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

令狐药师

----读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我少年时代最为心仪的“台湾文坛三杰”，而今已经是“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柏杨的逝世象征着一个悲情时代的终结，李敖的堕落让人叹息“从英雄到流氓只有一步之遥”，而只有龙应台继续笔耕不已，其批判视野遍及两岸三地，许多观点引发激烈争论。在马英九当选新一任中华民国总统之后，坊间一度传出与马英九关系密切的龙应台可能会“入阁”出任文建会主委的消息，后来这一猜测没有成为事实。龙应台继续保持其独立知识分子的超然身份。

长期以来，批评港台从不留情面的龙应台，对大陆事务始终发言谨慎。二零零四年初，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时，龙应台在香港城市大学做访问学者，恰好有一次应中大的邀请来演讲。于是，我当面置疑她说，为何回避对大陆现状的批评？我期望她能对包括中共在内的一切独裁政权展开批判，而不是在面对大陆时，仅仅不疼不痒地说说“上海男人”这样的话题。

那一次思想交锋，是友好而愉快的。虽然主持人试图跳过我的问题，但龙应台大方地作了回应。第二天，我们又在中大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有过一次长谈。不久之后，龙应台应湖南卫视之邀，到大陆讨论城市文化的话题。该节目所选择的城市之一，便是我的老家成都。我推荐她与成都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王怡会面，她也向电视台提出邀请王怡作为对话嘉宾，谁知成都市宣传部严禁王怡“上镜”，让她感到无奈与愤怒。龙应台私下里与王怡在大慈寺的茶馆中有过一次长谈，亦由此知晓了成都旧城改造的种种黑幕，并非节目中那些官员说所的“凯歌高奏”。这些经历，让龙应台对大陆社会的真相有了更多的体认，她终于对两岸问题和大陆问题中最“敏感”的部分发言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些文章同步发表在港台新马的中文媒体以及欧美的中文网站上，当即产生了新一轮的“野火效应”。后来，这些文字汇集成《请用文明来说服我》一书。

在这本书中，我最欣赏的有三篇文章。第一篇是二零零四年的台湾大选之后发表的《为台湾的民主辩护》，龙应台在此明确指出，中共的武力恐吓乃是对台湾民主的最大威胁。第二篇是同年六月发表的《谁，不是天安门母亲？——献给丁子霖》，这篇文章以一名母亲的身份，表达了对那些十五年前被杀害的孩子的悼念。第三篇是二零零五年《中国青年报》之“冰点”周刊被封杀之后发表的《胡锦涛，请用文明说服我》，该文直言不讳地谴责以胡锦涛为党魁的中共政权“把真理当谎言，把谎言当真理，而且把这样的颠倒制度化”。这三篇文章，掷地有声、环环相扣，很快便脍炙人口、洛阳纸贵；这三篇文章是龙应台直接批判中共专制制度的战斗檄文，也是她对两岸关系症结的深刻透视；这三篇文章使龙应台无愧于“大中华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堪称三十年之后重新燃起的一把“野火”，这“野火”从宝岛烧到大陆，能否带来“冰点”的“解冻”呢？

在台湾的政治谱系中，龙应台比较偏蓝，在马英九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她曾出任文化局长；她不喜欢民进党官僚的暴发户面目，对陈水扁以下的各色人等严词批评。但是，在面对中共对台湾的打压和妖魔化的时候，在中共嘲讽台湾的选举是“一个笑话”的时候，龙应台挺身而出为台湾的民主辩护，并骄傲地以台湾人自居。二零零四年的台湾大选，胜出者虽然是龙应台厌恶的陈水扁，但她仍然充分肯定台湾的民主成就——这就是民主制度下的选举，当选的不一定是你喜欢的人物。有人因为不喜欢陈水扁而否定台湾选举的意义，于是龙应台在《为台湾的民主辩护》一文指出，民主已经成为台湾的核心价值和生活方式，台湾的民主需要善意的批评，需要逐步的改进，需要鼓励，需要肯定，“华人世界，请你拍拍台湾人的肩膀，给他一点默默的温暖，同时，深思你自己的处境，让我们彼此扶持。”

龙应台并不回避台湾社会所面临的各种严峻问题，台湾当然有台湾的问题，但台湾的问题与大陆的问题相比，性质完全不同。台湾的当务之急是深化和巩固民主制度，大陆的当务之急则是废除中共一党独裁。即便是许多台湾人不堪回首的蒋氏当国的威权统治时期，也比今天中共的后极权主义要文明和温和得多。不可否认，当下台湾最严重的问题乃是民粹主义泛滥，缺乏一个成熟、理性、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但是，台湾的民粹主义又是大陆的民族主义的“寄生虫”，如果大陆是一个民主政权，大陆的当政者和民众均以宽容、仁爱、平等的态度对待台湾的政府和人民，承认台湾人民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那么台湾的民粹主义焉能坐大？换言之，台湾的民粹和悲情，乃是中共蛮不讲理的打压给逼出来的。中共口口声声说“相信台湾同胞的爱国之心”，却在国际上处处矮化台湾，不给台湾留一点空间和尊严。台湾连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利都被中共剥夺，导致萨斯期间遭受疫魔之重创。如果设身处地站在台湾人的位置上思考，谁能无动于衷呢？

因此，龙应台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指责陈水扁玩弄民粹的同时，我们可能不该忘记了根本的问题所在：中国本身的极权统治、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和国际压迫，是台湾人真正的痛苦来源。……因为中共的威胁，实实在在，就在眼前。”由此，她得出如下结论：“使我被陈水扁成功‘绑架’的，是中国集权政体对台湾民主的威胁。”此分析宛如金针点穴，使人们在观察两岸三地政治生态的时候豁然开朗。香港回归十年，自由被侵蚀，法治遭践踏，普选更是遥遥无期，一国两制宛若泡影。台湾岂能接受此种非驴非马的“香港模式”？其实，龙应台所指出的是最简单不过的常识：拒绝中共对台湾的招安，方可捍卫台湾的民主成就；一旦回到中共的治下，台湾的民主将荡然无存。连战、宋楚瑜等无耻政客，为了个人的功名，却罔顾此种常识，不惜出卖台湾人民的基本权益，跑到大陆去对独裁政权顶礼膜拜。他们最终被台湾民众所抛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台湾已经是民主制度，而大陆仍然是专制制度。台湾的民主之火，任何人都无法熄灭之；而大陆的民主之火，仍然还是被冷冻在冰层之下的“地火”。海峡两岸的“政治文明”，存在“冰火两重天”之差异，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拿《为台湾的民主辩护》一文作为镜鉴，诸多关于两岸问题的看法，顿时显现出似是而非、逻辑混乱的本质来，如“民主导致动乱、独裁维持稳定”、“台湾的蓝绿对峙、议会打架，表明东方文化与民主制度不融合”、“两岸互相敌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制造的削弱中国的阴谋”等看法，全都不攻自破、原形毕露。龙应台没有回避“暴君正握着发射飞弹的遥控器”的事实，正如王怡在《台湾民主成就和它的困境——接着龙应台的话茬》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台湾民主今天面临的第一个困境，是大陆民主化之前共产党不会放弃台湾，不会放弃没落中的国家逻辑。”但我比王怡更为乐观，我认为台湾不必对“中国崛起”而望洋兴叹，台湾有自己的力量来“以小搏大”，那就是：以民主宪政之成就、以自由社会之优势，对抗中共的一党独裁、贪污腐败，未尝不能二两拨千斤，赢得大陆民众的敬重和全世界的支持。

《谁，不是天安门母亲——献给丁子霖》是龙应台的文章中最让我感动的一篇。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海内外出现了一个分享中国“经济奇迹”的既得利益群体。对这个群体来说，“六?四”是一个负面价值。“如果当年他们得势了，哪会有今天中国的繁荣富强？”这是这个既得利益群体的口头禅。当越来越多的人回避“六?四”、耻于谈及“六?四”的时候，当十多万拿着“六?四”绿卡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心安理得地否定“六?四”的时候，当昔日的学生领袖回国参与中共当局的网络封锁工程的时候，当中共依然强硬与强大、“六?四”的正名依然遥遥无期的时候，龙应台却站了出来，与那些孤独的天安门母亲站在一起，与那些无辜死难的孩子站在一起。此时此刻撰文谈“六?四”，不可能赢得多少掌声，也不可能分享其光荣与利益；但正是在此时此刻撰文谈“六?四”，才更加彰显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嶙峋风骨。

十多年来，中共让“六?四”在中国大陆成为一个普通人噤若寒蝉的话题，让“六?四”从公共生活中完全消失了。但这是否意味着当局的胜利呢？龙应台指出：“‘六?四’屠杀代表权力的野蛮、理性的丧失、人性的沉沦，只要一天不平反，它就一天可刻在北京政府的额头上。……‘六?四’平反不平反是一个良心的测谎器、道德的试金石，更是两岸政治和解路上一块触目的绊脚石。”龙应台以台湾“二?二八”事件的痛史表明：“掩盖伤口所引起的最后的全身败坏，我们是有目共睹的。”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龙应台不仅是一位理性澄明、思想深刻的知识分子，更是一名感情细腻、充满爱与悲悯之心的母亲，她的文章是写给母亲的，也是写给孩子的，母亲和孩子，是她最重要的两类读者。她动情地写道：“我们已经惭愧地苟活；对于那些在各个角落里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权力粗暴、创造心灵自由的人，孩子，我更觉得彻底地谦卑。为了你，孩子，不会有一天上了街就被逮捕或失踪，我不得不尽一切的努力，防止国家变成杀人机器，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告诉我，谁，不是‘天安门母亲’？”

最优秀的批评家，绝对不是那种仅仅局限于批评“无物之阵”的批评家。“不点名”是许多作者“自保”的底线，尤其是不能点出最高统治者的名字。换言之，可以笼统地、含糊地批评谁也不用负责的“中国共产党”或者“专制制度”，却不能点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们的名字来，特别是作为“今上”的胡锦涛。然而，龙应台毕竟还是龙应台，她没有辜负大陆独立知识分子群体的期许，在《请用文明说服我》一文中，她直接点出了那个潜在的“读者”的名字——“胡锦涛”。胡锦涛出身共青团系统，《中国青年报》是共青团的机关报，所以“冰点”事件必定经过胡锦涛的首肯。以“冰点”事件为标志，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进入了一个肃杀的、漫长的冬季，海内外对“胡温新政”的幻想亦由此而破灭。在这中国政治走在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龙应台将“野火”烧到了北京，让“野火”去融化“冰点”。当海外名流争先恐后地向胡锦涛献媚的时候，龙应台如此写道：“‘胡锦涛’三个字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历史里，仍代表一种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专制集权；在追求平等的大趋势里，它严重的贫富不均。”胡锦涛及其代表的党，终将被自己打垮：“它拥抱神话，创造假象，恐惧真相。他最怕的，显然是它自己”。

显然，胡锦涛是不敢公开回应龙应台的喊话的，更不用说用文明来说服龙应台了。同时，龙应台那充满了理性与情感的、文明的劝说，亦不可能打动胡锦涛的“石头心”，因为“胡锦涛”这个符号已经成为盘根错节、牢牢扭结的中国特权阶层的象征。这个阶层只在乎手中的权力和眼前的利益，而对文明、民意以及历史的评价丝毫不感兴趣。那么，龙应台的文章难道是鸡蛋碰石头、毫无果效？事实上，龙应台的文章并没有随风而逝，并不是文人的自言自语，它巧妙地将大陆内部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问题，转化为两岸关系的问题，从而形成了对傲慢的中国当权者的巨大压力，最终成为促使“冰点”复刊的重要因素——在中宣部口衔天宪、为所欲为的历史上，“收回成命”还是第一次。

当年，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台湾自由主义的先驱者殷海光在给学生的一封信中说：“书生处此乱世，实为不易，像我这样与众不同的人，生存当然更为困难，往后的岁月，可能苦难更多。自由和真理及正义的追求，是要付出代价的。”是的，坚持真理、坚持独立，必然要付出“四面受敌”的代价。正如以丁子霖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不仅受到中共的打压，而且受到海内外激进的反对派势力以及政治野心家的恶毒攻击一样，龙应台勇敢地批判中共对台湾的“文攻武卫”，以及共产党的专制、暴虐与愚蠢，固然不必付出坐牢下狱的代价，却要付出被中共当局封杀、与大陆迷狂的愤青们为敌、乃至“千夫所指”的代价——极为吊诡的是，在台湾岛内，老左派、新左派与台独人士，如属于前者的陈映真、赵刚以及属于后者的林佛儿，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针锋相对，惟独在批判龙应台的时候却结成了“统一战线”。

如今，在民主化的道路上，政权已经实现了第二次轮替的台湾已然“起死回生”，一党独裁仍然蛮横暴虐的中国大陆尚且“病入膏肓”。大陆的民主化任重道远，海内外知识分子的参与不可或缺。像龙应台这样既有国际视野又有中国情结、既有民主理念又有行政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够将批判的重心转移到中国大陆，必定可以提供若干富于刺激性的思路与建议。《请用文明说服我》便是这样一本值得大陆知识界重视的著作。由此可见，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也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中来——如果你有足够的良知、韧性和勇气的话。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令狐药师

