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

令狐药师

——致索尔仁尼琴

一九九九年八月，我有一次塞上之行。在阴山的脚下，遇到了一位隐居乡间的老教授。他是当年的“反革命分子”，被流放到偏僻的大草原上牧羊二十八年。在他的书房里的书架上，挂着一张复印的、有些模糊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囚犯模样，穿着破旧，面容削瘦，神情冷漠的外国人。我没有认出这是谁来。老先生对我说：“他是索兄。”我还是没有听明白，仔细去看照片下面的名字，一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原来就是你——索尔仁尼琴。在这位异国作家的照片旁边，老教授流着泪给我讲起他28年流放的生涯，我也流着泪倾听。这是真正的“三人谈”——索兄，我们凝视着你的眼睛，苦难的、宁静的眼睛，我们的心灵交融在一起。


人与“人”


索尔仁尼琴说过：“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瑞典皇家学院秘书卡•基耶罗在一九七零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认为，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包含了“人道主义的精髓”。是的，索尔仁尼琴，你在爱整个人类。

在血泪凝聚成的《古拉格群岛》中，最震撼我的却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你写到，被捕后的第二天，你和一群囚犯一起被押送着步行到某个营地。同行的有六个俄国士兵和一个德国平民。押解队队长要你拿起自己的箱子，那只贴着封条、装着你的军官用品和全部书面罪证的箱子。

这时，你想，自己是一名军官，怎么能够拿着箱子和空着手的六名列兵以及一个战败民族的代表一起走路呢？你对队长说：“我是一个军官，让德国人拿吧。”

队长命令毫无错误的德国人扛起了箱子。德国人很快就累了。他把箱子不断地倒手，一手按住胸口，向押解人表示已经拿不动了。和他并排的六个士兵不用押解人员的命令，接过箱子轮流拿着走。只有你除外。

那时，你还在为自己感到自豪：“我的被捕不是因为偷窃，也不是因为背叛祖国或者临阵脱逃，而是因为以猜想的力量看透了斯大林的恶毒的秘密。”那时，你丝毫没有因为自己的箱子被别人拿着而感到内疚：“如果走在我旁边的那个陷蹋的脸上长满茸毛、眼神充满痛苦感受的人，当时用清清楚楚的俄语责备我，说我使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说我傲慢自大——那时我是不会理解他的!也许我干脆听不懂他说什么。要知道我是一个军官呀!”

很久以后，你在古拉格群岛里经受了重重磨难，你开始深刻地反省：军官跟士兵难道不一样都是“人”吗？是谁不知不觉地将人分三六九等？是谁将“好人”可以奴役“坏人”的观念灌输到自己的脑海里？你的文字是如此地严酷：“我自以为具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然而却是一个完全培养好了的刽子手。”你毫不留情地剖析自己的灵魂，你在控诉自己：为什么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我”是高人一等的“人”？你不再把自己当作军官，也不再把自己当作知识分子，而仅仅把自己当作一个“人”。

读到这段文字时，我浑身冰凉，牙齿打颤，就像落到了冰窟窿里。你从天上看见了深渊——“自由”的心灵其实是不自由的，“健康”的精神其实是不健康的，“平等”的准则其实是不平等的。我们并没有解放自身，我们每个人都身兼了被迫害者和迫害者的双重角色。我们已然意识不到，自己的灵魂也是扭曲的。而你，索尔仁尼琴，无比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世界上，只有相同的人，而没有人与“人”的区别，谁也没有权力将人当作非人。让德国人拿箱子就是一件罪孽。理所当然地歧视无辜的德国平民、歧视下层的俄国士兵的思路，跟站在金字塔顶端操纵杀人机器的斯大林的思路没有本质的区别。今天，可以强迫他人替自己拿箱子，明天就有可能自以为是地剥夺他人的生命，这不是天方夜谭。只有经历了古拉格的苦难的人，才会作出这样的反思。

我想象你在古拉格群岛里，一边扛着石料一边在内心谴责自己的情形。你是最清白的一个人，你也像耶稣一样受难，你拥有彻头彻尾地谴责他人的权利，可是你不放过自己的罪过。你是知耻者近勇——这是怎样的一种大勇啊!你发现自己的身上居然也有跟迫害你的凶手们相通的地方。这个可怕的事实是如何产生的呢？思考到这里，就触及了极权体制的核心：究竟把人当作人性的“人”还是工具的“人”来看待？反抗者不能用体制所给予的伦理来进行反体制的战斗。真正的战士，应当具备一颗与全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心胸。

一九九三年，你被驱逐出境长达二十年之后，在准备归国的前夕，对俄罗斯《文学报》驻巴黎的记者谈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对于俄罗斯的变化，你没有一般人所想象的喜悦。这是一席不合时宜的话：“每个人都必须悔过，说清罪孽，说出他怎样参与了欺骗。必须从此开始。不必指责谁和定谁的罪。不是我宽宏大量，人们自己不应该原谅自己。我在作品中作了许多悔过。我不能替你们悔过，你们也不会替我悔过。进行宽恕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每个人，因为上帝。”你还说：“我们应该对受难者履行纪念的义务。没有纪念，人民的历史就不存在。有人问我：我是否会上我的劳改营地去。我回答：这是个别问题，今天活着的人民正在蒙受痛苦，他们需要帮助。”你是古拉格的儿子，至死不变。你带头进行的忏悔，有几个人能够跟上呢？

鲁迅先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一文中写到，他所爱的有两个异端：一个是但丁，一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兼有两种身份，“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倘若谁身受了和他相类的重压，那么，愈身受，也就会愈懂得他那夹着夸张的真实，热到发冷的热情，快要破裂的忍从，于是爱他起来的罢。”尊敬的索尔仁尼琴，我读到你的文字时，也有这样的感觉。而唯一不同的是，你没有丝毫的夸张，因为你所面对的专制的恶魔，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面对的要狰狞一百倍。


可怜的“孩子”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如果说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是十九世纪最辉煌的乐章，那么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则是二十世纪最悲怆的史诗。苦难深重的二十世纪，没有比《古拉格群岛》更沉重的作品了，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的“悲惨”，与之相比轻若鸿毛。《古拉格群岛》里一个接一个的悲惨故事惊心动魄，而我的目光却停在了“拿冲锋枪的孩子们”这不起眼的一章。

守卫你们的是孩子，是出生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没有见过战争的、端着新式冲锋枪的孩子们。你恨他们吗？不，你可怜他们、同情他们。“每天早晚两次，我们和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一起走路：每天早晨，我们都无精打采地走向我们和他们都不需要去的地方，我们走在路中央，他们走在路两旁；每天傍晚，我们打起精神往回赶路，我们奔向自己的畜圈，他们也奔向自己的畜圈。双方都没有自己的真正的家，所以这些畜圈也就等于大家的家了。”

