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

令狐药师

围绕一个并不神圣的奥运火炬，中共当局成功地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狂潮。爱国贼们充分地享受了一次爱国的“自由”——他们有在巴黎、伦敦、华盛顿、首尔等别人国家的首都追捧火炬、抗议西方的自由，却没有在北京这个自己的首都游行示威的自由；他们有到家乐福门口去喊几句抵制口号的自由，却没有到天安门广场去支持奥运会的自由；他们有抗议CNN偶尔发表几句“辱华”言论的自由，却没有抗议中宣部长期剥夺所有公民的知情权的自由。

对于中共当局来说，民众的爱国必须是收放自如的、一切言行听指挥的爱国，否则便是破坏稳定大局，危害国家安全。爱国爱到这样的份上，愤青、愤中和愤老们也够窝囊的了。

在这场奴才向奴隶主争先恐后地效忠的闹剧之中，两个柔弱却刚毅的女性的身影特别引人注目。她们都是刚刚上大学不久的小女生，本来还是在家中向父母撒娇的年龄，却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她们穿越了大汉族主义的迷雾，戳破了“大国崛起”的肥皂泡。这两朵“金花”便是来自青岛、就读于美国杜克大学的学生王千源和香港大学哲学系的学生陈巧文。而站在她们对面的，是一群张牙舞爪、污言秽语的红卫兵，以及更多的躲藏在网络背后的青年法西斯。

王千源的觉醒始于在杜克大学学习期间与四名西藏同学的交往。此前，她不认识一个西藏人，对西藏的看法全部来自官方的教科书，当活生生的西藏人出现在她的生活中时，她固有的看法改变了：“现在我了解了西藏人怀有一种和我们不同的世界观。我的西藏同学们是信仰坚定的佛教徒，他们的信仰启发了我去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就像所有的中国人被教育而成为的一样，我曾经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不过我现在看到了更多的东西，看到了生命还有灵性上的一面。”王千源尝试着理解西藏的悲情，并呼吁汉人应当像手足一样善待藏人，却被视为汉奸，千夫所指，甚至殃及国内的父母。

王千源明确反对西藏独立，陈巧文则公开支持西藏独立。陈巧文在香港大学贴出雪山狮子旗，却立即被内地学生的大字报所遮盖；她在奥运火炬接力的时候前去示威，却被香港警察夺去旗帜并被抓走。这位年仅二十一岁的女孩，在获知王千源的遭遇之后，仍然走上街头，颇有昔日“以一人敌一国”的法兰西圣女贞德的勇锐。

无论是同情藏人的遭遇，还是支持西藏独立，都是不可剥夺的言论自由。统独分歧，客观存在，不可抹煞。“独”非“毒”也，独立不是一个负面价值，民族自决乃是一百多年来世界通行的普世原则。中国人一听说独立便痛心疾首、咬牙切齿、不可理喻，是因为患上了为了统一不惜血流成河的“统一病”。王千源和陈巧文的出现，正是此种病症的“解药”。

为什么每到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都是女子扛起黑暗的闸门？毛泽东时代被枪杀的北大才女林昭，曾经留下这样的诗句：“鹰隼啄食了你的心肺，铁链捆束着你的肉身。但你的灵魂比风更自由，你的意志比岩石更坚韧！”我要将这两句诗歌转送给王千源和陈巧文，愿你们如德国诗人里尔克所说——挺住，便意味着一切！

令狐药师

习近平访问北韩，肉麻地对金正日说：“这次访问朝鲜，是我到中央工作以后首次出访的的第一站。”这是中国方面给予北韩的最高荣誉吗？习近平还代胡锦涛传话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新一届领导集体一如既往地重视发展中朝友好关系。”这是中国方面给四面楚歌的北韩的强心针吗？是的，既然毛主席教导说“对同志要像夏天般炽热”，习近平自然不能对“老一代领导人亲手缔造和培育的中朝友谊”等闲视之。

那么，习近平真的想以北韩为师吗？

几年前，胡锦涛曾经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宣称，中共的宣传部门要向北韩和古巴学习，学习他们如何“防民之口，如同防止川”，学习他们如何“举国齐喑、道路以目”。北韩是残存的寥寥无几的共产党国家中最原教旨主义的国家，北韩是世界上最大的监狱，在毛泽东时代打下思想底色的胡锦涛，对其当然充满了艳羡之情。可惜他没有魄力和本事，将中国“北韩化”或“毛化”。于是，他只好隔江祝福，无偿援助，搜捕难民，以此表达对这个国力上的“小兄弟”、精神上的“老大哥”的敬意。虽然前几年北韩当局悍然实施核爆，事先根本没有照会中国，让中共颜面尽失，但胡锦涛仍然是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吞，多次与金正日热烈拥抱，亲密如同性恋情侣。

此次习近平首次以“第四代领导核心”的身份出访，第一站不是欧美，而是北韩，再次坐实了我早先的“中共已无改革派”的判断。访问北韩，曾经是八十年代改革派领袖赵紫阳的“断魂之旅”。赵紫阳在北韩的几天时间访问，可谓一无所获；但当他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物是人非。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与蠢蠢欲动的顽固派针锋相对，赵紫阳失去了控制大局的先机，出局的命运无法挽回。可见，访问北韩乃是一步贻害全局的“死棋”。

如今，习近平访问北韩，当然是领受了胡锦涛的命令，而不是他的主动请缨，他本人乃是身不由己。如果他的父亲、党内开明派元老习仲勋还在世的话，我相信习仲勋一定会阻止儿子的此次“脏脚之行”。习仲勋与胡耀邦、赵紫阳共事多年，对北韩之行如何让赵紫阳“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天宝往事”知晓得一清二楚，当然也不愿眼睁睁地看着儿子重蹈覆辙。

可惜，老父已逝，习近平身边缺乏高人指点，作为如履薄冰的王储，他只能对胡锦涛的安排亦步亦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此次北韩之旅，乃是污名之旅：只有名声狼籍者，才是我们这个圈子中的兄弟；只有成为金正日的朋友，才能成为胡锦涛的接班人。这就是黑帮的潜规则之一：想要上梁山，先纳投名状。于是，不管如何心不甘、情不愿，习近平也只得与豺声狼顾的金日成称兄道弟，把酒言欢。

令狐药师

——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我一直都很喜欢阅读作家狄马的文字，他是当代中国的写作者中罕见的一位对文化、社会和生活拥有正常的感受并作出正常的表达的作家。

我使用“正常”这个词语来概括狄马的写作，丝毫没有贬低其写作的价值的意思。恰恰相反，我认为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这是对一名写作者的最高评价。狄更斯、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们，在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里，就是这样观察并写作的；托克维尔、潘恩、爱默生、梭罗，在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里，也是这样观察并写作的。他们发现了时代、国家和民族所患上的严重病症，不管是否已经找到了药方，便率先将真相呼喊出来。

如果说中国是地球的“废都”的话，那么西安便是中国的“废都”。生活在这座“废都”中的狄马，并没有像贾平凹等名人那样中毒成为“废人”，因为他有胡人的血统，有底层的体验，有独立的身份，有信仰的支撑。一九八九年的枪声一响，整整一代的中国文化人魂飞魄散、顿时阳痿了。此后二十年间，他们生活在黑暗之中，以意淫为乐，意淫秦砖汉瓦，意淫唐诗宋词，意淫乾嘉学术，意淫孔子与老庄，意淫新左与西马，意淫美女与侠客，乃至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在这种颓败与投降之中，幸运的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跪下了。在鲜血与尸体之间，仍然有少数的幸存者，义无反顾地走向窄门，他们拒绝谎言，捍卫尊严，拥抱光明，按照良知去生活，努力彰显人身上残存的高贵的一面。狄马便是其中之一。

狄马在《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一书中，描述了他所憧憬的那些生活方式与人格状态：那是离开白宫、回归农庄、“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的美国开国之父华盛顿，那是如同暴风雨中的海燕一样、终身的反对派的北大教授陈独秀，那是宁可玉碎也不愿瓦全、“质本洁来还洁去”的翻译家傅雷，那是为了一个平等而公义的梦想而献身的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那是活过、爱过、写过的、如同堂吉诃德一样挑战愚昧的作家王小波……他们战胜了权力的诱惑，他们抵制了暴政的压迫，他们的一生都行走在一条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他们死去了，但虽死犹生。中国社会的转型，需要引入外来的精神资源，在狄马的心目中，那是胜者不为王、败者不为寇的美国南北战争，那是用软弱和牺牲来唤醒对手人性的印度独立运动，那从一个人争取坐下去的权利到一个种族争取站起来的权利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有可能重新在中国发生吗？

在晚近一个世纪以来弥漫于中国全地的、宏大的国家民族叙事之外，狄马意识到个人叙事、生命叙事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对个体的尊重，如果没有对差异的认可，如果没有对多元的容忍，如果没有对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关切，便不可能有一个生机勃勃的、真正崛起的强国。今天的中国，固然已经是一个“大国”了，但在这个“大国”之中只有一群“寡民”——对于今天中国问题的症结，再没有比著名记者卢跃刚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国寡民》更为准确的诊断了。无论是梁启超的“新民”，还是鲁迅的“立人”，依然是今天中国最为迫切的问题。此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的老百姓若不能由“臣民”或“暴民”脱胎换骨成为现代“公民”，那么无论中国的GDP增长到一个怎样的数字，中国都不能成为一个让外邦羡慕的“人国”。狄马对长期以来中国文化人的“启蒙热情”不以为然，他认为每个人首先应当启自己之蒙，让自己成为一个站立的人而不是下跪的人。