世界公园划为访民专用区

日前，香港传媒报道了中国当局即将调整「上访」政策：在奥运日渐迫近之际，北京市继续加大奥运安全防范力度，除近日出台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等安全措施外，为应对各地进京告状的上访请愿者，当局计划改变以往强制遣返的方式，将近郊丰台区的「世界公园」划为全封闭式的访民专用区，并於七月开始将全市的上访者迁入。据悉，此一做法将仿效英国「海德公园」模式，访民可在「世界公园」内举行演讲、抗议及示威等活动，以彰显当局「以人为本」和尊重人权，同时又避免干扰奥运会。

长期以来，由於法治不彰，腐败不止，普通百姓的基本人权缺乏保障，全国各地的冤案错案多如牛毛。这些冤案错案一般都无法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获得公正的解决.於是，各地民众纷纷到京上访，此一「破釜沉舟」之举，来自两千年来中国百姓在万般无奈之下被迫「告御状」的政治传统.多年来，国家信访局、高法、高检、公安部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均成为上访人员比较集中的区域。如果一个有良知的作家要去描述关於中国现实的真相，到这些地方去与访民们推心置腹地谈几天，便可以利用搜集到的资料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来。每一个访民的背后都有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悲惨故事。所以，今天的中国并不缺少作家的想像力，中国社会的黑暗与邪恶，已经超乎了所有人的想像力。

对上访群体的强硬政策

中共当局一直对上访群体採取堵截与遣返的强硬政策，尤其不能让访民出现在一些「面子区域」。为防止大量上访民众前往天安门、中南海、中央领导人住宅、外国驻华使馆区及奥运场馆（俗称「四+一地区」）上访，影响高大全的「国家形象」，中央命令各省派警力到北京，配合北京警方的截访工作。由於上访人群来自全国各地，很多人只能讲方言，北京警察听不懂，沟通和处理都存在一定的困难，所以，地方便不断派警察到北京执行此种特殊任务。中央对此有严格的规定：如果在「四+一地区」出现上访民众，属於哪个省的就追究该省的责任，上访人数也纳入到对官员考核的项目之中。

地方官员将官位看得重於一切，自然不愿因为访民的问题影响到自己的前程。於是，「截访」成为其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各地的「驻京办事处」都会出动大批人员在「四+一地区」堵截访民，然后带回驻京办，遣返回乡.驻京办不仅成为地方官员贿赂上级的渠道，更成为地方当局抓捕和遣返访民的「合法机关」。此前曾经有多家西方媒体披露，在许多省市地区的驻京办之内，设置有可怕的铁笼、地牢等，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前提下，将大量上访人员囚禁多日。被囚禁者在其中过着猪狗不如的黑暗生活，其中被连带拘禁的还有若干未成年人。这些地方比当局昔日为掀起阶级斗争而大肆渲染的西藏关押农奴的地牢以及四川刘文彩地主庄园中的水牢来，更为残酷。

访民在公园内可「抗议示威」

也许，长期的围堵和高压政策并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随着吏治越来越败坏，访民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奥运会开幕在即，上访问题根本无法在奥运会之前给予「彻底解决」。当局遂决定改弦易辙，转而以相对怀柔的方式处理此问题.与大禹治水一样，「疏」优於「堵」也。「世界公园方案」便应运而生了：北京世界公园位於丰台区西南丰葆路，佔地六点七公顷，公园内汇集近五十个国家、一百零九处人文自然景观，大部分景物按一比十的比例进行缩建，是亚洲最大的大比例微缩景观主题公园之一。但是，世界公园在一九九三年正式开园之后，一直经营不善，游客稀少，及至今日，已经接近荒芜。於是，有关部门突然想到，此处可以「废物利用」。据说，在奥运会期间，访民可在世界公园内的指定区域进行演讲、抗议及示威等活动，有关部门还将为其提供食物和饮水。有关人士宣称，如果世界公园真的变成「海德公园」，将是可以载入中国人权白皮书的一个傲人成就。

我和教会的教友曾经到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访村探访，并购置了一些食品、日用品和衣物送给村中的访民。我还听说有韩国的教会长期给上访村送去馒头和稀粥。那里确实是一处「城市里的村庄」，一处被「崛起的中国」遗忘的地方。那里处处是歪歪斜斜的棚户、污水横流的沟渠，苍蝇蚊虫聚集的垃圾堆，以及衣衫褴褛的人群。作为一名陌生的外来客，你一下子便会被人们包围起来，如果你又恰好戴着一副眼镜，人们便很容易将你当作微服私访的「包青天」，充满希望地将他们的各种伸冤材料塞到你手中。这也是我在上访村中的亲身经历，我对这些同胞的悲惨处境无能为力并深感内疚。但是，即便是去上访村探访和赠送食品、日用品及衣物，都是让当局嫉恨的行动。那次我们的行动虽然成功了，但事后许多参与者受到了警告和恐吓。秘密警察们不能理解这种同胞之爱，他们抱着根深蒂固的「阶级斗争」的观念，认为我们「资助访民」的目的是「收买人心」和「搞破坏」。

警察们一般都把守在村落的入口处，他们的职责是拦截那些试图进入上访村中访问的外国记者。他们一看到来了金发碧眼的西洋人，便围上去检查证件，并立即将其带离此区域，所谓「家丑不可外扬」也。以警察的知识结构，他们根本不可能思考此种「家丑」是如何形成的；以警察的职业素养，他们也完全不可能对访民们悲惨的人生经历产生丝毫的怜悯。虽然在奥运会之前，中共当局早已承诺外国记者在中国拥有採访自由，但上访村显然不包括在其中，上访村的村民仍然属於「不可接触的人」，如同印度种姓制度中的「贱民」一般。

纳粹集中营的延续

访民们在上访村中的生活并不安全。当局每年都会发起好几次对上访村的大规模「围剿」。「围剿」一般都发生在两会、国庆这些「喜庆的日子」里.数千名军警和政府工作人员闯入上访村，拆除房屋，关闭水电，驱赶人员.在这些日子里，「几家欢乐几家愁」，访民们被驱赶出临时栖居的「家园」，流落到北京周边和河北的县城及乡村里，等待奴隶主们开完盛大的派对之后，再次返回上访村。所以，坚韧的访民如同野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从缺衣少食、臭气熏天的上访村到绿草如茵、金碧辉煌的世界公园，数千访民的日子彷彿从地狱提升到了天堂。那么，世界公园真的是他们的天堂吗？首先，从上访村迁移到世界公园，访民们有选择的自由吗？如果当局採取强制的方式，将所有访民都像牲口一样驱赶到世界公园，访民的人权与自由何在？即便世界公园里面有吃有喝，但访民到北京上访，显然不是求自己有一碗饭吃，而是各自有具体的诉求，要求冤案的纠正，要求正义的伸张。从上访村到世界公园，只是生活环境的变化，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问题.

其次，如果访民进入了世界公园，他们还可以自由地出来吗？按照中共的统治习惯，这些访民都被视为「不稳定因素」，虽然不能像毛泽东时代消灭地富反坏右那样集体消灭之，但採取此种「集中豢养」的方式，登记造册，严密管理，或许这正是「请君入甕」的阴谋.如果「进得去、出不来」，那么居住其中的访民们岂不成了没有犯罪、没有审判的囚徒，那么世界公园岂不成了纳粹的集中营和苏联的古拉格群岛的延续？

再其次，居住了访民的世界公园既然有志於成为中国版的「海德公园」，是否可以保持「对外开放」的格局，中外记者和各阶层的人士都可以随时到其中观摩、採访，各法律援助组织和慈善机构都可以介入此居住地的建设？如果访民可以独立组建他们的自治组织，该自治组织的权利和诉求是否可以受到当局的尊重？倘若如此，世界公园或许真的可以成为中国民主的试验田，访民们则成为首先享受到民主自由的一群中国人，这也算是对他们早年悲惨遭遇的一种补偿。但是，我对此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抱乐观的期望。在世界公园的访民居住区正式建成之后，我倒是希望有机会去探访.这样的判断是很容易作出的：如果中国普通公民不能进入此处，如果外国记者不能进入此处，那么此处就是一个变相的监狱.

活生生的动物庄园

与其说世界公园有可能成为海德公园，不如说它更像动物庄园.因为它之所以诞生，是为了确保奥运会的举办.换言之，一场体育比赛比千千万万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更重要。访民在这个国度里从来没有被当作公民来对待，在上访村里是如此，在收容站里是如此，在世界公园里也是如此。在这个庞大的帝国中，不仅访民被当作牲口一样驱使，工农大众的命运又能好到哪里去呢？中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动物庄园.英国作家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一书中，早已预见到了共产专制制度下民众的可悲的生存状态.奥威尔在为此书的乌克兰文版所撰写的序言中，生动地描述了创作此篇故事的真正的灵感火花：「我看到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顺着一条小路赶一架很大的马车，那匹马一想转弯，他就用鞭子抽。我突然想到，万一这种牲畜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我们将无力制服它们，而人们使用牲畜在很大程度上就像富人剥削无产者一样。」这一描写正是中国访民和大部分老百姓真实生活的写照。

──二○○八年六月十四日北京家中

令狐药师

不久前，中国某“行为艺术家”在英国一家电视台公开表演吃死婴的“行为艺术”，引发各界人士的讨论和批评。其实，“吃人肉”和“吃粪便”早已是中国前卫艺术圈内众所周知的一条成名捷径。中国人向来不以勇敢著称，中国的行为艺术家却是全世界最勇敢的一群人。对于大部分西方的艺术家而言，不管他们是否信奉基督教，他们都在具有浓厚的宗教信仰的文化传统中成长，他们有所为，也有所不为，他们在突破传统的某一部分的同时，也恪守传统的核心部分，比如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比如对暴力的拒斥等等。中国的“艺术家”们却敢于打破一切“陈规陋习”，并尝试挑战人类的道德伦理和法律的界限，所谓“无信者无畏”也。他们将这种无畏的精神当作艺术“创新”的勇气。这种“勇气”确非一般西方艺术家所能具备的，因此西方人只能在他们面前瞠目结舌、甘拜下风。

二零零零年，一个名叫彭禹的女性“艺术家”创作了一件名叫《人油：幸存者的方式》的“作品”：她将一具死婴的尸体用火烤出油脂来，再通过塑料管将油脂输入另一具死婴的嘴里。这个“作品”极具现场感：肉体被烧烤的气味、流动的油脂以及从容不迫地操作这些程序的“艺术家”，一起形成了惊心动魄的“艺术奇观”。按照这位“充满悲悯之心”的“艺术家”的阐释，这件作品不是表现暴力和残忍，而是表达“对人类自相残杀的批判”。多么深刻的主题啊！但我不知道这位女士是否已经成为母亲或即将成为母亲，如果她有孩子的话，她能用温柔的口吻地告诉她的婴孩说——“妈妈使用跟你差不多大的婴儿的尸体制作过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吗？如果她的孩子知道母亲如此而行，还会尊重这样的母亲吗？

另一名因吃人而闻名的“艺术家”朱昱，则自称为“基督徒”——此种基督徒我还是第一次见识到。我不知道朱先生在悠然自得地吃完人肉之后，如何面对耶稣那充满慈爱与悲悯的眼睛？在面对众人的置疑时，他理直气壮地宣称：“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那就是人为什么不可以食人？有哪一个民族的宗教在教义中规定了不可以食人？又有哪个国家的法律有不可食人的条文？只有道德，而道德是什么呢？道德无非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根据自身所谓人性需要可以随意改变的东西。”他进而认为：“从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只要是非犯罪手段的食人行为是完全不受人类社会中宗教、法律的约束的；现在是我们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志并拿我自己的食人行为来对抗关于不可食人的人类道德观念的时候了。”

这些逻辑混乱的说法让人毛骨悚然。吃人者大言不惭地将自己打扮成“反道德”的英雄，将其创作的“艺术作品”赋予某种不朽的价值。在这类冠冕堂皇的“为艺术而献身”或“艺术高于一切”的说辞背后，是一种不择手段地博取名利的、如狼似虎般的欲望，这种欲望是如此炽热，如同火山岩浆一般在中国的土地上翻涌，吞噬它遇到的所有人。这不是艺术，而是“反艺术”。 就是这样一些披着“艺术家”面具的魔鬼，居然在艺术圈内颇有市场。当“吃人”成为某些人显示其“先锋”姿态的手段时，这些人已经将自己开除出了“人类”的行列。这些让人恐怖和恶心的“艺术”的出现，显示出今天中国的艺术界已不存在任何“底线伦理”和“道德律令”。艺术应当引导人们仰望天空，还是将人拉入粪坑？艺术不应赞美魔鬼，而应荣耀上帝；艺术不应当将人类变得更坏，而应当让人类更向往崇高。从此意义上来说，吃人的行为绝对不是艺术形式之一种。

