙古人民革命党政策的重大转变。实际上，党纲草案体现了蒙古现任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在91年6月，蒙古政府又起草了一部新宪法，新宪法体现了蒙古政府在政治改革中决定奉行更加激烈的改革措施。它规定：要在蒙古实行美国式的总统选举，允许公民搞私营企业，并且明确了人权范围。同时决定更改国名，把共产主义味道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改为“蒙古”。蒙古全国正在缓慢地放弃实行了近七十年的社会主义，逐渐向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过渡。它也准备紧步东欧和苏联的后尘，转而全盘西化。虽然这种变化很缓慢，不象东欧和苏联那样剧烈和明显，蒙古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执政，虽然该党已放弃了大部分马列主义理论。表面上，蒙古仍然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所剩的最后几个堡垒之一，但实际上，蒙古正在脱离社会主义的大道，一步一步向西方世界靠近。

　　当然，蒙古的政治改革也并非一帆风顺，有许多改革措施受到了老党员的强烈反对。蒙古现任总理宾巴苏伦虽一再强调：“政治领域的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在蒙古推行“改革的新路线”，但阻力仍然很大。蒙古的改革举步维艰。有的党的领导人也有保守思想。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总书记布·达希云登就驳斥了民主派要该党解散的言论，他说：“民主派认为我们应该象苏共那样做，但我们是独立国家，不是苏联的共和国。面对如此艰难的内外局势，宾巴苏伦总理于92年1月向蒙古议会大人民呼拉尔提出辞职，虽未获准，却也使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分裂在所难免。该党显然在议会中拥有绝对的多数，然而，自1990年以来，这个前共产党已经分裂出蒙古民族复兴党等几个对立的派别。该党内部对改革也有不同意见。人民革命党的不团结，很可能给该党造成很大危害，给反对派组织以可乘之机。在这种为难情形下，1992年2月，蒙党在乌兰巴托举行21大，这次会议进一步背离了马列主义。中央委员会书记巴嘎班热说，现任领导人认为，“目前没有必要改变党的名称，……我们党不怕‘革命’这个字眼。”他是针对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布·达希云登在一次讲话中说要去掉该党中“革命”二字而说这番话的。他在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还说，他的党已放弃了大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和国际社会主义等。然而他又称，党将继续坚持把人放在中心地位的思想。

　　这种矛盾的政策，体现了蒙古政府在新形势面前的动摇不定的心态和对改革的前途没有足够的信心。一方面，形势逼迫他们不得不做出改革的决定。另一方面，许多守旧的思想仍不时在蒙党中体现出来，有时还表现在具体的政策上，改革本身就是一艘摇摆不定的航船，没有现成的航路，只能在探索中小心翼翼地前行。

　　然而，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反对派组织的竞选活动并没有停止，也许永远不会停止。1992年7月2是蒙古大选的日子，在两年前不甘心失败的反对派组织希望这次能卷土重来，一雪前耻。为了在这次大选中获胜，蒙古五个主要反对党中的三个———社会民主党、复兴党、联合党于4月结成了大选联盟，其他两个反对党民主党、民族进步党也与之遥相呼应。他们攻击人民革命党是导致蒙古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甚至宣称：“如果蒙古人民革命党获胜，蒙古人民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国家将面临灭亡的危险。”除了在国内进行这种耸人听闻的宣传外，这五个反对党的领导人还联名给美国国务卿贝克写信，希望美国派人到蒙古训练政党，以助其在大选中获胜。寻求西方和美国的支持是蒙古反对党的主要手段之一，他们企图借助外国的力量帮助他们在国内“合法”地夺取政权。

　　面对反对派咄咄逼人的宣传攻势，蒙古人民革命党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多党制政府成立两年来，蒙古经济继续恶化，人民多有怨言。因此，如何解决经济问题，便成为谁能在这次选中获胜的关键因素。为此，人民革命党在92年4月提出的竞选纲领中提出了一系列阻止生产下降，恢复经济的主要措施。纲领指出，近两年政府为“挽救经济危机”而实行的“休克疗法”式的激进的经济改革“把经济引入了歧途。”强调坚持该党的“循序渐进地转入市场机制”的做法，以在“两年内稳定恢复经济，减少失业，保持人民生活水平不再下降。”由于该党承认了失误，而且其推出的竞选纲领大多和人们的切身利益有关，远比反对派空洞的恫吓宣传更有吸引力，更能得到人们的支持和拥挤。因而在这次大选中，蒙古的反对派组织又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他们失败得比第一次更惨，蒙古人民革命党以绝对优势获胜。虽然在两次大选中，蒙古人民革命党都取得了胜利。但现时的蒙古，经济问题仍然困扰着全国，人们的生活水平继续下降，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正在日益滋长。蒙古的改革进入了艰难的境地，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大有夭折的危险。正在此时，在蒙古的南方，一位巨人向他伸出了强有力的援助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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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走向未来的中蒙关系