然而，孩子们却无情地向你们开枪，无须事先警告就可以直接用冲锋枪向你们射击。政治指导员向孩子们训话时说：“我们体现祖国的力量和手握惩罚之剑。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应该有任何温情，不应该有任何怜悯!”在这样的教育下，孩子们长大了。长大了的孩子会是怎样的呢？你用那双比刀还要锐利的眼睛看着他们：一定要朝着倒在地上的逃跑者的头上踢几脚的孩子们，从戴着手铐的白发老人口里踢掉面包的孩子们，眼看着应该被铐住的逃跑者在满是木刺的车厢里滚来滚去、脸上出血、头上被撞破，而丝毫无动于衷的孩子们……你终于发现：“这些孩子们的全部力量就在于他们的无知。”无知导致愚昧，无知导致残暴，无知导致无情。而极权主义的工具和走狗所具备的起码条件就是无知。这是你天才的发现。那些如狼似虎的孩子们实际上比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保障的你们，还要可怜啊。

在戒备森严的肯吉尔营，有一天，白天，根本没有任何逃跑的迹象。一个叫丽达的西乌克兰姑娘利用劳动空隙洗了一双袜子，拿去晾到障碍地带前沿的斜坡上。这时，了望塔上的卫兵立即举枪上肩，一枪把她打死了。一九五二年五月，肯吉尔营的拿冲锋枪的孩子们突然无缘无故地朝着已经回营门正等待入门前搜查的囚犯队伍打了一梭子弹。当场十六人受伤。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古拉格群岛里发生着。你痛切地反问道：“应该不应该在执行命令的时候相信别人胜于相信自己的良心呢？这难道不是二十世纪的主要问题吗？一个人可以不可以没有自己的是非善恶观念，而仅仅以铅字命令中或首长口头指示中的善恶是非为标准？誓言!誓言是以颤抖的声音庄重地宣读过的咒语，它的意义在于保卫人民免遭恶人残害；但是，它又是多么容易被利用来为恶人服务而反对人民啊!”而一位觉醒的士兵在给你的信中写道：“年轻人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当然，也有狭隘、无知、盲目憎恨囚犯的、死认真的人。……但大多数士兵则是些漠不关心的人。他们只是默默地服从，执行自己的任务，他们最喜欢的是撕月份牌，最盼望的是邮递员送邮件来的时刻。”

充当杀人凶手的孩子们，日子并不比囚犯们过得轻松。你是受害者，你却以博大的胸襟去挖掘施虐者身上的悲剧性。你在古拉格的深处发出了与鲁迅先生一样的呐喊：“救救孩子!救救孩子!”你知道，他们与你们一样，都是那双看不见的魔手的牺牲品。你所发现的真理与远在法兰西的福柯惊人地相似。福柯说过：“权力不仅仅是国家、专政机构等的权力，更多的应指策略、机制、技术、经济乃至知识、理性所造成的权力，这也是更值得重视的权力，也更应反抗——因为它真正束缚着人类追求真知的意志——的权力。而且，对这样的权力的反抗，永远应该是从内部进行的。”魔鬼总有办法使恶行显得崇高，而被权力所异化的孩子们举起了枪——怀着一种彻彻底底的神圣感。我想起了茨威格的一段话：“在一次性认识到的伟大面前必恭必敬，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我们必须永远把历史内部中正在添加的和已经添加的重新改造过来，给真正的业绩以纯正和公正的尊敬，以此来反抗人类那种在成功面前低声下气和不可抗拒的压力。”


在劳改营


“劳改”是极权主义国家剥夺先知者自由的主要方式之一。无论就时间还是空间维度的意义来说，劳改都是一种被迫和强制。“劳改”这个词就很有意思。劳动本来是人类的天性，即使为了最低限度的生存。何况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劳动自身就已具备了乐趣。思想也是一种劳动，一种最有乐趣的劳动。然而，国家机器却将神圣的劳动作为改造人、惩罚人的手段，这是对劳动本身的侮辱。

有了“劳改”，必然就有“劳改营”。劳改营是检测思想者思想硬度的最佳处所。伟大的思想家们无一例外地都到达过劳改营，无论是形而下意义的还是形而上意义的劳改营。索尔仁尼琴伟大的思想也是在劳改营形成的，在极限的状态下，真理迫近。但我们并不因此而讴歌劳改营，否则我们便成了不知耻辱为何物的无赖，成了万劫不复的奴隶和帮凶。

你发现，古拉格群岛比传统的监狱更加可怕，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在劳改营的环境里，人永远不可能是“人”。这正是建立劳改营的目的。在监狱里，一个人独自面对着自己的痛苦。即使痛苦是一座大山，囚徒也必须把它吞下，习惯于它、消化它、被它消化。你充满感情地写道：“人们在监狱里变得多么有趣啊!”进监狱是一种道德修养的最高级的形式。它永远能使个人变得高尚。与岁月和四壁进行单枪匹马的搏斗是一番道德的磨炼，如果攀登的话这将是一条向上的道路。

对伟大的心灵而言，传统的监狱是天堂，苏联时代的流放地——古拉格群岛则是地狱。你如实地记录下了这一切：“面包不是切成均等的小块分发给每一个人，而是倒在一堆，由你们去抢!推倒身边的!从他们手里夺!发给的面包数量，只够平均每活下一个人，就必须有一个或两个人饿死。面包挂在松树上，去把树砍倒吧!面包埋藏在矿井里，爬进去开采出来吧!你还顾得上思考自己的痛苦吗？思考过去和未来吗？思考人类和上帝吗？……劳改营生活的安排使得嫉妒从四面八方啄食着你的灵魂，即使是最有抵抗力的灵魂。”然而，在这贬低劳动和劳动者的地方，在这思想成为生存的累赘的地方，你的喉咙依然在歌唱。官方“改造”的目标外在于你的灵魂。用“出淤泥而不染”这种说法来形容你，也许太陈旧了。但我一时之间还找不出别的更好的说法来。在人性普遍的溃败之中，你牢牢记住了苏格拉底的那句话：“认识自己!”