在《鼓一次明白的掌》一文中，狄马谈到了中国流行的“鼓掌文化”。所谓“鼓掌文化”，其实就是“奴才文化”、“马屁文化”、“谄媚文化”，就是以利益为核心，以权力为旨归，不问是非、不问善恶、不问真假，见到谁的官大就给谁鼓掌，见到长官鼓掌便也跟着鼓掌。在这种“鼓掌文化”的熏陶之下，我们的国民永远只能是鲁迅笔下的阿Q。那么，我们如何突破与超越这种“鼓掌文化”呢？我们如何成为独一无二的“持自己政见者”呢？狄马指出：“在具体到鼓掌的问题上就是，也许我不鼓掌不会改变一次会议、一场报告、一个讲话的根本性质，但就算是谎言注定要生成、传唱、荼毒天下，在铺天盖地的喝彩声中也不应包括我的一嗓；一个无辜的人即使注定要被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在那血肉模糊的尸体上也不应留下我的脚印。你当然可以沉默，当然可以见死不救，但一旦参与了，你就不能说你是一个灵魂清洁的人。因为根据灵肉一体性的原则，任何一次身体白璧微瑕的记录都是对灵魂纯洁性的亵渎。因而，在一个罪恶和谎言充斥的时代里，每一个鼓掌的人都是有罪的；反过来说，在一个邪恶而弯曲的世代里，拒绝鼓掌就是拒绝合唱，拒绝成为暴政和谎言的同谋，拒绝将上帝亲自锻造的双手典当给魔鬼做工。一句话，就是要在一个神迹和公义普遍不在的时代，成为一个手洁心清的人。”我想，倘若有一半以上的中国人都能够坚持如此而行，林昭和卞仲耘便不会被杀害，胡风便不会被千夫所指精神失常，天安门广场上就不会有划破夜空的枪声，黑窑中也不会有惨绝人寰的奴隶童工……

狄马将这本书命名为《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其实这本书中更多的文字是在批判与否定“我们应当拒绝的生活”。那么，我们应当拒绝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就是我们热爱的生活的反面，就是鼓掌的生活、说谎的生活、告密的生活、自私的生活、粗暴的生活等等，当然也包括可怜的被愚弄的生活。这本书中，我最欣赏的一篇文章是《刘文学遇难说》。年轻一代的中国人早已不知刘文学为何许人也，但在毛泽东时代，刘文学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少年英雄，是比今天的刘德华、周杰伦、成龙和超女更具个人魅力的“偶像巨星”。作为一名普通的四年级的小学生，为了抓住偷生产队的海椒的“老地主”王云学，而在与之殊死搏斗中被勒死。此一事件遂成为中宣部手中难得的素材：既可进一步对已经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打击、苟延残喘的地主阶级进行妖魔化，还可以树立起一个比刘胡兰还要年少的、和平时期为保护公共财产付出生命代价的、“无产阶级”的少年英雄的样板来。于是，御用文人为这个孩子撰写报告文学、谱写赞美歌曲，党国也不惜巨资为其修筑陵墓，建造雕塑，号召千千万万的青少年向其学习，所谓“生命诚可贵，主义价更高。若为领袖故，两者皆可抛”。帝国宣传部认为，在美不胜收的共产主义天堂里，一个孩子的生命远远抵不上一个生产队的海椒。生产队的海椒已经蜕变成代表帝国的意识形态的至高价值，生产队的海椒与伟大领袖慈祥的头像重叠在一起了。对此，狄马反省说：“刘文学是天生的英雄吗？不是。我们可以想见，起初是由于某种少年人的虚荣心，以及国家伦理激发起来的英雄主义引领着他。在危机来临的一瞬，他的脑中一定闪过许许多多由国家意识形态灌输的道德律令，这些道德律令来到他内心的时候，肯定会和一个人在生命收到威胁时的恐惧、怯懦发生冲突，但最终是道德律令战胜了生命本能。英雄就这样诞生了。”这样的生活就是我们厌恶的生活，也是我们必须拒绝的生活。这是狄马斩钉截铁的回答。

狄马还将反省深入到知识群体层面。如果不是大量的知识者的屈从与配合，帝国的宣传部如何能够长期地、成功地实现对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民的洗脑？实际上，帝国宣传部的成员当中，许多人都是曾经优秀的知识分子。除了助纣为虐者之外，还有很多人是明哲保身的“旷世逸民”。“逍遥游”是中国文化人最欣赏的一种生命状态，生存智慧是中国最发达的一种文化形态。正是此种生命状态和文化形态，使得奉十字架作战、以生命殉道的林昭遭到了若干“聪明人”的冷嘲热讽。他们或者仿佛天外来客一般，不染人间烟火，一听到世俗事务便装模作样地到河边去洗耳朵；或者以“大俗即雅”自居，随波逐流，“大隐隐于市”，美其名曰“与时俱进”。前者的典型人物便是钱钟书，后者的典型人物便是余秋雨。如果说钱钟书是高级的余秋雨，那么余秋雨便是通俗化的钱钟书。两人均被追捧为“文化昆仑”、“文化大师”，他们的面目虽然有所不同，但骨髓里的气质却是息息相通的。比起余秋雨、贾平凹之流来，钱钟书、杨绛夫妇更具迷惑性。近年来，便是杨绛也成为了读书界的热点，很多人赞美说，她在回忆文革浩劫和干校生涯的时候，亦能做到“哀而不伤”，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本事。狄马却发现， 杨绛的文字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他在峰回路转之间发现了若干蛛丝马迹。狄马在收集整理关于傅雷的悼念文章的时候发现，在所有关于傅雷的悼念文章中，杨绛的《忆傅雷》是让他感到最为奇怪的一篇。在短短的不到五千字的文章中，竟然有十几次提到“钟书”：一会儿说“也许钟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一会儿说“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而且“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一会儿又说“钟书建议他临什么字帖，他就临什么字帖，钟书忽然发兴用草书抄笔记，他也高兴地学起十七帖来，并用草书抄稿子”。狄马反问道：“一个特立独行的傅雷在杨绛笔下忽然变成了一个惟命是从、亦步亦趋的小学生，使人不知道这篇文章是要悼念亡友，还是表扬夫君？”

还有一个更加耐人寻味的细节是：杨绛的文章写到傅雷在一次全国性的翻译工作会上，因举了许多错误的例句而招致许多“例句主人”的非议。狄马认为，这对一个求真求实的知识分子来说，大概是再正常不过的表现。但杨绛的文章却指出，此时此刻，“钟书”去信责备傅雷，杨绛本人也深以傅雷的言行为非，并献计说：“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对此，狄马评论说：“这就把一场真诚的学术论争变成了一种世故狡狯的人际权谋，同时也使我对一切东方逸民型知识分子的人生教诲保有了适度的警觉。”同样是在暴政之下，傅雷宁鸣而死、不默而生；钱钟书却一直做到了社科院副院长，并经常受到最高领袖的垂询。希腊人求智慧，犹太人要神迹，中国人却重实在。所以，中国人对钱钟书、余秋雨在历朝历代都能“如鱼得水”地与统治者相处而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对林昭、傅雷等殉道者敬而远之。我们固然不能要求人人都去充当烈士，但我们有必要倡导一种更加诚实、更加透明、更加热忱，也更有爱和同情心的生活方式。那才是“我们热爱的生活”。

——二零零八年六月七日，北京家中

令狐药师

谁造就了天渊之别的“两个中国”？我这里所说的“两个中国”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而是我们身边活生生的“两个中国”：一个是顶级奢侈品泛滥、富豪们一掷千金的中国，另一个是农村适龄儿童失学率直线上升、打工农民背井离乡的中国；一个是“先富起来”的阶层热衷于购买私人飞机和游艇的中国，另一个是农民工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并毫无医疗和劳动保障的中国；一个是一顿极度奢华的宴席便需要每人支付十万元人民币的中国，另一个是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不得不以自杀来寻求公义的中国。这“两个中国”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国中国”都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可它们确确实实是两个断裂的中国、对立的中国，用老杜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不足以形容的中国。

最近，媒体上报道了两个打工仔的悲惨故事，他们的故事让写作《悲惨世界》的雨果也要为之搁笔——与他们生活的此时此刻的中国相比，冉阿让生活的那个世界不仅算不上“悲惨”，而且简直可以说幸福无比。倘若雨果复生，来中国旅游一趟，他的《悲惨世界》恐怕要全部改写了。

第一个打工仔是十九岁的刘攀——这个可怜的孩子在北京打工受骗，无钱回家，便躲在火车底下，忍受着火车时速一百一十公里的寒风，希望由此回到家中。当洛阳铁路民警发现刘攀时，他几乎已经被冻僵了。

“安所长，列车下咋有只鞋？”当1097次列车停靠在洛阳火车站时，正在站台上接车的洛阳铁路公安处洛阳站治安室民警马丽丽对执勤所长安维泉惊呼道。据马丽丽回忆，在二十厘米宽的防护制动托架上，她发现两只鞋后就赶紧往下看。“里面蜷缩着一个人，脸上全是煤灰，两个白眼珠还能动。”安维泉说，发现这一情况后，他当即跳了下去，但无论怎么叫那个人就不出来，目光呆滞，没有任何反应。

喊话没有效果，安维泉赶紧钻到火车下，将他拖上了站台。安维泉说，从他的眼睛里能感觉到，他极度恐惧，四肢已经僵得不能动弹了。十几分钟后，男青年四肢开始能动了，在哭声中诉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叫刘攀，十九岁，家住陕西省西安市大荔县高明镇南留村。他独自一人前往北京打工。开始在建筑队做泥工，但干了一个月却分文未得。后在一职业介绍所的介绍下，他又在北京丰台区京南汽车城做起了保安，但一个月后，仍没得到工资。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的他无法在北京再待下去。

为了回家，刘攀不得不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他悄无声息地钻到了列车下，蜷缩在二十厘米宽的防护制动托架上。因天太冷，列车行驶过程中风也大，又冷又饿的刘攀在列车停靠在偃师站时跳了下来。休息两个小时后，两天没有吃饭的他又扒上了郑州开往成都的1097次列车，直到在洛阳被发现。

刘攀寻求的只是一份每月几百元工作的工作，却先后被两个雇主欺骗。他呆在火车下面，需要冒生命的危险——他并不是电影里有特技本领的007.谁愿意拿生命来冒险呢？刘攀说，自己并不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当别人问他是否害怕的时候，他回答说：“害怕，我没办法啊！我就死死地抱着那铁板！”在洛阳铁路公安处洛阳站治安室里，他泪如雨下。他说，在郑州时他就想，这条铁路是他回家的惟一一条路，但如果自己走回去，不知道会走多长时间。

