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

令狐药师

教授群体奋起反抗

最近，一份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全院大会的会议纪录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只要是关心北大、关心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无不仔细研读这份文件。人们关注的重点不是院长张维迎的表功报告，而是教师们对张的严厉批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教师们奋起反抗，既是为了挽回北大及光华管理学院的声誉，更是为了捍卫自身的权益与尊严。

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被历次政治运动打断了脊樑，他们成为最软弱、逆来顺受、唯唯诺诺的一群人。在近年来中国大学急剧膨胀和急剧腐败的过程中，大部分大学教授都保持沉默，除了作为外来和旁观者的丘成桐、丁学良等人直陈中国大学的危机之外，在本土只有陈丹青、陈平原、钱理群、张鸣等寥寥可数的几名教授站出来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真相。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北大，是学术腐败和教育质量直线下降的重灾区；而「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光华管理学院，则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张维迎主持光华管理学院的工作以来，光华日益沦为富豪与官僚镀金的中转站，以及见钱眼开的赚钱机器，在社会上口碑不佳，让北大也一同蒙羞。与中国的其他部门一样，大学校长、院长的职务是自上而下授予的，而非自下而上选举的。因此，校长、院长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权力不受制约的「土皇帝」，以张维迎为例，他标举改革者的旗帜却成为光华的独裁者；教师们只能对学院的怪现状敢怒而不敢言。

鲁迅说过，作为被压迫者，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光华的教师们终於在沉默中爆发了。在此次会议上，何志毅、单忠东、蔡剑，杨东甯、江明华、曹凤歧、张红霞、王立彦、刘力、胡健颖、朱善利、王亚非、陆正飞等人相继上台发言。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光华的老人，有的是刚从海外回来不久的新人，有的是埋头书斋的学术带头人，有的是党务系统的官员，也有的是工会的负责人，甚至还有与张关系密切、被张所提拔的人士。他们的背景及立场各不相同，他们的言辞或尖锐或温和，但都对光华的现状相当不满，对光华的改革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意见与建议，并期望中国大学能够建立起一套民主的管理制度来。

知识分子群体维权

在我看来，此次北大光华教师的「起义」，与厦门市民反对化工项目和上海市民反对磁悬浮项目一样，是中国近期中产阶级勇敢维权的三个醒目的亮点.过去，人们一提起「维权」一词来，便联想起权利受到最大程度侵害的、底层的工农大众。如今，维权意识已经拓展到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厦门和上海两地的市民，不惜冒着被诬蔑为「非法集会」的危险，挺身而出保护家园.他们以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等新兴的联络方式，迅速传递信息，召集有共同诉求的民众，或聚集在市中心的广场上，或「集体散步」，或徵集签名信，或参加听证会，终於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地方政府作出一定的让步。这两个事件展现出中国人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中国民主化的破局，不能仰望一个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的人物的出现，而只能「返求诸己」。换言之，中国民主转型源源不断的动力，就蕴藏在这个正在站起来的中产阶级群体身上。光华管理学院的教师们所要反对的，不仅仅是张维迎「这一个人」，而是造就「张维迎现象」的滞后的大学管理制度。

问题的关键在於目前中国大学的权力结构和管理体制，而解决之道是将官僚治校变成教授治校，将个人的独断专行变成透明的民主讨论，将大学从官僚和商贾的附庸变成创造思想、文化和精神价值的「独立王国」。如果知识分子没有敏锐的权利意识，不敢公开捍卫被侵害的权利，那么它就无法成为时代的先锋，而会被时代所抛弃；如果作为社会的「思想库」的大学，自身不能率先成为一个「民主共同体」，那么它就无法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任何具有前瞻性的意见，从而失去其存在的价值。

工会开始发挥作用

这次光华的会议有两个引人注目的亮点.第一个亮点是工会的出场。长期以来，中国的「工会」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部门，工会主席则是安置即将退休的官员的一个闲职。在行政官僚与教职员工的极端不平等关系中，工会从来都是无足轻重的旁观者，它没有也不可能将分散的教职员工组织起来，凝聚成一支可以同官僚系统对峙的力量，因为它本身就是官僚系统的一部分，不过是非常边缘化的一部分而已。在此次光华全院大会的纪录中，我特别注意到了光华管理学院工会主席张红霞教授的一段简短发言：「光华现在出现了这么多问题，声誉受到了很大损害，一些老师自发的提出来一些倡议，工会把群众的声音整理成了《倡议书》。大家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和谐的、快乐的光华.」同时，她还表示：「今后学院的工会确实应该依照《工会法》、《教师法》在监督民主决策上多做一些贡献和工作，更多地保护大家利益，能够让大家在光华过上一个非常快乐愉快的生活，然后再埋头干活。」这段话让人看到了微茫的希望。以工会对抗学阀，大概是光华的教师们「绝地反击」的一次机会。虽然到目前为止，工会尚且软弱无能，但人们一旦努力将其激活，它未尝不可能成为「体制内护法」的渠道之一。而工会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工会，大学或许可以成为先走一步的「试验田」。如果工会的角色和功能首先能够在大学中得以复原，如果工会能够积极运用相关法律来帮助教职员工的维权行动，那么大学的民主化就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对此，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从制度上改革大学教育

第二个亮点是在大会上公佈的一份《光华管理学院教师建议书》。这份建议书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主要有以下四条：

第一，成立学院教师委员会，由全体教师选举产出，学院行政班子决定的重大事项，需经教师委员会审议、通过后生效。第二，保持学院学术委员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大学术委员会的代表面，行政领导在学术委员会中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以保持学术委员会的相对独立性。第三，响应许智宏校长的学术见解和观点，在光华管理学院施行院长轮值制度，教学研究人员兼任的学院院长和副院长实行轮值，任期四年不得连任。第四，建立完善学院行政管理制度，重大问题实行投票制，学院行政班子每年度应向全体教职工大会进行述职，听取意见改进工作。

这是光华教师的一份「权利宣言」。我相信，如果以上四条建议都能实施的话，光华就有可能掉转船头，驶向正确的航道，并对北大乃至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界带来正面的启示。即便未来有不堪的人物当上光华的院长，他也无法给光华带来巨大的伤害，因为有一套完整的、严格的制度来监督和制约之。「院长」的一举一动将不再是所有教职员工瞩目的中心，因为「院长」仅仅是一名全院成员僱佣和选举的「短期服务生」罢了。学者谢泳曾经指出：「中国大学扩张不到十年，矛盾已如此尖锐，确实需要反思和改革中国大学制度中不合理以及不近人情的地方。在办理大学事务中，今天中国教育管理者的智慧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明显下降了，大学如果不能独立，教授不能治校，学术也不可能独立和自由，这样，期待中国大学出世界一流的学者和成绩是很难的。」如果此次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师们的「造反」能够让人们看到大学实现教授治校的前景，那么曾经掀起新文化运动的北大，又将成为大学制度更新的领跑者。

令狐药师

各位基督教新老朋友：

非常感谢这两天你们与我在一起分享你们的走向神的宝贵心灵之旅，非常感谢你们给与我的关心、爱护和期望。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概括我的感受，那就是震撼！你们已经把我带到神的跟前了。在这两天讨论中，我能强烈地感受到神的慈悲的爱、耐心和睿智。我知道每个人都是为了我能感受到神的爱和希望，为了我能得到救赎，而克服了自己的困难。为了不辜负你们的爱心和努力，我想，我应当诚实地向你们说明我的心境和想法；这不是自我辩护，在你们为我做了那么多后我还要自我辩护，那就真是不可救药了。你们可以将以下解释看作一个艰难跋涉的心灵的痛苦和惶惑的告白。

尽管我说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但是如果真的深入反思自己的精神世界，让我回顾我与神的关系，我可以说，我一直感到神的存在。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在人生和事业的选择中讲究唯物主义的人，也从不追求世俗的成败标准。我注重的是人生和事业的追求中的心灵品质和精神境界。我很早就与超越个体生命和物质世界的精神订立了契约。基督的故事和基督教文化（礼拜活动中的仪式和圣歌），一直对我有净化心灵的感受。现在，无论从道德和智慧，还是从审美的角度看，我都接受神的存在。这是理性意识到人的局限性后的精神选择。

我不是理性拒绝神的存在和基督教；如果从理性出发，我宁愿接受和信奉了。真正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接受基督教信仰后导致的良心义务和实践选择，会与其他信仰的冲突和人类建立美好世界的要求的冲突。我对不同信仰之间的孰是孰非的教义争论的困惑和后果的担心，其实是不愿让我的精神纯净和宁静受到困扰。我已经感受到神的存在；我的问题是，这个神与基督教的关系及其他民族的精神文化的关系是什么？这里有两个问题，尤其让我关注。

第一，基督教的来源是圣经。正如你们之中的一个人说过，一部圣经记述的是希伯来人对上帝的关系，订约、背叛和重新修复关系的历史。我的问题是，上帝如果是造物主，那么，在这段时间他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是什么？即使在这段时间中，圣经还提到了埃及人。我最关心的是，上帝与中国人是什么关系？我是中国人，那时我们难道是被神忽略了吗？如果我们也是神的孩子，那么神给我们的指导是什么？从这个问题出发，我宁愿相信，基督教的圣经是神的存在的一部分证据，但还不是全部。我们中国，还有其他民族，也有自己的证据。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我们其实必须作两次选择：第一次是我们是否是神创造的、被神照顾和接受神的指导？第二次是我们有的是一个神还是我们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是一神论者，我们就要接受这样的解释：中华民族也在自己的历史上有自己的神的启示和文化，也是神的存在和恩典的一部分。我们会接受每个宗教和精神文化，都是神的存在、恩典和对人的照顾的一部分。如果别的神和精神文化都是异教，我们将面临解释为什么神只出现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我的问题导致一个更广泛的神的信仰。

第二，我们与神的契约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在我们的讨论中，你们可能认为我对神采取了功利主义的态度，因为我急于想知道是否可以把基督教卷入政治选择。我同意伯笠的忠告，基督教首先是明确我们对上帝的关系，是对上帝的恩典的意识和感激。但是，在圣经中，上帝对以色列人订立的契约，不仅仅是人对上帝的一种精神状态和心灵感应，而且是要在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选择中表现出对于上帝的遵从和忠诚。也就是说，神与人订立的契约，不仅仅是人对神的精神感激，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要遵守神的旨意。例如，你们这次为帮助我而选择的《出埃及记》，就是讲述一个政治选择中如何遵从神的旨意。如果我说，对于现代中国基督徒而言，出埃及就是走出中共的统治，这并不夸张。思考基督徒与上帝的契约的社会和政治内容，需要重新制定中国基督教的agenda。其实，基督教在文明中的地位和普及程度，是与它对人们的社会和政治行为提供积极指导有关的。如果基督教仅仅是教堂中的祷告和生活中的体验，如果基督教放弃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建设性角色，基督教的发展将会自我设限。我不是说，基督教一定要与现政权处于对抗状态；因为在基督教的原罪说看来，即使民主政体中的政治力量和人也会有许多问题。我的意思是，基督教应当积极地改进社会，与各种现实力量合作，但不回避诚实和必要的选择。在基督教健康发展的地方，基督教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在重大政治灾难中维护人类安全底限，都是最重要的力量。

我自己在很早的时候就确认自己的使命是改善中国和中国人。到我十八岁时就确认，自由民主制度的确立是这种改善的必要内容。到八十年代末，我就知道，政治制度的改革本身，并不能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因此，提出政治文化作为重要条件之一；而且，我不赞成那种靠着仇恨去建立新的制度的做法。现在，我知道，基督教可以有更积极的作用。我愿与诸位一道探讨有关问题。

王军涛
二零零八年二月



军涛先生：

很高兴有机会与你见面并分享我的信仰历程。我是八十年代思想文化解放运动的受益者，那个时代在我的成长道路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我一直自诩为“迟到的八十年代人”。因此，我也要特别向你们这一批在那个时代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年长者致敬。

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很多人成为基督徒，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中国知识分子信仰基督徒很难这是一个凝固的看法。在我个人的信仰之旅中，确实有两个最难以克服的问题：首先是骄傲，其次是罪。人最大的骄傲便是不认识神，便是意识不到自己的骄傲，这就是我在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的精神状态。什么时候人认识到了作为被造物的自身与造物主之间的天壤之别，什么时候人就能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而对于罪，我也是不愿意承认的，我认为自己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到达或者接近了“义”。直到某一天，当我意识到我是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的时候，我才认识神，也才感受到全然的幸福和喜乐。所以，我与信仰的关系，是上帝拣选我，而不是我选择上帝。如果不是凭借着圣灵的力量，任何人都无法靠着所谓的理性走向上帝，任何人都无法接受耶稣为生命的主宰，因为人类理性的有限，使得人类无法以自身的努力来与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你在信中所提及的这些问题，也是我成为基督徒之前苦苦思考的问题，经常与基督徒们辩论的问题；而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它们并不是在一瞬间都解决了，它们仍然作为“问题”而存在——但不再是阻拦我走向信仰的问题，相反是不断促使我的信仰得以深化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圣经与中国人关系。我在成为基督徒之前，也经常反问那些向我传福音的基督徒说：圣经与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圣经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及中国。我还记得，当年王怡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苏东坡是中国文人的典范，是他最心仪的人物，如果苏东坡不是基督徒，如果苏东坡不在天堂里，那么天堂再美丽，他也不愿意去。由此可见，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的一个重要障碍，是“情不自禁”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中心主义观念。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认为，福音是犹太人的福音，或者是西方白种人的福音。比如旧约中的许多章节，不过是犹太民族的历史罢了，跟中国的历史没有多大关系。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阅读、研究和接受这部分经文呢？他们进而认为，基督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是一种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其实，基督教并非诞生于欧洲，而是诞生于中东的巴勒斯坦地区。换言之，耶稣基督是东方人，而不是西方人；基督教不是从西方传来的，它本来便诞生在东方——这两个最基本的事实，却被许多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上帝只有一位，上帝是“独一真神”——绝对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那只是原始图腾而已。在这个问题上，基督教绝对不是“宽容”和“多元”的。但是，上帝让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必然具备某一种族成员的身份。如果耶稣基督是“超种族”或“无种族”的，那么“道成肉身”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那么，上帝让耶稣以哪个种族的身份出现呢？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耶稣是以犹太人的族裔来到世间的。那么，上帝为何要让耶稣成为一名犹太人呢？倘若由人来对此事作计划和安排，耶稣大概会作为埃及人、罗马人或者中国人来到人间，因为当时埃及、罗马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繁多、经济最发达，文化最先进的国家。倘若耶稣是埃及人、罗马人或中国人，不就可以带动整个埃及、罗马或中国的民众都信仰基督教吗？然后，基督教再由埃及、罗马或中国这样的大国顺利地向四周的落后地区传播，这不就水到渠成了吗？但是，上帝的心意是人所无法揣测的，上帝偏偏就选择犹太人作为他的“选民”，偏偏就是让耶稣成为犹太人，虽然犹太民族只是一个处于近东地区的小小的民族、一个在列强的包围之下连生存权也没有充分保障的民族。这个事实表明，上帝连那些最弱小的民族都不抛弃，所以上帝的爱是遍及所有人的。职是之故，旧约不仅是犹太民族的历史，更是关于整个人类历史的隐喻。它是独特的，又是普遍的；它既是关于“选民”的，又是关于“万邦万民”的。如同“十诫”一样，它是上帝通过摩西与犹太人之约，亦是与所有人类之约；它遂成为人类的第一部“宪法”，亦是宪政制度的基石。到了新约时代，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耶稣的选民，而所有的人类都可以享受上帝的恩典和慈爱。

另一方面，就地域性而言，耶稣出生在巴勒斯坦这个亚欧非三大洲的交汇之处，本身就表明了基督信仰具有普世性。基督信仰是一种普世性的信仰，不是某些特定民族和人群的信仰，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其他肤色的人，都有份和有权获得福音。福音不是专属于某个地区、某个民族、某个时代的福音，而是超越地域、种族和时间的福音。显然，中国人也是福音的对象，上帝从来没有忘却过中国，上帝的恩典始终彰现在中国的历史当中。上帝对人类的启示有“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两种，上帝给予犹太民族以“特殊启示”，同时也给予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民族以“普遍启示”。如果将中国的历史文化统统看作是“异教文化”，那是一种极其偏狭的看法。在中国古代的先贤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子等人的思想当中，就有不少与圣经相通的启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就与耶稣所教导的“爱人如己”相通吗？

保罗说过，字句是死的，精义是活的。关于上帝的存在，圣经是特殊启示，而人类各民族的典籍、历史文化遗产等则是普遍启示。所以，我们不必抱着从圣经中寻找有关中国的论述的想法来查考圣经。有一些中国基督徒囿于“中华中心主义”的观念，拼命要从圣经中寻找出提及中国的字句来。比如，有人认为下面这段经文便涉及到了中国——“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二节）由此，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便获得了某种形式的满足。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可笑的“以人意解经”、“以圣经注我”。其实，稍稍查考史料便可以发现：近代旧约圣经考证学的研究，以及一零四七年死海古卷的发现，均证明希伯来文原音的“希尼”的这一词语与“色耶尼”仅相差一个辅音字母。所以，“希尼”应为“色耶尼”，而“色耶尼”正是现在埃及南部阿斯旺地区的旧名称。这里的意思是先知预言将来犹太人必从世界各地回归，故“从北方来，从西方来，从秦国来（南方）”，所以根本不是指中国（秦朝）。整部圣经中，确实没有一处提及中国，但这并不能否定上帝对中国人的爱，以及中国对上帝的爱的回应。