圣经中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照的。人的身上残留有神性，因此人是万物之灵，人与其他所有动物都不一样，人是不能被屠杀，更不能被同类吃掉。人类的道德伦理和宗教戒律乃是法律产生的根基，人类之所以形成“社会”，正是依赖于道德伦理、宗教戒律和世俗法律体系。某些道德准则确实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和更替，某些道德准则却与人类的存在相始终，比如圣经中的这句话，从亘古到永远，都不会废去。艺术不应当是道德和法律的敌人，艺术应当与道德和法律之间建立起某种和谐的关系来。艺术的本质固然是自由，但艺术仍然有其最后的界限——如圣经中的“十诫”和国际人权公约等，绝对不可以用“艺术”及其他崇高的名义来触犯。倘若失去了这一界限，那么希特勒和毛泽东便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行为艺术家了——他们不仅屠杀了百万千万计的民众，还深刻地改变了民众的审美趣味和心灵结构，哪个行为艺术家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呢？如果失去了这一界限，那么用锤子一连杀死四名同学的云南大学的学生马加爵，也堪称一流的行为艺术家，他有步骤、分阶段地实施屠杀计划，这个计划不也是实施一项行为艺术的漫长过程吗？

当然，更多的中国人参与吃人，不是出于艺术的喜好，而是出于生存的压力。每逢水旱灾难，饥民们便不得不吃人，故“人相食”写满了中国的二十四史。崇祯二年，延安人马懋才在《备陈大饥荒》里，详细记载了当时“人相食”的惨状：“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如果说此种吃人尚出于无奈，那么有计划、有目的的吃人，则充分现实了中国政治及文化的野蛮性。鲁迅说过：“中国的文明不过是阔人安排享用的人肉的宴席”，直到今天，这出“人肉宴席”还在有声有色、源源不断地上演着。统治者坐在上席，艺术家坐在下席，大家一起把酒言欢、杯盘狼藉。

今天，究竟还有谁在“吃人”呢？除了某些洋洋得意的行为艺术家们，官和商，以及他们的帮忙和帮闲们之外，还有很多人都在津津有味地吃人，他们吃人的肉体，也吃人的灵魂。那些山西黑煤窑的老板们在吃人，他们儿女的豪华婚宴堪比海湾石油国家的王室，但每一道菜里都有矿工的血肉；那些修筑豆腐渣工程的建筑商以及他们所贿赂的官员们在吃人，他们从修建校舍的经费中贪污了大部分，孩子们还没有来得及哭泣便被掩埋在废墟之中；那些见死不救的医生们在吃人，他们的眼睛里只有金钱而没有生命的价值，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死神的降临；恐吓地震中遇难孩子的父母的余秋雨和代遇难孩子立言歌颂党恩的王兆山们也在吃人，他们的嘴巴上擦的不是“文化口红”，乃是还在流淌的鲜血。是的，那么多的人都在吃人，那么多的人不以吃人为耻。是的，那多的吃人者没有丝毫的内疚感，而惟有骄傲感。所谓的“行为艺术家”，不过是其中的沧海一粟罢了。这是一个吃人的城市，这是一个吃人的国家。这是一部吃人的历史，这是一种吃人的文化。人肉宴席如流水般绵绵不绝。“人相食”既是中国的历史，也是中国的现实。

人的善良是靠不住的，人的邪恶却极容易被外部因素激发出来。很多人无法相信二十世纪居然发生那么多的大屠杀，纳粹的大屠杀，斯大林的大屠杀，毛泽东的大屠杀，红色高棉的大屠杀，卢旺达的大屠杀，天安门的大屠杀……文明难道只是一层薄薄的面纱吗？文明对人类的制约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一位讲授大屠杀课程的美国学者采取了一种奇特的教学方式：在第一次课上，她让学生思考人们对待街头乞丐的不同态度，观察一些人在遇见乞丐时将视线移开的现象。她试图表达的观点是，大多数违反人性的恐怖事件的根源并不在“外部世界”，他们起源于对陌生人完整人格的否定，以及不承认其他人也是人类的一员。这位学者指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平凡的日常行为和大多数犯罪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超出了我们大多数人的理解。用这样的一种观点去分析中国的“行为艺术家”们，官和商们，以及他们的帮忙和帮闲们，他们何以心安理得地吃人呢？因为他们已经不把被吃者当作同类了。

吃人是中国的象征与现实，从历史一直延续至今，从高等人士贯穿于草根阶级。中国文化中充满了暴力和复仇文化，中国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应当致力于改造此种文化并开启另外一种生存方式。研究暴力与和解问题的英国学者安德鲁·瑞格比在《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一书中写道：“正是这种暴力和复仇的文化，繁衍出了过去的憎恨和冤屈，从这一代传到下一代，根植于家庭、学校、工厂内发生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继续追问下去：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应当增进爱、同情和信任，还是传播仇恨之心、暴戾之气？如今，中国的社会秩序支离破碎，暴力气氛笼罩在城市和乡村。在此严峻时刻，文化艺术应当承担拯救者的责任，而非加剧社会的冲突和堕落。文化艺术应当呼唤健全明朗的人格形态，而非让邪恶渗透进我们的每一个毛孔。让我们将吃人的中国改造为人们彼此相爱的中国。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初稿，威斯康星大学
二零零八年七月八日定稿，北京家中

令狐药师

——读《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的欧洲》

美国著名学者林茨（Juan J. Linz）和斯泰潘（Alfred Stepan）所著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的欧洲》一书，是当前分析该主题的最为全面和深入的著作，也是衡量未来该主题研究的标尺。本书力图同时分析三个地区超过十五个国家的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的问题。作者重新概括了当代非民主政体的主要类型，并探讨了每种类型向民主转型的可行道路和民主巩固所要完成的任务。作者提出了对民主的巩固而言必需的五个场域——公民社会、法治、官僚机构和经济社会。这本著作对于期待民主转型早日到来的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的民主转型何时可以到来？中国在政治转型的过程中是否能够避免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转型之后民主制度如何在中国巩固下来？这些问题全都悬而未决，不禁让真正的爱国者忧心忡忡。

我尤其对书中论述的苏联和东欧的民主转型及巩固有浓厚兴趣。以前，人们在论及苏东剧变的时候，总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性的集团来描述，至多对苏联与东欧诸国的历史传统和专制程度的差异有粗浅的认识。而在该书分析“后共产主义欧洲”的部分中，对东欧各国政治转型之差异的论述，发前人所未见，可谓一针见血，鞭辟入里，发人深省。两位学者提出了“政权瓦解”的概念。所谓“瓦解”，不同于政权被推翻，也不同于通过谈判进行改革和转型的模式。“瓦解”是呆板、僵化、缺乏精英代表的后果，统治者无法抢在危机和变化之前做出即时的决定，故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旧制度瓦解，束手无策。对于前共产党国家而言，“瓦解”更意味着共产党及其“变种”从此彻底出局，在未来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再扮演关键角色。以此概念来审视东欧国家的政治转型，捷克斯洛伐克属于“‘僵滞的’后全能主义瓦解之后的转型”，而匈牙利则属于“始于成熟后全能主义的谈判转型”。表面上看，捷克是东欧地区法律传统最为浓厚的国家之一，还是该地区惟一经历了连续民主的国家以及工业最发达和人口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这些条件都优于匈牙利。但捷克偏偏没有像匈牙利那样通过朝野谈判来实现转型。捷克的旧政权和共产党在十天之间便瓦解了，而匈牙利的旧政权和共产党则保存下来并继续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那么，为何捷克政权会瓦解，而保加利亚政权通过一个调整、镇压和谈判的复杂过程，最终将转型部分地置于其控制之下？

看来，虽然同样是共产党，但邪恶的程度和方式仍然有所不同。两位学者分析说，之所以捷匈两国转型的路向不同，首要原因是两国的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程度的不同以及党内是否存在一个温和的改革派。捷克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程度高于匈牙利，党内不存在温和派力量。一九四八年共产党政变之后，捷克变成了东欧共产党国家中最具有斯大林主义特征的国家，历来比较软弱的天主教也遭受到比在东欧其他国家更为彻底和有效的压制。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运动遭到苏军的镇压之后，捷克共产党内展开了东欧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共产党员清洗运动，那些具有改革思想的共产党员，或者被清洗，或者被迫边缘化并保持沉默。捷克当局对知识界的控制也日趋严密，有观察家指出：“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学生活，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几乎体会不到在波兰、匈牙利或斯洛文尼亚那里通常能感受到的活力、卓越与激情。”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八九年，捷克是一个僵滞的、由内部腐化导致的后全能主义政权。与之相比，匈牙利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便出现了两个党内的改革派，一个是以格罗斯为首的注重经济分权的温和改革派，一个是对法律与政治改革更感兴趣的、由波茨盖领导的改革派。这两个派别互相支持，逐渐削弱了卡达尔的权威并主导了上层变革的方向。

其次，两国在变革前的经济模式不同。捷克在经济上一直坚持计划经济，胡萨克对勃列日涅夫教条全盘认同，从未尝试过任何市场经济的试验。因此，捷克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贸易联系极少，甚少在这方面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与压力。而匈牙利则较早启动了部分的市场经济和准私人财产的试验，新经济机制本身进一步腐蚀了正统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意识形态。在华沙条约国家中，匈牙利最早取消了国家对住房的垄断。私有财产的确立，使得与之适应的新的法律系统呼之欲出。有观察家指出，一九八二年匈牙利的私人财产权改革是一个转折点，经济改革以及新的法律体系创造了一个表达利益的更加多样化与多元化的环境。

第三，两国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自信程度以及宣传教育力度不同，对各自被镇压的民主运动的历史的认识也不同。匈牙利早在七十年代便开始去全能主义化，卡达尔清楚地将自己与前任、斯大林主义的独裁者拉柯西的全能主义野心拉开距离，当时他宣称：“尽管拉科西之流说过，谁不站在我们这边就是反对我们；但是，我们要说，谁不反对我们就是与我们在一起。”由此可见，匈牙利共产党较早地便丧失了对马列主义教条的信仰。党内改革派在破冰之前便推翻官方史料中一九五六年事件为“反革命事件”的定义，公开将其称为“民族起义”。这一态度使得党内改革派赢得了公众舆论和媒体的支持，并在中央委员会中占了绝对的上风。与之相反，捷克共产党领导层虽然也丧失了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的热情，但他们仍然努力营造一种让民众“活在虚伪中”的社会氛围——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哈维尔所说的“水果店门口悬挂的爱国标语”。牛津大学历史学家提摩西?加顿?阿什指出：“忘记过去是所谓的捷克斯洛伐克正常化的关键所在。实际上，捷克斯洛伐克政权曾经对其人民说：忘记一九六八。忘记你们的民主传统。忘记你们曾是享有权利和义务的公民。忘记政治。作为回报，我们给你们舒适的生活……我们并不要求你们相信我们或我们虚幻的意识形态。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只是你们表面的、公开的顺从。”捷克的领导阶层，远不具有领袖的个人魅力，缺乏具有改革意识的理想类型的人才，是一帮十足的急功近利的后全能主义者。加顿?阿什写到：“这个党派无异于掩盖只追求自身利益的联盟，这个国家的政治已经是僵滞的……这个被清洗国的、受惊吓的、腐败的统治机器不再有任何改革的动力。比较年轻的政党领袖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但也只是愤世的嘲笑和私下的批评；而大部分的捷克人不再对党指望什么……我从来没有去过一个对政治（实际上是整个公共生活）如此极端无足轻重的国家。”

第四，两国对是否以及何时开放竞争性政治的认识也不同。匈牙利共产党在波兰圆桌会议完成以及第一个非共产主义政府在波兰组建之前，就开始接受竞争性政治。一九八八年底，匈牙利通过了一项新的关于结社的法律，该法律反过来又为多党体系铺平了道路，这项新的关于结社的法律一通过，三个历史性的政党——独立小农党、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就宣布它们重新恢复活动。在剧变前夕，在日后的议会中赢得议席的六个党中的每一个都已经成形了。同时，匈牙利共产党依靠党内温和派的努力，也赢得了相当的声誉和民众的支持，正如两位学者在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对反对派的软弱的感知以及他们对自身选举前景的评价给了他们信心……正因为如此，他们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接受‘产生不确定结果的确定机制’的原则，这也正是自由民主的核心所在。”换言之，匈牙利共产党的自信来自于较早地接受竞争性的政治。捷克斯洛伐克的强硬政府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它不给改革派的中间分子任何在党—国中的发展空间，越僵化便越没有自信。等到他们意识到必须变革的时刻，却已经丧失了变革的最好时机。当民众涌上街头的时候，共产党早已声名狼藉，无法在一夜之间完成对自身的改造；而反对派虽然拥有哈维尔这样的魅力型领袖，虽然表现得很有道义，却不具有与当政者谈判的能力，事实上，它缺乏用于开展战略和战术谈判所必备的制度组织性。长期以来，捷克的持不同政见者们被迫生活在充满迷雾、冷漠无情、支离破碎的社会中，捷克国安部在为政治局准备的报告中写道：“反社会主义对立派”的中坚力量大约由六十人组成，他们背后约有五百个支持者和合作者。这个可怜的数字确实让人沮丧。“七七宪章”的主要成员之一的扬?乌尔班坦率地指出：“他们的估算是正确的；并且一直是正确的……我们相信这个政权是不可征服的，一直到它自己瓦解了。我们不知道如何把我们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政治反对派。”重建共产党瓦解之后留下的权力废墟，解决宪法与国家结构面临的合法性危机，成为对以哈维尔为首的新政府的重大挑战，其间还付出了联邦破裂、捷克和斯洛伐克各自分离的代价。