　　　　　　　　　　　　 一、蒙古国的“中国热”

　　中国和蒙古之间，本来有着传统的深厚友谊，在蒙古没有从中国独立出去以前还是一家。五十年代初，中蒙关系是非常睦邻友好的，中国曾经给蒙古以巨大的帮助，有几万中国员工在蒙古工作。后随中苏关系的紧张和破烈，中蒙关系也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国际格局的变化，蒙古也逐渐调整了对内对外政策，自1985年以来，蒙古领导人多次谈到要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问题，双方的交往也频繁起来，1989年3月，中蒙两国签订1989——1990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同月，蒙古外长贡布苏伦访问了中国，双方签署了关于成立中蒙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两国公民相互往来和恢复蒙古驻呼和洁特市总领事馆的协议。7月，中联部长朱良访蒙，实现了中蒙两党关系正常化。中蒙1990年相互供货和支付议定书签字。中蒙同的贸易也有了显著的增长。1986年，中蒙两国政府签订了第一个长期贸易协定，1987年，中蒙贸易额达1700万瑞士法郎。蒙古主要向中国供应白板纸、旧粒胎、机制地毯、工作靴、羚羊角、儿童靴等。中国主要向蒙古提供运动衣、暖水瓶、排球、油刷等。到1988年，中蒙贸易总额就达1358万瑞士法郎，1989年，更增加到3700万。中国和蒙古双方在由专业化公司完成政府规定的贸易总额任务后，还积极开展了协议外的易货贸易，仅1988年，双方这种贸易总额就达到了530万多万瑞士法郎。与此同时，双方边境贸易日趋活跃。实行经济改革开放的中国和蒙古在经济方面的关系日益密切，长期奉行亲苏政策的蒙古，把对华贸易作为恢复经济的良策之一。中国的内蒙古与蒙古的边界线长达六千多公里，以呼和浩特市为舞台的中蒙贸易日益活跃。

　　六十年代初受中苏对立影响而关闭的蒙古驻呼和浩特市总领董事馆于91年7月正式恢复，它现在成了连接两国关系的重要桥梁。蒙古由于生活品的短缺，故在双方的贸易中，中国向蒙古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大米、小麦和食糖等食品。91年8月中旬，中国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办那达慕大会，为期十天的“内蒙古经济贸易交易会”也同时举行，蒙古派人参加了这次交易会，并达成了多项协议。中国的商品强烈地吸引蒙古客商，在北京至乌兰巴托的国际列车上，常常可以看到许多蒙古商人带着中国货物的大包小包。一位蒙古商人特地坐了十二个小时的火车，从乌兰巴托市赶到呼和浩特市，他由衷地说：“此行的目的是购买中国的衣料，蒙古自己生产的远不如中国的好。”蒙古和中国都是在近几年开始搞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以前的中蒙边界虽长达六七千公里，但它就象一道戒备森严的鸿沟，把中蒙两国隔成完全不同的世界，双方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现在，改革的浪潮终于使它们又走到了一起。双方除在经济领域进行广泛合作外，其他领域的交往也日益密切。1988年，中蒙棋手在北京举行了国际象棋友谊赛，它是六十年来的第一次，蒙古驻华大使鲁布桑·楚勒特本在希望运动员时说：“这不仅是一场比赛，也是一次友谊活动，不论谁胜谁负，都是友谊的胜利。”1990年，第十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蒙古不仅派运动员参赛，还派遣了记者组和组成了亚运会啦啦队，使中蒙两国间的体育交流跃上了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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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蒙古为适应扩大了的和中国交往的需要，这个草原之国掀起了中国热。在外语教学方面，以往主要开设俄语的学校开始设立汉语课程了。它反映出蒙古要完全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的迹象。这个“草原之国”正在向疏远了六十多年的南方大国递去热情的目光。于此同时，在蒙古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第一个由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学的汉语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民间中国研究团体，——蒙古中国学者联合会。该会的目的是要将因中苏对立等严峻的国际环境而被迫中断了的中国学恢复起来，并在国内广泛宣传有关中国的知识。这对不熟悉中国情况的一般国民起到了启发作用。