第二个问题，上帝与人类立约的内容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旧约”的中心是“十诫”，“新约”的中心是“爱神及爱人”。这个约既规定了人类的行为方式，也确立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耶稣第一个宣告个人的重要性，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句话明白无误地揭示了这样的真理：人因被造而平等，人因被造而拥有独特的价值；上帝爱每一个人，无论他美或丑，无论他强或弱，无论他高贵或卑微，在上帝眼中都至为宝贵。先哲马格里奇曾经是一个非基督徒，后来却成为一个坚定的基督教护教者，他指出：“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人权肇源于基督教信仰。在基督教里，每一个人，无论是男是女，患病的或是健康的，聪明的或迂愚拙的，美丽的或丑陋的，都被他的创造者所深爱，正如福音书告诉我们的，他的头发都被神数算过。”同样，每一个人都需要单独地对上帝负责，人有自由意志决定是否接受上帝的拣选，每个人都是单独地与上帝发生关系，除了作为中保的耶稣基督之外，人类无须通过其他“中介”来走向上帝。也没有人可以凭借其种族、党派或团体的身份而获得救赎与永生。

人权观念也肇始于基督教。基督信仰带来了人的解放与人的自由，确立了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在全球拥有最多听众的美国长老会牧师甘雅各（D.James Kennedy）在《如果没有耶稣》一书中分析了基督教对人类生命价值的影响，他引用了一个小故事：一个世纪之前，一位法国工程师问他的学生说：“什么是矿坑中最宝贵的东西？”在学生们列举了各式各样的矿物之后，他修正他们说：“矿坑中最宝贵的其实是矿工。”这一种对人类生命的观点，是只有当人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深深打动之后，才可能具有的。人性尊严的基础在于：人具有上帝的形象，而不在于人的品质。也就是说，它建立在和上帝的关系之上。人具有上帝的形象的客观事实，建立在上帝对人的关系之上，这个关系不会丧失也无法摧毁，只有上帝才能取消这层关系。基督教对个人的强调是自由与自由权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在英国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一六一八年的《人权请愿书》、一六八九年的《人权法案》，以及美国一七七六年的《独立宣言》和一七九一年的《人权法案》中都有所体现。历史学家海斯如此指出：“基督教理想被普遍接受并在实践中真诚地朝这理想努力的地方，那里就有充满生机的自由；而在基督教被忽略或拒绝，遭逼迫或羁缚于政体的地方，那里就有暴政。”

基督教的“人论”也是民主制度的哲学基础。英国思想家鲁益师（C.S. Lewis）在为民主宪政论辩护时，也曾经求助于基督教政治现实主义所依据的人性沦落观：“自卢梭以来，很多人热衷于民主，因为他们认为人类是如此贤明，如此善良，以致每个人都配得在治理国家中占一席位。这种维护民主的论据是很危险的，因为它根本是错误的，一旦这缺点暴露出来，赞成暴政的人便会利用这事实来支援他们的论点。我不需要观察别人，只需看看自己，便知道这论据是错谬的。我不配去参与治理一个养鸡场，更遑论治理一个国家。至于其他大部分的人，就是那些对广告笃信不移、根据口号来思考、散布谣言的人，也是不配。支援民主的真正论据恰恰相反，乃是因人类如此堕落，以致我们不能把驾驭别人的绝对权力托付给任何人。亚里士多德说，有些人只配做奴隶，我并不反对这看法，可是我反对奴隶制度，因为我认为没有人配做主人。”人类选择民主制度，不是因为人类有多么聪明和智慧，不是因为民主制度是一套如何精致和完美的制度。相反，乃是因为人类的全然败坏，乃是因为人类无法克服与生俱来的罪性。普遍的沦落状态使得没有任何人有理由做别人的主人，没有任何人可以拥有绝对的权力。人们可以举出无数的理由为民主制度辩护，但这无疑是最有力的理由。你是研究西方政治学的专家，这方面大概不需要由我来班门弄斧了。

第三个问题是，教会和基督徒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彰现信仰？我的答案是两句话：“以信仰改变生命，以生命改变世界。”毫无疑问，上帝的救赎既是个人的救赎，也是民族的救赎。但是，个人的救赎和民族的救赎之间，有严格的先后次序，即：先救赎个人，再救赎民族，而不是相反。正如张伯笠牧师所强调的那样，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是需要被拯救的人，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必须先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否则的话，我们所谈论的基督教与我们个人的生命毫无关系，我们也从中得不到任何真正的安慰和平安，我们仍然将它当作是一种似乎可以涌来解决中国问题的策略或方案，与当年的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科学和民主等等一样。我们可以鼓励别人去信耶稣，甚至乐见中国基督教复兴的趋势，因为基督教可以改造国民性，可以提升中国人的道德伦理水准。但我们自己偏偏就是不愿去信仰，因为我们是有理性、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如今持这种看法的知识分子为数不少，他们也就是所谓的“文化基督徒”。

“文化基督徒”固然比“义和团愤青”好得多，但“文化基督教”毕竟不是“基督徒”，“文化基督徒”的生命并未有本质的改变。再进一步，如果“文化基督徒”变成“政治基督徒”，将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的次序颠倒过来，那么后果有可能是灾难性的。这就是近代以来所谓的“基督教救国论”，此一思路不仅无法救国，而且也背离了信仰的本质。信仰的工具化、信仰的策略化，将争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斗争纳入到某一宏大的“政治蓝图”之中，此一思路在今天某些“党外人士”的圈子里颇有市场。有一名自诩为“大总统”的律师便多次声称：“我要信基督教，并让我妻子去练法轮功，基督徒有一亿人，法轮功有一亿人，这样支持我的人一下子便有了两亿。”还有一位颇有些名气的宪政学者，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易经》，枕头下面还放着厚厚的一套《毛选》，他每天都将此三本书参照阅读，显然基督教只是他达成个人的政治野心的工具。在我看来，这些人都不是真诚的信仰者，他们是洪秀全式的人物在当代中国的翻版。他们丝毫不觉得自己是需要救赎的，而是企图去充当他人的“大救星”，在此过程中，上帝只是他们认为可以拿来利用的一张面具而已。

另一种在华人教会和基督徒中相当普遍的现象是，信仰与生活尤其是公共生活的割裂甚至对立。在教会中探讨公共事务很可能会遭到冷遇和排斥。这几年来，我有过这样的切身的经历。但我认为，基督徒不仅是天国的子民，亦是地上的公民。海内外华人教会对后者缺乏深刻的认知。由于某种有偏差的神学观念的影响，以及中国大陆的教会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之后长期处于高压之下，香港、台湾的教会则难以摆脱殖民地的历史影响，这些历史包袱使得华人世界的教会和基督徒的“政治关怀”长期阙如，许多人将“福音”与“政治”对立起来，一谈“政治”来便恐惧战兢。使得基督信仰萎缩在私人空间中，教会和基督徒对公共生活缺乏影响。有人甚至还美其名曰：“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其实，这是一块专门涌来遮掩怯懦的遮羞布。

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在参与公共生活和政治活动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以下两种极端的看法，一是将信仰完全“属灵化”，将信仰变成一种个体的精神安慰；一是将信仰完全“政治化”，将信仰变成达成其政治企图的资源。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走在一条“中道”之上。我同意你的看法，基督信仰不是一种封闭的、抽象的信仰体系，它必然落实到现实生活之中，正如你信中所说的那样：“神与人订立的契约，不仅仅是人对神的精神感激，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要遵守神的旨意。”用主祷文中的话来说，就是“让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信仰既是私人性的，又是公共性的，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的光和盐。美国神学家戴德理教授指出：“期待信仰体系对个人、社会可以作出正面的贡献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一个宗教，或一种哲学（例如儒教、马克思主义、或人文主义）不能潜移默化人的生命，那么这个宗教或哲学应该束之高阁。生命太短暂了，而人的需求又是如此巨大，生命不容浪费在仅供作‘观点’、‘看法’之世界观；生命必须专注于改变世界的真理之上。”我很同意这种看法。我很欣赏德国神学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所倡导的“十字架神学”，他认为：“当这个世界还没有成为神的国，基督徒就不能采取被动等待的姿态。相反，基督徒必须采取主动参与的姿态，并在公共政治的领域中，提出神的应许与人类解放的问题。因此，神学的任务乃是形成一种十字架的神学，寻求使人从这个世界的压迫力量中得到政治的解放。”当教会和基督徒站出来捍卫社会公义的时候，他们便是将信仰实践化了。基督徒必须用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去改变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是基督徒应当缺席的领域，没有一个领域是上帝保持沉默的领域。

教会不能成为政党和政治团体，但基督徒个人却可以成为政治家或公共知识分子，上帝也呼召了若干基督徒承担此使命。正如莫特曼在一篇访谈中指出那样：“基督徒为了耶稣的缘故站在弱者、病人、忧伤者、被逼迫者一边，因此他们在政治上是积极的。如果基督徒有机会承担政治的重任，那是很好的事。……基督徒乃是政治汤锅中的盐，是黑暗中的光，然而他们不一定为执政而执政。如果他们必须担当重责大任，他们当然准备就绪，然而他们不会一味追求权力。自从东德共产党垮台之后，有许多基督徒和牧师担负起政治上的重任，可是他们会等到新兴的政治势力抬头，能够承担起重任时，放下手中拥有的权力。”因此，民族的救赎是个人的救赎的“果实”。当个人的信仰坚实的时候，民族的复兴就指日可待了；当个人的信仰丧失的时候，民族的堕落也随之来临了。莫特曼在回顾德国的历史时意味深长地指出：“德国以往的传统是：宗教是个人性的，与政治无关。我想希特勒得以坐大，基督徒要负某些责任。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个人性的，因为我们持守的使徒信经中就有一位政治人物：彼拉多。他让耶稣钉十字架，因此基督被钉十字架也是桩政治事件。正如默茨所表达的，耶稣不是在两个祭坛上的人物间被钉死的，而是在两个受刑人之间，因此，我们必须竭其所能地参与政治。”

再回到我们中国上来。一九八九年之后，伤痕累累的中国人开始在精神的废墟中，像当年的先知耶利米那样追问耶和华说：“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带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耶和华如此回答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八至十九节）是的，基督信仰在中国开花结果，最根本的成就乃是个人心灵的得救与个人生命的重生。但就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而言，如果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在中国公民中的比例持续增长，他们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一股正面的助动力。

所以，我也认为，在思考中国民主化的道路时，信仰问题举足轻重，基督教尤其不可置身事外。上帝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这个不愿顺服的民族，上帝对中国的未来有着美好的安排和期许。上帝需要我们与之“同工”，上帝需要我们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和国度“荣神益人”。在没有外力全面介入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转型，与之伴随的必须有道德伦理层面的重建和宗教信仰层面的复兴。近在眼前的一个例子就是韩国，在韩国的民主化过程中，教会和信徒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成功地避免了席卷全民的暴力冲突，成为驯服崇尚暴力的军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南非和波兰等国家的转型之中，我们也都看到了信仰的力量。正是如此，我对中国的未来抱有乐观的期待，尽管今天中国的境况以及中国教会、中国基督徒的境况并不如人意。我深信，由于福音在中国的广为传播，中国将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的文化、伦理价值也将脱胎换骨，这远远比中国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式的人物更为重要。让我们为公义和慈爱早日充满中国广袤的大地而祈祷。

梦里不知身是客，故国花落知多少？胡平先生曾经在《为理想而承受苦难》一文中，谈到了流亡者的苦难、沉重、以及神圣与庄严，让我很受感动，我相信那也是你的感受。张伯笠牧师说过，那个政权企图不让人们回到祖国，以此来折磨他们眼中的“敌对分子”。但是，自从有了天国的盼望之后，他便不再受乡愁的折磨了。是的，有什么力量能够让我们与耶稣的爱隔绝呢？那天，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当你跟随张伯笠牧师作决志祷告的时候，我的心中亦充满了喜乐，因为圣经中说，一个罪人灵魂的得救，便是天上的天使也要为之欢呼雀跃。我也会持久地为你和你的家人祷告，愿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和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正如当年我在信仰之路上苦苦求索的时候，那么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一样。我深信祷告的力量，若不是凭着祷告，我们根本不可能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愿意信，但信心何其不足，是祷告加添了我们的信心。也愿你多多地祷告、读经和参加教会生活，让我们一起沐浴在上帝的天光爱谊之下。

爱你的弟兄  余杰
二零零八年三月中旬

令狐药师

欧盟经过六次扩大之后已经拥有二十七个成员国，“欧洲共和国”初步可以窥见未来的雏形。但是，欧盟内部“老欧洲”与“新欧洲”的价值观的差异，也越来越明显。如果说刚刚从共产主义的魔爪下解脱出来的、对极权主义统治尚有切肤之痛、对自由和人权等价值持守不放的东欧诸国是“新欧洲”的话，那么承平日久、被福利制度和相对主义思想拖累、害怕与极端主义势力战斗、好了伤疤忘了痛的西欧诸国便是“老欧洲”。

进入“后冷战时代”的二十一世纪以来，人类文明面临的两大威胁，是新兴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以及正在嬗变中的共产专制主义。任何漠视此两大威胁的调和主义、相对主义，都是对人类未来极不负责任的态度。西方世界除了奋起为自由而战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老欧洲”与“新欧洲”的“美国观”存在着天渊之别，它们对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反恐事业也持相反的看法；另一方面，它们的“中国观”也差异极大，它们对实行畸形的市场经济和独裁政治的中国的看法也很不相同。“老欧洲”之老与“新欧洲”之新，形成鲜明的对照。“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老欧洲”与“新欧洲”，谁的看法更接近真理呢？究竟谁更加正确地预见到欧洲和世界的未来呢？


“老欧洲”的绥靖主义传统

“老欧洲”是近代以来自由、民主和人权价值的发源地，一度曾经被看作人类文明的希望所在。但是，在晚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老欧洲”深陷于激进主义思想的污染之中，逐渐失去了信仰的传统和理性的精神。在暴力革命风暴和乌托邦理想的挟持之下，又先后经历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轮番肆虐，“老欧洲”逐渐变成了一艘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破船。“老欧洲”的绥靖主义传统根深蒂固，至今仍然是欧陆思想的主流：不仅对法西斯的崛起持绥靖态度，而且长期纵容共产主义思潮的泛滥，在今天则戴着“和平主义”的面具出现在舞台上。

绥靖主义祸害无穷，它如同一块经过精美的包装的、却已经腐烂的糕点。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在与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极端主义势力作斗争中，犯下过严重错误的，不是美国总统罗斯福、里根和布什这样的“粗人”，而是那些博学而睿智的欧洲知识分子，以及在他们的影响下应声虫一般的美国左派知识界。仅以冷战时期而论，占据“老欧洲”知识界主流地位的“自由派”（左派）知识分子，肆意歪曲冷战的意义，消解是非善恶，不分青红皂白地将美苏两大国都看作人类和平的威胁。他们身患“恐苏症”，一直高估了苏联的实力及其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恐惧万分地认为“苏联拥有无限的和致命的实力，包括自信心、杰出才能以及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资源”。他们看不到苏联内部出现反对党、反对派的可能，便想当然地认为共产党将永远执政下去，却不知道苏联社会已然外强中干、命弱游丝了。直到苏联及东欧的共产政权在一夜之间突然崩溃，左翼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布伦尔才不得不在《争鸣》杂志上承认：“一个人看起来越接近右翼，就越有历史的预见性；越接近左翼，这种历史预见性就越少。”这句话说总算是老老实实地说出了历史的真相。

“老欧洲”一贯标榜文化优越论，瞧不起浅薄粗鲁的美国。当美国以其超强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实力成为自由世界的领头羊的时候，欧洲大陆的那些老牌殖民大国，不能忍受自身地位迅速下降的现实，转而以反美为旨归，企图在反美叫嚣中恢复一点自信心。这是多么可笑的自我安慰和忘恩负义啊。在整个阴云密布的冷战时代，如果不是美国的慷慨援助与支持，欧洲的心脏早已落入苏俄的魔爪之中。回想一下昔日西柏林的空中走廊，那么多嗷嗷待哺的孩子，所获得的不都是从美国空运来的食物吗？

左翼的阴影、社会主义的政治高调一直笼罩在欧洲大陆之上。在政府层面，左派政府始终占据欧陆的半壁江山以上。左派的特征之一便是亲近极端主义，特征之二便是固执地反美。因此，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老欧洲”各国渐渐忘记了是美国士兵付出生命的代价将他们从纳粹铁蹄下解放出来，更忘记了是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让他们完成了战后的重建。他们在恢复元气之后，不仅没有积极支持美国领导的对苏联集团的冷战，反而多次拖美国的后腿，再度扮演绥靖者的角色。当波兰的军政权镇压团结工会、美国对其实施经济制裁之时，西德总理施密特竟然无耻地宣称：“波兰颁布《军管法》是必要的。”当美国要求欧洲各国停止支持苏联的西伯利亚天然气项目时候，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居然不予理睬，他们看重的是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生意来往和“友好关系”。这些市侩般的政客，才不在乎邻国有多少民众在极权主义的压迫下呻吟呢。