第二个打工仔是刘洪江——因为想找包工头结算工钱回家，得到的不是血汗钱，而是一顿暴打，他被挑断脚筋之后，被抛到外地。由此，他流落街头十八年。

一九九零年，二十九岁的刘洪江跟着同村打工的人流离开了家乡山东莱州，先是北上大连，在一家建筑工地打工。后来，本村一村民和他一起到了日照，因为日照离家近，老板承诺的工资也比大连高。一九九一年，他们结伴来到日照的西城建筑公司，当起了建筑工人。包工头是一个人称“大胡子”的很凶的中年人。

一九九一年秋天，刘洪江想找“大胡子”结算工钱回家，他算好了“大胡子”应该付给他三万元。那晚，他在工地找到大胡子的时候，得到的不是他的血汗钱，而是一顿暴打。“一群人拿着棍子打啊，没头没脸的，腿上的筋也被挑断啦。”刘洪江撸起裤腿，残疾的左腿肌肉已经萎缩，干瘦的膝盖下方，有一道明显的刀疤。

刘洪江左手佝偻着蜷缩在胸前，左腿软沓沓地搭拉在炕边，脖子上、脸上都是刀砍过的疤痕，牙齿也残缺不全了。他说，这些都是大胡子带人打的。“下着雨啊，他们打得我昏死过去。醒过来后，我就听看门的老大爷喊：”快报警吧，出人命了。‘接着那大爷也被砸了一棍。“挨过打之后，他被抬到汽车上，快速驶出了日照市。一路上，刘洪江断断续续地喊着”报警，找公安……“，对方恶狠狠地说了句：”我就是公安局长，你告也没用。“刘洪江再次昏死过去之前，就听了这么句话。当他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被扔在一个路沟里。别人告诉他，这已经是江苏地界了。

刘洪江带着浑身的刀伤、拖着被敲碎膝盖骨的左腿，一爬就是三个月，他向着日照的方向爬，要去找凶手继续讨工钱。然而，当他到达原来的工地时，房子已经盖完了，建筑队已经解散了，原来的包工头早已不知去向。

刘洪江从此沦为街头的乞丐，风餐露宿了长达十八年的时间。直到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他的两个哥哥才在日照市一条商业街的角落里发现弟弟——当时，刘洪江靠墙坐在水泥地上，旁边是两个铺盖卷，上面盖着塑料布。

当记者来到刘洪江的家中时，已经四十七岁的刘洪江喊着“要小便”，爬到了墙角。因为半身不能动，他只能侧躺着大小便。八十三岁高龄的老父母看着不成人样的小儿子，哭着对记者说：“帮俺讨个公道吧！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被折腾成这样啦。”

圣经中说：“锡安的民哪，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医治你呢？”然而，上面这两个打工仔的悲惨命运，似乎没有引起公众太多的注意。人们大概早已司空见惯了类似的故事，人们早已收起了对同胞的同情心——在一个崇拜“狼图腾”的国家里，同情心是无法帮助人生存下去以及更好地生存的。人们竭尽全力摆脱“低级的中国”，而向“高级的中国”攀登，在此过程中根本无暇他顾。有人躲在火车底部瑟瑟发抖，有人在宾利车中寻找帝王的感觉；有人爬行数百公里讨要薪水，有人却尽情享受顶级的奢侈品。在日本NHK电视台拍摄的电视片《激流中国》中，第一集的题目便是《富人与农民工》——在今天的中国，有人是奴隶，有人是奴隶主。正如国歌中所唱的那样，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如何才能站起来呢？

在某些御用经济学家眼中，刘攀和刘洪江的悲剧是中国“崛起”的道路上不得不承受的“最小代价”。他们“宽容”地说，我们还是将眼光放长远一些吧，有一个如此亮丽的中国在等待着我们。可是，对于刘攀和刘洪江来说，他们被欺骗、被凌辱、被伤害甚至身体残疾，这就是他们整个的人生。御用学者们不会关注“个人”的命运，“个体”是微不足道的，“国家民族”才是至高的价值。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顶级奢侈品市场，比两个名不见经传的民工的遭遇更引人注目的，是连篇累牍的关于各种顶级奢侈品的报道。虽然不是人人都可以享用这些奢侈品，但是阅读关于这些奢侈品的消息，至少可以满足人们内心深处的窥视欲望。因此，这类新闻的吸引力最大，记者们的报道也最为详尽，它们占据了媒体中重要的版面。比如，下面这段消息便出现在报纸的头条——

日前，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宣布，中国首个奢侈品研究中心——祥祺奢侈品研究中心，将于二零零九年招收硕士研究生，首批招收二十人。该中心的主任朱明侠介绍说，国际贸易学专业奢侈品管理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学制为三年，学费预计为二十多万元。招生主要面对奢侈品行业的高级管理者和有志进入奢侈品行业的企业管理者，普通学生也可以报名。学生入学之后，将学习奢侈品消费行为学、奢侈品客户关系管理等十二门课程。除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外，来自意大利、摩纳哥等国的奢侈品研究专家也将担任教学工作。学生们还将实地考察巴黎、摩纳哥、米兰等地的奢侈品工厂、专卖店，参加当地的奢侈品峰会论坛及展览会等，积累丰富的实际经验。

二十多万的学费是否太贵了？普通人也许觉得太贵，但该中心的工作人员解释说，“奢侈品管理专业”是一种特殊教育，而不是普及教育，所以这一收费标准并不算贵——某些顶级名牌的挎包、手表、钢笔，一个的价值就超过二十多万。如果这样比较的话，二十多万的学费根本不能算贵。它是一笔聪明的教育投资——今后，毕业生将为那些穷奢极欲的富豪们服务，收入还用担心吗？以毕业生日后的薪水而论，投入这笔教育经费必将物有所值，必将获得超额的回报。

朱明侠表示，奢侈品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高端品牌，还包括私人飞机、私人游艇、豪华邮轮、私人海岛、F1赛车等，这些物品和生活方式逐渐进入中国富豪的视野之中。目前市场上大家都承认奢侈品在中国是有很大市场的。国外的奢侈品不断涌入中国，中国一掷千金地消费奢侈品的豪客也会越来越多。因此，这个专业的开设将填补该领域人才匮乏的状况，让奢侈品的消费者们获得更高质量的服务。

另一则关于宾利汽车的报道则更让人眼花缭乱：作为英国皇室御驾的宾利汽车，堪称轿车中的极品。宾利轿车公司发现，中国是发展最迅速的市场。“宾利中国”的总经理郑飙表示：“宾利中国在国内的日子非常短，在短短的十八个月内，已售出八十二辆宾利汽车，售价由人民币三百六十八万元至过千万不等。其销售增长之快，在全球市场中也属非常罕见，远远超乎当初的预期。”据了解，宾利汽车在中国的业绩相当突出，在全球一百五十多家宾利区域代理商中创下多项冠军：第一，销量增幅全球之首；第二，是全球第一个售出宾利雅致“七二八”车型的代理商；第三，宾利雅致顶级“七二八”加长轿车销售冠军。顶级的宾利汽车售价接近一千万人民币，几乎可以购买一架私人飞机了。

“谁买了它们？”这一敏感问题，已经有无数的人问过宾利的工作人员了，却得不到具体的答案。

“比富人更富的人买了”，这位专业人士只能这样解释说，“但你不会知道他们是谁！”

宾利在中国的热销，使中国的超级富豪阶层浮出了冰山一角。在美国，没有一个富豪可以是“隐身人”，比尔。盖茨、沃尔玛家族和洛克菲勒们必须面对严格而健全的税务制度。他们财富的来源清清楚楚，其生活方式也受到媒体的密切关注。而在中国，相当数量的超级富豪正像那些宾利的车主一样，神秘莫测，“神龙见尾不见首”。没有人知道那金山般的财富来自何处。由于财富的来源存在诸多问题，他们本人也缺乏安全感，故而以享受奢侈品的方式来挥霍当下还能支配的大笔金钱。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去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才两千四百三十四元。一辆最昂贵的宾利车，撇开上税、保险、养车的各项费用不谈，光售价一项就相当于一位农村居民三千六百四十八年的总收入。三千六百四十八年，是什么样的时间概念呢？它相当于一个农民从商朝开始就不吃不喝地劳动，一直从奴隶社会劳动到封建社会，再不吃不喝地干活干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束，方有希望见到此轿车的影子。这比起“愚公移山”来可要艰巨得多了。即使是最富有的广东城镇居民——他们的年收入约一万元——要想买这么一辆宾利也需要八百多年的辛勤劳动、并且永远不吃不喝。

刘攀和刘洪江的中国，似乎与奢侈品的中国和宾利的中国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的“两个中国”之间却又密切相关：那造成刘攀和刘洪江的悲剧的，不正是消费包括宾利在内的各种奢侈品的主人吗？一个社会存在贫富悬殊的情况并不可怕，古往今来，所有的社会都存在着贫富悬殊的现象，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实现了绝对意义上的平等。但是，最可怕之处在于：如果一个贫富极为悬殊的社会，强势群体又完全不尊重弱势群体的基本的生存权、法治保障和人格尊严，让他们像畜生一样“活着”；那么，这个社会的和谐与公正就无从谈起，也就不可能维持长期的稳定。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先富起来的”那一群人，根本罔顾社会责任感和公德心，肆意凌辱那些仍然处于贫困之中的同胞，俨然以奴隶主的身份洋洋自居；那么，“辱人者必辱己”，他们无异于预先敲响了自己的丧钟，自己埋葬了自己。

那么，谁能给予刘攀和刘洪江以公义和公正呢？靠胡温偶然看到这些报道，大发善心，流几滴眼泪，甚至亲自去讨要薪水，并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刘攀和刘洪江的遭遇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普遍的现象，在民间还有千千万万的刘攀和刘洪江。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首先，中国的富豪阶层应当对自己身上的“原罪”抱有谦卑与赎罪的态度，放弃各种炫耀财富、无法无天的做法，及时、主动地参与社会慈善事业，帮助弱势群体度过生活难关。这既是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这种做法将导致一个“双赢”的结局。其次，中国政府应当在制度上给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充分的保障，并在财政支出上向这部分在此前三十年畸形的改革开放“中被遗忘、被伤害的群体以应有的补偿。如今中国已经拥有稳居世界第一的外汇存底，外汇储备高达一兆五千三百万美元，完全有能力从中抽取出一部分来救济赤贫阶层，改善民生，促进民权。同时，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也应当尽快覆盖所有的农民工群体，让他们能够有尊严地从事劳动和生产。