在劳改营的外科病房里，你曾经遇到一位医生，一个选择到集中营当医生来实现自我监禁的人。科恩菲尔德大夫在深夜里说了一段让你不寒而栗的话：“您知道，一般地说，我确信人世生活中降临到我们头上的任何惩罚都不是平白无故的。表面上，它的降临可能与我们真正犯下的罪过无关。但是如果把你的一生仔细检查一遍，深入地想一想，我们总会找出今天遭受打击的我们曾经犯下的罪。”这不是为害人者开脱，而是说，害人者也是被害者们共同造就的。鲜血沾在每个人的手上。与之恰恰相反，文革以后的中国，人人都是受害者，除了四个人以外，居然再没有一个迫害者了。

卡夫卡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他有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题目就叫《在劳改营》。小说中的那台执行死刑的机械就是关于二十世纪总体悲剧的象征。机械是没有识别能力的，它只知道执行。小说中被执行死刑的不是死刑犯，而是执行这一任务的军官。卡夫卡发布了一个预言：二十世纪的地球，是巨大无比的劳改营。


地下写作


你给你的自传起了一个很奇怪的名字：《牛犊顶橡树》。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意象。牛犊的力量是微弱的，而橡树则牢牢地扎根在大地上，牛犊的所作所为也许毫无意义，但它仍然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不禁联想起其他几个意象来：填海的精卫、逐日的夸父、舞戚的刑天和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就俄罗斯的文学传统来看，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是顶橡树的牛犊。你写道：“对于为真理而忧心如焚的作家们来说，过去和现在的生活都从来没有轻松过（将来也不会!）：有的人被诽谤困扰，有的人死于决斗，有的人家庭生活破裂，有的人破产落魄处于难以摆脱的贫困之中，还有的人被关进疯人院，老死狱中。”当几乎所有西方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对苏联帝国顶礼膜拜的时候，你却开始用那对还不很尖锐的角顶橡树。

人类的写作分为两种，一种是天上的写作，一种是地下的写作。天上的写作是被养起来的御用文人的写作，他们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天国里，按照领袖的意志写作。列宁时代和斯大林时代从事这种写作的大作家有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特瓦尔多夫斯基、萧洛霍夫等人。他们是一群笼中的金丝鸟，享受着丰厚的物质待遇，随时被领袖召到乡间别墅里开怀畅饮。他们在天堂里抒写天堂的快乐。然而，他们毕竟是知识分子，毕竟饮过俄罗斯文化的琼浆，他们清楚地知道天上的写作是一种可耻的写作，却又无力自拔。所以，他们内心深处的紧张自始至终也没有消除。叶夫图申科把马雅可夫斯基形容为“无力防卫的彪形大汉”，红色宫廷的诗人最后走向了自杀。而法捷耶夫则日日夜夜酗酒，在斯大林文学奖的评委会上，他居然喝得醉醺醺的，幸好斯大林喜欢酗酒的人，反而更加信任他了。每次斯大林找不到法捷耶夫，就让卫兵到莫斯科几家著名的酒馆里去，法捷耶夫果然在这些处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法捷耶夫被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登上一个作家在政治上所能登上的最高处时，他却自杀了。即使是这批天上写作的作家，跟中国的御用文人相比，也还有仅存的一点良心，还把耻辱当作耻辱，直面自己的罪过时还有自杀的勇气。

另一种写作就是地下的写作，就是以你——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写作。在集中营里，你毫不迟疑地写作：“我已在不可悉数的题材面前椎心泣血，目睹的一切我把它们当作难以辩驳的事实接受下来，深刻地加以理解，不仅不会有人出版我的作品，就连一行字也需要我付出头颅作为代价。”同时，地下写作也获得了强有力的优越性，地下作家的笔是自由的，不去想象书刊检查官，也不能想象编辑大人，面前除了材料没有他物，除了真理，没有什么在头上回荡。地下写作甚至没有读者，于是纯粹靠信念来支撑，你深知自己的工作不会是徒劳的，你的作品矛头所向的那些人终于会垮下去；你的作品也如同肉眼看不到的潜流奉献给另一些人，而这些人终究会觉醒。你写完了一部又一部作品，有的写于劳改营，有的写于流放中，有的写于恢复名誉之后。想方设法怎样保全这些作品，比写作本身还要耗费你的精力。煌煌巨著《古拉格群岛》是一章一章地带到西方发表的，写作的时候“像大地和书桌都在燃烧似的”。甚至在进行最后的编辑和加工时，你自己一次也没有看到过全书的手稿合在一起，没有在同一张书桌上放过全书。这样的写作是永垂不朽的写作，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你引用了两句俄罗斯的谚语，“如果不是长着长长的喙，任何人在森林里也认不出啄木鸟。”“心灰意冷的猪崽拱树根拱得最深。”这大概就是你的夫子自道吧。

如果说十九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二十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就是索尔仁尼琴。这两位作家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他们的作品始终在揭示“处于备受屈辱时刻的人的品质”，体现了对不可摧毁的“人的尊严”的肯定和对破坏这一尊严的企图的批判。

令狐药师

——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从一九八九年以来的二十年间，谁是中国民间的第一政论家？

我的答案，以及大部分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答案是：刘晓波。一个最明显的证据便是：在美国的著名的中文新闻网站博讯的“作家文集”当中，搜罗了海内外一百多名中文写作名家的个人文集，刘晓波的个人文集以三百五十万左右的点击率位居首位。这个网站在中国大陆被严密封锁，部分大陆网民只能通过“自由门”、“无界浏览器”等特别的软件才能登录。可以设想，如果这种封锁被解除的话，“刘晓波文集”的点击率至少会增长十倍以上。

比点击率更重要的一个指标是，刘晓波的文章和思想整整影响了“六•四”前后的两代年轻人。在狂飙突进的八十年代，刘晓波以黑马的姿态闯入文化界，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体制的激烈抨击，成为千万青年大学生心中的偶像。然后是八九民运爆发，刘晓波毅然从“花花世界”的美国返回北京，全身心参与其中，并在天安门广场上坚持到军队清场的最后一刻。再以后，是漫长的牢狱之灾，是二十年如一日的软禁、监控、骚扰、不能在参与公共活动、不能以真名发表文章。教师被迫离开讲台、作家被迫与读者隔绝，这是刘晓波不得不承受的痛苦与代价。然而，他在几乎“一无所有”中坚持走这条孤独的义路，九十年代以来，他的“地下写作”只能在海外发表。他的文字虽然不能像八十年代那样广为传唱、洛阳纸贵，但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海内”与“海外”的界限被打破，仍然像涓涓细流一样打动和启发了许许多多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心灵。

近年来，刘晓波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在美国劳改基金会出版的《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刘晓波既是观察者，也是参与者。西方世界对未来中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估，一种是以华裔学者章家敦为代表的“中国即将崩溃论”，另一种是流行于西方极右翼人士之中的“中国威胁论”。前者忽略了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以及中共统治者的统治策略不断调整的灵活性，对中共的垮台过于乐观；后者高估了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力，轻信了中共一手炮制的“中国崛起”的肥皂泡，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过于恐惧。这两种看法都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都是遥远的“隔岸观火”。而在中国国内，对中国的现状也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看法，一种是御用文人甘阳、余秋雨、鄢烈山等人的“盛世论”，认为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盛世，人权状况前所未有之好；另一种则是某些激进的反共人士、某些怀有“吾可取而代之”的野心的人士的看法，他们认为目前的中国处于“历史上最黑暗、最残暴的时代”，甚至比毛泽东时代还不如。这两种看法都将个体的处境扩大化为中国社会的整体状况，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别于以上四种错误的论调，刘晓波的看法是“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这个有点绕口的书名中，包含了两重要的、需要进一步厘清的概念，一是“自由中国”，二是“民间”。