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欧诸国，似乎厌倦了民主制度，不仅对本国内部暗潮涌动的极端主义思潮熟视无睹、不做任何深刻的反思与切实的行动；反倒对奋力抵抗各种极端主义势力和独裁政权的美国和英国指手画脚、挑三拣四。其中，最让人厌恶的是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虽然在法国的政治格局中属于偏右的人物，却充当近年来反美的先锋，不仅恶毒攻击美国的内政和外交，还摆出一副当年的拿破仑皇帝的模样来，妄图充当“欧洲元首”，像家长一样对“新欧洲”发号施令。在国内，希拉克先生胆敢言辞谴责一心一意要颠覆“法兰西共和国”的极右翼政客勒庞吗？在国外，希拉克先生胆敢公开批判那些危害全球安全、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的伊斯兰恐怖组织吗？

大部分欧陆知识分子更是以左派的身份为荣。在“老欧洲”，奢谈“平等”成为一张在任何时刻、任何场合都可以使用的“遮羞布”——即便这种“平等”导致的结果是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最大的相似之处，便是民粹主义，而“老欧洲”大部分一流的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最初，他们将理想寄托于苏联“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实验”之上；当苏联的古拉格黑幕被作家索尔仁尼琴传播到西方世界，他们的梦想破灭了，不敢继续为暴君斯大林唱赞歌，便转而去毛泽东的中国“朝圣”和“取经”；当文革的血腥与卑劣逐渐曝光，他们的梦想第二次破灭了，便又将拉美的恐怖分子格瓦纳捧上神坛，视之为“人类的解放者”和“伟大的圣徒”。在同一个地方跌到三次的人，真是愚不可及。辱人者，人必辱之，那些替共产暴君化妆的欧洲左派知识分子们，从来都没有得到过共产暴君们内心的尊重，苏俄的缔造者列宁便轻蔑地将这个群体形容为“有用的白痴”。可是，直到今天，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式和人类文明的走向，他们仍然刻舟求剑，沦为笑柄。


“老欧洲”与“新欧洲”对美国及全球反恐事业的不同看法

伊战爆发之后，“老欧洲”的政客们俨然以世界和平的代言人自居，高声谴责美国的“穷兵黩武”。他们偏偏忘记了，共产主义的幽灵，正是从他们的土地上发源，进而为祸世界的；他们偏偏忘记了，法西斯的毒素，也是在他们的土地上诞生并蔓延的。那时，他们何等期盼着美军前来解放之！当年在希特勒的蹂躏下渴望自由的欧洲人，与今天在萨达姆的蹂躏下渴望自由的伊拉克人相比，有根本的区别吗？冷战时代，如果不是美国承担庞大的军费开支，对抗苏联的扩张，西欧能够一直平安无事吗？

与此同时，“反美”也成为西方精英知识分子“政治正确”的标榜。在“老欧洲”，仿佛不反美便不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例，十有八九都以反美为荣。他们在攻击美国的“霸权主义”的时候，却无力解决像科索沃危机这样发生在家门口的人道主义灾难。他们声称关心落后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的命运，却成群结队地去朝拜阿拉法特的独裁者和腐败分子。二零零六年六月，我在柏林出席国际笔会年会，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发表长篇开幕演讲，将今天的美国比喻为昔日的法西斯德国，将美国总统布什形容为战争狂人希特勒。他的演讲慷慨激昂，获得了在场数百名作家狂热的鼓掌和欢呼。谁知，不久之后却爆出格拉斯本人曾是青年党卫军成员、在长达半个世纪里一直隐瞒此段经历的丑闻。此一个案，即充分表明了“老欧洲”左翼知识分子的虚伪与自私。

今天，面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进攻，以法国为首的“老欧洲”，仍然躲躲闪闪，不敢正面回应。哪个法国政客敢于忽略法国境内超过两百万的伊斯兰背景的移民呢？为了选票，他们在真理问题上闭嘴了。与此同时，“老欧洲”境内的回教社区日益扩张，俨然享有治外法权。散播邪恶教义的回教出版物在欧洲大肆流行，公开宣扬将持宽容和开放的观点的人、叛教者或者信仰其他宗教的人统统消灭的论点。恐怖方舟热衷于恐怖活动，绝非为了改变贫困、追求平等。贫穷固然让人绝望，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大多数基地组织的成员，都是富豪或中产阶级的沙特阿拉伯人或埃及人。美国研究中东问题的专家、因报道中东的新闻而两度获得普利策奖的弗雷德曼指出：“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统治的沙特阿拉伯，同样也有穷人和失意者，但这是美国的过错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韩国和许多阿拉伯国家有着同样的国民平均收入水平，但韩国在控制其发展方面如此出色，以至于其现在的经济超过了所有的阿拉伯国家，这也是美国的过错吗？阿富汗被中世纪的塔利班神权统治所控制，它禁止妇女工作或上学。这样一个地方又怎么可能不贫穷呢？谁又是倒退的塔利班社会最大的保护者呢？那正是奥玛尔、本•拉登及其追随者。”那些“老欧洲”的哲人们偏偏忽略这些常识呢，千方百计地为恐怖活动寻找其他“合理的原因”。

即便在作为民主制度发源地的欧洲，对自由观念、个人权利和普世价值的敌视，非理性的、逢美必反式的“反美主义”和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如今却大行其道。作为移民国家，美国基本上解决了种族对立问题，美国社会本身就是移民组成的大熔炉；欧洲诸国虽然努力组建欧盟，却在种族问题上闭关锁国，居高临下地对中东事务指手画脚，却没有热情帮助该地区的居民过上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更是冷冷地拒绝难民的涌入，此种情形乃是极端主义孳生的温床。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克尔的警告并非杞人忧天：“既然民主社会总是过早地庆祝自己的胜利，丢弃了过去某些有用处的工具，出于忽视或习惯而解除武装，打算实行某些错误的短视的政策，那么，法西斯主义就像葡萄菌一样，正在卷土重来。”然而，智者的声音通常遭到忽略，直到灾难降临的时候，人们才得以觉悟。

与暮气沉沉的“老欧洲”相比，刚刚从共产独裁制度下解脱出来十多年的“新欧洲”，则义无反顾地支持美国奉行的反恐和反共政策。因为他们身上的伤痕犹在，他们深知在被专制奴役的滋味为何，他们不愿重新回到那暗无天日的生活之中。这些国家挣脱共产主义束缚的经历表明，自由不是一个凭空掉下来的馅饼。他们更深知美国为他们的解放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和最无私的帮助。如今，他们有责任以对美国以及对全球安全与自由的支持来回报之。职之是故，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主动出兵参加由美英主导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并力所能及地提供医疗救助等服务。虽然这些国家力量有限，但他们积极参与全球民主事业的热情让人感动。

多数东欧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积极争取加入欧盟和北约，尤其是北约的东扩，使得这些国家获得了有效的安全保障。他们也邀请美国在其国内设置导弹防御系统，他们对俄罗斯普京政权威权统治的发展趋势充满了警惕。在过去三百年的历史当中，“北极熊”俄罗斯是压迫、掳掠和吞并这些小国的元凶。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共产革命兴起，赤潮亦席卷了东欧的十几个国家，他们不得不仰苏俄的鼻息而生存，沦为只拥有“部分主权”的国家。

正是因为那一页页无比惨痛的历史，正是深味自由的可贵与专制的可怕，“新欧洲”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实行亲美的外交路线。他们都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布什总统在东欧各国所受到的欢迎，可以用“万人空巷”来形容，他在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等地所发表的演讲，得到了广大东欧民众的热烈回应。这一情形与他在西欧各国所受到的冷遇和抗议，形成了颇有意味的对比。

“新欧洲”各国也相信，一个国家的制度转型，不能忘却正义的原则。近期，在波兰展开了对昔日共产党官僚阶层及秘密警察的罪恶的新一轮揭露与清查，原东德的在共产党受害者也凭借新的法案获得了国家补偿。这些国家通过一系列做法，与共产制度彻底决裂。最让我尊重的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弹丸小国爱沙尼亚，不畏俄罗斯的威胁恐吓，毅然拆除占领者留下的耻辱印记——“苏军纪念碑”，并计划修建与华盛顿的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相呼应的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如立陶宛等公开支持其做法。爱沙尼亚知道，国家主权和自由价值神圣不可侵犯，美国支持其恢复历史真相的努力，现在再也不必看“北极熊”的脸色行事了。


“老欧洲”与“新欧洲”截然不同的“中国观”

除了在如何看待美国及其领导的反恐战争上“各自表述”，“新欧洲”与“老欧洲”对中国的态度也相差甚大。“新欧洲”各国经济缓慢起步，外贸对象主要在欧盟内部，以及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对华贸易在这些国家的经济格局中并不占有显著的位置，所以各国政府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的时候，不必过多考虑政治立场对经济层面的影响。所以，他们可以更加从容、更加公正地面对中国，反倒比“老欧洲”的那些大国更敢说公道话。

“新欧洲”各国虽然缺乏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化的实力，但道义立场十分明确。在这些国家解密的大量历史档案中，曝光了昔日共产党政权与中共合谋的种种黑幕，这些国家的普通民众均对中共的丑恶形象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单单是天安门广场的鲜血，就让他们终生无法忘却。这些国家拥有若干比较坚持原则的魅力型政治领袖，如哈维尔、瓦文萨等政治家，无论在台上还是在台下，都不断地批评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并对台湾和西藏的处境有深切的同情。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不顾中共的干扰，多次访问台湾。他特意赴台湾出席“民主领袖大会”，向台湾民众分享捷克民主转型的经验，也盛赞台湾十多年以来的民主成就。其他东欧国家的政要、议员和知识分子领袖，也多次会见达赖喇嘛及其他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另外的一个例子是：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匈牙利驻美国大使馆向著名人权活动家吴弘达颁发了“自由英雄”奖章，以表彰他对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的无畏支持和几十年来历尽艰辛为自由、民主、人权不懈奋斗的精神。劳改基金会创始人、中国信息中心发行人吴弘达先生早年在中国地质大学求学期间曾经对苏联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发表过批评意见，并因此被划为右派，在劳改营度过了将近二十年的岁月。匈牙利大使在颁奖词中说，向吴弘达先生颁发此奖章是为了表彰他“在支持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中体现出的勇气和为这一英雄行为而长期付出的艰苦卓绝的个人牺牲”、“这一切充分体现了他为争取自由、尊严、民主和普遍人权的始终如一的奋斗精神”、“我们匈牙利人民会永远感谢吴弘达先生，他冒着失去生命和自由的危险来捍卫匈牙利人民的自由”。捷克、匈牙利等国根本不会看中国政府的眼色行事。

与之对比鲜明，“老欧洲”见利忘义的行径，不仅体现在“反美”上，还体现在“亲中”上。近年来，许多“老欧洲”国家丧失了对中共的警惕性，在中国大量投资，成为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助力。“老欧洲”的政界和商界的要角们，大都像鸵鸟一样，假装看不到中国独裁制度的本性，假装不知道正在中国发生的人权灾难，如对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打压、对访民的迫害等等。大部分“老欧洲”国家对中共政权采取绥靖政策，乃是由经济利益决定的。由于一成不变地实施大政府、高福利的社会管理制度，西欧各国的经济长期萎靡不振，社会的创新能力处于停滞状态。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生机勃勃的美国尽占先机，作为全球经济和科技的领跑者。欧洲落后美国至少二十年时间。由于选票和移民的原因，“老欧洲”的各项社会制度积重难返，真是“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于是，某些“老欧洲”的政客，在走投无路之际，只好将中国这个新兴的大市场当作救命稻草。订单便是一切，什么产品都想卖到中国去——汽车、香水、磁悬浮列车……即使中共希望购买的尖端武器，用于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也照卖不误。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为了向中国出售空中客车、高速火车及汽车项目，在访问中国的时候无耻地宣称，天安门事件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不必再揪住往事不放，大家还是开心地做生意吧。法国国防部长玛丽多次呼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以便让法国的军火商们从中渔利。然而，就在希拉克刚刚返回法国之后没有几天，中共当局就对广东东洲汕尾捍卫土地权益的村民开枪镇压。这是对毫无道义原则的厚黑政客希拉克的最大讽刺——天安门屠杀并没有过去，天安门屠杀仍然是在中国继续上演着的血淋淋的现实。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为了赢得中共的好感，在访问中国的时候，也承诺将在欧盟内游说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作为西方左翼政党社民党的党魁，施罗德的个人生活相当简朴，作风也比较亲民，但对振兴经济无能为力。在其执政期间，德国的失业率不断攀升，经济十分萧条。于是，他便寄希望于中国市场，率领庞大的企业家代表团访华，签署了大笔订单。有意思的是，在法国的政治光谱中，希拉克是右翼政客；在德国的政治光谱中，施罗德是左翼政客，但他们“反美”和“亲中”的立场，却惊人地相似。由此可见，在“老欧洲”，不管左翼还是右翼，只要能以反美为“政治正确”的标榜，只要能从中国捞到具体的好处，便可稳稳当当地掌权。

法国和德国试图出卖先进武器给中共政权，以赚取大钱。那么，中共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权呢？它是一个只有依靠杀人才能维持统治地位的政权，一个未经选举的、缺乏合法性的政权。作为“名义上”的中国“公民”，我今年三十五岁，却从未参加过一次选举，从最高元首的选举到市长的选举，一次也没有。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于选举，而是来自于武力，中共魁首毛泽东赤裸裸地宣布过：“枪杆子里出政权。”该原则在今天的中国并没有更改。因此，欧盟不应当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万幸的是，由于中共的胡作非为，使得这一努力付之东流——就在欧盟即将启动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时候，中共强迫名义上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磨刀霍霍的《反分裂法》。该法堪称战争授权法。震惊之余，欧盟收回了相关议案，即便法德两国在欧盟内部一言九鼎，也无力回天。

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是一种短视行为。短期内，它也许能给欧盟会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但长远而言，这一举动必将危害世界和平。在没有任何一个邻国能以战争威胁中国的情况下，中共当局却大肆提高军费，军费开支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从朝鲜到蒙古，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到缅甸，从泰国到越南，没有一个邻国敢于以战争手段威胁中国，除非该国自取灭亡。那么，中共为什么要拼命扩充武力呢？不顾民生问题而疯狂提升军费，难道符合“和平崛起”的政策吗？

以希拉克、施罗德为代表的“老欧洲”政客，无视中共政权依然在残酷虐待人民的事实，与中国独裁者们亲密无间地翩翩起舞。我在法国和德国访问期间，曾多次尖锐批评法德两国政府对中共的绥靖政策，两国官员们却王顾左右而言他。他们如此害怕中共，简直超过了当年害怕纳粹的盖世太保。由于中共当局软硬兼施，在欧洲大陆，从政客、商人、知识分子到汉学家、媒体，敢于公开批评中国糟糕的人权记录的正直之士，正变得越来越少。

不过，转机已经出现。施罗德和希拉克先后下台。德国新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新总统萨尔科齐都致力于修补与美国的关系，重建欧盟与美国的关系。德国总理默克尔是来自前东德地区的政治家，出身于一个倍受共产党政权歧视的牧师家庭，她本人就曾经生活在电影《窃听风暴》（又译《他人的生活》）所反映的那种环境之下。默克尔深知共产党的邪恶，不畏惧中共的强权和收买，在总理府会见达赖喇嘛，赢得了德国民众的尊重，当然也招致了德国企业界和某些功利主义政客的杯葛。而法国总统萨尔科齐比较油滑，不敢像默克尔一样对中国持强硬态度，宣称不会接见达赖喇嘛，但其政府内却有不少正直之士，如新外长库什内曾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权活动家，对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深有了解，比起前任来，更加敢于对中共提出批评意见。“老欧洲”的一系列变化，使得“老欧洲”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开始向“新欧洲”靠拢。中共妄图向美国打“欧洲牌”，恐怕是缘木求鱼吧。

令狐药师

香港民主党的创始人李柱铭，日前宣布不再参加下一届立法会的选举，以便让民主党完成世代交替，让年轻一代俊杰接过民主的火炬。激流勇退，对于任何一个政治家来说，既是勇气，亦是无奈。

没有李柱铭的民主党，由于党内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成熟的民主机制，魅力型领袖的去留，已无关党的兴衰存亡。所以，李柱铭虽然隐退，但民主党仍然有希望逆流而上，以更加坚定而踏实的政纲，获得广大香港市民的倾心支持。

但是，民主党可以没有李柱铭，香港却不能没有李柱铭。没有李柱铭的香港，没有“人权高于主权”的远象的香港，不禁让人忧心忡忡——其“自由港”的辉煌究竟还能持续多久？

作为久负盛名的香港大律师，在中共“六四”屠城之后，李柱铭与司徒华一起毅然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这是仁者之怒，从此他便走上了“骨头化成灰都要争取民主”的道路，由香港民主同盟到香港民主党，一直站在香港政治的风头浪尖上。

“六四”之后十九年的时间，如白驹过隙，弹指而过。当时诞生的婴孩，如今已经成长为青年人。而“六四”之正名、死者之抚恤、凶手之审判，仍然遥遥无期。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畸形繁荣，若干察言观色的香港名流巨贾，纷纷北上谋利赚钱，并以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红顶戴为荣，中国大陆的恶劣的人权状况，普罗大众的疾苦与哀号，根本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这些惟利是图的“香港同胞”，却口口声声地以“爱国者”自居和自诩，并将李柱铭钉上了“卖国贼”的“耻辱柱”。

人如其名，李柱铭背起的，是“耻辱柱”，也是十字架。为了民主的梦想，他不惜触犯民族主义的魔咒。近年来，中共操作民族主义，煽动民间的反美、反日、反台湾的情绪，以转移国内日益尖锐的矛盾与冲突。此种操作，在内地日渐娴熟，便移植到香港来，李柱铭遂被抹黑为“当代吴三桂”。当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毒剂深入香港的骨髓之际，香港离真正的民主自由亦渐行渐远。