如果刘攀和刘洪江们得不到起码的公平和尊重，那么即使中国拥有的宾利轿车的数量达到了世界第一，即使中国的富豪消费的奢侈品的总量达到了世界第一，中国亦无法宣称“和平崛起”、“和谐社会”。中国的强大也只是一种表面的绚丽，一阵风吹来就有可能倒塌。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分析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深层原因。对比英法两国不同的发展道路，我们可以发现：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法国路易十六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表面上看比英国更加完善和积极，但为何法国未能避免革命的爆发，而英国却能够以宪政改良的方式度过难关呢？托克维尔认为，关键的差别在于：法国的“第三等级”不仅长期忍受贫穷，而且被彻底剥夺了人格尊严，统治阶级跟被统治阶级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所以，“第三等级”对特权阶级充满了仇恨，尽管改革已经启动，但这种仇恨已经无法消除了。而在英国，贵族固然拥有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财富，但贵族积极创办了许多慈善和教育机构，贵族与平民可以平等地在同一个球队中竞技。所以，平民虽然也嘲讽和批评贵族，但两个阶层之间并没有刻骨的仇恨，故社会可以实现和平转型。今天的中国社会，更像法国，而不像英国。倘若“两个中国”在未来的某一天发生猛烈的碰撞，其结局必然是玉石俱焚。没有人愿意看到那样悲惨的结局，但是避免出现此种情形的努力，今天看来仍然微乎其微。

——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五日

令狐药师

中国最盛产贪官。中国的贪官什么都贪，从土地到房屋，从黄金到美金，从书画到古玩，从情妇到绿卡……在一次次官方举办的贪官查抄物品的展览中，物品之丰富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力。原本是起教育和警示作用的展览，却激发了人们的愤怒和羡慕，于是，展览迅速收场了。近期，中国官场上还出现了一个连运钞车一起贪污的贪官，其大胆行径亦可载入“新官场现形记”了。

据河北《燕赵晚报》报道，二零零四年九月十日上午，河北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原河北省外经贸厅副厅长李友灿受贿案公开宣判，李友灿因受贿罪一审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李友灿在担任河北省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厅副厅长兼河北省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主任期间，接受北京森华创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宁的请托，利用其掌管河北省汽车进口配额审批分配的职权，先后将一千两百四十九个汽车配额提供给丁宁使用，李友灿先后五次接受丁宁给予的现金四千七百二十三万元人民币。

“机电办主任”这个似乎不显山不露水的官职，其实拥有巨大的、无人监管的权力。据了解，国外进口车要进入中国市场，需经过两道门槛：一是关税，二是配额管制。因国家允许进口的汽车数量有限，供不应求，所以每拿到一个汽车进口配额，就意味着取得一笔丰厚的利润。按照正常程序，国家每年分两次将汽车配额下达到各省机电办，再由企业向省机电办申报汽车配额。由机电办负责人审批后再由省外贸厅审查，然后报国家外经贸部。每次汽车配额下来，河北省机电办开会确定分配方案时，李友灿总是首先在会上发言并提出意见，其同事表示，“每次李友灿提出意见后，大家就不再说什么了”。

李友灿案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长期以来，中国进口汽车价格畸高，并不完全是关税方面的原因，而是一种制度性的缺陷——由于进口汽车配额制的存在，广大消费者的血汗钱，大都落到了类似于李友灿之流的贪官污吏口袋中，而没有真正纳入国家税收体系里。可以说，进口汽车配额制度与中国各大城市出租车行业公式化垄断相似——出租车司机被迫将大部分的收入作为“份钱”缴纳给公司，公司实际上并不承担司机基本的劳动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也没有尽到什么“管理”义务。出租车公司之于司机来说，就是一群贪婪的血吸虫。本来完全可以改革此制度，让出租车司机独立经营、独立纳税。然而，尽管批评的声音汹涌澎湃，旧制度依然岿然不动。仅在北京一地，政府每年因此就丧失数十亿税收。

同样道理，进口汽车配额制度是对经营此业务的公司和广大消费者的双重剥削——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荒谬的制度，那些公司还用得着如此巴结李友灿吗？他们又怎么会向其贿赂千万巨款呢？由此可见，虽然中国早已加入世贸组织，但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在诸多领域遗留下来的行业垄断状态仍然未得到根本改变。这套漏洞百出的制度，刺激了若干像李友灿这样的贪官的想像力。在贪污的旅途上，是没有终点的——如果不是被捕，李友灿这种简单容易的敛财方式还会继续下去，即使积攒到了一亿财富，他也不会满足的。有媒体评论说，李友灿受贿的数字之大，已破“全国纪录”。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河北第一秘”李真等人的受贿数字，都就被李友灿轻而易举地甩在了身后。因此，称李友灿为“河北第一贪”，可谓名副其实；称其为“全国第一贪”似乎也有道理。

当然，还有更多的比李友灿这个粗鄙的贪官更加厉害的贪官，仍然躲藏在幕后。但是，说李友灿是“最有想像力的贪官”则相当中肯：在贪污的过程中，李友灿对现金“情有独钟”，为了便于搬运现金，他甚至向有求于他的商人直接索取运送钞票的轿车。二零零二年四月，李友灿找到唐山冀东机电设备公司，以“经常去北京，带司机不方便”为名，索要一辆银灰色高尔夫轿车。从此，李友灿拥有了一辆专门的、独家的“运钞车”。他不仅专门索取现金，而且连运钞车也一起索取，这堪称当代中国贪污史上的一大创举。李友灿心机颇深：本来他完全可以索要更加高级的轿车，如宝马、奥迪之类的，对方一定会满足他的要求。但是，他只要一辆售价仅十多万元的高尔夫轿车。因为“运钞车”绝对不能过于张扬——实际得到的钞票比座驾的“回头率”更让李友灿心花怒放。

且看李友灿是如何来使用这辆“运钞车”的：二零零二年四月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丁宁接到李友灿的电话，让他准备一千零一十八万元现金。由于是周末，丁宁只准备出了八百五十二万。该公司专门为贿赂李友灿准备了一种装巨款的旅行包，旅行包长约六十厘米、高约二十厘米、宽约二十厘米。每个旅行包可装人民币约一百一十万元至一百二十万元左右。这次的巨款分别装到八个旅行包中。约四点多钟，李友灿驾着高尔夫“运钞车”来到其公司楼下，将六个旅行包放到了后备箱，另两个旅行包放到了驾驶室后排座位上。第二天下午，李友灿又开着这辆“运钞车”将剩余的现金运走。二零零三年四月，丁宁一次送给李友灿现金一千六百四十万元。据丁宁回忆说，李友灿开着那辆银灰色高尔夫“运钞车”，分三次才将整整十六袋现金提走。李友灿专门在北京购买了一套五十多万的普通住宅，将这套不起眼的住宅用来存放巨额现金。

李友灿一案表明，贪官的贪污行径已经到了明目张胆、无法无天的地步，亦表明中共的各种反贪、监察、纪检制度形同虚设，对贪官毫无威慑力。为什么李友灿一直贪污到如此地步才偶然被发现呢？究竟是谁在放纵他呢？没有三权分立，没有新闻自由，即便中共在党政系统内部设置更多的反贪、监察、纪检机构，亦无济于事。正如球员不能同时担任裁判一样，官僚也无法完成对自我的监督。只要是一党独裁的国家，便是腐败横行的“盗贼国家”。美国学者苏姗•罗斯•艾克曼在《腐败与政府》一书中提出了“盗贼统治的国家”的概念，她论述说：“盗贼统治者把产业管制制度视为个人财富的源泉。他们不需要有任何正当理由就可以颁布法规并推行许可证制度，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人为制造一些企业不得不通过行贿来避免的‘瓶颈’。”中国就是这样一个盗贼国家，一个政府便是最大的盗贼的国家。而李友灿正是此制度的受益者之一，他不必费尽心机为行贿者办事，只需要把一批许可证通过变通的办法转让一番，巨款就到手了。这样高明的盗贼，实在是让那些“窃钩者”们望尘莫及。

我们不必惊叹于李友灿的想象力，以及欲望之膨胀；我们更应当思索制度的缺陷与变革。李友灿的想像力建构在一套有缺陷的制度上，如果这样的制度不从根本上加以改变，仅仅处死一两个李友灿，不足以威慑无数的效仿者，所谓“杀了李友灿，还有后来人”也。李友灿的腐败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当这样的惊天大案被披露出来的时候，公众除了感叹于其想像力和贪婪心之外，更会对社会公正产生深刻的质疑。正像艾克曼所认为的那样，腐败在公共资源和成本的分配过程中引入了低效和不公。它表明国家政治系统在运行时几乎毫不顾及公众的利益。同时，腐败还表明政府体制不能有效地引导私人利益。如果政府容许某些人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来为自己赚取超量的收益，那么政府的合法性就会遭到破坏。在这样的背景下，杀一两个贪官易如反掌，但要根除产生腐败的制度环境则难于上青天。千里之行的第一步，也许是权力的透明化和舆论监督，如艾克曼所说：“现存的任何一种政府体制都能够进行严肃的反腐改革。如果政府对公民发表独立的批评意见设置障碍的话，那么想让人民相信政府会认真提高自身的公正和透明程度将会难上加难。”我认为，这才是决策者应当从李友灿一案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二零零四年十月初稿

二零零八年六月定稿

令狐药师

美国国务卿赖斯以及国会几位议员访华，此事本来跟我毫无关系。我既非党国领袖，亦非外交官员，自然没有计划会见这些从远方来的“美国朋友”。然而，他们的来访却让我失去了自由。

在赖斯抵达北京的前一天，我家中的电话突然中断了。当我打电话给电话局查询此事的时候，电话局的技术人员表示毫不知情。拖了许久，电话才姗姗开通。我们都生活在长城内，生活在笼子中，虽然中国人拥有的电话和手机数量跃居世界第一了，中国人却没有基本的通讯自由——党想什么时候切断你的电话，你的电话便沉默了。