正是以上四个方面的原因，使得捷克和匈牙利两国的转型路径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僵化顽固的捷克共产党成了自己的掘墓人，被人民和历史共同唾弃；而洗心革面的匈牙利共产党则完成了脱胎换骨，成为民主社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左翼力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前车之鉴，不可忽略。捷匈两国政治转型的差异以及共产党的不同命运，对中共不会毫无触动。中共是以捷克共产党那样“瓦解”的方式离开历史舞台，还是以匈牙利共产党那样“谈判”的方式回头是岸？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如今，从党魁胡锦涛以下直到乡村党委书记的各级共产党官员，在每日必定念叨三百遍“稳定压倒一切”的紧箍咒，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对未来充满了惶惶不可终日的想象。晚上睡不着觉的，不是异议人士，而是胡锦涛。一名国保大队的秘密警察在恐吓家庭教会的成员的时候，尽管依然蛮横和凶狠，但也自我辩解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是共产党的走狗，我们是在为国家服务，哪个党上台都一样要用我们。”这句话道出了一个难以掩盖的真相：即便是秘密警察，也丧失了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忠诚和信赖。这些迹象表明，中共垄断权力的状况的终结，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时间的早迟的问题。那么，如今的中共当局是否会及时地作出某些善意的努力，以避免瓦解的结局，而依然在未来的民主中国占有一席之地呢？

从以上捷克和匈牙利政治转型的四点差异中可以看出，中共的现状只有在第二点上接近匈牙利而不同于捷克，在其他三个方面则接近捷克而不同于匈牙利。也就是说，中共的结局更有可能是捷共那样“剖腹自杀”，而不是像匈共那样“挥刀自宫”。中国自七十年代末延续至今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仅仅是有限的经济改革，在经济上放弃奄奄一息的计划经济体制，转而部分地实行市场经济并加入到国际贸易体系之中。但是，在其他方面，中共则维持了类似于捷克的“僵滞”状态：首先，在一九八九年血腥镇压了天安门民主运动之后，以赵紫阳为首的开明派彻底出局，中共党内从此不再存在一个能够影响政局的改革派；其次，中共不断地篡改历史，以民族主义取代共产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也竭力让全体国民“生活在虚伪之中”；第三，中共垄断权力，悬空宪法，严酷打压正在成长中的公民社会，拒绝开放报禁和党禁，中共不愿与任何民间力量谈判，民间也难以聚集起可以跟中共谈判的力量来。对于中共而言，这种统治策略在短期之内似乎可以让政权看起来稳如泰山，其实是祸非福，一旦病入膏肓，则药石无效——中共的“软着陆”将成为泡影。

没有谈判对手，也就没有谈判平台；没有谈判平台，未来中共自身的地位也就没有保障。如果此种情形一直继续下去，中国社会将变得越来越畸形化和刚性化，在这个没有柔性和灰色地带的社会里，朝不像朝，野不像野——在朝，没有温和的改革派；在野，则激发出越来越激进的革命派。于是，顽固的党及其主宰的利益共同体，与怨气冲天的底层社会和弱势群体，难以避免地以硬碰硬的方式狭路相逢，终将同归于尽、化为齑粉。难道这就是中共大小官员所喜闻乐见的结局吗？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共党内究竟有没有头脑清醒的人士致力于避免出现此种局面呢？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没有发现这样的蛛丝马迹。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日

北京家中

令狐药师

——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十九年前，荷枪实弹的中共军人对手无寸铁而惟有满腔热血的青年学生开枪扫射，官方媒体将死难者们统统定义为“暴徒”。十九年后，昔日被杀害的孩子们坟头已经青草齐膝，又一群孩子却成了真正的“暴徒”。贵州翁安事变与杨佳上海杀警案，比流光溢彩的奥运会更吸引国人的眼球、更震撼国人的心灵。前者发生在中国最贫穷的西部地区的贵州，后者发生在中国最富裕的东部地区的上海，而性质都惊人地相似：官府滥用暴力，导致民众甚至少年人被迫以暴力抗争。中共不是一直都在宣扬人权就是生存权吗？但如果老百姓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则惟有选择以死相拼，古人说得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由此可见，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清明及民主的实现之间并无直接关系，无论是贫瘠的贵州还是富裕的上海，统治者的邪恶以及维护统治集团“稳定”的警察群体的暴虐，几乎毫无二致。

杨佳杀警，将市民平日望而却步的警局变成了血迹斑斑的屠场。血案发生之后，民与官的评价却有天壤之别。大部分网民誉之为抗暴英雄，认为杨佳的作为与昔日“拿着菜刀闹革命”的中共元帅们异曲同工，结局的不同乃是“成王败寇”之缘故也。网民纷纷呼吁为杨佳聘请最好的律师，为其母亲募捐，如果杨佳被处死，还要为之树碑立传。在网上，很少有人同情被杀的那六名警察，以及负伤的五名警察和保安，甚至有很多人为这些警察被杀害而幸灾乐祸。一边倒的情形是如此触目惊心，以致于某死难警察的遗孀在博客上为死去的丈夫鸣冤。人们如此“赞美”杨佳，因为他所杀的乃是那些“穿着制服的人”，而非普通民众。这一判断表明，人们对现有的处境极端不满，人们将维持秩序的警察当作制造不公义的始作俑者。与汹涌的民意相反，上海市公安局的发言人则故意将杨佳妖魔化，渲染其生长在单亲家庭、性格孤僻内向、没有固定的职业等等，似乎杨佳从本质上便是一个“坏人”。而“自告奋勇”地来充当杨佳律师的那个官府的法律顾问谢先生，则先于法官就宣告了杨佳“必死”的结局，这样的律师究竟是站在控方的立场上，还是站在辩方的立场上呢？确实，在官府中人看来，倘若杨佳不死，便不足以震慑后来者。但是，即便杀了杨佳，便可以终止此种以暴易暴的悲剧吗？

其实，杨佳既非英雄，亦非魔鬼，既非大侠，亦非暴徒；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甚至还是一名传统意义上的“好孩子”。在铤而走险杀人之前，杨佳一直都是一个典型的“顺民”，遵纪守法，热爱运动，有自己的博客，文笔颇佳。有一名网友感叹说，看了杨佳的博客之后，才发现其履历与自己居然如此相似，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杨佳”。北京的一家良知稍存的媒体《新京报》，日前发表了一篇题为《杨佳的一段“非常旅程”》的文章，给公众提供了一个“真实的杨佳”的形象。

这篇报道指出，杨佳很看重规则。小区里的草地被人踩出了一条小路。妈妈要走，他不让。妈妈说，“别人都走”。杨佳回答说：“别人都走你就走啊，怎么这么没素质呢。”旁边的邻居听了之后，觉得小伙子懂事。父亲还记得杨佳小时候的一件事：小学时，杨佳和父亲逛书市，父亲随手扔了烟头，杨佳捡回烟头，说父亲不守公德，容易引发火灾。参加户外活动时，杨佳总能准时到集合地。他是个普通的“驴友”，有一部手台，喜欢挑战体力极限。“驴友”对杨佳的印象是客气收敛。户外穿越时，他会把自己背的水给缺水的“驴友”喝。返程公交车上，他主动给老年人让座。一起爬过香山的“驴友”回忆杨佳，最深的印象是他对人的礼貌中透露出需要被尊重的感觉。记者问到杨佳的父亲，觉不觉得杨佳是个好儿子，他回了一句话：“他绝对是一个既懂事又很有礼貌的孩子，而且很懂理又懂法的人。”他说，每个月给杨佳抚养费六百到八百元，一直给到二零零四年。儿子内向，和他谈心不多。他的现任妻子直到现在仍然认为，杨佳是个老实的孩子。

在披露了这些关于杨佳的生活细节之后，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不禁发出追问：一个老实人为什么杀人？现在，以吴志明为首的上海警方垄断了此案的一切，但吴志明们所公布的信息不足以消除此问题。是的，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一个“好孩子”是如何被“炼”成“暴徒”的？迄今为止，在上海警方公布的若干“真相”当中，偏偏就是不承认警察在此事件中有错或违法，不承认警察曾经以“偷自行车”为名对杨佳施加过暴力。上海警方丝毫没有从此血腥事件中吸取教训，没有谦卑地向公众道歉并整顿警务，却仍然傲慢冷酷、居高临下地发表“一家之言”，拒绝一切质疑和批评，并计划投入重金、增加保安及各种设施以“保护警察的安全”。上海警方从北京将杨佳的母亲带走，非法拘押，至今状况不明。儿子犯法，难道母亲也要受到株连吗？也许正是因为杨佳的母亲知道若干“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内幕，上海警方这才匆匆忙忙地将她与公众和媒体隔绝开来，让其“消音”。另一方面，上海警方又拒绝杨佳父亲为其聘请的北京律师会见杨佳的请求，并拿出杨佳亲笔写下的只接受其母亲聘请的律师的文件。然而，杨佳的母亲已经落入上海警方之手，她如何为儿子请律师呢？上海警方还以“诽谤罪”的罪名逮捕了在网上发布信息的杨佳的朋友，他们的工作效率在这方面倒相当高，偏偏就是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对杨佳的多次投诉不闻不问、敷衍塞责，最后酿成血案。这些举动都显示出上海警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心虚来。如果他们认为这样做便可以成功地恐吓成千上万的网友，让大家心甘情愿地将他们炮制的谎言当作真理来接受，他们就未免太过自信了。上海警方低估了民众的判断力，蔑视了众所周知的常识：如果不是遭遇到巨大的不公，正处于如花似玉好年华的杨佳，为何会不惜以死抗争？颇具法治意识的杨佳当然知道，杀人之后全身而退的希望极其渺茫。然而，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乎？

真相，人们无不渴望真相。公义，人们无不追求公义。在真相不能被公布之前，在公义不能被实现之前，久为苛政所苦的民众，便只能以他们的方式表达爱与憎的立场。为什么人们将杨佳当作“大侠”看待呢？为什么警察在民众心目中臭不可闻呢？如果一个社会的相当一部分成员都有此种判断，这个社会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警察是公权力的代表之一，人民对警察普遍的质疑、反感甚至敌视，显示出公权力已经声名狼藉，公权力不仅不能维护公义，反倒大量地制造着层出不穷的不公义。于是，有人便选择某种极端的方式来自行实现公义——暴力亦成为不可或缺的选项。艾未未在其博客文章中指出：“在全国警察滥用暴力的事件中，这些人都是垃圾一样的货色，依仗着黑暗势力得以满足虚弱卑劣的秉性。只是这次没有人与他们谈价钱了，在个人寻求正义的行为中，这一切都将被摆平。在这里，杨佳去掉的不仅仅是几个与他素不相识，或是对他有所不敬的干警，更是戏弄了一个社会的麻木和不仁不义。在这个世界上，这么些不公和欺凌，无情和不义，显然不会在一天之中被和谐。和谐的社会，必然是每一个人的权益都得到尊严。一个人为歹徒，是以一个社会为代价的缺陷。一个人被残害，最终使每一个人都被审判。”在此意义上，杨佳和六名死难警察都是缺乏柔性的专制制度的牺牲品，同时他们也成为“和谐社会”的最无情的讽刺。

上海是中国的一个最为“国际化”的大城市，也是中国的一个法治最为败坏的大城市。前一个判断很多人都同意，后一个判断一般人都没有深切的体会。如果你是一个来经商的老外，你在上海可以享受到最精美的食物，可以遭遇到最漂亮的女人，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不便的地方，这真是一座适合富人居住的城市！难怪有数十万台湾商人选择定居上海。但是，如果你是一名被强迫拆迁的居民，或者是一名为之提供法律帮助的维权律师，你将活得比在其他任何中国的城市还要艰难。一直受到上海警方暴力对待的维权律师郑恩宠，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说，杨佳事件发生之后，若干老百姓遇到他的时候，都非常解气地询问说：“那些被杀的警察当中，有曾经殴打过你的打手吗？”几年前，我在旅途中经过上海的时候，也“享受”到了上海公安贴身护送乃至恐吓每一个跟我见面的朋友的“优待”。就在我去拜访王元化先生的前夕，他们居然赤裸裸地宣称：“我们不保证你们路上的安全！”以致陪同我前去的一位师长，手书了一份遗书带在身边，申明如发生交通事故，必为秘密警察所为。这样的经历，我在中国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过。可见上海警察飞扬跋扈到了何种地步！此次杨佳手起刀落，连夺六命，必定让这些家伙个个夜不能寐。我也趁此机会警告那些拿着鸡毛当令箭的走狗、穿着制服伤天害理的恶警：不要以为你们垄断了传媒和法律便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你们不及时向人民道歉和赎罪，还有不计其数的杨佳会用你们想象不到的方式向你们索取迟到的正义。