李柱铭是一个追梦的人，为了民主之梦，他失去了回乡证，成为亲中势力集中讨伐的对象。可以设想，只要他放弃梦想，稍稍向北大人抛去几个媚眼，未尝不能混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当，甚至可能在北京、上海、广州开办律师行，财源滚滚而来。但是，他却坚守昔日的梦想，中联办副主任邹哲开指出：“叫他继续做梦，他有的梦还未醒，继续做!”邹主任不愧为李柱铭的知音：是的，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些做梦的人，有一批永不放弃、无法收买的理想主义者。香港这个金元世界，因为有了李柱铭而有了梦想。如果失去了李柱铭这样的爱做梦的人，香港不知要寂寞多少！

令狐药师

日前，刚刚卸任山西省省长的于幼军，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不得不承认：矿难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即便是以铁腕的方法治理，亦难以迅速改善煤矿安全状况。于幼军给自己在山西的政绩打了六十分，还算有点自知之明。他表示，每次发生矿难都赶到现场，看到矿工家属那种悲痛的样子，听到他们痛哭的声音，都感到非常难受。这是中国官员仅存的一点良知和诚实，本来并不值得大肆赞扬，但因为在高级官员之中相当稀少，从而受到某些媒体的赞扬。

而于幼军的山西省省长这一职位的接任者，居然是四年前在萨斯（SARA）危机中因说谎而被免职的前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尽管孟学农上任时发表的感言显得诚惶诚恐，但我们能寄希望于一个谎言大师来遏制矿难吗？在民主国家，像孟学农这样的人物，其政治生命早已终结，甚至还要承担渎职罪的刑事责任，岂能如此迅速地东山再起？这一任命怎么看都觉得万分别扭，这一任命显示了口口声声宣扬“八荣八耻”的中共当局完全视人命如草芥。

矿难并非山西一个省的问题，而几乎遍及所有省区。可以说，矿难是最为典型的“中国特色”：正是矿难的存在，才使得“稳定”成为可能；正是矿难的存在，才使得GDP保持飞速增长。我记得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曾洋洋得意地说，谁也没有资格谴责一个GDP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国家，谁也没有见过一个GDP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国家发生社会动荡。但是，我不知道那些在幽深黑暗的矿井深处永远地闭上眼睛的矿工们，以及他们哭干了眼泪的家属们，是否也持同样的看法。

当然，我不是经济学家，我没有能力去评估矿难的经济学意义。但是，我为此感到幸运，我与“当代中国经济学”这样一个肮脏的学科没有任何的联系。矿难固然有其政治经济方面的深层原因，是中国高速发展的高耗能产业与匮乏的能源之间尖锐矛盾的产物。但我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频繁发生的矿难背后，是当代中国生命伦理的严重匮乏。中国人的生命的价值是可以用经济增长的数字来置换吗？我拒绝在两者之间划上一个完美的等号。

仅以刚刚过去的二零零七年的煤矿事故为例，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一份不完整的名单如下：

1月
8日广西河池地区都安县一非法煤矿，发生瓦斯爆炸，1人死亡，2人失踪。
3日湖南郴州市嘉禾县肖家镇月头岭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突出事故，6人死亡。
9日辽宁本溪市本溪县田师傅镇高四海煤矿，发生透水事故，7人失踪。
10日湖南衡阳市芦苇煤矿（非法矿）发生瓦斯窒息事故，4人死亡。
11日湖南郴州市宜章县斋婆冲煤矿（非法矿）发生顶板事故，4人死亡。
12日江西宜春市袁州区寨下乡台上煤矿井下发生顶板事故，造成3人死亡。
12日山西忻州地区牛心会煤矿局部瓦斯爆炸，4人重伤，5人轻伤，13人死亡。
17日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河区壕赖沟超越铁矿发生透水事故，29人被困。
19日辽宁辽阳市夕阳红煤矿发生火灾，7人被困，已无生存可能。
25日青海海西州格尔木市大柴旦行委鱼卡煤矿发生一起顶板事故，3人死亡。
28日贵州六盘水市盘县迤勒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16人死亡。
29日贵州毕节地区大方县乾龙煤矿（关闭井）发生瓦斯爆炸，7人死亡。
2月
2日河南三门峡市渑池县天池镇兴安煤矿发生火灾事故，24人死亡。
14日陕西榆林市中能榆阳煤矿井下发生顶板事故，死亡4人。
15日辽宁南票矿务局邱皮沟煤矿发生瓦斯爆炸，7人死亡，4人受伤。
27日山西运城地区平陆县高家底一无证煤矿井下发生坍塌事故，4人被困。
3月
1日江西赣州市宁都县黄贯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窒息事故，造成3人死亡。
06日湖南邵阳市邵东县宏发煤矿在维修巷道时发生瓦斯爆炸，15人死亡。
10日重庆永川县红炉镇金源煤矿发生透水事故，4人死亡，1人下落不明。
10日贵州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新窑乡播雨煤矿井下发生顶板事故，3人死亡。
10日辽宁抚顺矿业集团公司老虎台矿发生透水事故，27人死亡，2人失踪。
12日云南昭通地区盐津县孙志忠非法煤矿发生瓦斯燃烧，3人死亡2人重伤。
14日河南郑州市贾峪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3人死亡，5人失踪。
15日山西临汾地区硬家沟煤矿，在拆除设备时巷道发生冒顶，3人被困。
18日山西晋城市西上庄苗匠村联办煤矿发生瓦斯爆炸，21人遇难。
21日湖南郴州市嘉禾县钟水乡门头窝煤矿发生瓦斯突出事故，4人下落不明。
21日湖南邵阳市新邵县雀塘镇联群煤矿发生跑车事故，5人死亡，1人轻伤。
22日河南平顶山市汝州市半坡阳商酒务煤矿发生透水，1人受伤，15人死亡。
25日贵州六盘水市盘县特区乐民镇刘家田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6人死亡。
26日山西吕梁地区汾阳市杨家庄镇南偏城煤矿发生炸药燃烧事故，14人死亡
27日贵州水城矿业公司汪家寨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1人遇难，9人失踪。
28日山西临汾地区临汾市余家岭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26人死亡。
31日陕西榆林市神木县庙湾煤矿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故，4人死亡，5人受伤。
4月
1日湖北黄石大治市还地桥镇三井煤矿发生透水事故，1人死亡，2人被困。
1日内蒙呼伦贝尔鄂伦春自治旗圣火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6人死亡。
4日贵州黔南布州瓮安县建中镇银水坝煤矿发生顶板事故，3人死亡。
5日贵州毕节地区金沙县吉盛煤矿井下发生顶板事故，3人下落不明。
6日湖南街洞矿业公司茶塘煤矿发生顶板事故，3人死亡，1人受伤。
6日湖南省金竹山矿业公司一平峒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4人失踪。
6日甘肃窑街煤电公司金河煤业公司发生煤与二氧化碳突出事故，9人死亡。
11日云南红河州泸西县旧城镇跃进煤矿发生瓦斯事故，5名工人被困。
14日重庆綦江县石壕镇杉树湾煤矿发生瓦斯窒息事故，造成5人死亡。
16日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周庄镇王庄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死亡31人。
16日湖南株洲市攸县长城煤矿发生水害事故，5人死亡，4人下落不明。
16日内蒙巴彦淖尔乌拉前旗张双泉私开煤矿发生井筒垮塌事故，4人被困。
19日河北峰峰矿业集团大淑村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17人死亡。
20日湖南郴州市永兴县一非法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3人受伤，8人失踪。
20日重庆彭水县杉木沟煤矿发生顶板事故，8人被困。
20日湖南衡阳市耒阳市龙塘镇张为爱煤矿发生火灾，2人死亡，1人失踪。
20日河北邯郸矿业集团陶二煤矿发生瓦斯突出事故，11人死亡。
22日湖南娄底市冷水江市石下里煤矿发生顶板事故，3人死亡，1人受伤。
23日贵州毕节地区国豪煤矿矿车插销未插好掉落，3人死亡、2人重伤。
23日山西临汾地区乡宁县昌宁镇木凹沟煤矿发生透水事故，8人下落不明。
24日四川达州市宣汉县晚霞煤矿井下发生运输事故，死亡3人。
30日山西阳泉市盂县路家村镇刘家村一非法煤矿发生瓦斯爆炸，14人死亡。
5月
3日四川宜宾市兴文县周家镇范家沟煤矿掘进头发生瓦斯爆炸，3人死亡。
5日山西临汾地区蒲县克城镇蒲邓煤矿发生瓦斯爆炸，28人遇难，2人失踪。
7日湖南邵阳市邵阳县蔡桥乡算盘村煤矿发生一起顶板事故，3人死亡。
7日四川广安市华蓥市溪口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3名工人下落不明。
8日新疆昌吉州米泉市向阳煤矿下罐时发生坠罐事故，造成3人死亡。
8日四川宜宾市南溪县木冲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6人下落不明。
10日贵州毕节地区金沙县贵源煤矿发生瓦斯突出事故，3人下落不明。
14日四川眉山市洪雅县花溪煤矿施工放炮后，4名工人被煤炭掩埋致死。
14日黑龙江鸡西市鸡东县宏源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7人下落不明。
15日新疆巴音郭楞轮台县轮台宝山煤矿发生瓦斯爆炸，4人死亡，3人失踪。
16日河南郑州市马岭山煤矿（非法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5人死亡。
19日黑龙江鸡西市城子河区振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8人死亡。
20日四川达州市达县狮儿沟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2人死亡，5人失踪。
23日四川泸州市泸县兴隆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13人死亡，7人受伤。
24日云南昭通地区镇雄县雨河镇路家沟煤矿，发生透水事故，4人死亡。
24日湖南郴州市临武县金江镇凤凰岭煤矿发生瓦斯突出事故，7人死亡。
30日湖南娄底市新万三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2人死亡，4人失踪。
6月
3日山西忻州地区静乐县泥河岭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13人死亡。
5日辽宁本溪市本溪县永盛煤矿发生一起瓦斯事故，4人死亡，1人受伤。
7日内蒙赤峰市林西县鲁金矿业公司（煤矿）发生土层塌方，3人死亡。
7日贵州盘江煤电（集团）公司金佳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4人死亡。
9日重庆合川县三汇镇小湾煤矿榆钱井发生瓦斯事故，造成3人死亡。
13日内蒙阿拉善盟宗别立柴沟煤矿民工私自下井发生坍塌，3人死亡。
14日贵州遵义市习水县仙源万金煤矿发生瓦斯爆炸，4人受伤，9人死亡。
20日云南楚雄市罗家箐（非法矿）发生瓦斯爆炸，5人死亡，1人受伤。
24日山西运城地区河津市原子沟煤矿发生透水事故，9人死亡。
24日辽宁阜新市隆兴煤矿发生火灾事故，4人死亡。
24日广西百色地区憧舍屯一非法煤矿发生一起透水事故，7人被困井下。
7月
5日山西临汾地区乡宁县凡水渠煤矿井下发生透水事故，9人死亡。
6日四川芙蓉集团珙泉煤矿井下发生顶板事故，5人下落不明。
7日贵州毕节地区黔西县太来乡大水涧煤矿发生顶板事故，3人被困。
10日辽宁抚顺市章党煤矿发生瓦斯事故，1人死亡，2人失踪，2人受伤。
12日湖南郴州市石碧下煤矿发生瓦斯突出事故，3人死亡。
13日重庆合川县三汇镇磨子沟煤矿, 发生瓦斯事故, 死亡4人。
14日山西运城地区原子沟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3人死亡，2人被困。
17日云南大理旭晶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2人死亡，4人下落不明。
18日湖南郴州市庙背冲煤矿井下发生一起透水事故，5人下落不明。
20日重庆南桐矿业集团鱼田堡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4人下落不明。
21日辽宁阜新市太平区鑫发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7人死亡。
22日山西吕梁地区马圐圙煤矿发生塌陷，洪水进井，2人死亡，9人被困。
23日云南曲靖市兴源煤矿发生垮塌，3人死亡。
25日四川宜宾市兴文县大坪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3人死亡，1人受伤。
26日甘肃武威地区天祝县建园公司东拉煤矿发生顶板事故，死亡3人。
26日山西吕梁地区庆平煤矿有限公司发生透水事故，造成8人被困。
8月
3日陕西渭南市黄河公司盘龙煤矿发生瓦斯突出，4人死亡，4人失踪。
7日贵州毕节地区垅华煤矿发生透水事故，12人遇难。
10日云南昭通地区绥江县板栗乡一煤矿探矿点发生窒息事故，3人死亡。
11日新疆昌吉州昌吉市晋煤煤矿公司采空区有毒气体溢出，造成7死亡。
14日江西宜春市吴山联营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死亡5人，1人轻伤。
14日江西赣州市于都县工农煤矿井下发生透水事故，7人下落不明。
16日云南昭通地区张家院煤矿发生一起顶板事故，3人失踪。
21日黑龙江鹤岗矿务局富力煤矿发生“汽崩”，3人死亡、5人重伤、5人轻伤。
23日湖南衡阳市公平三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6人死亡。
24日贵州贵阳市站街煤矿发生一起顶板事故，造成2人死亡，1人失踪。
25日内蒙哲里木盟霍林郭勒市利源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7人死亡。
27日重庆巫山县笃坪乡梅家湾煤矿发生透水事故，6人下落不明。
28日湖南怀化市芘芭湾探矿井（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9人下落不明。
28日山西阳泉市河底镇康裕煤矿井下发生顶板事故，死亡5人。
30日广西百色地区百色市一非法煤矿发生一起窒息事故，造成3人死亡。
30日湖南邵阳市振兴煤矿发生一起煤与瓦斯突出事故，3人死亡。
30日贵州贵阳市福星煤矿井下发生透水事故，死亡3人。
31日贵州遵义市雷家山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1人死亡，5人失踪。
9月
5日山西同煤集团刘家梁煤矿发生顶板事故，3人死亡，5人重伤，2人轻伤。
9日江西景德镇市五一煤矿井下发生一起顶板事故，死亡4人。
10日湖南郴州市大岭煤矿发生一起跑车事故，造成3人死亡。
19日山西大同市左云县胡泉沟煤矿发生火灾事故，3人死亡，15人下落不明。
20日贵州六盘水市兴隆煤矿（关闭矿）发生垮塌事故，6人死亡，1人受伤。
25日四川宜宾市高县凉风煤矿发生顶板事故，造成3人死亡。
25日西藏昌都地区马查拉煤矿（无证）发生透水事故，死亡3人，3人被困。
27日湖南郴州市复和乡高一煤矿，发生跑车事故，6人死亡，2人重伤，5人轻伤。
10月
6日云南红河州弥勒县小平坎二工区煤矿发生一起顶板事故，造成4人死亡。
6日云南曲靖市富源县顺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9人死亡，1人被困，3人轻伤。
7日福建龙岩市永定县抚市镇铲坑煤矿井下发生透水事故，造成5人死亡。
8日湖北恩施州建始县红星煤矿发生顶板事故，造成3人死亡。
8日重庆黔江县黔欣煤矿井下发生透水事故，１人死亡，２人失踪。
10日新疆伊犁州伊宁县凯悦煤矿（乡镇有证）井下发生运输事故，死亡３人。
10日贵州遵义市赤水市岔角煤矿（地方国有）井下发生顶板事故，死亡3人。
12日贵州黔南布州荔波县高容煤矿井下发生透水事故，４人死亡。
13日江西丰城矿务局建新煤矿发生瓦斯突出事故，16人死亡3人被困，2人受伤。
14日贵州黔东南州丹寨县南皋乡太平煤矿发生断绳跑车事故，造成3人死亡。
16日贵州六盘水市盘县罗家田煤矿井下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４人死亡。
16日贵州黔西南州普安县楼下镇雨中贵全煤矿井下发生透水事故，５人被困。
19日甘肃白银市靖远县王家山第二煤矿发生透水事故，5人被困。
22日江西上饶市横峰县银英煤矿发生一起瓦斯爆炸事故，3人死亡、6人受伤。
22日山西阳泉荫营煤矿矿区发生塌陷事故，2人受伤，13人死亡。
22日湖南娄底市冷水江市青松煤矿发生瓦斯窒息事故，死亡３人，１人受伤。
24日青海海西州开源煤矿矿上有３人在废弃的盲巷里死亡。
25日重庆南川县南平镇跃进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10人死亡、1人失踪。
27日陕西安康地区安康市大竹园煤矿发生顶板事故，造成5人死亡。
28日江西抚州市乐安县零线煤矿井下发生一起透水事故，10人被困。
11月
2日山西忻州市金乐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坍塌事故，4名遇难，5人失踪。
7日黑龙江省七台河市长城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二井发生瓦斯爆炸，6人死亡。
8日贵州毕节地区群力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35人死亡。
12日河南平顶山煤业集团十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12名矿工全部遇难。
13日山西吕梁地区孝义市兑镇郝家寨一关闭煤矿发生坠罐事故，造成7人死亡。
20日甘肃张掖地区九条岭煤业集团水磨沟煤矿发生局部瓦斯爆炸，8人死亡。
22日贵州毕节地区织金县后寨乡永发煤矿发生顶板事故，造成3人死亡。
29日山西吕梁地区文水县靛头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死亡5人。
12月
2日云南昭通地区狮子山煤矿发生瓦斯爆炸，9人死亡，1人重伤，5人受伤。
3日山西忻州市鑫旺煤业有限公司果树沟煤矿发生一氧化碳中毒，7人死亡。
5日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瑞之源煤业有限公司（位于洪洞县左木乡红光村原新窑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05人死亡，7人重伤，1人轻伤。
29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顺发煤矿发生爆炸，2人获救，19人死亡。