周日，我和妻子出门去教会聚会。当我们刚刚下楼的时候，三名便衣走上前来，他们都搬着椅子坐在我家楼下，看来是等候多时了。一名便衣询问我要到什么地方去，表示他们可以驱车送我。我说，没有这个必要，我不愿浪费国家资源。他们则说，这是上级给的任务，希望我不要为难他们。甚至暗含威胁地说，不坐他们的车，在路上出了事情怎么办？

交涉了半天，我只好坐上他们的车去教会，而由妻子独自驱车。开车的便衣说，奥运前夕，警车不够用，今天他还是开自己的车来执行任务，为了确保奥运，已经半年多的周末没有休息了。我说，我与奥运毫无关系，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奥运，我从小体育课就不及格，对任何体育活动都不喜欢，自然也包括奥运在内。所以，奥运期间希望你们不要来骚扰我。

谈起教会，便衣们还颇有兴趣的。一名便衣叹息说，人是应当有信仰，否则太空虚了。我便反问他说，你们不都是共产党员吗，你们不都对着党旗宣过誓吗，你们不都信仰共产主义吗？戴眼睛的便衣回答说，这不是大话吗，这年头谁信仰共产主义啊，当年宣誓的时候说过什么我早已经忘记了。我们当警察，只是捧一个饭碗罢了。

这个便衣说的真是实话。他说，这样的任务他们也不愿接，上级命令他们在这三天里一直都要如此护送我。我也告诉他们说，我将撰文将此事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我本来在家中安安静静地写作，你们偏偏要制造出新闻事件来给党和政府抹黑。当然，你们对我还算礼貌，我不会添油加醋地将你们“妖魔化”，也不会将某个具体的个人当作“敌人”。我按照我的价值和信仰来生活，你们跟着饭碗走，我们本来就是两类人。我不跟你们辩论，也不想说服你们。

下午礼拜完毕之后，我陪同朋友去后海游览老北京的胡同，三名便衣继续护送我，到了后海之后，我与朋友在老胡同里散步，便衣则跟踪我们。我们刚一回头，他们又假装到一个摊子上去讨价还价去了。直至晚上送我回家，他们一天辛苦的工作才告结束。

这就是奥运会前的“和谐中国”。享受三个保镖护送的待遇，我还真有点“受宠若惊”。然而，再舒服的保护，倘若是强迫施加的，仍然是对公民权利的粗暴践踏。为了避免我与美国人见面，党国如此煞费苦心，哪里有半点大国的自信呢？

令狐药师

你口任说恶言，你舌编造诡诈。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馋毁你亲母的儿子。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
                                         ---- 诗篇 Psalm 50:19-21

二零零七年一月七日，波兰高级神职人员维尔古斯刚刚被梵蒂冈任命为华沙大主教之后，他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与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合作的经历迅速被曝光。波兰教会的调查委员会在星期五发表公开声明：“有很多重要文件都显示出威叶格斯教父以一种秘密的方式表示他愿意与共产党情报组织合作，而且他已经开始了合作。”维尔古斯本人则发表声明说：“我没有进行任何情报活动。我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伤害。”他说那些文件只是被那些共产党人员编造出的。但是，当越来越多的秘密文件被发表出来之后，他不得不承认与秘密特工接触过。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维尔古斯在就职典礼前一小时宣布辞职。梵蒂冈驻波兰代表处表示，教宗本笃十六世已接受了维尔古斯的辞呈。

宗教领袖在一个社会里常常充当道德的持守者和精神的象征，如果宗教领袖在道德和法律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他将危及整个教会的声誉以及信仰体系的稳固。在天主教徒占绝对多数的波兰，有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受访民众要求维尔古斯辞去红衣主教的职务。此事件让波兰民众再次聚焦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历史学家估计，在共产主义时期的波兰，大约有百分之十五的神职人员同意告发他们的同僚。在其他行业，这个比例只会更高。曾经受人尊敬的前财政部长泽塔·基洛夫斯卡因为被指称曾是前共党政权的同谋者而被革职，尽管她本人强烈否认。

近期，波兰议会通过了一项“去共产化法案”，禁止波兰前共党政权的同谋者担任公职。这一法案将导致数千名在政府、商界和传媒工作的人士被撤职。和其它前苏联集团的共产党国家不同，波兰的变革启动的时间最早，由于团结工会与共产党政权之间的若干协议，使得清算前共产政权的同谋者的工作被搁置了。直到现在，前共党政权中的秘密警察及告密者，并没有被禁止担任公职，只要他们签署声明，承认过去的经历，便可以继续原来优渥的工作。

许多波兰人对大多数秘密警察和高密者没有受惩处感到不满。为了实现转型正义，波兰通过的这部新法律，允许将一些前共产党政权的同谋者的名字和关于他们的部分档案，放在互联网上公布。一些官员、公司雇主、新闻工作者和教师将受到严格的审查。该法案还禁止当过秘密警察的人出任某些公共职务，削减他们的退休金至最低水平，以及宣布共产党的秘密警察机关为犯罪组织。这个新法律将给波兰社会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带来更多的真相的揭示，让受害者获得安慰，让加害者受到惩罚，让正义得以彰显，让民主得以巩固。这是波兰必须补上的一课，因为走向未来并不意味着忘记过去。

与波兰红衣主教维尔古斯的丑闻相似，几年前在匈牙利，也传出了“新总理原来是间谍”的消息。《匈牙利民族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一份一九七八年政府文件的影印资料。该资料显示：当时的内政部长安德鲁拉斯·本凯推举“D209同志”担任反间谍部门的第一副手。这位“D209同志”的简历也在报纸上曝光，简历中的出生年月日、经历、甚至母亲的娘家姓等资料一应俱全。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位“D209同志”就是总理迈杰希！当天的报纸被人们抢购一空。不少人对迈杰希隐瞒间谍身份超过二十年感到无比愤慨；更有一些选民大呼上当，后悔大选时“把神圣的选票投给了这个无耻的骗子”；某些保守党议员则号召群众起来要求总理“认错、道歉、走人”。

在民主化之前近半个世纪的专制时代，匈牙利的国家安全部完全模仿苏联克格勃的制度，分为搜集情报、反间谍和秘密警察三个部分。其工作受所谓的“共产国际情报局”指导，实际上受苏联的控制。一九八九年苏东剧变之后，匈牙利的秘密警察部门被解散。新宪法规定，曾担任过秘密警察的人永远不能为政府服务。迈杰希在旧政权中当过财政部长和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等要职，也曾隶属于反间谍部，法律并不禁止有此经历的人再次为政府服务。但是，由于在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漫长的从政生涯中，迈杰希一直隐瞒这段历史，使他在一夜之间失去了选民的信任。在舆论压力之下，迈杰希不得不向国会坦白：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二年，在财政部国际司工作期间，他曾为政府的反间谍部门工作。他努力为过去申辩，表示自己并非间谍。面对数百名用轻蔑的眼光看着他的议员们，这位风度翩翩的总理吃力地说道：“我只是参与制止外国间谍掌握匈牙利的情报。需要强调的是，间谍与反间谍工作是传统的保卫国家的工作。反间谍工作者并不是密探，更谈不上是告密者。”

看到维尔古斯和迈杰希们尴尬地、吃力地辩解的神情，我更坚定了这样的信念：审判，永远不会迟到；审判席，永远不会缺席。每个人都必将为其言行和选择付出代价，没有人可以从容地逃遁。掩耳盗铃者所欺骗的只是自我的感觉，强词夺理者所说服的只是本人的内心。林肯说过：“你可以在某一时刻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刻都蒙骗一部分的人。但是，你不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所有的人。”换言之，只要人类存在，历史就不可能被彻底销毁，记忆就不可能被全面篡改。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你所做过的每一件恶行，都像一颗定时炸弹潜伏在你身边。你可以泯灭良知，你可以出卖灵魂，你可以狐假虎威，你可以为虎作伥，但是天上有一双上帝的眼睛看着你，地上还有千万双老百姓的眼睛看着你，你无从隐藏那些卑劣的行径和赤裸裸的谎言。

曾旅居德国的作家龙应台，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一书中谈到两德统一后东德秘密警察的状况。东德的秘密警察叫“国安”，其工作是“保护国家安全”——中国的秘密警察们也以此自诩。国安局的“敌人”在国内，其矛头对准同胞——所谓对国家的“忠诚度”不够的公民。国安局声称他们是为了保护人民，也就是“那些对党的政治路线不存异议的人民”。于是，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这些极权主义的爪牙们“合法”地对人民实施着无所不在的迫害和监视。他们说，他们是在执行任务；他们说，他们为此感到自豪。

当柏林墙倒塌之后，愤怒的人们涌进几十年来都令人胆寒的国安局大厦。他们要把那些从前看不见的、也不敢去探究的“黑手”抓出来。莱比锡警总头子在街头被人民包围起来。在大家的诘问之下，他胀红着脸，对着摄影镜头，还有电视机前几百万的人民，语无伦次地说：“我错了，我为我过去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这名不可一世的警察头子公开承认了他的罪行。这幕场景象征着人类自由、梦想和尊严的胜利。人们并不是故意要羞辱这名要人，而是为了申明正义的力量和人权的不可侵犯。所有充当过专制者帮凶的人士，都得为过去所作的所有违法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

当黑夜过去，白昼降临的时刻，秘密警察便成为被民众唾弃的一群人，告密者们也无从逃遁。昔日的苏联东欧各国，控制国民的最重要的手段便是秘密警察以及线民网络。如今东德的档案馆里遗保存着浩如烟海的文件资料，龙应台别出心裁地以“大河文学”命名之：所谓“大河文学”，厚度有一百公里长，作者的名字是“东德公安部等”——“等”包括八万五千名秘密警察和数十万埋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线民”。这些秘密档案解密之后，普通公民均可查阅。真相是令人恶心和窒息的——“做妻子的，发现那定期到秘密警察那儿去报告自己行踪和言谈的，是共枕十年的丈夫。做学生的，发现记录自己‘不当’言行的，是那课堂上授课的老师。作家，发现自己某年某日私下读了西方的刊物，打小报告的是那长年进出自己书房和厨房的知交。牧师，发现自己在几年前所以大病，是因为医生遵从公安部的指示，开给他损坏脑神经的药剂。异议分子，发现自己和辩护律师当年‘密谈’的内容，白纸黑字的记载着。病人，发现自己对精神病医生的倾谈，一卷一卷录在‘大河文学’里……”这才是最真实的、原生态的历史。