所谓“自由中国”，是胡适、雷震、殷海光等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彼岸的台湾提出的定义。然而，《自由中国》杂志的迅速夭折，蒋氏家族的独裁统治，表明当时的台湾并不能承担“自由中国”的美誉。半个多世纪之后，“自由中国”在台湾终于成为现实。而在此岸的中国大陆，如刘晓波所言，“自由中国”依然是一种“未来”的状态。但是，刘晓波坚信中国的发展趋势，乃是朝着“自由”的方向，而不是朝着“专制”的方向。换言之，就整体而言，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自由，尽管在某些领域会出现局部的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中共从未放弃垄断权力的野心，但世界民主化的潮流和国内公共空间的拓展，已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遏制的了。

一个明显的标志是：自由、人权、民主、宪法等字眼，已经由昔日的“洪水猛兽”变成大家的日常用语。无论是被强制拆迁的老太太，还是被欠薪的农民工，“维权”都成为他们的口头禅。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仍然是一个吓人的帽子，“人权”也是“资产阶级的谎言”。但在今天，几乎没有人会否定“民主自由是个好东西”，即便是体制内以智囊自居的人士，也争先恐后地夺取对自由民主的言说权和解释权。孔子说过，名不正，言不顺；那么，在今天在中国，自由民主的价值已经是深入人心的、不可拒绝的正面价值，而如何将其落实到实践层面，则有赖于社会各阶层形成一种“合力”，让民权伸张，让官权退让。自由中国的实现，不能单单依靠某一阶层，比如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阶层；自由的中国实现，需要所有热爱自由的中国人的共同努力。

所谓“民间”，并不是一个整全性的、单一性的概念。刘晓波对中国问题的思考立足于民间，也彻底放下身段、作为民间社会的一分子参与了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革。这是他与八十年代那批体制内精英之间最大的差异。他不再像传统的中国士大夫那样，怀有“学而优则仕”、成为“南书房行走”的理想，也对从政治局“九头鸟”的言行举止中猜测其思想倾向毫无兴趣。换言之，他提倡每一个公民都奋起捍卫公民权利，都埋头做好各自的事情，而不是缘木求鱼般地期盼出现“党内开明派”、出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或“中国的叶利钦”。刘晓波将目光对准“民间”，他首先对“民间”给予肯定：“现在，中国已经由高度政治化的整体社会变成日益分化的社会，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但起码是走在多元化的道路上。”形势比人强，即便暴君毛泽东本人复生，也无法将中国拖回到党控制一切的时代，更何况今天的中共统治当局正处于“权力递减”的循环之中，邓的权威不如毛，江的权威不如邓，胡的权威不如江，一代不如一代。三十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中共当局可以草菅人命、悍然封锁消息、拒绝外来援助；三十年后的汶川大地震，中共当局却不得不允许外国记者采访、允许国内外的民间组织参与救灾，天灾中的人祸因素，如官商勾结、偷工减料所造成的豆腐渣工程等，也都一一浮出了水面。中共不是不想像昔日的唐山大地震那样用纸包住火，但今天的时势已经迥然不同，非不想也，乃不能也

中国的民间力量虽然还不足以抗衡官府，但官府已经无法忽视民间的存在了，正如刘晓波所论述的那样：“在主流民意的积极压力和消极抵抗的双重作用之下，民间资源迅速扩张，官府资源迅速萎缩，官方固守旧制度的成本越来越高，管制能力也越来越弱，力不从心已经成为中共现政权的统治常态。”也就是说，当局虽然维持着一家独大的局面，但已经无法一手遮天。刘晓波在书中论及产权改革与政治民主化、人权意识的觉醒与政治改革、基层民主自治的呼声、网络民意的压力以及新闻自由的追求等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新变化，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各种力量的犬牙交错、抵消与牵制，已经不能黑白分明地“一言以蔽之”了。正是因为不能理解此种复杂性，使得海内外大多数的“中国叙述”都与中国的现实相去甚远。

其次，刘晓波对中国当下的“民间社会”也作出了深切的反思。他认为，正如官方不是铁板一块一样，民间同样不是铁板一块。在官方内部存在着少许良性的力量，而在民间内部亦存在着各种恶性的势力。刘晓波多次直言不讳地批评某些打着“民间”的幌子、企图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的人士，比如某丧失了律师的职业伦理、自我加冕地充当民众的“新闻发言人”的维权律师，比如某企图煽动狂热民族主义来赢得民心、一举成名的宪政学者，这些人以“坚决反共”的姿态占据道德制高点，一般人均不敢对其提出非议。批评他们比批评共产党更为困难，稍有不慎便会被攻击为“党同伐异”、“自毁长城”。刘晓波偏偏知难而上，他不是以“大局为重”，乃是以真理为旨归。八十年代，他是一匹揭穿中国文化界真相的“黑马”；九十年代，他则是一位“反求诸己”的“先知”、是反思“民间”的第一人。

在近期由“和解智库”在北京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中，刘晓波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现在民间生态特别复杂，不要以为民间就是政治正确，民间不择手段的事也很多。民间不能放大自己的正义，也不能低估对手的灵活。放大正义的结果就是‘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压倒’，低估对手的结果就是民间尽干蠢事。所以，民间更应强调自己的公民建设、自己的内部规则，自己的责任伦理。”换言之，如果“以共产党的方式反对共产党”，根本不可能创建一个民主社会和自由中国。如果仅仅有共同反对的对象，而没有共同追求的目标，“统一战线”便无从谈起，因为“敌人的敌人不一定是朋友”。职之是故，如果反对运动在精神品质、思维模式与言行方式上都与共产党“平行”或“同构”，那么此种反对运动最终只能导致更大的专制的出现。说出此类真理需要莫大的智慧和勇气，刘晓波因此一度招致铺天盖地的谩骂和造谣。然而，我们看到，二十年来，多少显赫一时的“英雄”早已改弦易辙、灰飞烟灭，只有刘晓波等少数的堂吉诃德式的“老实人”，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连监视他的秘密警察都从科长熬到了局长，连“六•四”前后出生的孩子都已经跨进了大学的校门，他仍然矢志不渝。这才是真正的“韧性的战斗”。