这张名单太长了。据不完全统计，二零零七年中国发生一百六十九起矿难，死亡三千八百零五人，占全球矿难死亡人数的九成以上。在缺乏基本的新闻自由的中国，人们有理由相信：还有更大数量的矿难，根本没有被媒体报道出来，根本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而像电影《盲井》中所讲述的那个充满血腥味道的故事，决非出于小说家的想像，中国社会的黑暗与残酷，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文学作家的想象力。这也是我近年来看重“非虚构文学”超过“虚构文学”的原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所谓的“虚构文学”基本上没有为社会提供多少有价值的思想和文化资源，而“非虚构文学”则成为这个时代的忠实镜鉴，如二零零四年度两本最受公众欢迎、又先后被毁禁的著作《中国农民调查》和《往事并不如烟》。它们都是“纪实文学”。

我个人对矿难的关注还有特殊的原因：我的童年时代是在一个阴霾的矿区度过的，那是浊浪滚滚的大渡河边的一个中型的国营矿区。我的父亲是一名能源勘探方面的工程师，经常与矿工们一起到井下工作。母亲整天都担惊受怕，因为父亲从事的是一份危险度极高的工作。我小时候便多次亲眼目睹了矿工们漆黑的尸体，以及遇难者家属们呼天喊地的哭泣。那些悲惨的场景成为我童年不可抹煞的黑色记忆。

从上面这张名单中可以看出，矿难多发区集中在山西、湖南、云南、四川、重庆、贵州等中西部地区。迄今为止，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省市区的党首和省长为此引咎辞职，就更不用说主管该领域的中央级的官员了。中共承续了中国古代“刑不上大夫”的传统。近年来，我在官方新闻报道中仅仅发现过这样一则信息，因山西和广东两省出现特大矿难，“经国务院研究决定，给予陕西省原副省长巩德顺同志行政记过处分，给予广东省副省长游宁丰同志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责成陕西省人民政府、广东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作出书面检查。”这种如同“吹面不寒杨柳风”一样的处罚，轻轻地便将数百计的人命抹去了。

在帝国时代，如果遇到天灾人祸，皇帝通常会下罪己诏，官员通常会挂冠而去；然而，今天的官员们已经丧失了起码的耻辱感、道德感和公务员的职业素养。对于一名自私的官员来说，关心能源问题除了可以获得巨额利益（“红顶商人”现象已无法遏制）之外，能源还是实现该地区GDP高速增长的先决条件。一个地方官员一般不会因为几起矿难而被免职（除非该矿难的后果极其严重，便会有低级官员被免职甚至追究刑事责任）。许多地方官员并不担心其辖区内矿难频繁，他们真正担心的是该地区GDP的增长不足而无法在官场获得升迁。于是，煤炭这种“黑色的金子”便成为无形杀手，吞噬了无数劳动者的生命。电视上不断播放这样的镜头：死难者的家属们哭泣着呼喊：“感谢党和政府！”在我看来，这是对死难者第二次的谋杀。因此，希望官员们尊重老百姓的“生存权”，甚至因矿工的无辜死亡而引咎辞职，无异于缘木求鱼、与虎谋皮。

如果说官员的麻木是“可以理解”的，官员的麻木适应了官场的“潜规则”；那么，公众的麻木又是如何形成的呢？二十世纪以来，战争、饥荒和政治运动相当频仍，中国人对死亡已经熟视无睹、司空见惯了，进而失去了对生命本身的尊重。政权或者强有力的一方，随心所欲地剥夺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生命，不再有道德上的压力和伦理上的困境。毛泽东便将“草菅人命”这个成语推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此意义上，中国人仍然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尽管官方的人权学说已经退步到了“人权就是生存权”的层次上（这是中国前外长李肇星受聘为北大教授的时的豪言壮语：“我挨过饿，所以我最有资格谈人权！”），但这种与“猪权”相提并论的“人权”仍然得不到保障——矿工的死亡正如他们的生命一样卑微，当他们不幸遇难之后，地方当局或煤老板仅仅拔出一小笔钱来，作为对家属的“恩赐”——矿工的生命以一两万至二十万，被明码标价。毫无疑问，一个一部分成员可以用钱来买另一部分成员生命的社会，乃是最不稳定和最不和谐的社会，也是最缺乏公义的社会。

矿难频频发生，表面的原因是“惟经济主义”和僵化的官僚制度，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缺乏对生命本身的尊重。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的是“敬畏生命的伦理学”——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神学家、医生以及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史怀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深切思考人类的命运，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的命题。这一命题在今天的中国无比鲜活。要从根本上遏制矿难的问题，除了彻底更改竭泽而渔的、“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以及实现政治民主和新闻自由之外，更艰难的乃是道德伦理上的重建。后者似乎过于迂阔、过于务虚了，但在我看来，只有这样做才不至于舍本逐末，只有这样做才可能抓住时代的病根。

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处于两种思想的争战之中：一种是从犹太教－基督教—东正教传统中诞生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爱比暴力更有力量，质朴的虔诚和人道主义的原则才是改变世界的动力，人应当以弱者的姿态过一种有道德感的生活。托尔斯泰主义深刻地启发了甘地、马丁•路德•金以及曼德拉。史怀泽也选择了托尔斯泰的道路，提出了一种深刻而广博的伦理文化，这就是“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史怀泽接受上帝的呼召，远赴非洲为苦难的黑人服务，他认为这条道路不是深入“黑暗的心脏”，乃是一段实践上帝之爱的天堂之旅。他指出：“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对他来说，善是保持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他本人就是这一原理的实践者，他与德兰修女一样，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两个活生生的圣徒。

而另外一种思潮是反对古典欧洲文化的尼采的思想，尼采认为真正的文化伦理只能是对生活的自豪和勇敢的肯定，“超人”不受“奴隶道德”的约束，“超人”信奉“强力意志”的“主人道德”，此思想的变种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这一思想谱系拒绝上帝，拒绝信仰，拒绝爱和怜悯。而没有信仰的人，根本不会对生命有起码的尊重。然而，这一思路主导了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社会运动，中国共产党标举的正是社会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将人变成历史链条上的螺丝钉。美国学者约翰•卡洛尔（John Carroll）指出：“达尔文学说的文化后果——他有意识地将宗教和荣誉变成与时代不相关的东西，人们不必看重它们，而应继续开明地追求舒适；又无意识地将死亡变成万物本源的本源，死亡主宰一切。马克思学术的文化后果——他有意识地把自私自利和经济放在统治地位，文化不过是掩饰中产阶级低劣动机的一件斗篷；又无意识地宣告文化的神祗背叛了我们，动员我们把这些神祗统统废除干净。”正是价值观的错误，使得人的尊严、人的生命受到蔑视，使得政治迫害、杀戮和矿难都成为可能。

上帝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让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人的生命的价值和尊严，不是靠“自我解放”就可以确立的。人如果是由猴子变来的，人何以高贵？人因为具有上帝的形象、因为被上帝所造而高贵。如果为了实现某种伟大的乌托邦，而不惜牺牲人的尊严、价值和生命，那么收获的必将是断壁残垣、人人相食的结局。这就是中国近代以来所有悲剧的源头。今天的中国是尼采的中国，是“狼图腾”的中国，是信奉丛林原则的中国；而不是托尔斯泰的中国和史怀泽的中国，不是敬畏生命、以爱来联结的中国。无论是国学、祭孔、拜黄帝陵的闹剧，还是官方在社科院创建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绝望的挣扎”，都无法让中国败坏的伦理道德“起死回生”。今天，中国缺少的不是金钱，资源，技术和思想，而是爱，正像史怀泽所指出的那样：“人必须要做的敬畏生命本身就包括所有这些能想像的德行：爱、奉献、同情、同乐和共同追求。”深陷在恶性循环的、“GDP优先”的经济发展观之中的中国，最缺乏的是对生命本身的敬畏。

根植于基督信仰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正是解决中国“矿难综合症”的一剂对症良药。我们必须像史怀泽所说的那样，“变成另外一种人”，被信仰所光照，被信仰所充满。我们应当以另一种伦理观念来组建社会结构，以另一种伦理观念来处理与同类、与其他生物以及与自然界的关系——“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与宇宙建立了一种精神关系。我们由此而体验到的内心生活，给予我们创造一种精神的、伦理的文化的意志和能力，这种文化将使我们以一种比过去更高的方式生存和活动于世。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成了另一种人。”有人说，这是天方夜谭；也有人说，这种做法不像暴力革命那样立竿见影。但是，我却认为，这是中国人成为真正的“人”的惟一道路。

尽管这是一种表面上看最为笨拙的办法，但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去尝试。

令狐药师

——读《罗章龙回忆录》

罗章龙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一九一八年四月，他与毛泽东等人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同年八月考入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红烧赵家楼”的行动中身先士卒。一九二零年参与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在中共二大上，罗章龙当选中央委员并任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之一；在三大上，他出任中央秘书，地位仅次于陈独秀。罗章龙是二十年代工人运动中最活跃的领袖，亲自领导了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二七”大罢工、秋收起义等，还担任过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等职务。中共早期严格遵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重点是在中心城市开展工人运动；工人运动失败之后，才被迫转向内地农村，以农民运动为主。在此过程中，中共逐渐由“工人党”蜕变为“农民党”，早期从事工运的风云人物随之淡出核心领导层，“农民王”毛泽东遂脱颖而出。罗章龙则因为反对从李立三到王明的极左路线、组织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而被开除出党，从此便躲进了学术界。

罗章龙的回忆录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才辗转送到美国，并由溪流出版社出版。在这本回忆录中，罗章龙很少反思自己，也基本不臧否台面上的显赫人物，行文相当谨慎，其重要价值在于揭示了中共初期党史中许多被刻意遮蔽和扭曲的真相。如果说中共发动的农民运动本质是“痞子运动”，因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痞子运动就是好”的宣告早已众所周知；那么，中共所策动的工人运动也是“痞子运动”的事实，则一直被重重掩盖。中共未能利用工人运动成功夺权，不是因为当时中国产业工人的力量微薄，而是因为中共根本无意以工运改善工人的基本生活条件，仅仅将工人当作利用的棋子，最终失去了工人的信任和支持，也失去了在城市的立足点。换言之，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无论在工人中还是在农民中，中共都选择品质最恶劣、破坏性最强的“流氓无产者”，作为其打江山的支柱力量。以此建立起来的政权，必然是充满痞子气质的、没有道德底线的“流氓政权”。

从中共早期领导人的背景便可看出，真正产业工人出身者寥寥无几。他们大都属于两类人，一类是出身农村富裕家庭、试图进入城市却始终郁郁不得志的边缘知识分子，毛泽东、刘少奇便是其中的代表；另一类则是出身农村贫困家庭、“拿着菜刀造反”的陈胜吴广式的人物，中共“十大元帅”中的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人均是如此。因此，中共对城市是陌生的、敌视的，注定了无法完全融入工人之中，并造成以工人运动席卷全国的势头。即便最深入参与工人运动的罗章龙，也从未当过一天的工人。在此情形下，中共一度想从工人中选拔领导人，这样方能符合马列主义原教旨主义对“共产党”的定义。然而，这些所谓的“工人领袖”却给中共带来难以挽救的损害。罗章龙在回忆录中对向忠发、李立三、顾顺章等“工人领袖”的揭露和批评，处处让人触目惊心。

向忠发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三任总书记，也是第一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实际上，向忠发并不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工人，而是码头搬运工中的流氓头子。他出任中共总书记，是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的中共六大上的决定。当时罗章龙坐在主席台上，恰好被安排在斯大林的右边。斯大林作了讲话之后，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米夫立即宣布推选向忠发为总书记，全场愕然。米夫说这是斯大林的意思，大家只好勉强同意。可见，当时的中共是苏共的傀儡党，是苏联颠覆中国合法政府、将中国变成其东方殖民地的工具。

向忠发一步登天、黄袍加身之后，便四处宣扬说：“我当这总书记也不简单，是前世修积得来的，你们给我跑龙套，总算瞧得起我，我决不会亏待你们。”他在上海工人中发表演说宣称：“天上有玉皇，地下有阎王，山上有山神，海里有龙王，万事万物没个管行吗？中国天下分为两面，地面上的划为蒋老总管，这地面下就归我管，我老子是硬梆梆、响当当的正确。”向忠发将日常事务交给左丞右相处理，自己梦想第一发财，其次享乐。他将莫斯科拨给的大笔活动经费据为己有，与李立三、顾顺章等人联合开了一所车行，任命岳母、姨娘等管理财务。车行生意兴隆，赚来的钱还作什么投资呢？有人建议说：“倒不如去开堂子。”李立三说：“这有什么不可，你不知道巴黎的镜宫高级妓院，还有不少社会体面人物参加组织呢。”

罗章龙与向忠发有许多直接的接触。有一次，中央开会的时候，向居然携带小妾前来，受到罗的抵制，由此两人结下梁子。罗写道，向为人酗酒好色，又酷好嫖赌。因调戏女秘书黄木兰受挫，便无精打采，不愿办公，甚至外出闹事，鸡犬不宁。上海党组织害怕向出事，便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向的一名属下居然提出：“我看当代政治伟人停妻再娶本属正常，老向年事已高，太太尚无生育，他屡思侧室，道理上更说得过去，为大局着想，组织上不如为他娶一个小老婆。”别人立即附议说：“此计大妙，比生活秘书更名正言顺了。”纳妾那天，向忠发在静安寺住宅中大办宴席，宾朋满座，摆设牌桌，通宵达旦。其妾名周秀娟，原来是妓女，患有性病，不数月后，向忠发也被染上性病，经过多次治疗，才得以愈合。

罗章龙在回忆录中描述了与他有过合作关系的李立三。李立三因为执行激进的“立三路线”很快便下台了，但在中共建政之后，仍然得以出任劳动部长、政治局委员等要职。文革爆发之后，因受刘少奇的牵连而遭到迫害，次年服毒自杀。文革之后，获得平反，在中共党史中仍然是一位“犯过错误的好同志”。但在罗章龙的笔下，李立三“是一个不学无术、装腔作势的滑头流氓，这种流氓上海滩头多如蚯蚓”。他靠追随向忠发起家，对下流生活津津乐道，更不知革命为何物，平时最喜欢阅读《肉蒲团》、《品花宝鉴》春宫画，是一个突出的“色情狂”分子。在“猎美”中骗拐了孀妇的儿媳妇，即杨开慧之兄杨开智的妻子，后来又将这名女子转让给别人。他们还组织了一所秘密俱乐部，甚至发起“抢老婆运动”，还没有夺取政权，便利用已有的资源到处强占民女。

罗章龙还写道，中共六大之后，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怀着做主席的心情，在愚园路寓所大摆宴席，庆功祝捷。当酒酣耳热的时候，他得意忘形，即席狂言，说：“革命不是别的，就是夺权与夺产。所谓‘权’就是指军权、政权与党权，也就是生杀予夺的大权；所谓‘产’，就是你的就是我的。”这一席话，道出了中共革命在崇高理念下的卑劣本质。向忠发的名言是：“打到武汉吃粽子，打到南京吃月饼！”这与红军进攻陕北时的口号“打下陕北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异曲同工。

如果仅仅是向氏集团的腐化堕落，还不足以让罗章龙对“革命事业”幻灭。最可怕的还是从向氏集团到王明、博古集团“自己人杀自己人”的血腥手段，让颇具知识分子气质的罗章龙忍无可忍，最终从中共出走。王明从苏联空降到上海之后，他所领导的临时中央，对不同意见者实行无情打击，一律视为敌人，采取特务手段消灭之。罗章龙写道：“所称特务手段，包括查抄、秘密逮捕、暗杀、向敌告密、狱中派人指证等方式，使得全党人人自危。”而残酷斗争的方式又分为隐藏与公开两种。前者是不出头露面，由特务人员暗中策划，从事政治陷害，栽赃侮蔑等，其中最有效的方式主要是借刀杀人，如向国民党当局告密，借此消除异己。

在东方饭店事变、也称之为“龙华惨案”中，中共早期领导人何孟雄、林彪的堂兄林育南、以及“左联”的五位年轻作家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等二十三人同时被捕并迅速被枪杀。几位左联年轻作家是鲁迅非常器重的后辈，鲁迅为此惨案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但是，鲁迅不知道的是，该事件是向忠发、顾顺章、王明、博古等人一手策划的，他们将会议的时间、地点、与会人员的名单、身份、职务、住址、面貌特征等汇集成一张名单，提供给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该告密行动的具体执行者，就是后来在中共党内让人谈虎色变的康生，美国学者翰拜伦所著之《康生传》中也指出：“共产党在派别斗争中，采取暗杀告密手段，如何孟雄二十余人，都死在赵容（康生的化名）等所领导的赤色恐怖之中。”革命终于走到了革命的反面。

这样的革命显然不是罗章龙的理想。他既不愿成为无辜的牺牲者，也不愿成为冷酷无情的凶手，遂决定明哲保身，后半生以学术为志业。他没有去延安，没有看到延安毛泽东的中央比王明、博古的中央还要残酷。润之早已不是昔日那个“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润之了。一九四九年之后，因为早年在长沙读书期间与毛泽东有过密切的交往，所谓“管鲍之交，后无来者”，再加之他又是政治上毫无威胁的“提前出局者”，终于得以免受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的冲击，一直平安地活到一九九五年，享年一百岁，成为中共早期创建者中罕见的、得以善终的长寿者。而罗章龙留下的这上下两卷的回忆录，则成为中共早期工运史的最精彩的注解。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日