看来，维尔古斯、迈杰希们的故事，并非孤立的个案。凡是经历过黑暗时代的国家和民族，都有它们的“维尔古斯”和“迈杰希”，大大小小的罪恶通过“大河文学”的形式凝固下来。白色恐怖时代的台湾，不也有过与之相似的“大河文学”吗？然而，再凶残的独裁政权也不可能永远让民众生活在噩梦之中，特务和告密者能够猖獗到几时呢？当阳光扫描过这一张张底片的时候，善与恶、真与假的判断便翻转过来。龙应台感叹说：“这一百公里长、三十吨重的‘大河文学’里自成一个世界，一个繁复的底片世界，黑白分明：凡是怀疑社会主义的都是黑的，凡是和共产党合作的都是白的。现在这部记载一个民族生活的巨作经过冲洗，拿到阳光下一看，世界颠倒过来，黑的全变白，白的全变黑了。”这一切，发生在东德，发生在匈牙利，发生在捷克，发生在波兰，发生在俄罗斯……这一切，还将发生在更多的国度里。

没有人可以一劳永逸地背叛良心，没有人可以一手遮天地干尽坏事。中国已经进入了“后共产政权”时期，换言之，维系此一政权的不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利益的纠缠和占有。有一个笑话说，国安部的特务头子向党魁胡锦涛汇报法轮功的动向，胡锦涛询问说：“法轮功宣称他们有一亿信徒，他们究竟有多少人？”特务头子说：“那是他们吹牛，经过我们的详细调查，他们的忠实信徒只有三十万左右，在海外参与各种抗议活动的其实总是那批人。”胡锦涛喟然长叹说：“唉，还是比我们多，我们真正的共产党员的人数，还不到三十万啊！”在我看来，胡还是过于乐观——真正出于信念跟着共产党走的共产党员的人数，恐怕连三个都没有呢。

那么，为什么特务们仍然尽忠职守呢？近年来，中共的特务们早已失去了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撑，早已失去了“革命的理想和信念”，他们将所从事的工作仅仅当作是一种“职业”或一个“饭碗”。因此，他们在奉命加害异议人士、知识分子、上访者、宗教信仰者等同胞的时候，即便没有了阶级斗争的热情，却也毫无罪恶之感。他们有恃无恐地恐吓天安门母亲群体，虽然他们自己也有母亲；他们用暴力驱散聚集在一起的汶川大地震中死难孩子的家长，虽然他们自己也有子女。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根本不敢对他们的父母和子女坦承。他们不是魔鬼，但他们确实过着一种双重人格的扭曲的生活。他们私下里偶尔会对施暴的对象表示同情，但更多的时候则显露处人性的凶残的一面。

二零零八年“六·四”祭日，那个刚刚对刘晓波施暴的警察头子，转瞬之间却又向刘晓波道歉，并诉苦说：“我也是两头受夹，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啊！”他的道歉，既有向温家宝学习的、作秀的一面，也有真情实感的一面——这确实不是“人”做的工作！在我所接触过的特务当中，也有人用无奈的口吻说：“我们彼此要多理解啊！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坏呀！”很多与此类秘密警察打过交道的朋友都说，特务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是吃警察这碗饭的，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以后你们当权了，不也要用警察来为你们服务吗？”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所拿的工资是纳税人的钱，而不是共产党的党产，他们故意用此种说法来解脱自己。这些价值虚无主义的辩护和解嘲，其实并不能让特务们的内心获得真正的平安，也不能让他们在未来获得一条出路。未来的民主中国，不会是特务和告密者们的“乐土”；特务和告密者们只能因为昔日的若干恶行，而沦为失业者——没有任何一个民主的政府和聪明的雇主，会雇佣此类没有善恶标准和法治观念的“打手”。

共产党并不是一块抽象的招牌。共产党是由一个又一个的邪恶的打手、贪官、酷吏、党棍所组成的。抽象地谴责共产党毫无意义，我们需要将目光对准每一个参与罪恶的特务和告密者。是的，你们无从逃避：那些制造师涛等现代文字狱冤案的警察和司法人员，那些中宣部的新闻检查官，那些在网络上游弋的监视者（“五毛”），那些定期向特务提供情报并炮制出“新青年读书会”冤案的线人……是的，无论是生还是死，无论是老还是少，法律的法庭、道德的法庭和历史的法庭的审判席，都不会让任何一名双手沾满鲜血的罪犯缺席和逃逸。无论你贵为帝王，还是卑若走卒；无论你是口含天宪、杀人如麻的独裁者，还是在“以服从为天职”的教条下对群众开枪的士兵；无论你是像维尔古斯和迈杰希那样的社会名流、高级官员，还是默默无闻、奉命行事的警察、法官及线人——在最后时刻，你都得独自走上法庭，独自面对审判，独自面对媒体报道；然后，回到家中，面对家人谴责的面孔，面对孩子纯真的眼睛。没有人会替你顶罪，你也不可能将罪过推脱给别人，你更不要存有“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

那些习惯黑暗的鼹鼠，最终还得生活在阳光之下。半个多世纪以后，正义的力量对于纳粹逃亡者的追捕仍然在进行之中；二十多年以后，正义力量对前共产党政权的同谋者的清查仍然在进行之中。人们没有那么容易忘记。当然，和解和原谅是必须的，但审判和忏悔同样不可或缺。如果没有对罪恶及其文化土壤的清除，便无法建构起以正义为根基的道德伦理价值来。是的，我坚信：阳光，只有阳光是永恒的。阳光所带来的正义，将充满每一个曾经被邪恶所侵占的黑暗角落。诚如圣经所说：“你口任说恶言，你舌编造诡诈。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馋毁你亲母的儿子。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日定稿

令狐药师

——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贵州瓮安“六•二八”事件之后，中共当局除了以铁腕镇压抗议民众之外，也象征性地惩处地方官员，在一个星期之内相继将四名官员免职，他们是：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政委罗来平，公安局局长申贵荣，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此四人为瓮安县最有权势的官员。为了确保奥运会的顺利召开，以及在奥运会前夕尽力营造“和谐”气氛，一旦出现突发事件，中央不惜拿地方开刀。但是，中央始终没有觉悟到的关键问题是：祸乱的根源其实不在地方，而在中央；不在个别官员，而在政治体制。

四名官员突然被免职，是否“大快人心”呢？然而，他们究竟对此事件负有何种责任，相关报道始终语焉不详。对此，民众是没有“知情权”的，政府有关的“信息”也不会向大家公开。因此，这远远不是民众力量的胜利。其次，继任的公安局长并不是民选的，而是由上级任命的。《新京报》在报道中特别指出，“新任公安局长曾司职国安”，并公布了新任公安局长庞鸿的简历——庞鸿此前为贵州公安厅国内安全保卫总队副总队长，“维稳经验丰富”，“四日，他同时被任命为黔南州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瓮安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此一任命对瓮安的百姓而言，真可谓“前门去狼，后门进虎”。

一个社会吏治之败坏，最后的危险线乃是执法部门的败坏。倘若捕快与盗匪同流合污，倘若负责公共安全的警察成为公共安全的最大危害，则此社会的法治与公义必定荡然无存，法律成为空文与笑柄，民众亦不再以遵纪守法为荣。因此，掌握了巨大的公共权力的警察，如何运用此公共权力，于社会稳定之影响甚大。今日中共的统治危机之一，便体现在暴力机器的高度腐败上。军警宪特，凡是掌握暴力的部门，均是腐败得一塌糊涂的部门。公安部在国务院各部委当中人数最多、权力最大，在每年的人代会上受到的质疑也最多。庞大的警察机构并没有为民众提供有效的社会安全保障，反倒成为制造官民对立的罪魁祸首。

中共一向迷信暴力，企图以暴力维持统治之稳定。然而，警察部门的枉法、腐败、暴力的泛滥，只能短暂地维持表面上的“稳定”，却导致了深层次的不稳定。此次瓮安事件，只是冰山之一角。近期在上海、湖南张家界均发生了普通老百姓以暴易暴，攻击甚至杀戮官员和警察的恶性刑事案件，当事人并非训练有素的“暴徒”，而是一直性格内向、逆来顺受的顺民，连他们也要铤而走险、以死相搏，真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在瓮安事件中，许多中小学生也上街游行并参与焚烧警车和公安局的大楼，可见民众对官僚和警察已经痛恨到何种程度！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不禁感叹说：“瓮安不安，正不压邪。”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政绩不及格，“只能打五十分”。石宗源指出，此次瓮安暴动不是偶然事件，乃是必然事件，“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话虽这样说，中共当局并没有从瓮安事件中深刻吸取教训，进而改进吏治、整顿警务，乃至还政于民。相反，他们反倒认为是地方官员和警察对百姓控制不力，他们自欺欺人地将罪责推诿于“黑恶势力”身上，殊不知中共自身才是中国最大的黑恶势力——人民得救的希望便在于“去中共化”。在瓮安事件中，胡锦涛曾经作了亲笔批示，但胡锦涛的批示内容为何，却不为人所知。从特务头子庞鸿空降瓮安的决策便可以看出，胡锦涛不是下“罪己诏”，乃是大肆启用特务。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中央认为，单单依靠普通的警察已经不足以震慑民众了，必须动用他们手中的杀手锏——那些更加残暴、更加凶狠、也更加精明的“秘密警察”，即所谓的“国保大队”的要员。那么，庞鸿是否能够“不负胡（涛）望”，让瓮安百姓“道路以目”、服服帖帖地继续当奴隶呢？在我看来，这一任命只能是“以油止沸”的愚蠢之举。