今日之时势，与明末惊人地相似。鲁迅曾经感叹说，民国的时势类似于明末；如果他活到今天的话，他更会感叹说，“人民共和国”比起民国来，更百倍地与明末相像。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的文章，将两个时代相提并论。而无论是昔日的“厂卫”还是今日的“恶警”，都只是政治败坏、价值崩解的表象，但足以征兆一个政权的兴衰存亡。可以说，明朝之亡，不是亡于流寇，也不是亡于满洲，乃是“自杀”。今日之中共，仍然在前车倾覆之处高歌猛进。历史是一门充满智慧的学问，读历史让人意识到人类究竟有多么愚蠢，人类总是在犯同样的错误。上中学的时候，我最喜欢明人张溥之《五人墓碑记》，这是《古文观止》的最后一篇，作者慷慨激昂，读者怒发冲冠，尤其是这段话我简直倒背如流：“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踏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作为复社领袖、明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张溥挥笔为五名奋起抗暴的“引车卖浆者流”作传，其目的乃是“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这五个无名之辈，因张溥的名文而流芳百世；而张溥也因为五人作传而被后人所铭记，此文亦成为张溥千百篇文字中最广为流传的一篇。

明末特务横行，吏治败坏，苛政猛于虎。当魏忠贤派出特务到苏州逮捕名臣周顺昌的时候，人民忍无可忍了。吴肃公之《五人传》记载，自从特务们出京师，一直都很骄横，所到之处，目无法纪，地方长官唯唯诺诺，不敢怠慢。此次苏州民众奋起反抗，出其不意，目空一切特务都惊慌失措地逃走了——“一匿署阁缘桷，桷动惊而堕，念如格杀之。一逾垣仆淖中，蹴一屐，脑裂而毙。其匿厕中翳荆棘者，俱搜得杀之。”另外一支前去逮捕李应升的特务，也遭到了灭顶之灾，据《二申野录》记载：“时至江阴逮御史李应升，开读时亦有垂髫少年十人，各执短棒，直呼入县署，杀逆珰校尉，诸尉踉跄越墙奔窜。一卖蔗童子十余岁，抚髀曰：我恨极矣！遂从一肥尉后，举削蔗刀脔其片肉，掷以饲狗。”此后，这些不可一世的特务们俱魂飞魄散，“闻人声稍厉”，便“股栗求救”。此后，阉党那嚣张的气势顿挫，“缇骑不出国门矣”。可见，再凶恶的特务，也害怕不要命的老百姓；再温顺的老百姓，也有前赴后继地为公义而战的时候。今日之扬佳，与昔日之五人相比，何其相似！今日翁安参与攻打公安局的中小学生，与昔日之卖蔗童子相比，又是何其相似！那个时代根本没有成为遥远的“过去”！上海警察在杨佳案发生之后的一系列表现说明，陈良宇时代的上海与俞正声时代的上海，并没有本质的差异。俞正声本人的家族，在共产党时代家破人亡，那惨痛的经历仍然不足以让他产生改变此种制度的决心。俞正声放任上海警方的恶行，很快他便会尝到放任的苦果。

长在北京的杨佳，千里迢迢跑到上海去杀人，北京和上海的“双城记”再也唱不下去了。北京和上海只是“大中国”的缩影而已。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无数的杨佳正在茁壮成长。胡温诸公，虽然藏身于中南海的高墙之内，虽然有身怀绝技的“中南海保镖”保驾护航，但在面对杨佳以以及千千万万潜在的杨佳的“快刀”的时候，能不感到毛骨悚然吗？胡锦涛对《毛选》忠心耿耿，当然知道《毛选》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而以油灭火，火将燃烧得更旺。胡温有时候喜欢附庸风雅，不时地背诵几句诗词古文，以显示其“深厚”的文化修养。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读过《唐雎不辱使命》一文，他们是否熟悉唐雎与秦王之间的一段对话——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倘若胡温肯屈尊到上海市的看守所中与杨佳来一段对话，我相信必定会与上面的这段对话一样精彩。

杨佳在上海那个派出所中的那个难熬的夜晚，成为他生命的转折点，他从“孩子”变成了“暴徒”。那么，究竟是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是警察和官僚，更是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杨佳案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案件，它背后彰显出了严峻的制度危机。如果没有对权力的分割与制衡，没有自由的媒体和独立的舆论，没有成熟的公民社会和宽松的公共空间，僵硬的权力与蛮横的警察，便可以直接地、肆无忌惮地侵犯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乃至生命安全。中国人早已习惯了忍辱负重，但总归有忍无可忍的那一天。忍无可忍的结果，当然是玉石俱焚。中国人应当早日告别“顺民—难民——暴民”的恶性循环的历史，早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除了民众自身的觉醒与自我教育之外，也需要统治者的“自改革”。冉云飞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杨佳的遭遇值得深加同情，受害受伤之警察亦应获得同情，两方面都是悲剧，但为什么这样的悲剧屡禁不绝，在中国历史上不绝如缕呢？我们要找到根除这种治乱循环、以暴易暴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舍民主自由之制度，则无有他途。”如果我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今日之中国社会，那就是“天怒人怨”。并不愚蠢的胡温，何以纾解日渐郁积的“天怒人怨”呢？杨佳案是否能够成为让胡温等当政诸君“猛回头”的“警世钟”呢？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初稿，二十二日定稿
京东“有光居”

令狐药师

马英九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之后，与国民党之间关系微妙。至今仍然被一帮老政客把持的国民党高层，不满于马英九没有给党更多的官位和权力，而对马英九充满了怨气，自然也不愿认同马英九“全民总统”的理想。

本来，如果马英九“回炉”重任国民党党主席，可以借助总统的职权和威望，进一步促进国民党实现更新与改革，并大量启用年轻一代的新生力量，将国民党打造成一个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选举型政党。国民党的历史上，有过不堪回首的一页，有秘密会社的污点，也有苏俄斯大林主义的症候。如果不能脱胎换骨，百年老店，难有生机。但是，党内传统势力的阻挠，吴伯雄的恋栈，使得马英九难以重新主导党务，只能在总统府中眺望中央党部。

过气政客连战早已被台湾的大部分民众所唾弃，在大陆民众当中的名声也是臭不可闻，但他在国民党高层仍然是“香饽饽”。连战顶“名誉主席”之帽，行“垂帘听政”之实。现任主席吴伯雄则亲连而不亲马，守旧而不维新。倘若国民党是一个实现了民主化的政党，此种怪现状便不可能发生。

于是，连吴遂结成一体，为了维持其权力结构，不惜以共压马。连吴先后赴中国大陆朝圣，以被中共党魁胡锦涛接见为荣，近日又高调宣布受邀到北京参加奥运会，有受宠若惊之叹。

然而，中共并没有尊重台湾的诚意，自作主张地以“中国台北”取代“中华台北”，以此偷梁换柱的小把戏，来矮化台湾和羞辱台湾。连吴虽然是“台湾人”，却有“中国心”；虽然表面上是国民党的领袖，却如同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他们不敢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数千万受中共迫害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鸣不平，更不敢要求中共释放因认同“三民主义”而被捕入狱的大陆“泛蓝联盟”的成员。

连吴将大陆客游台湾当作自己的不朽功勋，甚至亲自出面接待大陆首发团成员。其实，大陆客到台湾旅游，并不是中共给台湾的一项恩赐。如果这也是恩赐的话，昔日蒋经国开放台湾人到大陆旅游及投资，岂不是更大的恩赐？大陆客到台湾旅游，也不是连吴为台湾人争取到的一块肥肉，而是“本应如此”的事实。昔日台湾的崛起，靠的是科技、管理和贸易；今日台湾要重振雄风，依然要靠科技、管理和贸易。难道仅仅依靠几批大陆游客就能振兴台湾经济吗？这种想法简直就是望梅止渴。

连吴以共压马，让马英九也变得身不由己、言不由衷。在“六•四”纪念日的讲话中，马英九的立场比起在野时来有了大幅度倒退，他甚至不惜说出若干谄媚中共的言语来。香港已经被“大红龙”紧紧抓在爪子之中，而台湾也被笼罩在其巨大的羽翼之下。马英九有没有勇气抵御党内的压力，以二两拨千斤的方式，为台湾争取到一片湛蓝的天空？

令狐药师

——点评《荣庆日记》

荣庆，字华卿，号实夫，蒙古正黄旗人，生于咸丰九年（1859），卒于民国六年（1917），终年五十八岁。幼年家境贫寒，读书亦用功，“历应芙蓉、潜溪书院课，亦间列前茅”。光绪五年中举，年仅二十一岁。光绪十二年入翰林院，从此青云直上，做到山东学政。庚子事变后，荣庆辅佐奕？处理善后事务，深得慈禧欣赏。此后，历任军机大臣、学部大臣、协办大学士，成为独当一面的重臣。荣庆亲自经历晚清的时代风暴，且地位显赫，故其日记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比读《清史稿》里的百十个人物传记有趣得多。

先看日记中关于甲午战争的记述。“闻大连城不守，朱军失利，东事日棘，毫无补救，奈何！”“闻旅顺不守，军士良死斗，伤哉！”“闻和约已用御宝，夷情险凶，事变离奇，主弱权分，将骄兵肆，二三忠义，实难挽回，蒿目伤心，坐以待毙，真无可说也。”忧愤之情时时可见，要是在古代，确实是个难得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忠臣，但时代变了，面临二千年罕见之变局，仅有忠心耿耿，忧心如焚，于事无补。在朝廷对日宣战的当天、荣庆对“大张天讨”十分兴奋，“早抄谕旨半开，午读《明纪事》读倭患及援朝两议。”读至此，我有点哭笑不得，作为拥有封建时代最高学历的翰林，聪明也就只能到这样的程度——从明代抗倭的历史中找良策。荣庆不是昏愦、懒惰之人，为朝廷大事也算得上尽心尽责，但他居然对国际国内大事一无所知，他以为今日之日本与明朝时的日本一模一样，哪知道对方已经历了明治维新，武装到了牙齿。他却坚持刻舟求剑，真令人啼笑皆非。荣庆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之一，见识不过尔尔，中国焉能不败？

失败之后，荣庆仍未思索失败的原因。一开始，他在阜成门外散步，“近临河甸，绿树葱茏，葭苇弥漫，令人动出世之想。”这是中国文人的老毛病，一遇挫折，马上成为缩头乌龟，以陶渊明式的人物自居，推卸职责，保全清誉，俨然为终南隐者也。一个月后，却升任内阁侍读学士，乃又有一番感想：“十载清班，愧无报称，得迁西秩，稍与清闲，从此养气读书，藉藏愚拙，亦中心之至愿也。”又是一副洋洋自得的模样，笔端掩盖不住满腔的愉悦。他是聪明人，知道官职的大小与个性的多少成反比，一旦升官，立即意识到要“藉藏愚拙”，这样的人难怪官越当越大。甲午的败迹过去就过去吧，中国人是善忘的。善忘也就意味着将在以前跌倒过的地方第二次、第三次跌倒。

艾森斯塔德在《帝国的政治体制》这部杰作中指出，中国的意识形态往往假定适当的管理行为和取向几乎自动的解决了所有实际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又被想当然地认为将会有助于适当的文化秩序永存不朽。荣庆正是这样的意识形态培养出来的废物。他遍览经书，既能给皇帝宣讲经义，又能用经典来教导诸生，但是不仅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又缺乏处理实际政务的能力。在他地位最高的时期，也就是一九○○年至一九一一年，恰是清朝苟延残喘的十一年，他只是隐约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国事身病纠缠一起”，却对症结所在一无所知，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天下的了解是一团乱麻。南方革命风起云涌，他的日记本该有详细的记载和分析，然而他的心思依然在朝会、典礼、空谈上，皇上或太后赐宴，菜谱如何，赏赐何礼品，倒是记得一丝不苟，偏偏把革命党人忽略了，直到一九一二年方有“孙中山北来晋京”七字。

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官吏的声望来自考试获得的学衔与对文士共享的儒教理想的忠诚。”他进一步论述道：“统治者主要对通过各种礼仪和教育活动维持这些阶层的忠诚感兴趣。主要的强调是依据基本的文化箴言和伦理戒律维系文化行为和文化组织本身。”荣庆正是典型中的典型。他的科举出身、金榜题名以及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教育文化部门任职自然不必说了。更为显赫的是，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后，他充随入地宫大臣，恭点神牌，晋太子少保。能为皇帝、皇太后点主，足已证明他是负有清望的重臣。