是的，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在每一个孙志刚、每一个师涛、每一个陈光诚、每一个丁子霖、每一个高耀洁以及每一个挺身捍卫自身权利、每一个尽力说真话的公民身上。在此意义上，刘晓波以他的文字、思想和践行，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典范。尽管刘晓波本人并不完全同意，但敏锐的观察者大都发现，以“六•四”为界，有“两个”刘晓波。旅美学者陈奎德在为《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刘晓波的思想历程，有一个明显的范式转换点。粗略地说，在西方思想资源的侧重点方面，是从德法式脉络走向英美式脉络；在思想倾向上，是从感性的浪漫主义走向理性经验主义；在学术取向上，是从审美判断走向伦理判断；在对超验性的思考上，是从尼采走向基督；在为人为文的姿态上，则是从狂傲走向谦卑。”除了以上这些明显的转变之外，据我个人的观察，刘晓波的身上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变化，那就是从“持不同政见者”转变为“持自己政见者”。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其标准仍然是中共的是非，以中共认为是者为非，以中共认为非者为是，“不同”变得比“政见”本身更重要；而所谓“持自己政见者”，则彻底从自我出发，根本不管中共之政见为何，惟独坚持自我之政见，“政见”以属于“自己”为尊。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拥有自己的政见，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敢于坚持个人的政见，那么真正的民间社会便来临了，那么刘晓波便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可以周游列国去了。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一日

令狐药师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资深专职撰稿人、同时也是中国问题专家的詹姆斯•曼，在其新著《布什的战争内阁史》一书中，将传记与思想史巧妙融和，以切尼、拉姆斯菲尔德、赖斯、鲍威尔、沃尔福威茨、阿米蒂奇为中心，将这群“火神”的互动关系追溯到三十年之前。确实，如果不了解这群地位显赫的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变迁，便无法知晓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源于何方；如果不了解这群掌握美国政策航向的人的基本价值的信仰立场，便不能真正深入美国的心脏，洞悉白宫、国会山、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决策过程。
    所谓“火神”派，是布什的外交政策顾问们为自己想出的一个绰号。他们称自己为“火神”，以此表达对罗马主管火、铸造和金属制造的神的敬意。赖斯在伯明翰长大，那里的小山上有一座高大的火神塑像俯瞰着市中心，以表彰该城的钢铁工业。本来，这个绰号是当玩笑叫起来的，不料却叫开了。“火神”这个词语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布什外交政策班子想要表达的形象：一种权力感，顽强，弹性和耐久性。
    在具体的问题上，这群“火神”派之间存在着种种分歧，但在宏观上，他们都有着相当的一致性：他们都相信美国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注重传统的国军安全问题，而把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问题基本交给了私营企业。他们相信美国的实力和理想总体是世界上一支向善的力量，从而对美国的能力和未来持乐观态度。他们在外交政策上，以“人权价值外交”为中心，而抛弃了曾经长期主导美国的“势力均衡主义”的思路。他们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与在全球推广民主价值紧紧联系在一起。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和政权，无不是独裁体制。因此，要彻底根治恐怖主义，改造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是必由之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便是此种战略思维的产物，而这两场战争的是非功过，还有待历史来检验。
    副总统切尼是“火神”派中的枢纽人物。与以往那些花瓶般的副总统不同，切尼组建了自己的外交政策专家队伍，这些人独立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外，因而大大提升了副总统办公室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这种作用是任何以往的副总统办公室所难以企及的。小布什执政之后，各国的外交官们很快了解到，他们在访问华盛顿的时候，仅仅同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五角大楼的官员们进行会谈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日程上安排拜访切尼的办公室的时间。切尼的一位前任，罗斯福的副总统加尔内曾经说过，副总统一职不足挂齿，切尼却把同样的工作变成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天地。切尼有过在白宫、五角大楼和国会任职的完成的履历，对华府的权力运作了如指掌；切尼在意识形态上是“保守党中的保守党”，他对独裁政治的厌恶和对国际人权事务的关注互为表里，这也决定了他在冷战前后对共产党国家一贯的强硬立场。
    《布什的战争内阁》一书中记载了副总统切尼当年与索尔仁尼琴之间的一段渊源。一九七五年六月底，被流放的苏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访问华盛顿，在劳联—产联为其举办的晚宴上发表讲话。索尔仁尼琴讲话的核心是批评西方领导人对苏联让步，他在演讲中指出：“如今你们有人说，‘有实力而无和睦相处的愿望，将会导致世界性的冲突’。这句话是我今天引用你们国家领导人言论的最后一句。我则认为：有实力而一味让步等于丧失实力。”他劝诫西方，尤其是美国，“想问题不能够只从最低级的、眼前的政治策略出发，必须想到那些高尚的、诚恳的东西，不仅仅考虑是否有利可图”。
    索尔仁尼琴是一位真诚而勇敢的人，他并没有因为美国和西方收留他、帮助他并给他荣誉，而对美国与西方感激涕零、五体投地。相反，他毫不掩饰地批评西方在人权外交上的不力。索尔仁尼琴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说中强调说：“一个纯朴而勇敢的人所采取的简单一步就是不参与虚假，就是不支持虚假的行动！让它进入世界，甚至让它在世界上称王称霸——但是却没有得到我的帮助。但是作家和艺术家却能够做得更多：他们能够战胜虚假！在与虚假进行斗争中，艺术过去总是取得胜利，而现代也总是取得胜利！对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公开的，无可辩驳的！在这个世界上虚假能够抵御许多东西，但就是不能抵御艺术。而且一旦虚假被驱散，那么赤裸裸的暴力就会立即显露出它的一切丑恶——而暴力也就变得老朽，将会死亡。”索尔仁尼琴在华盛顿的演讲，依然秉承着这样的精神脉络。
    这些言论当然不为其批评的对象——当时仍然主导福特政府外交政策的基辛格所喜欢，却深得切尼之心——切尼早已厌倦了基辛格宣扬的“缓和”政策，作为一名保守的共和党人，他相信专制与民主之间根本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缓和，为了一时的功利而放弃原则是不可接受的。当然，切尼也是一位国家利益的捍卫者，但他认为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最有效的方式不是同苏联和中国的统治者们暗送秋波，而是公开谴责这些国家侵犯人权的罪行并促使其早日实现民主化。
    索尔仁尼琴在华盛顿访问期间，共和党的参议员们希望安排他到白宫去见福特总统。由基辛格控制的行政当局却不同意这一建议，他们坚持说总统的日程早已经满了。基辛格认为，晚宴活动和要求安排索尔仁尼琴访问白宫，为的是激怒苏联领导人，从而破坏所谓的“缓和”。
    当时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是拉姆斯菲尔德，而他的副手正是切尼。在二十五年之后的小布什政府中，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分别担任了副总统和国防部长的重要职位，他们的亲密关系始于三十多年之前。他们都曾经有问鼎总统职位的雄心，当事实证明无法实现时，他们则退一步海阔天空，转而成为小布什政府中的灵魂人物。
    当时，作为白宫办公厅副主任的、只有三十四岁的切尼，被基辛格拒绝索尔仁尼琴的态度所激怒。虽然他的级别还够不上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发表意见，但他这一次决心发表自己的意见。在白宫内部，切尼发出了一份措词强硬的备忘录，对基辛格对苏联的态度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备忘录致：唐•拉姆斯菲尔德
    发自：迪克•切尼
    一九七五年七月八日
    主题：索尔仁尼琴
    ……我本人强烈感觉，总统应该会见索尔仁尼琴，原因如下：
    一、我认为，决定不见他是由于对缓和的错误理解……缓和并不意味着我们与苏联的关系突然之间变得一片甜蜜和光明。
    二、如果会见他，将有利于抵消对美国总统会见苏联领导人的所有宣传报道。会见苏联领导人固然重要，但我们不再助长以为我们突然间成了苏联人的挚友的幻觉，这也同样重要。
    ……（苏联人）多年来可以随意批评我们在东南亚的行动和政策，称我们为帝国主义者、战争贩子、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昵称，我不相信他们不明白总统为什么想见索尔仁尼琴。
   