跟普通警察相比，秘密警察确实更加凶残蛮横、无法无天。从今日庞鸿的任命可以看出，中共的统治思路乃是明代的一脉相承。有明一朝，历代皇帝均以“恐怖主义”治国，迷信暴力机器的作用，将国家恐怖主义推展到极致，造成了厂卫横行、超越法纪、荼毒百姓、为所欲为的局面。鲁迅概括说，有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明朝的特务系统便不断膨胀，东厂、西厂、内行厂、锦衣卫……次第设立，以特务监视百官、军队和百姓，再以“特务中的特务”监视特务，无穷尽也。历史学家丁易在《明代特务政治》一书中指出：“明代帝王自身就是特务头子，司礼监是这个特务头子的参谋本部，东西厂是和它二位一体，派出去的特务宦官也和它一鼻子出气，锦衣卫又和东西厂分不开，而司礼太监又是全国政治最高指挥者的‘真宰相’，所以明代政治就是这么彻头彻尾地特务化了。”

明朝的皇帝以特务治国，特务却没有让皇帝的江山变成铁打的水桶一般。特务的肆虐，吏治的败坏，致使民不聊生，生不如死。一位名叫马懋才的官员冒死上书说：“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焦枯。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草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易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等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在此情形之下，难民遂揭竿而起，既然“不反死、反亦死”，那么还不如拼死一搏。

明朝的末代皇帝朱由检当政之后，虽然迅速清除了魏忠贤集团，但并不意味着他试图改变特务政治。朱由检诛杀魏忠贤，只是权力之争，而非正邪之别。魏忠贤垮台之后，朱由检任用特务、重用特务，跟前朝皇帝相比，更是变本加厉。《明史•刑法志》记载说：“庄烈帝疑群下，王德掌东厂，以惨刻辅之，（吴）孟明掌卫印，然观望厂意，不敢违。而镇抚梁清宏、乔可用朋比为恶，凡缙绅之门，必有数人来往踪迹。故常晏起早阖，无敢偶语，旗校过门，如被大盗，官为囊橐，均分其利。京城奸细潜入，佣夫贩子，阴为流贼所遣，无一举发。而高门富豪，踞踏无宁居。其徒恣行请托，稍拂其意，飞诬立构，摘竿牍片字，株连至数十人。”朱由检强化特务组织，厉行特务政治，企图以此巩固皇权，没有想到反而使得民心日益流失，流寇日渐坐大，内忧加上外患，终于使得明王朝的社稷为之倾覆。明末嘉兴学者沈起堂拟撰《明书》，谓“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可谓一语中的。然而，朱由检至死不悟，上吊前惟知谴责臣民之不忠，“臣皆亡国之臣，君非亡国之君”。其实，没有亡国之君，哪来亡国之臣！从朱由检到齐奥塞斯库，不都是作茧自缚的标本？

胡锦涛先生思考过朱由检的命运吗？是否以此作为“资治通鉴”呢？如果说明朝亡于厂卫，那么中共将亡于恶警。警察部门的腐败和暴虐，动摇了政府统治合法性的基础。英国专门研究政府特权部门的腐败问题的学者斯蒂芬•莫尔在《权力与腐败》一书中指出，腐败源于权力的垄断和不受监督：“如果民主监督和平衡力量弱，或者缺乏这种力量，掠夺势力就会以大规模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的形式对这一系统进行渗透。随着这种破坏力量的壮大，国家经济进一步削弱，造成腐败盛行，绝大部分人为了生存而被迫采取非法手段。……在公共部门任职的那些人也许会攫取巨额的不义之财，但其他人的生活只会更加艰辛。腐败只对少数自私自利之徒有好处。”我相信，如果继续拒绝政治改革、拒绝民主潮流，即便中共让国安部和国保大队这两支“党卫军”的编制扩编一百倍、预算增加一百倍，即便中共将所有的国安、国保都空降到全国各地担任公安局长，如同火山岩浆一样沸腾的民怨亦不可能中止。

——二零零八年七月七日

令狐药师

● 李鹏是六四血案的刽子手，其家族贪腐众所周知，但其子李小鹏却能官运亨通，调任山西省副省长.据说是其父安排他到地方历练的重要步骤，以让他日后进一步升迁掌握更大的权力。



● 刚任山西副省长的李鹏儿子李小鹏.

在「六四」惨案十九周年祭日前夕，中共悍然宣佈李鹏之子李小鹏由华能集团总经理调任山西副省长、省委常委。据说，这是李鹏安排李小鹏到地方历练的重要步骤，也是胡温与李鹏派系的一次权力交换.因此，李小鹏今后还有可能获得升迁，到中枢主管能源行业.这种肮髒的内幕交易，乃是对「六四」死难者、家属以及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公然羞辱。这一时间精心挑选的任命再次表明，已经退休多年的李鹏在中国政坛上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中共也绝对不可能为「六四」正名。由此可见，中共当局有多么蔑视民意和民情，这艘已经漏洞百出的大船，根本不承认「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李鹏家族是着名贪腐家族

李鹏家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贪腐家族和无耻家族。从李鹏、朱琳夫妇的「身体力行」到他们的子女李小鹏、李小琳的「有其父母必有其子女」，个个都腰缠万贯、珠光宝气。李氏家族霸佔了中国电力系统，恬不知耻地以庞大的国有资产为「家有」。中国电力系统的垄断与腐败臻於极致。前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高严是李鹏一手提拔起来的嫡系，在被调查期间之后，他却能够从容潜逃海外，至今仍然逍遥法外。如果不是得到了李鹏的帮助，高严岂能逃避法律的惩罚？事发之后，李鹏却轻松地与之撇清了关系.

李鹏是中共建政以来民众最厌恶的、也是最无能的总理，他的双手沾满了天安门惨案中无数学生和市民的鲜血；李鹏一意孤行启动三峡工程，贻害万代，却钳制人口，不允许对此问题作公开讨论和批评.李鹏的子女个个都是无能狂傲之辈，却凭藉父辈的余荫，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们还要得意到几时呢？



● 深圳警方将妓女嫖客公开示众，舆论哗然。

这是一个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举国震惊的「彭水诗案」（编按：二○○六年八月重庆彭水县教委人事科员秦中飞因写了首针砭时弊的打油诗，用手机传送出去，被当局指诽谤县委书记和县长而被刑拘。后在舆论压力下获释）的始作俑者、彭水原县委书记蓝庆华，在二○○六年十二月被免职之后，却又在二○○七年二月十四日被任命为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完成了地方官员非常难以实现的由「正处」到「副厅」的提拔。而另一名责任人、县长周伟，则在差不多同时「当选」为本地兼职的县委副书记。

「彭水诗案」这一当代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发生之后，在海内外舆论的压力之下，重庆市有关部门被迫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在公佈的调查报告中认定，这是一起政法部门不依法办案，党政领导非法干预司法的案件，最初司法机关介入，源於党政领导指示，对嫌疑人的处理，迎合党政领导意志。对於此案，重庆市人大代表孙健提交进行行政问责、并设置相应预防措施的提案。指出如此重大违宪和侵犯人权的事件，一定要进行行政问责，要对相关官员违法、违纪行为追究，而不是异地调动或者一赔了事。

这份提案的命运当然是被束之高阁.不仅如此，重庆当局竟然？定：该案的两名当事人，一名获得了升迁，一名继续在原地为官。这一？定深切地表明，中共的干部制度乃是专门选拔下流人的，因为惟有下流人才会只顾利益、不问是非地为上级服务，惟有下流人才能自觉地充当专制制度坚实的根基。

从中央到地方，从李小鹏到蓝庆华，中国处处都是下流人迅速窜升的格局。在中共特有的制度文化中，下级从来只对上级负责，民意从来受到官府的蔑视。上下级之间的主奴关系，向来根深柢固，在毛泽东时代，从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到「十大元帅」，哪个不是毛泽东的家奴！哪个敢说自己有「思想之自由、人格之尊严」？在严酷的现代奴隶制度之下，奴才对主子忠心耿耿，主子才会对奴才体恤有加，哪里会顾忌民间舆论滔天！

贾庆林丑闻缠身却青云直上

中共的干部选拔制度，似乎特意要与民心、民意为敌：屈指可数的那几名获得民众的美誉的「青天」，从焦裕禄到孔繁森，无不是在生前饱受排挤与打压，在死后才不由自主地成为党的宣传工具和符号；而那些民愤极大的腐败官僚和酷吏，却往往能够青云直上、飞黄腾达.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便是贵为当今第四号人物的政协主席、政治局常委贾庆林。一直以来，贾庆林以丑闻缠身、粗鲁无文而着称，不折不扣地是一名「下流人」。其担任福建省委书记期间，与「天字第一号」的赖昌星走私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妻是主管福建外贸的高官，不可能对赖的生意一无所知。赖昌星逃亡加拿大之后，屡屡曝出第一手材料，证实贾庆林及其妻子、秘书之贪渎是无可推诿的。谁知，贾庆林不仅没有受到查处，反倒节节高升，最终拥有「议长」之尊，代表中国「民意机构」（下院）的负责人，在国际舞台上招摇亮相。

近日，贾庆林的前秘书、北京海淀区前区长以受贿一千六百多万元的罪名出庭受审。周良洛在海淀区这个中国的「矽谷」任职期间，曾经提出「上风上水上海淀，融智融商融天下」的经营概念。周氏名言已经被坊间改成了一句反讽的打油诗｜｜「上风上水上海淀，人落马落周良洛」。周良洛是落马了，却闭口不提老闆贾庆林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於是，躲在周良洛幕后的贾庆林纹丝不动。贾外表憨厚，却是自我保护的高手。由此可见，中共的反腐败仅仅是蜻蜓点水、点到为止而已，从来都「刑不上政治局常委」。

中共吏治之坏超过历朝历代

近年来，中共吏治之败坏，远远超过了中国古今的历朝历代。今天的人们常常非议明代政治紊乱、弊病横生，殊不知明代犹有大学士张居正设置的「考成法」，此制度让地方官吏不至於过度胡作非为。张居正说过：「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他所创制的考成法其实简单异常：他命令各衙门分置三本帐薄，一本记载一切发文、收文、章程、计画，这是底册。在这许多项目之中，把例行公事剔除在外，再同样造成两本帐薄，一本送中央各科备註，实行一件，註销一件，如果有积久而尚未实行，即由该科具奏候旨；另一本送内阁查考。这样，对於地方官员的政绩和作为，中央大都能够掌握。地方官员的懒惰、失误和虐民，均纳入其升迁考核成绩之中。