荣庆的清望绝非浪得。慈禧奖励他“办事认真”，任仓场侍郎时，杜绝弊端，将按惯例可纳入私囊的公款奖励幕僚和差役，“既不违众矫廉，亦不尽私入己。”任军机大臣时，受贿者如过江之鲫，他总是“璧其贽，拒其请”。他说：“某所以贿我者甚至，坚不为动；某公以纯臣笑我，自问何敢，但书迂耳。”若是国学大师们谈到这样的文字，一定会欢呼雀跃：看！谁说四书五经没有用，它能净化人心，启发天良，今日之高官权贵多读四书五经，岂不全是如荣庆这般的清官？宣统元年，荣庆在病中犹要求自己“勿以久病而自恕，勿以将死而自宽”，有几分孔繁森的味道。

然而，在体制大转型的时刻，道德水准的高低无补于事。我感兴趣的是荣庆与袁世凯的交往。光绪二十五年荣庆任山东学政，不久袁任山东巡抚。荣嫡母病故丁忧回京，袁派队伍护送，荣深为感激，是为两人交往开始。袁世凯是荣庆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人之一，如“西访慰亭兄于贤良寺，久话别来，夜宿公所。”可见两人不是官场泛泛之交。袁居“贤良寺”，此寺名颇值玩味。袁在荣之心目中，亦为一贤良也。后袁、荣均入军机处，共事甚欢，荣对袁乃是倾心相交，以之为支撑清廷的栋梁之才；袁对荣则是利用而已，使期廷中多一为自己说话的人，他并不把这位满口之乎者也的大员放在眼里，玩的是猫捉老鼠的游戏。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荣庆对“袁督鄂”极为赞成。清廷被迫下罪已诏、开党禁、咨询宪法，解散皇族内阁。“袁总理”，荣充顾问大臣。最值得注意的是九月三十日记载，“记慰兄略话别来，忠义之气犹见眉宇，归来五钟后矣。”简直让我笑掉大牙，此乃袁氏乃图穷匕见之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荣庆却还赞他“忠义之气犹见眉宇”——此八字可令一部古文观止黯然失色矣！枉读万卷诗书，诗书都成了猪油，蒙住荣庆的七窍。堂堂顾命大臣，见识不如三岁小儿；位居教育部长，却看不到三步之外要发生的事情，可叹、可悲、可笑！

日记最后提及袁世凯乃是袁之北洋军在前线大捷。“阅昨日报，项城授侯爵。”紧接着袁世凯在民国与清廷之间玩弄权术，以手中之重兵为筹码夺取总统之位。袁指使部下在京城哗变，逼迫清帝退位，“枪声隆隆震耳……暮时凶焰渐炽……亥子之交，枪声到门，火光彻户。”惊惧之下，荣庆避居天津，一生富贵成过眼烟云。此后袁氏在中国政坛上指点江山，把持国柄，恢复帝制以至败亡，日记均只字不提。全记看书写字、饮酒赋诗、观赏园林、听戏访友的日常生活，活像一驼鸟，把头深深地扎到沙丘里去，换取心理上的安定。倒有些诗句略略透露出苦涩的心境，如“卧病苦为无爪蟹，逢人不作附膻蝇”，似乎在说：我被骗得好辛苦！

从荣庆身上，可剖析中国知识谱系的问题。荣庆读书不可谓不勤，品德不可谓不高，《清史稿》称他“持躬谨慎”，亦非虚誉。但他为何落得无所作为、对国计民生“睁眼不见五指”的下场？可见，中国的“知识”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

在中国，官僚与文人是合一的，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说：“中国的官僚一般被看作是更广泛的文士群体的一部分。”艾氏认为，作为精英群体，文士的存在取决于统一帝国理想的保持；其活动与官僚及行政机构密切相关。在荣庆的日记中，我看到了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是上衙门，办公事，应酬师友同僚；另一方面是逛琉璃厂买书，收集字画文物，以风雅自许。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情趣捍卫了他的人格独立，相反，知识并没有被中国古代知识阶层作为维护自身独立身分的资源。归根到底，中国的知识——经史子集，都不具备成为这种资源的条件。知识把知识人演化成统治者十足的驯服工具，很少具有内在的自治或为不同阶层的人服务。

公允地说，荣庆在晚清的官僚中虽然算不上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一流人物，也还是能归入二流人物的行列。比起残暴昏庸的端方、赵尔丰、奕？、铁良诸人来，亦要高明许多。他虽然不是维新改良派，亦不是保守派。他读《国闻报》，与严复交好，日记载：“严幼陵到，送《原富》译本，语多可采。”送族中后辈留学德国，病中服用洋医药。审批贵州学务的报告时，说：“变法不难，而变人心实难。”颇有见地。但是灵光一现，对整个知识谱系的病入膏肓无力回天。荣庆自己也哀叹：“临事苦于识力薄弱，不能力持者实为不少。影衾抱久，愧汗何如……才不称位，学不济时，陨越之虞，终恐不免，书此不禁憬然……”

荣庆办的实事，乃是办学，他长期管理京师大学堂，虽成效不著，然出力甚多。一九○八年，学都奏，次年开办分科大学：计经学、法政、文学、医、格致、农、工、商八科，开办费二百万两。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师大前身）。在京设立女子师范学堂，暂招简易科两班。在这些方面，荣庆确实有其贡献之处。

纵观荣庆日记，如读《镜花缘》，老实官僚的老实笔墨，更增添了反讽的效果。船快沉了，他在船上不知怎么办才好——有人在给船打洞，让船快点沉；有人在给船补洞，让船继续开走；有人去抢舵，想左右船的方向；有人去抛锚，想使船停在原地；有人升起帆来，企图借助东风；有人把船上的物品扔掉，企图减轻重量；有人放下救生筏，要偷偷地溜走……可怜的荣庆，官至极品，位极人臣，像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居于覆巢之内，手脚无措——因为圣贤没有告诉他该怎么办。

愚人治理愚人国，这七字足以概括那个时代的中国的一切。

（《荣庆日记》西北大学出版社）

令狐药师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三日，山西省孝义市安信煤矿发生矿难，迄今为止已经造成三十三人死亡。据初步分析，这起事故是井下炸药库所存放的非法私制炸药自燃引起爆炸，产生有害气体，部分巷道垮塌，导致井下作业人员伤亡。深层原因在于该矿火工品管理混乱，非法越界开采，严重超员生产；劳动组织管理混乱，未给工人配备自救器，以掘代采、多头掘进、无风微风作业，违规使用农用三轮车等。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民、吕梁市市长董洪运在向国务院和调查组作检查的时候承认，该矿难暴露出在煤价普涨下，该矿矿主违纪枉法，无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恶劣行为。同时，暴露出有关部门对煤炭生产管理监管不到位和责任不落实等问题。国家煤炭安监局局长赵铁锤评论说：“该事故性质恶劣，教训极为深刻。”

这段时间，各种灾难接踵而至。在汶川地震的大灾难面前，所有的安全生产方面的事故都变成了微不足道的小新闻。自然事故和人为灾难，一个接一个，交织在一起，层层叠叠，让人震惊，让人恐惧，让人麻木，让人司空见惯，让人习以为常。事故的性质没有不恶劣的，教训没有不深刻的，但事故仍然继续发生。在近年来的媒体上，“矿难”成为一个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与之同时出现的是“安全生产”这个特殊名词。负责此领域的部门“安全生产总局”被提升为一个部级单位，而专门负责煤炭安全生产的部门也扩大为“煤炭安监局”。

监察机构的膨胀，并没有遏制矿难的频繁发生。没有这一起起的矿难，似乎便没有人去关心全国煤矿安全方面存在的五百多亿人民币的缺口；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发生大小矿难，死亡矿工的人数也不断突破世界纪录，却仍不足以改变整个行业运作的“潜规则”——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


矿难之中的“瞒”和“骗”


我在独立记录片拍摄者胡杰所拍摄的短片《远山》中，看到了矿工们原始状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一铲煤，一捧血，这就是经济增长背后的真实，难怪小说家刘庆邦将黑色的煤矿称作“血矿”。矿难给那些津津乐道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们敲响了警钟，可惜他们都不愿弯腰去倾听之。除了少数勇敢者之外，大部分记者在矿难中都缺席了：那些逝去的平凡的生命从来都不是报道的重点——大家长期生活在一种轻视乃至蔑视生命的氛围之中，“感动”变成了一种奢侈品。

我在阅读报纸和观看电视的时候，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对每一起大型矿难的报道，重点并不是为逝去的生命致以哀悼（当局从来没有因为某起特大矿难而宣布该日为“全国哀悼日”），也不是对事故责任者进行揭露和批评，而是充斥着对领导们“关心群众、深入基层、亲临现场指挥抢险”的赞美——矿难的主角是领导们，矿难反倒成了领导们体现其亲民作风的良机。矿难迅速由“坏事”摇身一变成为“好事”、由“教训”摇身一变成为“经验”。

媒体的无耻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在若干新闻报道中，很少出现遇难矿工的名单，却经常出现“发出重要批示”的和“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抢救行动”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们的名字。领导的名字必须严格按照地位的高低排列下来，所使用的字数及形容词也有不同的等级——如果市长是“慰问”，那么省长就必定是“亲切慰问”，中央领导则必须是“无比亲切的慰问”。至于那些仍然被困在井下的矿工，他们死难的经过则从容省略之——反正他们不是“名人”，除了他们的亲人以外，无人知晓他们的名字。在这些长短不一的报道中，领导们的“指挥若定、运筹帷幄”成为记者们描写的总店，遇难者及其家属的感受则被不屑一顾——这种有选择性的新闻报道方式，堪称“中国特色”，也形成了新闻界的“潜规则”。当然，记者大都也是可怜的受害者，他们是有苦说不出，他们必须按照宣传部的命令来撰写新闻稿。

近年来，有民间人士呼吁当局为在特大矿难中遇难的矿工降半旗，以体现政府对普通公民生命的尊重，这也符合“和谐社会”的理念。但是，这一建议一直没有引起决策者们的注意，在每年召开的“两会”上，从未正式讨论此议题——中国是一个人满为患的国度，中国更是一个矿难每天都在发生的国度，如果国家为矿难降旗的话，中国的国旗没有一天可以升起来。正如地震无法震出一个“新中国”，矿难也无法用普通公民的血泪洗刷出一个“新中国”。那种来自所谓的“精英群体”的、用弱势群体的生命为“新中国”奠基的想法，与煤矿老板用矿工的生命换取不义之财的做法同样冷酷、同样残忍。

大多数的矿难发生之后，地方官僚的第一反应通常是：如何遮掩或缩小事实，如何对媒体和上级政府展开“公关”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降低死难矿工的人数，因为矿难死亡人数越少，对他们的官位的影响也就越小。至于如何妥善安葬死者和安慰遇难者家属，与他们官位的去留并无直接的关系，便可以暂时放在一边，甚至可以使用暴力手段让死难者家属封口。当然，有时候也可以适当使用金钱收买的办法：在山东新汶矿难中，一直被欺瞒和冷遇的难属们，群情激昂地与当地警察发生冲突。于是，当局承诺发给每个难属发两千元的“慰问金”。两千元便可以买一条人命，人命有多么不值钱！

在对上级和媒体的“公关”活动中，“瞒”和“骗”是官员们最常用的两大招数。山西天龙煤矿发生事故之后，地方党政官员与煤矿经营者串通起来，精心编织谎言，企图瞒天过海、逃避事故责任。当时，井下突然发生瓦斯爆炸。经过数小时的抢救，挖出尸体三十八具，救出伤员多人。天龙煤矿股东贺勤赶到事故现场后，立刻伙同南桑峪村村委会副主任李社龙组织策划将伤亡人员转移外地，企图隐瞒事故。他们还指使车队司机分两次将找到的三十八具尸体分别转移到陕西韩城、澄城和河南三门峡。许多尸体就被丢弃在荒野，后来被找到时已高度腐烂。矿主和基层政府官员向上级汇报此次事故，谎称只死亡四人。地方政府官员和矿主形成了相当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共同以黑社会的方法草菅人命、毁尸灭迹。


哪些官员因矿难而受到惩罚？


“瞒”和“骗”大部分时候都会奏效，不过也有纸包不住火的时候。当弥天大谎被揭穿之后，上级政府对一起矿难开出了一张长长的惩处名单：“河津市市长霍拴孩被给予行政降级处分；分管工业和安全生产工作的副市长赵有发、分管科技和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副市长韩绍臣、河津市煤炭工业局局长史全中、副局长谭文魁等被行政撤职；河津市煤炭工业局及下化乡其他有关负责人员分别被给予撤职、记过、警告等行政处分；运城地区煤炭工业局局长丁志良、副局长高安囤、谢肃增分别被给予行政记过、记大过处分；运城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李天祥、协助行署专员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运城地区行署党组成员、体改委主任被给予行政警告处分；责令运城地区行署向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写出深刻的书面检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同时建议受到记大过以上处分的人员所在党组织给予其相应的党纪处分。”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引用这张名单，是想让读者们看到并记住这些丑恶的名字——虽然他们只是罪恶的一部分、甚至并不是直接的“罪魁祸首”，但他们“与罪恶共舞”的选择，造成了数十名矿工死难并曝尸荒野。