令狐药师

一、“爱国者”应当抵制所有西方的“舶来品”

近日来，因为奥运圣火在欧美诸国传递时收到骚扰，国内外的爱国者们奋起捍卫祖国的尊严，五四运动以来“抵制洋货”的优秀传统重新被激活。第一个遭到抵制的对象便是法国的连锁超市家乐福，还有网民起草了抵制沃尔玛、麦当劳、肯德鸡、星巴克等西洋企业的倡仪书，一时应者云集，中国人堪称全球最爱国的国民。

西方世界企图利用奥运圣火传递之机羞辱中国，这是近代以来他们惯用的伎俩。然而，今日之中国已经“雄起”，已非昔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满清王朝。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十三亿人所拥有的消费能力不可等闲视之。如果十三亿人都齐心协力抵制某西方品牌，该品牌大概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既然西方人不给我们面子，我们就不给他们利益，看谁的损失更大？那么，如何开始庞大的抵制计划呢？仅仅抵制以上几家超市、快餐、咖啡是远远不够的，对西方而言，只能伤其体肤，而不能动其筋骨，而不能痛其心肺。电影《投名状》中的土匪头子被招安之前说：“当匪，就要当大的。”那么，中国对西方“舶来品”的抵制，也要挑最大的来抵制，所谓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那么，什么是“大”的呢？

首先，我们要抵制互联网。因为互联网是美帝国主义发明的“奇技淫巧”，其目的是腐蚀我大中华之人心。故而，要爱国便戒网，要“爱国”便不能继续当“网民”，“网民”的身份与爱国的诚心不可兼容，“网民”本身就是卖国的表现。

其次，我们要抵制飞机、高速火车和所有标注有西方品牌的汽车。中国的大飞机计划呼之欲出，据说二十年之后便能生产出与波音、空客相媲美的大飞机。那么，在此之前，只要是爱国者，就应当宣布拒绝乘坐西方生产的飞机。中国生产的大飞机，需要一个实验的过程，按照爱国经济学家杨帆的建议，爱国者们应当义无反顾地去当实验品，如果飞机掉下来，还能够被宣布为烈士，何乐而不为呢？中国别的资源不多，偏偏人多，每次死几百人，对我们来说算不了什么。只要我们一不怕死、二不怕苦，总有一天中国的飞机会超过波音、空客！火车，汽车亦如是也。

再次，我们要像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样，组织红卫兵，上街当纠察。一旦发现有人穿戴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名牌时装，立即从其身上剥下，用剪刀当场予以绞毁。虽然有钱消费这些奢侈商品的，大都是党国官员及亦商亦官者，但他们也不能逃避爱国之义务，也要接受爱国主义的再教育。

最后，我们还要抵制奥运会。什么？抵制奥运会，那不是台独、藏独、疆独、民运、法轮功等卖国贼才干的事情吗？爱国者不是应当以北京举办奥运会为荣吗？不是应当用生命来保卫圣火吗？错了，奥运会本身就是西方的“舶来品”，就是小小岛国希腊人发明的洋玩意。中国人有更好玩的游戏，何必步其后尘，接受其制定之规则？所以，中国应当主动宣布取消奥运会，并惩办当年那些给党国出主意申办奥运会的汉奸们。如此，中国人方能扬眉吐气，让西方帝国主义不战而退。

广大的爱国者们，有这样的气魄和眼界吗？

二、为什么“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在山西黑窑奴隶童工事件激起的震惊和愤怒中，我忽然听到盲人音乐家周云蓬吟唱的《中国孩子》，心灵被一种巨大的悲怆所击中。像要窒息一般，半天喘不过气来。

歌词是这样写的，歌可以在网络上用谷歌搜索来听听：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首歌中讲述的都是一些真实的事件：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克拉玛依一座礼堂发生大火，主持人让领导先走，造成二百八十八名学生活活烧死的惨剧，事后新疆的封疆大吏依然稳坐宝座；二零零五年六月十日，东北沙兰镇爆发洪水，由于领导的渎职，活活淹死学生八十八人，此后无人为之负责；二零零三年六月十日，成都三岁小女孩李思怡被母亲关在家中，母亲是吸毒女，外出觅食，被警察羁留，李思怡的母亲告知警察，家中有无人照料的三岁小女，请求警察帮助，警察不理，小女孩在家中被活活饿死。而河南农民为摆脱贫困被迫卖血，造成艾滋病泛滥，殃及孩童，有的家庭全家死绝；山西矿难频频发生，矿工死伤惨重，矿主封锁消息，抛尸远方……这就更是众所周知的中国人生活的“常态”了。

山西洪洞县的童奴事件，绝对不是一个空前绝后的“顶峰”。我相信，还有更可怕的惨剧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着。这样的国度，有什么资格宣称“和谐社会”与“大国崛起”呢？我们整日过着麻木不仁的生活，早已忘记了自己其实生活在奴隶社会。只有这些孩子脆弱无助的生命，才唤醒我们，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生活的其实不是人间！

古人说，天地不仁，杀人如草不闻声。其实，孩子们的悲剧与天地何干？戕害他们的力量，不仅是父母的怯懦，不仅是领导的无耻，不仅是老板的贪婪，乃是一种制度性的罪恶，乃是一个黑帮化的政府的集体犯罪。

孩子们还来不及哭泣就离开了。我们的孩子就在其中。为人父母者，谁能无动于衷呢？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这不是一句“政治不正确的”、不爱国的偏激之语。差不多同时，胡锦涛访问回归十年的香港特区。香港的一群孩子，花团锦簇地围绕在党国元首的周围，与那些黑窑里的同龄人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里。这也许就是“一国两制”的区别吧。

然而，我又发现，这些香港的孩子，也像内地的孩一样，在媒体面前，学会了自如装出成人的笑容，脱口而出说出忠党爱国的套话。那一刻，我真不知道，我们究竟是该先拯救孩子，还是先拯救我们自己。

三、奴才的尊严与奉旨爱国

在近日的“爱国大潮”中，某些港人也不甘落后。一个不仅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大部分香港人也闻所未闻的政党——“港人民权民生党”也粉墨登场了。该党的主席萧思江向香港区域法院提出民事诉讼，控告CNN主持人发表“侮辱中国的言论”，要求其道歉及承诺不再犯。他还将向法院提出申请，将传票送到美国。萧主席的赤胆忠心天地可鉴，然而我立即就在报道最后一行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尾巴：萧主席也强调，已经致函中国外交部知会中国政府，假如北京方面认为有关诉讼不宜，他会暂时搁置案件。

狗尾续貂，真相洞见：原来被美国佬“侮辱”的，乃是奴才的尊严。对于奴才来说，爱国必须首先奉旨，如果没有北大人的旨意，便是爱国爱到骨髓里，也不能私自表达。奴才的尊严取决于主人的好恶：如果北大人认为“民气可用”，那么拳民便有机会披挂上阵了；如果北大人认为洋人是不能得罪的，那么奴才们便只能忍辱负重了。因此，所谓捍卫尊严，不过是一个向北大人效忠的信号罢了。

CNN主持人卡佛所评论的对象，是那些原本为秘密警察的“护火队员”。说这些人是暴徒和流氓，我并不觉得是“辱华”之言，而是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了中共的本质。这些当代盖世太保，虽然穿上了鲜艳的蓝衣，仍然无法掩饰其暴虐的本相。他们按照国内的习惯，一见到不同意见者，便用拳头来解决之，文明的西方能不感到震惊吗？中共的军警宪特，耗费的是全国纳税人的血汗钱，干的却是助纣为虐的暴行，从十九年前在天安门广场的滥杀无辜，到今日西藏的武力镇压，不是暴徒和流氓又是什么呢？看到卡佛的评论，我的尊严并没有受到损害，我还无比赞赏他说出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勇气。

说出中共就是那个光屁股的皇帝的事实，不是辱华，而是为中国人伸冤。“华”与“共”不能划上等号，正如慈禧太后和义和团不能“代表”中国，崇尚“阴谋论”的胡锦涛和爱国爱到脑瘫的愤青也不能代表中国。更何况，在中国大陆，可以看到CNN的地方，惟有四星级以上的高级酒店，老百姓根本没有“知情权”。与其敦促美国佬道歉，不如首先争取能够自由地收看CNN的权利。

别人骂中共，生气的该是中共党员才是。别人骂中共，你萧主席又不是中共党员，皇帝不急，太监急什么呢？还是鲁迅说得好，富豪家的哈巴狗比主人还凶。既然你是“民权民生”党，占了“三民主义”的三分之二，就当为港人的普选、低收入阶层在物价猛涨之下的疾苦而鼓与呼。然而，萧主席在这些领域保持沉默，偏偏对洋人的一句话而火冒三丈。看来，萧主席很懂得察言观色，以其谄媚之术，日后将“港人民权民生党”拓展为香港的“第二民建联”，甚至全国性的“第九个民主党派”，亦非痴心妄想。

四、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近期在香港最热闹的电影，不是李安的《色戒》，而是声讨“汉奸”李柱铭的大戏。《色戒》中真正的汪伪汉奸、梁朝伟扮演的易先生的床上戏，大家看得津津有味；而李柱铭不过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希望奥运会促进大陆的人权状况的文章，便成为比易先生还要为人不齿的大汉奸。如今的香港社会，真个是：遍地“爱国贼”，满街北方姑，如此可以一雪百年殖民地的耻辱了。

香港的“爱国贼”大致有三种人。一种是政客，在香港当官不是靠民众的选举，而得看北大人的脸色，因此“爱国秀”便成为讨好北大人的惯用伎俩。一种是富商，他们大笔的投资都在祖国内地，成千上万的奴隶劳工都得由共产党的军警宪特帮助管制，自然要感恩图报，谁敢与共产党过不去，便跳出来咬谁。一种是愤青，其智商和情商都有严重缺陷，既没有仔细看过李柱铭的原文，也不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更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爱国乃是爱土地与同胞，而非政权、政党、党魁及其情妇。

有人指责李柱铭竟然公开挑战胡锦涛，简直就是吴三桂、汪精卫。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胡锦涛一个人便能“代表”中国吗？昔日自称“朕即国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转瞬之间便被革命党送上了断头台，谁能说革命党不爱国呢？我们是中国公民，不是中共的臣民和奴隶。我们有权批评包括胡锦涛在内的所有领导人，我们的批评恰恰说明我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对于那些政客和富商，我无话可说。在昔日港英治下，他们可从来不敢标榜“我有一颗中国心”，他们可是天天都梦见威严的女皇。如今，他们才是“忽然爱国”的典型。而对于那些知识不足、思维混乱的愤青，我觉得还有几分挽救的余地，可以免费给他们上几堂历史课。不知历史，何以爱国？

最近，《大地杂志》和《凤凰周刊》先后报道了一段被长期隐蔽的历史：日本投降之后，共产党在东北招兵买马，收纳三万日军。共产党利用这些手上还沾着中国人民鲜血的日军官兵，在内战中继续杀戮国军和百姓。中共最早的空军部队便是由这群日军训练出来的，中共第一任空军司令王海便日本名师的高徒。所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才恬不知耻地说：“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有很多。”看来，毛泽东、周恩来才是真正的卖国贼。好好与曾特首一起学习一下中国历史，香港的左派愤青们才不至于胡乱派发“卖国贼”的高帽。

五、李柱铭与胡锦涛，谁在“卖国”？

曾特首的“文革论”遭到香港各界非议之后，被迫作出公开道歉。其实，曾特首的看法并非全然错误，香港社会并没有远离文革，大陆的文革文化确实在日益侵蚀着香港。沉浸在文革思维、文革文化之中的，不是追求民主的香港民众，倒是那些惟北京马首是瞻的政客。近期一群亲北京的香港政客围剿李柱铭的方式，便如同一场小规模的香港文革。

李柱铭在美国的演讲，我曾经前去聆听。我并不认为这位绅士有任何“卖国”的嫌疑。相反，我认为他的表达“欲说还休”，过于审慎。他从来没有说过要抵制奥运会，他认为奥运会是推动中国人权进步的好机会，也是香港争取民主的好机会。人权是普世价值，奥运会是国际性的体育赛事，同时香港也是国际化的大都市，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就人权、奥运会和香港的民主发表意见，是中国公民、香港市民的权利与责任，更何况李柱铭还是一名民选的议员。

退一万步说，李柱铭即便有“卖国”的野心，他也没有能力卖国。他连大陆都不能进去，甚至也不是香港政府的官员，如何卖国呢？那些对他的恶毒的人身攻击，只能显示出攻击者本人浸淫于共产党的斗争哲学，既缺乏常识，也毫无礼貌，不懂得如何用文明的方式表达不同意见，如工联合立法会议员王国兴骂李为“吴三桂”，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王敏刚骂李为“汪精卫”，自由党主席田北俊骂李“搞破坏”，工联会会长郑耀棠骂李为“汉奸”，个个都像红卫兵一样张牙舞爪。他们的辱骂损害不了李柱铭的声誉，而只能伤害香港的言论自由。

那些真正的卖国行为才是应当责骂的。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在敌后搞破坏，夺取政权之后，毛泽东亲口对来访的日本政客说，你们不必道歉，我们要感谢皇军，没有皇军，我们夺取不了政权。毛当年奉行“一边倒”政策，向苏联“老大哥”割让大片土地，像五代十国时候的石敬塘那样以做“儿皇帝”为荣。江泽民与俄国签订边境协定，再度出让面积为香港百倍以上的国土。毛泽东和江泽民才是真正的卖国贼，香港的这群似乎忠心耿耿的“爱国者”们为何一句话都不说呢？

作为“今上”的胡锦涛，更是主动乞求美国来干涉中国的内政。在澳洲的APEC会议期间，胡锦涛与布什面见记者。布什始终未对台湾问题表态，胡锦涛干脆主动转述“布什的话”，说布什总统再度重申“美国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立场”。既然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关美国人什么事情呢？胡锦涛何必去讨要美国人的谕旨呢？以“卖国”而论，胡锦涛的档次不知比李柱铭高到哪里去了，王国兴、王敏刚、田北俊、郑耀棠等爱国者为何不敢批判胡锦涛这个最大的卖国贼呢？

日前，中国的民间保钓人士再次试图登岛，却被日本军方驱逐。他们不仅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任何帮助，当他们回到福建的时候，却立即被国安部门拘押和虐待，并责骂他们“给国家添乱”。香港的爱国者们，与其振振有词地去辱骂李柱铭，不如为这些英雄们好好呼吁，甚至到大陆去陪同他们一起坐牢，那才能够说明你们有一颗真正的“中国心”。

令狐药师

——论基督徒如何处理政教关系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阿摩司书》五章二十四节

对“顺服掌权者”的误读

基督徒从来都生活在一个有“政治”的世界上。政治与信仰的纠葛，任何一名基督徒都无法回避。《罗马书》是保罗书信中最重要的一篇，它的十三章一至七节，阐释了基督徒与掌权者的关系，也就是基督徒的政治观。这是保罗书信中最受争议也最难理解的部分。神学家库尔曼（Oscar Cullmann）在《罗马书》的注释中说：“新约经文中恐怕没有几段，比本段遭受更多的误用。”神学家艾伦也说：“罗马书十三章所写的，也许是历代以来对政治思想史最重要的话。”

“顺服掌权者”是保罗反复强调的核心要点。然而，保罗没有想到这段话居然被历代统治者当作奴役基督徒的最佳借口。历代以来，许多教会疏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许多基督徒对政治生活持冷漠乃至恐惧的态度，均与对这段经文偏颇和错误的理解有关。以中国为例，近年来当局对家庭教会的逼迫愈演愈烈，大部分教会和基督徒对此保持死水般的沉默。有的教会和基督徒遂引用此段经文，为其沉默和软弱开脱，并因此而心安理得。圣经是全备的真理、是整全的真理，绝对不能凭着个人的喜好，从中抽取某一句话或某一段落来支持本人的观点。这种“圣经注我”的办法，其实是出于某种下意识的“自我保护主义”。

中国的历史是由“臣民时代”和“暴民时代”交替出现而构成的。在中国由专制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焦点时刻，教会和基督徒如何发挥灯台的作用，如何“行公义，好怜悯”，如何成为权力肆虐的最后一道防线，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议题。回归保罗原初的思想、回归圣经信实的教导、回归耶稣生前身体力行的榜样，中国教会方可突破“自我放逐”的传统，也是教会成为又真又活的教会、基督徒成为又真又活的基督徒的必由之路。

首先，我们要明白保罗为何要求信徒“顺服掌权者”？保罗对掌权者的权柄有无限定？对基督徒的顺服是否规定了前提？联系上下文便可以确信，保罗所描述的掌权者，是特指权柄来自于上帝、并按照上帝的启示谨慎地使用此权柄的政权。保罗说：“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罗马书》十三章三节）他又说：“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罗马书》十三章四节）他从正反两个方面界定了政府存在的缘由，即行使扬善惩恶的功能。反之，如果掌权者违背了“扬善惩恶”的法则，便违背了上帝的旨意。

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保罗在这里使用了“原不是”这样一个极具转折意义的词语。也就是说，保罗已经意识到，虽然掌权者的权柄无一例外地来自于上帝，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政权以及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代的政权，都违背了上帝赐予其权柄的本义——人的罪性渐渐渗透到由人组织而成的政权之中，使政权本身走向败坏和堕落。这些政权非但没有为民伸冤，反倒制造大量的冤屈；这些政权收取民众的粮和税，却不向民众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非但没有彰显上帝的荣耀，反倒危害人民的信仰自由、禁止人民敬拜上帝。所以，保罗所指示的基督徒必须无条件顺服的政权，只存在于理想状态之中，而非人间的现实。