如果没有这套考成制度，官员的升迁罢黜便失去了依据，从而完全凭藉上级的好恶，以及下级对上级的逢迎和贿赂程度。学者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中总结说：「居正的综核名实，完成万历初年之治，最得力的还是这三本帐薄。」正是有了这套分别贤愚善恶的档案制度，明代虽然屡屡出现昏君和奸宦，却未能动摇国体，明朝得以维持了近三百年的统治，而没有成为像秦、隋那样的短命王朝。

今日中共吏治之败坏，远胜於明朝。组织、监察、纪检、审计、反贪等机构，越来越庞大，却越来越无能。中共对权力的垄断，已经与蓬勃生长的民间社会形成了无比尖锐的对立。每一次类似於「彭水诗案」、「妓女公处」（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深圳警方召开公处大会，将一众妓女嫖客公开示众羞辱，引发舆论批评践踏人权。）等事件的发生，中共当局的处理方式，必然与民间舆论背道而驰.一次次肆无忌惮地伤害与侵犯民间舆论，也就等於是中共让自身威严扫地，不啻於自掘坟墓。贾庆林、李小鹏、蓝庆华等人，固然因咎得福，固然会对提拔他们的恩主感激涕零，从此更加卖力地帮助当局残民虐民，但中共的合法性基础却由此被严重削弱。

日前，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宣称，中国不搞三权分立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中共既拒绝向西方学习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又不愿到中国的历史中去寻求有益的「资治通鉴」，仅仅依赖一套专门提拔下流人的干部制度，其统治究竟可以维持多久呢？

二○○八年六月十八日定稿

令狐药师

——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看了杨澜女士在《南方周末》上的访谈，我有一种突然在一盘美味的菜肴中吃到苍蝇的恶心的感觉。杨澜侃侃而谈，逻辑缜密，言辞锋锐。我不禁感叹：这位曾经风度优雅的女子，何时变得居然可以将假话说得如此义正词严？在此之前，杨澜是我颇为看好的中国的电视主持人之一。几年前，我在接受《新周刊》访谈时，还赞扬说，杨澜是中国大陆为数不多的、有一定的“文化感觉”的女性电视主持人。然而，纵观她此次在吴征假学历事件中的激烈反应，我不得不将“骄狂”这个词语与之联系在一起。

杨澜是名人，经营媒体，有话语权；杨澜又是商人，坐拥金山，有“会当凌绝顶”的良好感觉。长期与权贵为伍，她也成为权贵的一员，在中国当权贵可以享受“法外之民”的待遇。因此，浸淫其中的杨女士早已不能接受任何批评意见了。对于公众对吴征假学历的揭露，她一言以蔽之，统统称之为“有商业用意的、有组织的攻击”、是“匿名”的“栽赃”。然而，这样的反击毫无根据。据我个人有限的阅读，在媒体上对吴征事件发表署名文章的作者有：身在美国的曹长青和方舟子、在加拿大的赵平波、吴征的同学潘天舒以及我本人等等。在方舟子、曹长青、赵平波、余杰、潘天舒等有名有姓的人对吴征及杨澜的批评文章发表之后，杨澜依然辱骂批评者都是不敢署名的“懦夫”。我真不明白，她为什么对如此众多“坐不改姓、站不改名”的人士视而不见？难道仅仅因为“救夫心切”，就可以颠倒黑白吗？

至于“有组织的攻击”的说法，正如美国多维新闻网所指出的那样，经过深入的调查采访，“至今没有查出吴征杨澜声称的蓄意攻击的‘组织背景’，反而发现网友提出的许多疑问是符合事实、批评是合理的”。就我个人来说，我不仅与其他诸位批评者素不相识，而且与其中某些人士在基本价值立场上完全对立（如方舟子）。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究竟谁有这样大的能力，将这些经历、立场都迥然不同的人物“组织”在一起？我对吴征的批评，完全是出于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信用”和“契约”的重视，我不能容忍破坏社会信用和契约的人继续逍遥下去。就我本人而言，没有任何人有本事“动员”和“组织”我去做那些我不喜欢做的事情。

此次事件的焦点是吴征“巴灵顿大学”之“假学历”。杨澜在访谈中不得不承认：“吴征已经知道它是没有被教育部门认可的。但是，他是本着学习精神，也是为了加强在商业方面的系统训练，因此他还是会有一批指导的书籍要看，辅导老师跟他有电话、传真的沟通，他觉得对他的业务还是有帮助的，所以他就读了。”这种看似有理的解释，其实是站不住脚的：所谓的“巴灵顿大学”，是仅有几名工作人员维护的小小网站，哪里有什么受过严格训练的“导师”？更何况，博士学业岂能是通通电话、发发传真就能完成的？真个是“假做真时真亦假”！正如《南方周末》记者李玉霄质疑的那样：既然获取这个中、美教育部门都不认可的学位，目的仅仅在于“督促自己学习有关专业知识”，那又何必显目地列在个人简历之中呢？

在这篇访谈中，杨澜多次指出批评者有商业目的、个人泄私愤等“可耻的动机”。在我看来，猜测对方的“动机”如何如何，是一种专制时代遗留下来的“诛心之论”。作为被批评者，最重要的一点，是判断批评者所批评的内容是否属实。如果批评的内容不实，可就其不实部分反驳之；如果所批评的内容属实，就应当正视现实、乖乖认错和道歉。一味地猜测对方的动机，只会让本人陷于更加被动的局面之中。聪明如杨澜者，似乎不应该犯这样低级的逻辑错误。

在整篇访谈中最让我愤怒的地方，是杨澜告诉记者说，她虽然无法具体说出那些“邪恶的人物”究竟是谁，但“这些人可以联络到海外一些反动人士，后者已经以真实姓名参与了”。在这里，“美丽动人”的杨澜，张出了如老虎一般的“血盆大口”——请原谅我把这样不堪的词语，加诸于一位曾充当中国申奥的“形象大使”的美丽女性身上。本来我是一名“女性崇拜者”，却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女性的心灵，居然可以狭隘和阴暗到如此地步！

人人都知道，在今天的中国，将某某人定义为“反动分子”意味着什么——在反右时代、在文革时代，“反动分子”惟一的命运就是被投入监狱乃至迫害致死。杨澜女士用“反动分子”这顶帽子来定义其夫君的批评者们，她下的是一着险棋，却是一着有可能将对方置于死地的险棋。杨澜所说的“反动分子”，可能暗指八十年代末去海外的何频、曹长青等人。何频是多维新闻网的主编，曹长青对吴征杨澜事件的调查采访是多维新闻网委托进行的。曹长青是一位独立作家，八十年代在国内便是深受公众敬重的新闻记者。曹具有认真、深入、负责地调查采访的新闻专业素养，他与吴杨从末谋面，也无个人恩怨，更没有利益冲突。我阅读过曹长青的一系列调查文字，其内容之广泛、材料之翔实、推理之清晰、观点之可靠，无不让我肃然起敬。以“反动分子”来扣对方的帽子，杨澜的此种做法已经涉嫌损害批评者的名誉权了。从现代法律的角度来看，既然今天中国的刑法中已取消了“反革命罪”，那么“反动分子”一说又从何谈起呢？曹长青和何频虽然身在海外，但迄今为止，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被中国的任何一条法律和任何一个法院定为有罪。他们当然享有批评包括吴征和杨澜在内的所有公众人物、以及党政高官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天赋人权”，又岂是杨澜一人所能剥夺的？

杨澜以“反动人士”的大帽子来扼杀批评的声音，其用心之险恶远远超乎我的想像。这位母亲刚刚还在温情脉脉地谈论两个可爱的孩子，转眼之间便露出“借刀杀人”的狰狞嘴脸来，其变脸又是何其快也。杨女士有没有想过，那些被她戴上“反动分子”帽子的人，也是孩子的父亲和母亲？你可以不接受对方的批评，也可以将此类批评理解为“人身攻击”，并采取法律手段来捍卫你和丈夫的名誉，但你千不该、万不该以“反动人士”的说法来钳制舆论、妖魔化对手。幸亏现在的中国不是“反右”或“文革”时代的中国，否则，那些批评过吴征、杨澜的人，真的就可能被当局打入十八层地狱，小命难保了。幸亏中国已经走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不会像那些血雨腥风的年代那样，随时随地便宣布某人某人是“反动分子”了。

这个时代只有“犯罪分子”，而没有“反动分子”。即便选择作为政府的反对派，也是公民应有的权利，而非一种耻辱、一种被归入“坏人”行列的标签。以“反动分子”的帽子来打击对手的做法，正是一种典型的“文革”思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杨女士，仍然被“文革”思维所笼罩，这也正说明“文革”虽然结束三十年了，但其文化已深入到千千万万中国人的骨髓和血脉之中，任何一个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都不例外。杨女士救夫心切，固然可以理解；但正如何频所说：“比吴先生和杨女士个人尊严和荣誉更重要的是，公众人物必须被舆论所监督。能够面对公众监督是公众人物的基本素养。吴先生和杨女士作为媒体中人，应比其他公众人物更懂得这一点常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吴杨两位媒体工作者，偏偏就是不懂这一最简单的常识。杨澜的这篇访谈，把一次真诚道歉和深切忏悔的机会，转变成一场指鹿为马、暗藏杀机的闹剧，可谓自毁形象。

媒体老板没有公信力，自然会影响媒体的公信力。但在中国当下的环境中，媒体是否具有公信力和公共人物是否拥有公信力，似乎并不重要；像杨澜和吴征这样的“大人物”，他们看重的是一定要有“更大的人物”作为后台老板。如果后台够硬的话，即便是民意滔滔、千夫所指，他们照样可以置之不理、死不认错，歌照唱，舞照跳。而他们掌控媒体且富可敌国，自然有机会去报复那些说真话的批评者——就在我写作本文之前几天，接到了一位记者的电话，对方声称是阳光卫视的记者，希望为我做一期“人生在线”的专访。我担心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因为我估计阳光卫视的拥有者，不会有如此善待批评者的雅量。于是，我老老实实地将已经发表的批评吴征的文章发给对方。果然，不出我所料，第二天，对方便抱歉地回话说，“上面”命令将该采访计划取消。这一事实印证了我的看法：“阳光卫视”其实徒有虚名——在“阳光卫视”之中，哪里有半点的“阳光”呢？


——二零零四年冬初稿，二零零八年夏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