矿难给官员们带来的不外是两种命运：一部分官员在抢救行动中表现良好，在媒体上大出风头，仕途得以巩固甚至升迁；另一部分官员因为主管安全生产不力而到批评、处分甚至免职，其升官发财的梦想暂时蒙上一层薄薄的阴影。在诸多重大事故当中，真正受到“实质性”惩罚的，向来只是比较低级的管理人员。而且，其处分程度也相当轻微——大部分官员依然还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坐在原位上。即便有地方党政首脑遭受“行政降级”或“停职审查”的处罚，但等风头一过，他们立刻便“易地为官”了。

迄今为止，只有深圳和重庆两地出台了“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规定，该规定将有无重大事故发生作为官员是否引咎辞职的重要因素。然而，在缺乏权力制约和新闻监督的背景下，即使有了“引咎辞职”的制度安排，却没有强制力使之实行，而只能依赖领导干部本人的“良心发现”——而今天的领导干部大都早已良心泯灭。迄今为止，虽然安全生产方面的事故年年有、月月有乃至日日有，但在发生重大事故的地方，却未听说过有哪个父母官因为受到“良心谴责”而主动辞职的。官职乃是官员的生命，甚至比生命更重要——也许此官职是其花费数十万、数百万买来的，哪能在未捞够本甚至翻若干倍的情况下就轻言放弃呢？为了捍卫乌纱帽，这些“父母官”们不惜恬不知耻地稳坐钓鱼台。如果是一个“天良未泯”的人，根本无法混进“要求严格”的领导干部队伍中去。

由于矿难不断且规模越来越大、死难人数越来越多，受到惩罚的官员的级别也越来越高。近年来，贵州省和辽宁省各有一名副省级高官因矿难而被停职检查，并被责令写出深刻的检讨书。有关部门发布类似消息时，似乎有压抑不住的得意感和光荣感，仿佛在向公众炫耀说：我们的惩罚措施有了巨大进步，改变了古代“刑不上大夫”的政治传统——看，连副省长这样的高级官员都遭到惩处了，够严厉了吧？于是，对矿难的报道变成了一场廉价的“公仆秀”。官僚们不以矿难为耻，反以矿难为光荣。诚然，被“惩处”的官员，最高级别到了副省长。但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受到批评和处分的仅仅是主管安全生产的“副省长”，而不是负有更大责任的、正职的省长和省委书记呢？为什么仅仅要求副省长写一份“深刻的检查”就完事，而不是彻底追究其渎职行为甚至立即将其罢免呢？

中央下令提交的检讨书，最后都没有下文，至少没有在媒体上公布出来——也许能读到其检讨书的，仅仅是更高级别的领导，难属和普通公众都没有资格阅读。我不知道两名副省长的检讨书是否具备“秘密”的性质，但他们以一份薄薄的检讨书，便可以轻易抹去数百条遇难矿工的生命吗？

在处理矿难责任人的过程中，一般只有党纪、政纪的介入，法律始终处于缺位的状态。无论怎样伤亡惨重的矿难，官僚们所受到的处理大多只是党纪和政纪处分而已，很少高级官员因为渎职、玩忽职守而被移交司法机关、承担刑事责任。


矿难真的无法遏制吗？


当矿难成为一种常态的时候，矿工的生命便被明码标价了。在某些矿难中，作为大型国企的矿务局，发给死难者的赔偿金分作两个不同“等级”：如果是拥有城市户口、属于“居民”和“正式工人”身份的死者，其家属可以获得五万元左右的补偿；那些“农民兄弟”就只好委屈了，最多只能得到三万元左右的补偿。人的生命的价值，原来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计算——你是一等公民，他是次等公民，大家的命便可以卖出不同的价钱来！

在上级政府的眼中，地方官员的主要政绩是经济的发展，是GDP的增长。在一些产煤的省区，煤矿是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撑，如果真要下决心整治煤矿，那么GDP便会一落千丈。所以，为了提高煤矿产量，为了繁荣地方经济，忽视安全生产、牺牲矿工生命，乃是一种“权宜之计”。司马迁说过，有的人的生命重如泰山，有的人的生命轻如鸿毛，矿工的生命便属于后者。当前中国能源方面缺口越来越大、煤价不断攀升的时候，用最少的钱在最短时间内挖出最多的煤来，成为每一个投资者的首选。在此种算计方式当中，矿工的生命成为轻中之轻，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于是，中国的煤炭便成了“血煤”。

即使出了重大责任事故，官员们仍然毫无内疚之心，官照样当、酒照样喝、高尔夫球照样打、漂亮女人照样包养。至于行政处分、党内警告、深刻检查等，不过是腐败分子们屡试不爽的“遮羞布”罢了。当风声过后，他们很快东山再起且青云直上。假如“行政处分”和“党内警告”真的有用、假如官员们写的检查真的“深刻”而“沉痛”，那么一次事故之后就不会有第二次，至少不会接二连三、一次比一次更加惨痛了。

矿难屡屡发生，是否真的不可遏制呢？在我看来，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矿井上面的黑暗和矿井下面黑暗，许多官员心知肚明。只不过，在煤矿价格猛涨的大背景下，他们既需要利用煤矿开采带动地方整体的经济发展，更需要从中捞取大笔的不义之财。官员们在享有诸多既得利益之后，更加在乎官职和收益。他们对非法开采以及安全的阙如，向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故发生之后也竭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深知，即便事故真的发生了，他们本人所受的惩罚也十分有限，因为上级官员也是受益者链条上的一环。

终结矿难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关键看当局有没有这样的勇气。首先，中央政府应当建立起一套将矿难与官员的升降联系起来的人事任免制度。中央将矿难作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查中的“一票否决”因素：只要发生一起大型矿难，该省市区的党政一把手立即就地免职，并不得易地为官。同时，为了公平起见，对山西等产煤大省，可以轮流调动同级官员前来主政，将其遏制矿难的成果作为其升迁的重要标准。如此这般，矿难迭起的现状必将得到改观。

其次，除了党纪和政纪之外，法律不可缺位，司法机关理应独立介入矿难的调查和审理工作之中。对于在矿难中负有重大责任的、且有触犯法律的行为的地方党政官员，必须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渎职罪、受贿罪等。如果司法部门能够摆脱党政机关的干涉和制约，必然能震慑在煤炭开采中攫取巨额经济利益的地方官员，从而遏制矿难的蔓延和扩大。

第三，新闻媒体应当自由报道矿难的真相，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宣传部门和公安部门，不得以任何借口阻挠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如果新闻媒体能够充当起“第四种权力”的使命来，能够将真相大白于天下，那么那些在黑暗中勾结在一起的官僚和奸商们，便再也无法肆无忌惮地践踏矿工的生命了，而遇难者家属也不会在威胁之下三缄其口了。

然而，迄今为止，我还看不到当局在以上三个方面试图有所作为的迹象。每一次的矿难之后，我都悲哀地发现，由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和新闻媒体联合实施了对死难者的第二次卑鄙而残酷的谋杀。如果不把矿难当作我们每一个人的悲剧和耻辱，如果依然文过饰非地从矿难中寻找歌颂党和政府的资源，那么矿难的终结永远是不切实际的梦想。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定稿

令狐药师

近日，一篇《山东科技大学王春秋校长阅兵大典》的帖子在网上广为流传，帖子里是几张照片，显示该校校长乘阅兵车满面春风地检阅军训新生。这张照片引发了部分网友的反感，纷纷质疑大学校长是否应当乘车阅兵。

网络上流传的照片出自山东科技大学的官方网站。“经过近十天的青春淬火，山东科技大学级新生圆满完成了军训任务”，该网站刊出图片新闻《山东科技大学隆重举行新生军训闭训仪式》，图文并茂地展现了闭训仪式：英姿飒爽的“学生军”方队，刚劲有力的军体操表演，首长颁奖、领导讲话……这一切与人们平时见到的军训闭训仪式并没有太大区别。不过，“问题” 似乎就出在了其中一张照片上。在这张领导检阅的照片中，该校校长王春秋在负责军训的当地野战军某部政委的陪同下，乘着牌号为“阅兵—001”的越野车上，面带微笑，戴着白手套，挥手检阅，一副“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儒将派头。

山东科技大学校方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这张照片是真的，校长之所以选择登上阅兵车，是因为该校有六七千新生军训，规模较大，“同时校长和部队领导检阅时乘坐的敞篷越野车也是由部队安排的，这样可以激励学生的士气”。然而，让校方始料不及的是，这张图片被网友看到之后，转贴到若干论坛里，起初只是说某校校长阅兵，但在网络迅速传播的过程中，山东科技大学及其校长王春秋都成了“关键词”。正面新闻变成了“负面新闻”。

和其他网络传播事件一样，很快有网友又开始套用起“最牛……”句式，称王春秋为“历史上最牛的大学校长”。王校长会乐于接受此一殊荣吗？还有一些网友开始直接批评乃至嘲讽这位威风凛凛地阅兵的校长，甚至拿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里的人物丁春秋来做类比。

丁春秋是何许人也？看过小说《天龙八部》以及根据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的人都知道，丁春秋乃星宿派教主，自称“星宿老仙”，门下弟子众多。星宿派武功并非天下第一，吹牛拍马、阿谀奉承、肉麻不要脸的功夫，却是世上无双。每逢“老仙”出场，都要摆出种种风光显赫的排场，要求众弟子又是丝竹又是钟鼓，还如唱戏般高声称颂：“师父功力震烁古今……”高帽与马屁齐飞、法螺共锣鼓同响。而一旦丁老怪被打败，他的徒子徒孙们马上树倒猢狲散，恬不知耻地改投到更强大的主子门下。要论不要脸的帮主和下场最惨的帮主，丁春秋可谓前无古人。然而，大学不是帮派，大学校长也不是帮主，王春秋享有丁春秋的名号，于王校长而言、于山东科技大学而言，显然都不是美誉。

丁春秋的帮主已经垮台了，而王春秋的校长仍然稳若磐石。这就是现实世界与小说世界的巨大差别。在中国的大学当中，喜欢阅兵的校长和书记，当然不止王春秋一个人。王校长只是偶然间不幸地成了网络红人而已。后来有好事网友又挖出了一批“阅兵校长”，比如人民大学的程天权，长春理工大学的徐洪吉，广西师大的梁宏，三江学院的陈万年，浙江工业大学的汪晓村……这张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没有结尾。

此前，喜欢阅兵的多为大大小小的党政军的官吏。因为军警乃是国家暴力机器，乃是权力最为赤裸的外壳，官僚们得意洋洋地检阅列队的军警，乃是向老百姓展示其拥有的权力。那种滥用权力的骄横与快感，如同春药般让这些官僚们浑身发颤。这些官僚们从来不会将自己看作人民的“公仆”，而理所当然地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奴隶主自居。阅兵的时候，他们气壮如牛地宣示：“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其潜台词却是：“人民贱如蚂蚁，人民当为我服务。”其实，小丑阅兵，兵亦阅小丑。如一民间笑话所云：一官员阅兵，向士兵们致意说：“同志们辛苦了！”士兵们异口同声地答曰：“领导辛苦了！”官员再说：“同志们晒黑了！”话音未落，士兵们高声答曰：“领导更黑！”由此可见，作孽者的夸耀不会长久持续。狂妄者必自取其辱，并自取灭亡。近年来，被媒体曝光的阅兵活动的主角，官阶越来越往下沉。若干县长、乡长等低级官吏，亦悍然组织小型的阅兵仪式。当今吏治之败坏，由此可见一斑。

那些竭力在“阅兵”仪式中充当主角的人，皆为心理变态的权力狂。当年，刘邦和项羽看到秦始皇浩浩荡荡的仪仗队出巡，刘邦感叹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则宣称：“吾可取而代之！”一含蓄，一直白，骨子里的想法却是一致的。秦始皇、刘邦和项羽都以追求权力为己任，他们的自身价值只能折射到类似于阅兵的宏大场面之上，通过对千千万万人的控制和奴役，来满足其不断膨胀的权力欲望。美国心理学家布兰察德在《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一书中指出：“政治专制者往往集施虐者和受虐冲动于一身……随着他力量增大（在追随者的人数上、军队的力量上以及舆论的支持上），这种力量感就会将他个性中潜伏着的施虐的能量释放出来……他们梦想着来自于敬仰他们的大众的欢呼，梦想着后代在他们的墓前为他们哭泣。”专制制度将每一个追随者和支持者都变成权力狂人，而盛大的阅兵式、游行、大会、体育活动等，都是让“我”迅速融入“我们”的重要手段。因此，越是专制的国度，越是喜欢举行阅兵仪式。