　　在汉语教学方面，“蒙古俄语师范学院”从89年9月起改名为“外国语学院”，除俄语外，还开设了汉、日、英等学科。此外，蒙古还制定了新的外语教学方针，打算在今后四年之内将普通中小学的俄语课授课时间缩短一半，以便腾出课时教授汉语和其他外语。据乌兰巴托市报道，市内除大学和普通学校新设了汉语课程外，还出现了许多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汉语的学习班。“汉语热”正在席卷着整个蒙古，这也是中蒙关系日趋密切的象征。蒙古社会之所以对中国社会产生如此大的兴趣，是因为：一是重建陷于不景气状态的经济，有必要向在十年改革和开放中取得了巨大成果的中国学习，二是通晓中国情况和语言的人才严重不足，培养骨干，交流人才，已成为当务之急。90年1月、贡奥其尔巴特以蒙古人民革命党最高领导人的身份访问中国广州时提出：“中国的成果和经验对于目前正在从事改革放开的我国来说，具有积极的意义。”它表明，蒙古领导人已率先做出了学习中国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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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杨尚昆的蒙古之行

　　八月的蒙古，天空湛蓝，像水洗过似的清澈透明；牧草青青，宛如绿绒毛毯铺向绵延起伏的原野。地平线上，白云伴着枣红色的马匹、深褐色的牛群和灰白色的羊群在缓缓地飘动着。牧草茂盛，牛羊肥壮，风光美丽、气候宜人。在这喜庆丰收的美好季节，蒙古人民热烈地欢迎和热情地接待来自南方邻国的国家元首杨尚昆主席；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30年来对蒙古的首次访问。对此，蒙古方面极为重视，很早就进行了精心的准备、蒙古准备热情接待杨尚昆主席，恰好一场秋雨，使蒙古的暴热尽消，碧空如洗，凉风习习，乌兰巴托市正以新姿态准备迎接来自中国的国家主席。雨后的乌兰巴托市的街道两旁，青草如茵，五彩续纷的花朵艳丽夺目，阵阵清风吹来，空气里充满了清新而甜醉的芳香。也吹散了蒙中两国关系上空的乌云。为迎接杨主席的到来，首都乌兰巴托各主要街道清扫得干干净净，各主要交通要道增设了疏通车流和维持治安的警察，主要大街两旁的灯柱上飘扬着中蒙两国的国旗，以及各色鲜艳的彩旗，标志着首都西大门的“友谊门”上悬挂着用中蒙两国文字书写的“热烈欢迎中国贵宾”的巨幅标语。在乌兰巴托国际机场的主要建筑物上，中蒙两国文字书写的“热烈欢迎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同志”的巨幅存语在风中摇动，中蒙两国国旗迎风飘扬。蒙古国宾馆的负责人说，在杨主席访问期间，国宾馆将只接待杨主席一行，这次接待规模之大，是近年来所没有的。

　　1991年8月26日，对中蒙两国人民来说，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当80岁高龄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健步走下飞机时，早已等候多时的蒙古国总统贡奥其尔巴特快步步上前去，两双大手有力地握到了一起，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新的时代的重新开始。杨尚昆主席那浓重的四川音在国际机场上空飘扬，由远而近：“中蒙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长期以来，我们两国人民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要把中蒙两国长达4600多公里的边界线建设成为和平的友谊线，以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杨主席的这次访问，将给蒙古这个北方邻国带去了主要经济援助，人们只要看看跟随杨出访的主要随员就会明白杨此行的目的了。他们是：中国的财政部长王丙乾，对外经济贸易部长李岚清，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等。在为期四天的访问中，中获双方共签署了五个协定：即《关于蒙古通过中国领土出入海洋和边境运输的协定》，《关于中国向蒙古提供贷款的协定》，《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关于避免双重征收所得税和防止偷税漏税的协定》。这些协定，对蒙古这个内陆国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其中的一揽子商业贷款，更如雪中送炭，使蒙古有可能渡过目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根据协定，蒙古可以利用中国的天津港作为贸易通道。为了保证交通，1993年1月，中蒙决定修筑一条天津——北京——乌兰巴托的高质量的公路，以利蒙古货物的外运。这对蒙古发展对外贸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访问期间，杨主席说，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蒙古人民的一点心意，他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向蒙古赠送大米、食品、药品等一大批物资。

　　杨尚昆主席访问蒙古，是在蒙古经济遇到空前危机的情形下进行的，它不仅给广大人民带去了中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而且给蒙古经济的恢复带去了新的希望。中国向蒙古提供了一大批经济方面的援助，这对蒙古坚持改革，恢复经济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蒙古这个曾经是中国的兄弟般的国家的经济陷入危机的时候，它的南方邻国并没有袖手旁观，而热情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向蒙古人民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只要有了中国的援助，蒙古的经济改革一定会取得成功。中蒙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一定会得到巩固和加深。杨尚昆主席访问蒙古，是中蒙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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