    福特是一名软弱的总统，他并没有清晰的治国理念和外交政策，因此基辛格仍然具有无可争议的影响力。直到福特政府后期，拉姆斯菲尔德与切尼联手出击，方才让基辛格及其思想淡出政府。詹姆斯•曼写道：“切尼的努力失败了。索尔仁尼琴最终也没有见成总统。这一时间后来让福特和基辛格付出了昂贵的政治代价。”当里根入主白宫之后，基辛格在华府的影响力终于灰飞烟灭。里根对苏联和中国等共产主义国家转而采取强硬的政策，实现了切尼和索尔仁尼琴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的历史使命的期望。而正是这一正确的外交政策，与苏联、东欧内部形势的发展互为表里，最终使得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一日，布什总统在白宫会见了我、王怡和李柏光三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和人权活动人士。据当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的介绍，以及后来中共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叶公开的承认，中共在会见前夕通过外交渠道与白宫接触，试图阻止此次会面。美国国务院系统内部，也有高级官员建议白宫取消此次会见，以避免刺激中共。但是，切尼副总统坚定地否决了此种看法，大力促成了此次会见。最终，布什总统亲自下令，按照原定计划安排会面。
    三十一年前，作为白宫办公厅副主任的切尼，未能说服福特总统接见索尔仁尼琴；三十一年之后，作为副总统的切尼，在确保布什总统会见三名中国知识分子一事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此次会谈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切尼一直笑眯眯地坐在旁边倾听；而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在胡锦涛访问白宫的时候，切尼却在一边打盹。切尼对两次会见的态度，形成了显明的对比。当我阅读了詹姆斯•曼所揭示的这段切尼与索尔仁尼琴之间的故事的时候，方才对沉默寡言的切尼副总统有了更加深切的体认。
   
   
    ——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令狐药师

——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几年以前，我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演讲的时候，提及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大饥荒造成了数千万同胞死亡。当时，有一名大学生激动地站起来反驳我说，这是西方对中国的污蔑，这也是你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污蔑。当时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人死亡，南京大屠杀只是死亡三十万人，尚且发现了若干万人坑，如果真的在饥荒中死亡了数千万人，为什么我们从未发现一个万人坑呢？为什么我们的历史课本和文学作品中从来没有记载和描述过呢？为什么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一切呢？后来，该大学邀请极左派学者杨帆前去演讲，杨帆同样否定大饥荒中有大量百姓死亡的历史事实并对我大肆攻击和辱骂，甚至建议官方对我采取“行动”，制止我发表“丑化党和政府的言论”。

无知导致无畏，无知导致迷信，无知导致狂妄。这一段经历让我发现，无论是普通大学生还是著名学者，都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中共长期愚民教育和愚民宣传造就的废物。对于那名无知的大学生和无知的杨帆来说，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应当是一本“脱盲”的启蒙读物。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定西的饥荒在甘肃和全国都属于重灾区。甘肃当时有一千二百五十万人口，死亡超过一百多万人。在杨显惠仔细读过的《通渭县志》第三编中有这样的记录：“一九五九年冬，饥荒更为严重，一些地方出现人相食现象，人口大量外流、死亡。”通渭是一个二十八万人口的中等县，三年大跃进过去，仅剩十八万人口——七万人死亡，三万人外流。八十年代修志时，编撰者将这次饥荒单列一章撰述，因为省地方志委员会的干预，他们不得已将这一章取消，而将其内容散布于各章之中，同时使用了“人相食”这一中国正史和野史中均屡见不鲜的说法。《通渭县志》的编撰者们认为，县志若不能反映那次灾荒的惨烈，他们就无颜面对全县的父老乡亲。这样的编撰者激起了杨显惠写作的勇气。

杨显惠是一位有探险精神的知识分子，他的作品所涉及的领域，大部分中国作家都避之唯恐不及。此前，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一书是关于反右运动的最为惊心动魄的记述，我在一篇书评中称之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此一比对式的赞誉受到中国知识界的广泛认同；而这本《定西孤儿院纪事》则是关于大饥荒时代普通民众生存状态的最逼真的记述，自二零零二年起，杨显惠用了三年时间走访问定西地区大饥荒中幸存下来的遗孤，包括当年孤儿院的领导和老师，以及其他各类知情人，一共有一百五十多人。鉴于目前中国特殊的出版环境，这些文字只能通过文学化的处理，以“小说”的面貌问世。《新京报》将《定西孤儿院纪事》评为二零零七年度小说，并在评论中指出：“这当然是一部小说，它之所以受到文学界冷落，并被推入史学的怀抱，显出了文学家的狭隘与软弱。二零零七年中国文学的最大收获，是这位文学的边缘人、史学的门外汉、新闻的越位者。《定西孤儿院》是真正的苦难写作，而它的写作过程同样是一种苦难。”其实，让《新京报》欲言又止的是，《定西孤儿院纪事》被迫以一种“畸形”的状态存在，乃是因为当下中国“不自由”的言论氛围。有一名经常出现在畅销作家排行榜上的作家说过，中国作家最缺少想象力。这种说法显得荒诞不经——如果他读过《夹边沟纪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的话，他就会发现两本书中的那些惨绝人寰的故事，早已超过了人类想象力的极致。中国作家不是缺少想象力，而是缺少直面历史和现实的黑暗与残暴的勇气。于是，杨显惠站了出来，为死者开口，为无名者鸣冤，为失踪者正名，他写作的绝对不是以虚构为标志的“小说”。

这年头，有多少作家愿意“自讨苦吃”呢？无论是路上的行走，还是书斋中的撰述；无论是与亲历者的对话，还是对死难者的追忆，这些都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工作，它需要的是爱与同情心，以及勇气与信念。当年身陷饥荒的定西孤儿展金元，这样跟杨显惠讲述他们在大饥饿中的故事：“爷爷死了，身体摆在炕头。我们想把爷爷从炕头移到上炕，那里凉，是炕火到不了的地方。因为饥饿，我们抬不动爷爷。母亲、奶奶和我，都没有力气。我们就翻着轱辘，把爷爷从炕头翻到上炕……”一个接一个的亲人相继饿死，剩下的人没有力气将死者的尸体搬到院子当中，他们只能让一具尸体靠着一具尸体，在炕上次第排开，直到尸体占据大部分的土炕，直到尸体发出臭味，直到奄奄一息的孩子被工作组发现并救到孤儿院。后人能够想象，七八岁的孩子与父母、爷爷奶奶冰冷的尸体睡在一起的场景吗？这样的场景让人毛骨悚然。但是，这并不是杨显惠的“小说家语”，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人民”的亲身经历。当杨显惠转述这些惨烈的故事的时候，老泪洇出眼眶，在他粗粝的面孔上滚动，他的嘴唇哆嗦，这位年届六十岁的西北汉子像小孩一样抽泣。