其次，保罗要求基督徒顺服掌权者的教导，还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公元五十一年或五十二年，哥林多的犹太人在迦流面前控告保罗，说他宣传非法的宗教。迦流不予理会。对迦流而言，保罗是犹太人，与告他的人一样，他们之间的争论，只是犹太人对犹太律法的解释不同。迦流的决定成了重要的先例。约十年之后，保罗运用此模式所提供的保护，继续从事使徒的工作，不仅在罗马帝国的各省中，也在罗马市内传福音。

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这是上帝对保罗特别的恩赐，并不是所有基督徒的遭遇。即便在保罗的生命历程中，也不是每一次面对掌权者的时候都有如此愉快的经历：他本人曾被下狱，他并没有安于下狱的命运，而是在狱中大声歌唱直到将监门唱开、将枷锁唱掉；他在被诬告时也没有沉默似金，而是坦然宣布要上诉于最高统治者凯撒。保罗是学者，也是出色的律师，他懂得如何运用法律武器与敌人周旋。保罗善用人间的法律捍卫信仰自由的做法，与中国教会某些先辈宣扬的“基督徒不要上法庭”、“基督徒不要当律师”的教导截然不同。在保罗看来，法律并非仅仅是统治者个人心意的体现，法律背后是一整套的自然律，以及上帝与人所立之约。因此，法律可以被用来作为福音工作的坚强保障。

另一方面，保罗关于“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罗马书》十三章一节）的教导，应当与彼得“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的教导结合起来领受。保罗的教导从正面展开，彼得的教导则从反面展开，两方面的教导结合起来，便是耶稣基督亲自的教导：“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一节）耶稣的教导将保罗和彼得两人看似对立的教导完美融合在一起。我们应当将这三处圣经结合起来思考，方能明白上帝的话语的深邃与完全。

在如何处理政教关系上，耶稣基督本人即为我们作出了表率。耶稣是如何面对罗马帝国在耶路撒冷的最高权力代表——总督彼拉多的呢？彼拉多审问他的时候，耶稣毫不畏惧地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一节）显然，耶稣的这句话，从根本上否定了彼拉多的权柄、否定了彼拉多有给自己定罪的权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耶稣在罗马帝国的代表彼拉多面前保持了独立而高贵的态度，让彼拉多不知所措。

以罗马法之观点来看，耶稣是因煽动叛乱的罪名，被罗马审判、定罪、处死。耶稣的罪名被简要地写在木板上，钉于十字架上：“犹太人的王。”不论耶稣对他的王权怎样解释，对于罗马法律而言，他惟一的记录是：领导一个运动，向凯撒的王权发起挑战。多年之后，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想要向读者解释耶稣是一个怎样的人，他认为只要这样说一句就够了：“他们的名称来自基督，他在提比留任皇帝时，被当地的官员本丢彼拉多处以死刑。”在此意义上，基督徒称耶稣为“王”，本身便无可避免具有挑战意味。

另一方面，尽管当时犹太民族处于被殖民的悲惨地位，耶稣本人也是犹太人，但他并没有满足那些在压迫之下挣扎的同胞们的期望，他拒绝带领他们揭竿而起、反抗罗马、建立自己的王国。耶稣不是一个持“武装斗争”路线的奋锐党人，即便在兵丁赶来逮捕他的时候，亦制止了门徒彼得的拔刀对抗。耶稣本有能力战胜那些兵丁，他却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一节）遂束手就擒。最后，耶稣被钉上了十字架。耶稣之死创立了人类历史上非暴力反抗的开端，也为人类社会的更新和嬗变指出了一条新路。

当然，耶稣不是虚无主义者，他多次涉及“公义”的问题。他从不隐讳对各种不义的社会现象的批判，他的言词比历代的先知还要尖锐。对于那些不义的政权、君王与官吏，他的话语具有颠覆性的力量。但是，耶稣又是和平的使者，他反对使用以暴易暴的手段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他要求门徒根除各自内心的怨恨与愤怒，教导他们说，只有“爱人如己”的人才能获得“公义的冠冕”。

仿效耶稣基督，基督徒在该顺服的时候便顺服、在该谴责的时候便谴责、在该躲避的时候便躲避。基督徒的顺服是出于良心的顺服，而不是出于恐惧的顺服；前者顺服的是耶稣基督，后者顺服的是魔鬼撒旦。所以，可以清楚地判断：那种声称对掌权者绝对的、无条件的顺服，是对圣经的偷梁换柱，是以“君权”取代“神权”——如果有忠于耶稣基督的基督徒，稍稍向极权政府作出抵抗，这个政府的代表、或勾结他们的神学顾问，就会诉诸保罗的这几句话，仿佛基督徒就因此受命，应当认可和允许专制国家的一切罪恶。此看法完全不符合圣经。在某些状况下，基督徒违背政府的命令，不仅是权利，也是责任，如在希特勒的德国、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抵抗邪恶是基督徒对信仰“尽忠职守”的最佳方式。

上帝爱他的儿女，上帝赋予人类宝贵的自由与公义。因此，政府不能危害任意一个公民的自由与人权，一旦政府那样做了，便玷污了从上帝而来的权柄，便自动处于某种非法状态。不服从此类非法政权的命令，不仅不违背保罗关于“顺服掌权者”的教导，反倒正是保罗的真义所在。这便是基督教世界里的君臣关系与儒家世界里的君臣关系之间最重大的差异：在儒家世界里，君王便是权力的神圣源泉，臣民是君王的奴隶，“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因为在君王之上只有一个抽象的、对人间无动于衷的“天”；而在基督教世界里，君王的权力来自于上帝，君臣之间的关系是由“约”所界定的，这个“约”在上帝与人类所定的神圣之约之下，“君叫臣死，臣完全可以不死”，因为在君王之上，有一个具备了位格的上帝在。

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虔诚的基督徒、伟大的思想家爱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在《致布里斯托城行政司法长官书》中，为当时争取自由和独立的美洲殖民地辩护，他运用了“自然自由权”的理论，也就是说，人拥有先于政府的、既非政府创设、政府也无权取消的自由，如信仰自由权。柏克的这一理论来自于圣经真理，他论述道：“设立安息日是为了人，创造人不是为了安息日；与安息日相比，政府并无更高的根源与权威。换言之，安息日是上帝定的，政府不过是人定的。所以政府应当顺应时代的紧迫需要，顺应它治下的人民的气质与性格，不能动辄施强施暴，力图使人民的性格曲顺于他们那待民以奴才的理论。”也就是说，上帝的公义衍生出个人的人权，世俗政权不仅要遵循上帝的公义，还要尊重个人的人权。违背了这两个原则的政权，便失去了被其统治者“顺服”的资格。

基督徒不能放弃争战的使命，以及对公义的坚守

圣经真理是全备的、融会贯通的真理。基督徒在领受《罗马书》十三章的时候，必须参考其他章节——与之最富于对称性的，便是《启示录》十三章。这不是偶然的巧合：《罗马书》十三章与《启示录》十三章，其内容看似矛盾，实则互相补充，它们共同揭示了政府对上帝意志的扭曲及其善恶无定的本质。

当使徒约翰在上帝的启示下写作《启示录》时，罗马皇帝多米田（Domitian）正在大规模迫害基督徒。政权不再是上帝的仆人，不再执行上帝的权柄，而沦为魔鬼的帮凶。约翰用“大红龙”和“从海中升起来的兽”这两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迫害信徒的政权。龙和兽都具有莫大的权柄，但它们的权柄是从撒旦而来，而非从神而来。但是，当时的人民对此缺乏基本的判断力：“全地的人都希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它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它交战呢？’”（《启示录》十三章三至四节）龙和兽还建立了一套对人类实施统治的、严密的制度，“它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启示录》十三章十六节）基督徒难道要心甘情愿匍匐在这邪恶的权势之下吗？

中世纪伟大的教父奥古斯丁（Aurelius Augstinus）说过：“若没有公义，国度岂不是成了大强盗窝？”基督徒必须挺身反抗那自身作恶、并强迫所有公民作恶的政权。基督徒难道要遵从掌权者的要求，去敬拜那形形色色的偶像吗？当某个世俗政权要求公民参与拜偶像活动的时候——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强迫包括基督徒在内的所有公民对毛像鞠躬行礼，即所谓的“早请示”、“晚汇报”。那么，基督徒应该怎么办呢？难道要不假思索地顺服吗？库尔曼（Oscar Cullmann）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国家要求敬拜凯撒像的问题，保罗的看法不会与《启示录》的作者约翰有任何的差别。”

基督徒应当坚守上帝的公义并为此争战，保罗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近代以来，人类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升，并没有解决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及社会不公。然而，教会和基督徒没有及时应对社会的不义，坐视激进思潮乃至激进革命的崛起。于是，十八世纪晚期有法国大革命，二十世纪初期有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继蓬勃兴起。马克思提出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学说，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Pol Pot）等独裁者所汲取，成为其夺取权力、满足私欲的工具。他们建立起集中营制度，制造阶级屠杀的惨剧。而法西斯主义以激进的进化论——人种优劣论为基础，成为墨索里尼、希特勒等人建立“动物庄园”的理论依据。法西斯政权由此制造了种族屠杀的滔天罪行。这两种意识形态的相似之处，都是将人当作历史的工具，与耶稣倡导的“爱”的价值背道而驰。

本来，爱比暴力更有力量。爱是人身上接近神性的存在，暴力则是人身上接近撒旦的成分。但是，当教会和基督徒们爱心冷淡、闻“政治”色变、把良心问题归诸于“政治”加以排斥、以“顺服”为托词掩盖自身懦弱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便攫取了无数底层民众绝望的心灵。二十世纪人类之所以沦陷于专制暴政的深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会和基督徒未能坚守公义、未能像朋霍费尔那样“圣洁地入世”。朋霍费尔指出，教会应当站在社区的中央，基督徒则要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与其去辩解、维护基督教，不如好好去了解这个世界。因为世界并不能真正了解自己，世界不知道自己跟基督信仰之间的关系。基督徒靠着福音和基督的光照，却能比世界更了解世界。遗憾的是，中国教会长期被迫或自觉处于地下状态，以为封闭便可免受政权的压迫。然而，正因为这种封闭，才导致教会与现实生活失去有机联系，才导致教会无法在大风暴来临时立定根基。

顺服权柄与持守公义之间的冲突，时刻都会摆在基督徒面前。我们不必一听“政治”便为之色变，“政治”不是政治家的特权，参与“政治”也是上帝赐予基督徒的神圣权利。“政治”不是肮脏的交易，参与“政治”是基督徒行公义时不可分割的部分。当一个政权滥用权柄、颠倒黑白、漠视公义的时候，基督徒不能无原则地顺服于它。顺服政府的要求，只有在不对顺服上帝的前提构成冲突的时候才算有效。如果政府强迫基督徒做上帝禁止的事情，或者阻拦基督徒做上帝命令的事情，基督徒最明显不过的责任，便是抵抗和不服从，宁可违背政权，也不违背上帝。如果教会和基督徒选择胆怯和妥协，便是放下耶稣的十字架。

在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就有两个著名的案例。其中之一是：一九五七年，南非的土著事务部长维沃尔德颁布了一份种族隔离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涉及到教会，“在教会、学校、医院等所有一切的公共机构和娱乐场所，禁止不同种族的人员进行接触”。政府颁布这个法令时，以《罗马书》十三章为先导，要求教会无条件接受。当时，开普敦圣公会大主教是克雷顿，他是一位性格温和的神学家，已经身患重病。教会内的大部分人因为畏惧政府的权势，纷纷劝说大主教默认该法令。但是，克雷顿最后拒绝遵行此法令，并在给政府的信件中宣称：“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法律，我也不会建议我们的神职人员遵行它。”第二天清晨他就去世了。

第二个案例是：一九八五年十月八日，南非总统博塔（P.W. Botha）接见了著名的NGO组织“非洲事业”的创办人凯西迪。长期以来，凯西迪致力于实现国家的和解，并希望作为白人统治者代表的总统能够对种族隔离制度悔改并废除之。但是，那天当凯西迪一进入总统的会客室的时候，便发现事情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样。博塔总统站起来，对凯西读出了《罗马书》十三章的部分经文。这位总统居然将圣经的话语拿来作为对南非政府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支持。凯西迪断然拒绝了博塔总统所要求的、而不是上帝说要求的顺服，继续为南非黑人的人权而斗争。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深知在总统和他本人之间，究竟谁才是圣经真理的实践者。

克雷顿和凯西迪忠诚地奉行了耶稣基督关于顺服与公义的教导。无疑，基督徒无法回避政治——此处的“政治”一词，指的是如何实现人的自由与神的公义，而非权力的分配与运作。在此意义上，德兰修女（Mother Teresa of Calcutta）介入了政治，罗马教宗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介入了政治，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更是介入了政治。没有德兰修女及仁爱修女会，成千上万的被遗弃者将凄凉而孤独地死去，他们接触不到上帝，也得不到永生；没有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波兰以及苏联东欧国家的人民，不会如此顺利和迅速地埋葬共产极权制度；没有马丁•路德•金，美国黑人争取实现基本人权、废除种族歧视的斗争，将不可能如此深刻地改变美国社会。在美国若干智库任职的政治学家毕思齐（Robert Beschel Jr.），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神学家，他回顾说，基督徒对政教关系有三种回应方式：一些人如贵格会、门诺会及重洗派的信徒，会选择远避他们视为邪恶的制度及活动，把自己分别开来。另一些著名的美国现实主义者摩根道，则抱怀疑态度，认为信仰与政治实践两者是不可调和的。毕思齐认为这两种极端都是不可接受的，他宁愿在欠缺实效的道德主义，与死不悔改的现实主义两者之间模糊不清的地带寻求中庸之道，借用尼布尔的话来说便是：“在辽阔而道德标准含混的政界领域中尽量保持正直，同时以谦卑的心，体会到政体上各种对立的观点都难免有瑕疵。”

如果说《罗马书》十三章是从神的角度来描述政权的本质，那么《启示录》十三章则是从魔鬼的角度来描述政权的本质，两章的内容同样无比真实。根据政权是否超出界限，基督徒不是把它形容为神的仆人，就是把它形容为魔鬼的工具。保罗要求我们顺服的掌权者，是作为上帝的仆人的掌权者，是伸冤的掌权者，是惩罚作恶的掌权者。所以，不能认为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萨达姆的政权是上帝亲自任命的，也不能认为他们的权柄体现了上帝的公义和慈爱。相反，他们是撒旦在这个世界的代表。我们必须与之争战，朋霍费尔、马丁•路德•金便是如此争战的。经历了纳粹黑暗统治的德国神学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反思说：“我们这一代，被国家的政府如此恶待过，被驱赶向死亡与战争，我们怎能再坐在象牙塔里，安然地从事与政治无关的神学呢？”针对某些基督徒指责他过度政治化，莫特曼给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我们并不是要把教会政治化，而是要把教会政治与基督徒的政治观基督化。”

基督徒的政治观是什么，以及何谓“政教分离”

我们确信：基督徒理应有自己的政治观。

那么，基督徒的政治观是什么呢？基督徒的政治观就是“与神同行”，让上帝的公义在政治领域得以彰显——如果在政治领域之中，上帝“缺席”了，那么上帝还是全能的上帝吗？

基督徒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不是违背“政教分离”的原则——“政教分离”的真实意思是：国家（或作为国家权力体现的政府）与教会分离。换言之，国家机器与宗教机构（教会）互相没有权威性，国家机器不能强迫国民信什么或不信什么；宗教机构也不能以权力的形式干涉国家法律的制定、税收及军队的管理等。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制定“政教分离”的原则，主要是确保国家机器不得不能规定某一宗教为“国家宗教”，不得将宗教经典当作世俗社会的法律来向全体公民强制实施，不得压制少数派的宗教信仰。

所以，如果我们了解了“政教分离”的真意，便不会认为基督徒不能涉及任何政治事务。基督徒完全可以从政，并在政治活动中彰显上帝的公义与慈爱。“政教分离”在西方国家中有不同的表现和不同的尺度。比如，德国的主流政党中便有高举基督教价值的，如目前执政的“基民盟”，德国居民还必须缴纳宗教税，以维修教堂和供养神职人员。瑞典前几年才废除了基督新教的路德宗教派作为国教的地位。从表面上看，在这些欧洲国家之中，宗教介入政治的程度极深；但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最世俗化、最自由化、基督教精神最为衰落的国家。大多数人不会认为它们是“政教合一”的国家。相反，在美国，“政教分离”的界限似乎更清晰，美国的政党不可能以基督教来命名，美国政府更不可以向居民征收宗教税，教会想要影响国家政策，只能通过游说团体的方法进行。但是，美国却比大多数欧洲国家更具有基督教精神。近期美国一家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几乎全部受訪者都赞同布什总统在公开场合的信仰表达。有一半的人认为布什的信仰表达恰恰好，有百分之二十四的认为布什做得过头了，有百分之十四的人则认为布什做得还不够。可见，“政教分离”是一种动态之中的平衡。