如今，“阅兵爱好者”的队伍又从大小官吏、将军、公安局长、消防队长等扩展到大学校长甚至中学校长当中。大学校长变将军，大学校园变军营，便意味着大学精神的完全丧失，正如评论家曹林所指出的那样：“军队的任务是打仗，打仗需要严明的纪律，而大学的任务是传播思想和传授知识——这需要自由、平等、张扬个性的氛围。师生、校长与老师、校长与学生间应是平等的关系，学校应习惯通过循循善诱的教育过程让学生接受真理。校长不是什么官，而是师生的服务者；不是行政体制中的上级，而只是一种事务管理者。显然，校长仿效军队首长那样乘车阅兵，挥手致意那一瞬间，给了公众非常恶劣的官本位刺激。”大学的衙门化，让不同的大学在权力体系中占有不同的等级。有副部级的大学、有局级的大学等等，因此也就对应地有了副部级的大学校长和局级的大学校长等等。在此格局之下，今天的大学校长对效仿蔡元培、成为教育家并不感兴趣，惟独对提升本人的行政级别“情有独钟”。

于是，教育者、服务者、传道者，摇身一变成了高高在上的官僚，成了权势嚣张的奴隶主。有了喜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也就有了以奴役学生为目标的大学教育。为什么中学毕业生一进入大学，首先就得接受为期数月的军事训练呢？显然，这不单单是出于“国防教育”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并没有面临任何一个周边国家的军事威胁，近两百年来，中国的外部环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安全；对大学新生进行军训，更多是出于当局的意识形态灌输的需要。因此，与其说军训是身体的磨练，不如说是思想的洗礼。如果不是多年来的军训，中国怎么会有那么多“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呢，他们为美国遭受“九•一一”恐怖袭击而大声叫好，甚至跑到家乐福超市门口去暴力恐吓购物者？

当我看到一张张大学校长举手检阅军训大学生的照片的时候，恍惚觉得回到了当年的纳粹德国。德国学者古多•可诺普在《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中描述了纳粹的教育是如何泯灭人性的——“他们一生都不再有自由”，一九三八年希特勒发出的这个阴森恐怖的威吓变成了几百万德国男女的命运。这个独裁者为“他的青年人”将“一体化”做了具体的策划：十岁参加少年队，十四岁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然后加入纳粹党，然后再参加青年义务劳动军以及应征参加国防军。经过长期的教育和宣传，许多人的牺牲根本就是自愿的：“为元首、为人民和祖国而死是一种荣誉，一种义务，人们也是这样教我们的”——许多时代的见证人认为，这正是他们这些十多岁的青年人，为什么毫不反抗地就进入了这场战斗的原因。活下来的人在战争之后才知道，他们要为之牺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祖国。

这些德国青年成为各种阅兵式中的一员，他们参与到潮水般的方阵之中。作为个人，“你”消失了；作为集体，“你”又融入“你们”之中。正如古多•可诺普所指出的那样，在德国的历史上，这之前青年人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青睐——这之前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虐待。他们常常是觉察不到地坚持一种背弃人类社会价值的世界观：“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从我们的头脑中完全被排除了。”一位时代的见证人回忆道。积极活跃、遵守纪律且又满怀激情地适应独裁制度的年轻人受到欢迎——他们是希特勒的炮灰。在今天的中国，那些心甘情愿地、甚至引以为骄傲地参与阅兵方阵的大学“新鲜人”们，虽然不会被送上战场送死，但他们的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已经由此荡然无存了。

在今天的中国，既有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也有爱被阅兵的大学新生，大学遂沦为文明的废墟。从丁春秋到王春秋，武林外史还会继续演绎下去。当年，鲁迅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今天，谁来救救大学生，谁来推倒阅兵台？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北京家中

令狐药师

在离奥运会开幕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国保大队的赵队长和几名便衣警察来找我，询问我对奥运的看法。我与国保大队这个特殊的机构打过很多次交道了，他们就是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的克格勃，他们处于法律和道德的控制之外。有时候，他们非常粗暴蛮横，曾经在一次审问中威胁我说，要制造一起车祸让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而且让任何人都查不出事故原因来；有时候，他们又显得彬彬有礼，甚至装扮出一副非常关心我的生活的朋友的模样来——这一天便是如此。
我坦率地告诉他们说，我对奥运没有兴趣，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我不会去观看任何一场比赛，也不会参加任何与奥运有关的活动。首先，无论奥运会在任何地方举办，我都不喜欢，在我看来，国际奥委会是一个最为腐败的国际组织，奥运会中层出不穷的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丑闻，也使得此种现代体育比赛变成了对运动员身体的戕害，体育活动的高度商业化也背离了古典奥运的精神。

其次，奥运不宜在北京举办，北京根本不具备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中国如果有钱的话，不妨用到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而不必耗费巨资建造庞大的体育场馆来炫耀面子。另一方面，我也不会激烈地反对奥运会，或者特意要利用奥运会来表达我的政治见解。我不同意那些号召杯葛奥运会的意见，这些意见只有在七年前投票决定哪个城市举办奥运会的时候才有意义。国际奥委会已经作出了决定之后，再来谈抵制，已经太迟了。而且，倘若让死爱面子的中共当局因为遭到抵制而恼羞成怒的话，中国的人权状况很可能出现更大的倒退。所以，我对奥运会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九个字——“不支持、不反对、不喜欢”。我当然有不喜欢奥运会的权利，尽管我的这一观点不可能发表在中国的任何媒体上——中国的媒体上全部都是中国人民如何快快乐乐地迎接奥运会的新闻报道，可惜没有多少笑容是真实的。

听了我的一番看法，赵队长说，他不会与我讨论政治问题，这不是他的工作范畴，但他要给我一个看起来不错的“建议”，他娓娓动听地说：“上级命令，我们在奥运期间为你提供一个‘便民服务’，你出门的时候可以乘坐我们的车。奥运期间车辆出行实行单双号的限制，而且如今的汽油价格又这么贵，我们的这种服务可以让你随时都能出门，还节省了汽油，岂不一举两得？你坐我们的车，也能让你出行的时候更加安全。”他说这段话的时候，特意强调了“安全”这个最后的词语。在这个词语的背后，他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不坐我们的车出门的话，你就有可能不安全。

我没有办法拒绝他们的这一“建议”，尽管这是一种变相的对公民的人身自由的侵犯，但我不愿与这些执行命令的特务们产生直接的冲突，如果冲突升级的话，我有可能被他们堵在家中，连出去的自由也没有了。果然，从七月三十日开始，便衣警察们便在我家门口“站岗”了。他们在我家楼下的一间小屋里设置了一个小小的“指挥中心”，从分局来的国保平时便在里面休息。他们命令小区物业公司的一名保安和另外一名他们雇佣来的小青年，一天二十四小时轮班站在我的家门口。每当我出门的时候，保安和小青年便跑到旁边的一间办公室里去汇报。于是，在里面休息的两名国保人员立即赶出来，询问我要去什么地方，并立即启动他们的车辆，客客气气地请我进去乘坐。这是普通市民享受不到的“免费出租车”的服务。我和妻子去超市购买食品和日用品的时候，他们也殷勤地送我们去，甚至还会帮我们搬运物品。这大概就是那些有专职司机和仆人的大公司的老板们所获得的待遇吧。平时，即便我不外出，仅仅是傍晚的时候在小区里散一会儿步，保安和小青年两人也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毫不掩饰他们“奉命行事”的工作性质。当我回头定睛注视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又假装扭头到另一边去了。

其实，我的遭遇在异议人士中还算好的了。对于不同的人，当局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比如大量的上访民众、房屋被强迫拆迁的居民，警方不惜使用暴力手段强迫他们离开北京，以避免他们“干扰”奥运会的顺利召开。“天安门母亲”的发起人丁子霖女士，去交通不便的郊区居住，当局还不放心，硬是让两位老人离开北京“旅游”去了。还有一些长期从事人权案件的律师，被特务们强迫囚禁在家中，不能继续他们的工作。还有一位跟我同在一所家庭教会中的成员，因从事维权活动长期受到警察的骚扰。这一次，派出所的所长“好心”地对他说，他们给他找了一份一个月可以收入两千元的临时工作——胳膊上戴上红袖章、充当社区“治安员”。看来，他们是软硬兼施，威胁与收买并用。

奥运会伤害的不仅是我的人权和自由，警察们也很可怜。在车上，我与这些警察聊天的时候，发现他们心底里也不喜欢奥运会，对于奥运的召开，他们也没有多少喜悦之情。为了奥运会的缘故，他们的工作量成倍地增加，不断地进行各种演练。他们已经有许多个周末都不能休假、不能与家人团聚了。对于监视我的这种工作，他们也并没有感到有多么光荣和神圣，只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已。一名便衣警察反复向我解释说：“我们也不愿这样做，我们只是端了这碗饭，我们尽量不打搅你的正常生活。”他们还埋怨说，他们的工资每月只有三千元人民币左右，又不像其他部门的警察那样，有许多看不见的“灰色收入”，所以在北京几乎属于贫民阶层了。

即便如此，对我的监视行动仍然花费不菲。在办公室内监视我的国保，以两人一班、每日三班计算，共需要六人；在门口监视我的保安及雇佣的青年人，也以两人一班、每日三班计算，共需要六人。这样，奉命监视我的人数便达到了十二人之多。以每人每月的工资平均三千元人民币计算，仅薪水一项，一个月便需要支出三万六千元人民币。再加上一辆随时待命的汽车的费用，一个月的开支为大约为四千元人民币。这样，为了监视我一个文弱书生，多达四万元的财富便被白白地消耗掉了。而在北京，像我这样的异见人士有数十人之多，单单这一项开支，便可以重建多少所四川地震灾区的学校呢？然而，当局对于财务的支出方式，有着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思路，国家财产便是党产，秘密警察的开支从来没有在全国人大上审议过。因此，他们花起纳税人的钱来，不会像我这样的纳税人一样感到心疼。

八年以前，当中国申办奥运会成功的时候，确实有很多中国人感到扬眉吐气、兴高采烈，自发地走上街头庆祝。其中，也包括后来积极关注艾滋病和人权问题的胡佳，当时胡佳甚至为中国取得了奥运会的举办权而流下了眼泪。然而，八年之后，胡佳却因为从事人权活动而被捕入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被判刑三年，在狱中健康状况亦急剧恶化。当年，北京举办亚运会的时候，少年胡佳高高兴兴地去充当志愿者；如今，北京举办更为盛大的奥运会的时候，青年胡佳却身陷牢狱，再也不能成为志愿者中的一员了。更多的普通的北京人，对于奥运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愈来愈大的困扰感到不满。街上处处是荷枪实弹的士兵，甚至连导弹也被安置在鸟巢门口。地铁里的安全检查与机场一样严格，类似的检查已经扩展到公共汽车上，拒绝被检查提包的人亦被拒绝乘坐公共汽车。北京已经不是老百姓的北京，整个城市陷入风声鹤唳之中，只有一九八九年“六•四”中共军队开枪屠杀学生和市民之后的那几个月，处于“戒严”状态的北京，才有类似的恐怖气氛。当局不是在“反恐”和“防恐”，乃是在亲手制造恐怖气氛。于是，许多北京人干脆以离开北京、到外地旅游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奥运会的疏离与不满。他们说，奥运已经变成了“厄运”，所以他们不得不“避孕（运）”。这是一种北京人特有的幽默。

中共当局声称，支持奥运会便是一种爱国行为。当北京的三座公园被宣布为奥运期间民众抗议游行抗议的“特别区域”之后，中国的保钓组织提出了反日游行的申请——前来出席奥运会开幕式的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出于节约的考虑，将乘坐军机来北京。这是二战之后日本军机第一次飞抵中国。对于某些自尊心极其敏感的爱国愤青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于是，他们便希望以自己的方式——举行反日游行——来“爱国”。但是，当局迅速驳回了他们的申请，并施加压力让这些人在奥运期间离开北京。一个荒唐的结果出现了：为了奥运，连“爱国”的权利也被彻底剥夺了。

奥运会没有那么重要，我从来没有乐观到期望奥运会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转折点的地步。与昔日韩国首尔奥运会不同，首尔奥运会确实成为韩国民主化进程的催化剂，但当时韩国国民的民主素养的提升、韩国的民间社会的发育以及长期坚持不懈的学生运动的抗争，本身便已经到了一个突破口，奥运会只是碰巧成为了压垮军政权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而在今天的中国，各方面的条件都还远远比不上当年的韩国，也许还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的积累与变化，才会出现民主化“破题”的局面。

在奥运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办奥运会，像中国这样如履薄冰的。这是第一个不允许人不喜欢的奥运会。这是第一个主角不是运动员，而是警察与军队的奥运会。便是当年纳粹德国在柏林举办的奥运会，也没有到如此疯狂的地步。奥运会就像是一棵大树，被移植到北京这片干涸的土地之后，还能够继续郁郁葱葱吗？

——二零零八年八月一日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