“吃人”是鲁迅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一种象征性的概括，也是存在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之中的真实事件。作家郑义在《红色纪念碑》中记述了若干广西文革期间的吃人事件，那时候的吃人不是出于饥饿，而是出于对“敌对阶级”的仇恨；而《定西孤儿院》中的吃人事件，更多的是出于饥饿以及求生的本能。“吃人”意味着文明的彻底沦丧以及人性的全盘野蛮化。以上两种吃人都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专制政权一手造成的，毛泽东虽然没有亲自参与吃人，但他比那些吃过人的老百姓邪恶千百倍。杨显惠在《黑石头》一文中写到了这样一个细节：扣儿娘把扣儿煮着吃了，“一推开门，扣儿娘正烧火哩……他刚进灶房就闻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锅里冒出来的……他突然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他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软了。扣儿娘扭过脸问他：你站着咋哩？他看见扣儿娘被灶火照得红赤赤的眼睛。”当有记者询问杨显惠这段情节是否属实的时候，杨显惠斩钉截铁地回答说，这样的细节不可能由作家虚构出来，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在通渭地区的村子里，一位老人曾经给杨显惠讲过，他在一九五九年的时候还是个孩子，他家邻居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头一天他去邻居家，看见那个小女孩在院后的菜园里拔韭菜，过一天再去，女孩不见了，女孩的辫子在水缸上搭着。

杨显惠说，还有更加可怕的故事他暂时没有写到作品之中。他在采访中记录下这样一些事件：通渭县某村有弟兄俩人。老大去水利工地了；老二在家，家中还有他老婆和嫂子。这男子总从外面检别人家的死孩子吃肉，后来把自己的孩子也吃了。村里活着的人感到了威胁，很恐惧；跟队长去说那人吃开自己的娃娃了，吃得身体那么壮，他一旦把我们拉去吃，我们身体弱得对付不了怎么办？队长和几个人商量一下，认为必须先下手，便带了几个人提了铁锨镢头冲进去，把那个人打死了，把他女入的腿打断了，因为女人也跟着吃肉。还有一个故事是：在酒泉市某村，一老妇人饿死了，儿子将她埋掉了；过了几天又挖出来刮腿上的肉，拿回去放在锅里煮。队长知道了，叫几个人将地捆起来，骂你这个没良心的，你把你妈身上的肉都刮着吃！儿子回答，我的儿子要饿死了，我要顾儿子，我不刮我妈的肉刮谁的肉去？还是酒泉市一个村庄，一妇女吃了自己的孩子，上级领导来此村检查工作，队长汇报了。领导带着人来到妇女家问罪：你为什么吃自己的儿子？妇女饿得卧在炕上起不来，陪领导的一位干部呵斥起来，领导跟你说话哩，问你为什么吃儿子的肉？妇女还是卧着，回答说，儿子是我养下的，我想叫他吃我的肉，他活下去，我饿死去，可他还小吃不了我的肉。我把他吃了，我们两个人都死，比起我死了他再饿死，我心里还好受些。那位干部还是气势汹汹地呵斥：你胡说，你竟敢说粮食不够吃！领导却推了这干部一下，说：走！再不要说了。这几个故事深切地表明，中国农民的悲惨遭遇，并不亚于德国的犹太人、苏联的少数民族以及非洲的饥民。在中共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农民成为该党实现其权力欲望的炮灰；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农民又被剥夺了土地、粮食和生存权。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之后，新朝都会给农民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惟有毛泽东建立的独裁政权，从来没有停止过挥舞屠刀，这个以农民运动起家的恶魔，对他造成的数千万农民的死亡无动于衷，让他的同僚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亦为之瞠目结舌。

在《定西孤儿院纪事》中，杨显惠只是用白描的手法和冷静的语调来描写一个又一个家庭的悲剧。对于这些个案，他没有作任何学术上的分析和理论上的概括。但是，在我看来，《定西孤儿院纪事》足以成为阿马蒂亚•森的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姊妹篇。一九九八年，曾经亲身经历了一九四三年印度孟加拉大饥荒的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次年他即出版《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这位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穷人的经济学家”的学者，在这本书中分析了政治自由与防止饥荒的关系和规律。森发人深省地指出，“大饥荒不会饿死人，只有人祸才会饿死人。”他在研究了近现代史上孟加拉国、爱尔兰、中国、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发生的饥荒后得出的结论是：“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农作物的歉收的发生并非独立于公共政策，即使农作物歉收了，饥荒也可以通过认真的再分配政策来抵御。”因此，森得出结论说：“饥饿不仅与粮食生产和农业安排扩展有关，也与整个经济体的运作有关，以及与政治和社会安排的运行有关，后者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们获取食品、维持其健康和营养状况的能力。”确实，当时中国的大饥荒并非因为天灾，而是因为人祸；不是经济事件，而是政治事件。政府手上的粮食储备可谓“多多益善”，却全都是从农民家中掘地三尺抢夺而来的。于是，一贫如洗的农民们只好在家中活活等死。在许多亲历者的回忆中，都谈到了当时让人谈虎色变的“搜粮队”，这些乡村干部和武装民兵对老实巴交的农民的抄家、拘押和拷打，无所不用其极。这是一群忠于毛泽东政权的冷血屠夫，造成数千万民众死亡的，不是天灾产生的饥荒，而是根植于专制制度的暴虐。当每一个死者都开口说话的时候，对大独裁者毛泽东的偶像崇拜还能够在中国的大地上继续下去吗？

那些死者，那些被吃者和吃人者，都消失在历史的黑洞之中，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个无边无际的黑洞。统治者和他们的御用文人们竭力将这个黑洞打造得让沉睡于其中的人们睁眼不见五指。当杨显惠“为死者开口”的时候，御用文人们却在继续恐吓死者和他们的家人。无论是余秋雨式的“含泪劝说”，还是王兆山式的“纵做鬼，也幸福”，对死难者和幸存者来说，都是第二次更加无耻的谋杀。他们都是聪明过头的人，这才当了作协主席，成了文化大师。香港学者林沛理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余秋雨长期高居大陆作家富豪榜的首位，也许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与此类善于将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政府化妆师”迥然不同，杨显惠是一位憨厚老实的西北汉子，他从来没有想过靠写作致富和出名，他的稿费甚至还达不到他多年实地采访所花费的差旅费的零头。我曾经去过杨显惠在天津郊外的家中做客，他住在一个老旧的居民小区之中，家中仅有几件陈旧而简陋的家具，基本保持了八十年代初的陈设。他的妻子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退休之后仍然继续在医院里上夜班，以补贴家用。在对财富的占有上，余秋雨与杨显惠处于两个极端，但我相信，在未来中国的文学史上，余秋雨的位置将越来越低，杨显惠的位置将越来越高。圣经中说：“你的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是的，写作即记忆，写作即见证，写作即控诉，写作即反抗。杨显惠的写作，是一种将正午的阳光射进幽暗的夜晚的写作，那些没有墓碑的死者会感激他，因为《定西孤儿院纪事》本身便是一座不朽的墓碑。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三日、十四日