教堂是敬拜上帝的地方，但牧师不能在讲台上只讲述抽象的道理而不敢触及基督徒如何在世上度日的难题。同样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美国，政治和社会问题是教堂里经常讨论的议题。比如，在那些过去一个月中至少去过一次教堂的人中间，有百分之五十三的人说牧师提到伊拉克战争，百分之五十九的人说讲道中有提到堕胎，百分之五十二的人说牧师有提到同性恋，百分之四十八的人说讨论过环境保护。显然这些都是具有争议的政治性议题。为什么要在教堂中讨论这些问题呢？因为这些问题与基督徒的信仰息息相关。

圣经中说：“马岂能在崖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茵陈。”（《阿摩司书》六章十二节）基督徒不能无视外部世界世俗化的汹涌潮流。莫特曼经历了德国教会在纳粹时代整体性的失败，他呼吁说，既然这个世界还没有成为神的国，基督徒就不能采取被动等候的姿态。“基督徒的神学……在面对社会与教会中的政治宗教，必须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十字架的政治神学必须能解放国家摆脱政治上的偶像崇拜，并且也必须使人从政治的疏离与失去权益中得到解放。”也就是说，基督徒和教会在公共生活中行公义，改善包括政治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乃是主所喜悦和赞赏的，也正如陈佐人牧师所说：“神学无疆界，爱心无惧怕。”基督徒和教会固然不应充当“政治反对派”的角色，但基督徒和教会不能容忍政治按照违背神的公义的原则去运行。面对公然宣称与神为敌的邪恶政权，面对被罪恶所捆绑的不义的政府，面对类似于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法案，基督徒当然要义无反顾地施行监察、督促和抵制，并使之转化得符合神的心意。

今天，面对着“下流人上升”的中国社会，面对着纵恶欺善的中共政权，面对着遍地偶像崇拜和敌基督的时代氛围，中国的教会和基督徒实在是过于软弱了。某些教会和基督徒为掩饰内心的软弱和恐惧，甚至不惜曲解圣经真理，将《罗马书》十三章搬出来作为遮羞布，这是对圣经的亵渎，这是基督徒身份的羞辱。那么多的基督徒对正在发生的政府主导的犯罪保持沉默：在天安门屠杀中沉默，在孙志刚事件中沉默，在广东汕尾武警杀害维权农民的事件中沉默，在蔡卓华牧师因传播圣经而被陷狱的案件中沉默……沉默，山一样沉重的沉默，海一样的沉默，这难道是在荣耀主吗？

对教会和基督徒来说，即便不对外面的世界发言，但对蔡卓华这样的主内弟兄的冤屈，为何仍旧沉默？我听到过一些风言风语，有人批评说：“蔡弟兄本来就不该私自印刷圣经和属灵材料，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去三自教会买啊，何必故意与政府作对呢？”还有人批评我和北村联合起草的呼吁当局释放蔡牧师的公开信，认为这种作法违背了保罗关于顺服掌权者的教训，会让政府更有理由来加害蔡弟兄及其他教会。

当我所在的方舟教会，因为接纳某些参与过天安门学生运动、长期遭受官方迫害的弟兄，而被警察骚扰和冲击。我们遵照圣经的教导和宪法的规定，针锋相对地与警方辩驳。此后，我们又撰文发表在网络上，主动呈现事情的真相，并呼吁北京警方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遗憾的是，来自家庭教会内部的，不是支持、鼓励和安慰，是第一块石头：某些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站着说话不腰疼地批评这是“凭借血气来反抗”。他们自以为义地评论说，当局的骚扰和冲击亦是上帝所设定的，你们应当好好学习顺服的功课。

这是一种乌龟的生存本能。在蔡卓华案件中，是非曲直再简单不过了：阅读、印刷和传播圣经，难道不是上帝赐予每个基督徒不可剥夺的权利吗？在方舟教会受骚扰和冲击的事件中，是非曲直同样再简单不过了：既然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这种自由难道不是任何人在任何适当的场所敬拜上帝的自由吗？教会难道不该向所有愿意倾听福音的人敞开大门吗？如果教会全盘接受官方所谓“敏感人物”的名单，拒绝“敏感人物”前来接受福音，这样的教会还有真理的同在吗？教会可以接纳一个受洗归主的、从前的黑帮分子，比如台湾黑帮头目、后来成为牧师的吕代豪，为什么不能接纳曾经参与或正在参与民主人权事业的弟兄姊妹？难道在圣经中，参与民主人权事业，是比杀人放火更重的罪吗？即便我们不同意他们的做法，即便我们认为他们的政治色彩过于强烈，但耶稣不也接纳了作为奋锐党人的西门彼得、并将他指定为教会的基石吗？

中国从来便是一个“全能政治”的社会，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共的统治更是如此。宗教信仰自由被当局当作“政治”的一部分。当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遭到非法剥夺时，基督徒为什么不能依法维权、争取和捍卫上帝所赐予的基本人权呢？有人说，这样做便与“政治”发生了关系。他们将凡是有一定危险的事情都归结到“政治”这个无所不包的范畴里，他们希望信仰是安安全全、稳稳当当的。但我又注意到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某些基督徒在传福音时，喜欢使用孙中山是基督徒的例子。因为孙中山是“国父”，强调孙中山是基督徒，似乎能让人们对基督教产生兴趣。我在这里不对孙中山作全面评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孙中山是政治家，也是革命者——甚至不惜采取暴力手段的革命者。基督徒是否可以参与暴力革命、暴力的限度在哪里，这是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那些口口声声说“不谈政治”的基督徒，却喜欢拿一个作为政治家和革命者的基督徒的例子来传福音，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吗？其内在的矛盾又如何解决呢？

我还发现，即便在自由的国土上，那些信仰松动的、挂名的“基督徒”，依然被恐惧和怯懦所捆绑。我在一所美国华人教会中有一段经历：牧师带领会众为中国大陆的统治者江泽民和胡锦涛祷告，希望他们早日认识主，早日推动宗教信仰自由。为在上掌权者祷告、为逼迫基督徒的人祷告，是圣经中的教导，没有什么错。但是，当我建议为天安门母亲祷告时，却遭到断然拒绝。牧师告诉我，这样做会引起“争议”。我不知道为那些被下在狱中的同胞祷告会引发何种“争议”，我发现此种解释背后透骨的虚伪。可以为加害者祷告，却不能为被害者祷告，信仰在此发生了断裂。求上帝怜悯那些被恐惧压垮的基督徒，求圣灵充满他们惊慌失措的心灵，求上帝赐他们怜悯和慈爱的心肠。

保罗的一生充满了为主打那美好的仗的勇气与力量。保罗的勇气与力量从何而来？显然从上帝而来。美国开国元勋、《独立宣言》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说过：“我已经在永生神的坛前起誓，要与一切暴政对垒，不让它辖制人的心灵。”他又说：“反对暴政就是向神顺服。”事实上，真正的基督徒，既是信仰的人，也是政治的人、经济的人和文化的人。一个信仰纯正、生命丰满的基督徒，其政治观和政治实践必然“稳行高处”，必然顺从那从天上而来的权柄并同时不屈不挠地追求公义和自由。求主赐予我们捍卫信仰、坚守公义、追求自由的勇气，让我们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然后迎着暴风骤雨走在那永生的义路之上。

——二零零五年十月初稿，北京家中
二零零八年一月定稿，弗吉尼亚

令狐药师

《论语》有中这样一句话：“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意思是说：孔子家的马棚失火被烧掉了。当他听到这个消息后，首先问人有没有受伤，而没有问马的情况。孔子问人不问马这一语言细节中，所流露出来的是深切的悲天悯人、民胞物与的精神。在孔子那个时代，中国有过昙花一现的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思潮。在孔子心目中，这个世界上，人始终是最重要的，有了人，才有物。一个不爱惜他人的生命的人，一个不尊重他人的自由的人，他本人的生命与自由也得不到基本的保障。

孔子“问人不问马”的情怀，在今天的中国完全失落了。近期有成千上万的华人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如火如荼的“火炬保卫战”。此火炬便是奥运会的火炬，有人称之为“圣火”，不过共产党的党章中明确规定了信奉无神论和唯物论，故不敢轻易“语怪力乱神”，亦不敢随便以“圣”称之，便中性地名之曰“火炬”。

奥运会期间在主体会场燃烧的火焰，起源于古希腊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带到人间的故事。古代奥运会开幕前，一般都会举行点火仪式，由祭司从圣坛上燃取奥林匹克之火，所有运动员一齐向火炬奔跑，最先到达的三名运动员将高举火炬跑遍希腊，传谕停止一切战争，开始四年一度的奥运会。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兴起之后，“圣火传递仪式”一直未能恢复。直到一九三六年，纳粹德国获得奥运会主办权，为宣示其强大的国力，方才推出“圣火传递”活动，但并未让“圣火”燃遍全球，仅仅从奥运会的故乡希腊奥林匹克点燃火炬，然后接力传到柏林。

由此可见，奥运火炬其实并没有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其历史甚至还带有为纳粹张目的“原罪”。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去看，奥运会及火炬传递仪式，充其量就是一种有趣的游戏罢了。有人喜欢这种游戏，有人不喜欢这种游戏，有人觉得这种游戏有新闻价值，遂通过其发表自己的政见，这再正常不过了。所以，当作为主办国中国的奥运火炬，在外国传递的过程中，许多不同立场和诉求的群体及个人，围绕其发出抗议的声音，亦在情理之中。谁知，某些自诩为爱国者的人士，由此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从国内到海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制活动。在这些反制活动中，甚至出现了不受节制的暴力行为。将个人的自尊千钧一发地维系在一个小小的火炬上面，本来就是一种匪夷所思的选择；为了这个弱不禁风的、也并不“神圣”的火炬，而酿成流血事件，更是本末倒置之举。

就在千百万海内外的华人挥舞红旗保卫奥运火炬的同时，深圳东莞爆出了比山西黑窑奴隶童工还要可怕的来自四川凉山的奴隶童工之黑幕。数百名普遍只有十三岁到十五岁的童工，在劳工黑市上任人盘剥，每小时不到三元的工资，每个月超过三百小时的工作时间，而且无需休假福利劳保。在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常被打骂，几天才能吃一顿饱饭。他们日复一日从事繁重的工作，一些孩子想要逃跑，但前路已被封死，工头们用死亡进行威胁，告诫他们逃跑就要付出代价。当央视记者出现在这些孩子的面前时，他们童言无忌地说：“现在都下午两点半了，我们一点饭也没有吃，饿死了。”“很累，我想回家，我们这些小孩都想回家了，但是没车费。”“如果想脱离控制，或者回家的话，那就是死路一条。”“几天才能吃顿饱饭。”

更加可怕的是，其中许多女孩都遭到了工头的强奸。据一名小工头阿火介绍，稍微漂亮点的女孩，工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强奸她们，“我也强奸过这些女孩子，一般玩的都是十五、十六岁的小女孩，很漂亮的呢。”阿火还声称，有少数漂亮点的女孩子在老大的诱惑下吸毒，最后被带进娱乐场所。他甚至直接将记者推进一间狭小的出租屋，一个女孩子正睡眼朦胧地躺在床上。看见这么多人闯进来，她很惊恐地坐了起来喊：“你们想干嘛？”阿火便怂恿记者说：“上，上，不要紧。”小女孩身高不到一米六，眼睛肿得老高，童工们说她经常被人搞，没事的。稍后，又一个一米五左右的女孩被他们推了进来。“来搞这个，十六岁，我们一个村子的，发根烟她抽就行。”阿火说。

而在遥远的家乡，他们的父母却并不知晓自己儿女所经历的非人遭遇。在四川凉山，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香港女记者张宝华是一位出色的新闻工作者，她就是那个被江泽民先生辱骂为“太傻，太幼稚”的女记者。张宝华在《新闻背后》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一次在凉山州采访的经历。她到了凉山州美姑县的一个海拔两千三百多米的山村里，那里的人们完全生活在一种原始状态之中，其极度贫困的程度让她简直难以相信，她写道：“村民所有的衣服和鞋，全是破的，他们个子很小，很瘦，脸上没有光彩，也没有希望，摄影师拍摄他们时，他们只是僵尸一样地站着，任你拍摄。更令人感慨的，是我发现这里的人竟然要与畜牲挤在同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仿佛牲畜比人更矜贵。一个家庭一年不足三百元人民币的收入，比国家定下来的贫困线还要低许多。”

这个赤贫的村庄并不是罕见的个案，在西部地区这样的村庄随处可见。村里大部分孩子都失学在家，因为家里需要孩子参加各种繁重的劳动。包括村干部在内，没有人知道什么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绝大多数的居民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对外面的“文明世界”一片茫然。没有一个外面的老师愿意到来此任教，几十户村民家中没有一本藏书。对此，从小生活在香港优越环境中的张宝华感叹说：“我不禁想，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为什么农民一点都不能受惠呢？今天的上海已经称得上是全世界瞩目的现代化都市之一，然而我眼前的这些农民，这些孩子的苦乐却无人过问。……试问，当人的生命连猪狗都不如，当人的生存丧失了价值时，社会的希望何在？”在家乡，生活毫无指望；到沿海，处处是深不见底的陷阱。谁来保护这些悲惨的孩子？

昔日，孔夫子问人而不问马；今日，中国政府和爱国者们却爱火炬不爱孩子。反差何其大也！中国政府愿意耗费巨资、派出武功高强的“蓝衣人”保护火炬，为什么就是不愿拿出一点税收来改善那些孩子的处境呢？中国政府有能力将飞船送入太空，有本钱修建硕大的“鹅蛋”（国家歌剧院）和“鸟巢”（奥运会主场馆），为什么就是不愿依法施政、杜绝奴隶童工呢？有什么样的政府，便有什么样的人民；反之亦然，有什么样的人民，便有什么样的政府。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式的问题。政府如是，民众亦如是：有那么多华人愿意为一个来历不明的火炬而心潮澎湃、血脉翻涌、乃至走上街头、咆哮动粗，他们偏偏就对同胞、对孩子的可怕遭际无动于衷、不屑一顾。一个没有生命的火炬，真有那么可爱吗？难道比有生命的孩子更可爱吗？这些情绪饱满的爱国者，真正该去保卫的，不是那个可有可无的、耗费无数民脂民膏的火炬，而是那些在水深火热、饥寒交迫之中的孩子。与其为一个火炬走上街头，不如为哀哭切齿的孩子们奔走呼号。

我在媒体上看到那么多与我同样族裔的人，在家乐福的门口，在CNN的门口，在旧金山，在首尔，在巴黎，在伦敦，一张张扭曲的脸庞，青面獠牙，怒发冲冠，宛如从周口店的窑洞中走出来的原始人。火炬摇曳了几下，他们便牵肠挂肚，夜不能寐；孩子们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却充耳不闻，事不关己。他们是爱国者吗？他们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是一个虐待孩子的国家，是一个凌辱孩子的国家，是一个不把孩子当人看的国家，是一个苛政猛于虎的国家，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白领愤青享受着宝马香车，海外华人则打着海归的幌子捞钱。他们表面上是爱火炬，骨子里乃是爱金钱和权势，爱党国和领袖，以及领袖的情妇们。至于来自凉山的孩子、山西黑窑的孩子、克拉玛依被烧死的孩子、沙兰镇被淹死的孩子，当然不在他们“爱”的对象之中。这是一种何其虚妄之“爱”！

有人说，中国已经崛起了，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号强国。蛮夷之邦的CNN电视台的主持人卡佛，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是一帮“流氓”和“暴徒”？然而，那些监禁、压榨、凌辱孩子的老板，那些纵容奸商如此为所欲为的贪官酷吏，不是流氓和暴徒又是什么呢？从山西到广东，从内陆到沿海，从贫瘠之地到富庶之地，奴隶童工遍地开花，这就是让我们骄傲的“和谐社会”与“崛起的祖国”？那些为了所谓的“祖国统一”而咬牙切齿的爱国者们，那些居高临下地谴责达赖喇嘛在昔日的西藏施行农奴制度的爱国者们，可知道中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奴隶国？将孩子当作奴隶的，是商与官，以及他们的帮凶、帮忙和帮闲。那些不爱孩子爱火炬，将“爱国”当作一笔精心算计投出和产出的买卖的家伙，不是流氓和暴徒又是什么呢？还能找到更好的词语定义他们吗？

孟子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小，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然而，今天的中国，老吾老而不及人之老，幼吾幼而不及人之幼。这样的国家，只是特权阶层的国家，而不是所有人的国家。如果你不幸诞生在一个穷人的家庭，一个农民的家庭，一个失业工人的家庭，那么，谁关心你的权利，谁捍卫你的尊严，谁来呵护你的自由？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这不是卖国的狂言，乃是从血泪中提炼出来的铁律——盲人歌手周云蓬的歌声从远方传来，透骨悲凉，撕心裂肺：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那么多的孩子依然深陷在苦难之中，保护他们比兴办奥运会重要得多。正如作家凌沧洲所说：“当一个孩子还是奴隶的时候，所有的孩子，你的，我们的孩子，都不能称之自由！”是的，如果有一天，有一群中国人愿意为保卫这些孩子、为这些孩子创建一个光明的未来，而走上街头，而头破血流，而埋头苦干，而倾家荡产，在我心目中，这样的人便是真的猛士，真的贤人，真的爱国者。我也愿意与这样的同胞风雨同行。那个时候，中国才有复兴的希望，中国才配得上“大国”的称号，中国才是我值得魂牵梦绕的祖国。


——二零零八年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
于大洋彼岸的旅途中

zzzuz

原帖由 令狐药师 于 3.5.2008 16:59 发表
那个时候，中国才有复兴的希望，中国才配得上“大国”的称号，中国才是我值得魂牵梦绕的祖国。

余杰这家伙应该恨自己生早了。。。

中国典型左倾文人的通病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