北京家中

令狐药师

致万科董事长王石的公开信

抄送万科物业服务公司经理


尊敬的王石先生：

你好。

我是以一名万科的普通业主，也是以一名中国公民和知识分子的身份给你写这封信的，我希望通过你的干预立即解决万科物业给我个人和我的家庭所造成的困扰。

我于二零零四年迁入北京万科青青家园。我看重万科的企业品牌和你个人的人格魅力，因此选择与万科结缘，希望能够体验到万科物业服务公司一流的服务水平。

我是一名对政府持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我个人对政治活动没有任何兴趣，但是作为一名基督徒，我一直关注和捍卫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一名作家，也一直关注和捍卫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正是基于我以上的立场，我经常受到公安部门的骚扰。这是在中国民主化过程中，一个追求正义和公平的知识分子必然遭遇的处境。这是我个人的选择，我愿意承受这一切。中国的进步，总是需要有公民付出代价，我所付出的代价并不是最为沉重的。同时，我也看到，作为一名有责任感的企业家，你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着中国的进步，比如此次在四川（我的家乡）地震的救灾工作中，你个人和万科企业都作出了让人敬佩的贡献。我相信，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让一个民主、自由、富裕的中国早日成为现实。

我对万科青青家园的选择，重要原因之一是：你们倡导的居住理念来自于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名著《小王子》。《小王子》所提倡的基本价值乃是爱、自由和平等。我喜欢青青家园的建筑和园林风格，我梦想着青青家园是一个真正的和谐家园。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在万科青青家园生活期间，万科青青家园物业服务公司的保安居然加入到骚扰我的日常生活的行列之中。

这几年，每逢两会、“六·四”等敏感时期以及有外国元首访华的时候，都会有公安人员前来监视我，这当然在我的意料之中，在“不正常”的中国，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令我吃惊的是，我家楼下的单元门口同时也站着一两名万科物业的保安人员，时刻对我进行监视。我的每一行动，保安都用步话机通知在物业办公室中等待的公安人员。我在小区中散步的时候，保安亦寸步不离地跟踪我。来我家访问的客人，每一个都受到保安特殊的盘查，甚至连送快递的人也不能避免。尽管如此，我一直对万科物业公司保安的这些做法抱着善意的考量，这不是他们的自作主张，他们当然听命于万科物业服务公司的管理层。而公司管理层之所以下这样的命令，也许是在公安部门的压力之下这样做的，也许这并不是物业公司的本意。

然而，我的宽容和谅解，换来的却是万科物业保安人员更加肆无忌惮地干扰我的个人生活。在奥运前夕，从七月三十一日开始，万科物业的保安继续以前的做法，而且变本加厉了。他们不仅严密监视我个人的活动，甚至连我的家人的日常生活，也受到严重干扰。我去邻居家串门，保安居然跟踪前去，敲开邻居家的门询问。左邻右舍议论纷纷，不知这些保安究竟有何意图，不知作为被监视对象的我是什么样的“危险人物”。我和家人出门散步的时候，多名保安又是高声在对讲机中呼叫，又是从四面八方奔跑跟踪而来，简直将我这个文弱书生当作了恐怖分子。物业公司还派专人看守住我的汽车，只要一发动，立刻报告给公安部门。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不得不对万科物业服务公司严重侵犯业主生活隐私和基本人权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

前两天，我曾专门致电公安部门，质问他们说，是否安排物业的保安人员监视和干涉我的生活。他们声称，这是万科物业自行设置的一个安全岗哨，与他们无关。我个人无法判断这一说法的真伪，我需要得到万科物业的直接的、书面的解释。

前段时间，万科将“物业管理官司”改名为“物业服务公司”，我认为不仅是一个词语的更改，而是一种理念的进步。物业服务公司，顾名思义，是业主花钱雇佣的，是为业主服务的。而保安的工作乃是保障业主的安全。换言之，保安是作为业主之一的我出钱雇佣来为我提供安全服务的，而不是公安部门出钱雇佣来监视我的。公安人员对我进行监视和跟踪，那是他们自己的工作和职业，在目前的处境之下，在中国法治不彰的环境之下，我暂时无法通过法律的手段来阻止他们从事此类卑劣的工作；但我深信，在未来中国实现民主化之后，他们的这些恶行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和惩罚。与之相比，万科的保安并不承担类似的使命，万科的保安并不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万科物业将全体业主花钱雇佣的保安用于对我个人的监视，派遣若干名保安二十四小时在我楼下轮番值班，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合法权益的侵犯和伤害，更是对所有业主的利益的侵犯和伤害，同时也是对公司资源的巨大浪费。在此意义上，万科物业全可以合理、合法地拒绝公安人员所提出的动用保安的人手来监视某位并没有触犯任何国家法律的业主的无理要求。万科在这个事件中完全可以展示出作为“公民企业”的“良知的弹性”来。

尊敬的王石先生，我希望你能够认真严肃对待我的这封信件。我会留出三天的等待时间。如果三天之内我没有得到来自你本人或万科公司的正式答复，三天之后我的处境没有任何的变化，三天之后万科的保安人员仍然非法干扰我的日常生活，这封信将变成一封真正的公开信。

我会将此信在互联网上公开发布，我在海内外中文网络上的读者有数百万之多。我相信很快此信件将会成为海内外网友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万科的公司形象将在广大网民心目中一落千丈。

我也会将此信转给长期关注我的海内外媒体，比如路透社、美联社、共同社、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产经新闻、世界报等数十家国际媒体。我相信此事将成为奥运前夕备受各媒体关注的新闻之一。这将是万科奉献给奥运会的一份特别的“礼物”。

而且我将从此停止缴纳物业费，我不会愚蠢到出钱请人来骚扰自己的地步。如果万科物业因为我拒绝缴纳物业费而将此事诉诸于法律的话，这场法律诉讼将成为我继续谴责万科物业保安的恶劣做法的契机。万科物业将让自己的公司形象继续受到严重的损害。

尊敬的王石先生，这应该是我们都不希望看到的结果。我期待着你的答复。我更期待万科物业公司从此做好份内的对业主的服务工作，不要参与对公民的监视与骚扰，这与“公民企业”的身份背道而驰。

余杰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