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

令狐药师

从朱熔基退休之后仍然兼任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的“名誉主席”以来，上行下效，中共的退休高官们纷纷出任高等院校的校长、院长和教授。一时间，似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了时髦，官员专任教职，迅速与国际接轨。就连臭名昭着的红卫兵外长李肇星，刚刚被赶下外长的位置，立即便回到作为“母校”的北大（李是北大的工农兵学员），参与一个盛大的受聘教授的仪式。在此之前，还有在“六。四”之后由总政宣传部长空降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左派官僚邵华泽出任北京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中国名牌学府的新闻学院，差不多变成了钳制新闻自由的宣传部的培训基地了。

近年来，许多退休高官放弃到企业当顾问的肥缺，却青睐于学术和教育机构的职位。按照赵启正的理解，“这个变化表明了一种社会意识的变化，表明社会对知识、对教育更尊重”。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这是学术和教育腐败的又一种形式，学术和教育丧失了独立性，成为某些官员“自我加冕”的“高帽子”——这些官员们享受长期权力和金钱已经到了麻木的程度，他们退休后惟一想占有的便是学术界与教育界仅存的一点“清誉”，让自己具有教授、博导、院长、校长的头衔。其实，这些官僚根本不具备从事学术和教育活动的基本条件，以赵启正而言，虽然他谦虚地表示“谁说我外行，我对谁表示感激，因为他是在鞭策我”、“我本身的学术训练和这个职位还是有差距”，但我想追问的是：既然本人都承认是“外行”、本人都承认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术训练，却硬要去盘踞院长职位，你就不害怕误人子弟吗？以李肇星而论，他不仅说不出流畅的英文来，连普通话的表达也十分吃力，那一口浓重的山东方言让记者们难以辨认。在国际舞台上，他更是时常失态，以粗鲁的咆哮显示其对中共独裁政权的忠心耿耿，却成为西方外交界的笑柄。如此“梁山好汉”式的人物，岂能为人师表？

我注意到，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当记者问及“您认为国内外记者的差别体现在哪里”时，赵启正回答说：“竞争性弱，有许多记者在大型新闻发布会上不敢发问，有些记者的问题不够准确、‘尖刻’。当然这也和中国文化有关，中国人不愿出风头。”他表示，他会注重培养提问尖锐的记者：“我喜欢提问尖锐的记者。这说明他们在思考。以前我接受采访时，如果时间充裕，我会拿些问题去考验记者，看他们是否做足了准备工作，是否在思考。”这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为滑稽的言论，其滑稽程度比起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那些肉麻的“爱国爱党”的“打油诗”来更是别有风味——这些“打油诗”居然成了奥运会的会歌。

中国记者提问不“尖刻”，跟“中国文化”并无关系——我们不能把什么污水都泼到毫无还手之力、只能默默承受的“中国文化”身上。同样是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香港和台湾的记者为什么就能提出尖锐问题来呢？我记得香港女记者张宝华曾“尖刻”地向江泽民提问，问老江是否执意“挺董”。结果，江总大发雷霆，猛然冲到这名弱不禁风的小女孩面前指手画脚地破口大骂，出尽洋相。张宝华被身兼党政军“三位一体”大权的最高统治者谩骂，不仅没有丢失工作，反而名声大振，获得香港有线电视的破格提拔。为什么大陆数十万名记者当中没有出现一个张宝华呢？显然，不是大陆记者比张宝华愚笨或怯懦，也不是大陆记者比张宝华的“国学”功底更好而染上了“不愿出风头”的“中国病”，而是大陆根本就没有新闻自由，更缺乏奖励优秀记者的机制。假如张宝华在央视工作，还不马上就被除名了？而在言论自由的香港，张宝华不仅没有被上级打压，反倒一夜成名，迅速获得提升。

赵启正指责大陆记者提问不“尖锐”，就好像皇帝指责太监不会生孩子一样。赵启正本人的存在正是大陆记者提问不尖刻的原因之一，正如皇帝的存在就是太监被阉割的根本原因一样。当然，赵启正不是中宣部部长，他本人也得仰中宣部部长之鼻息。中国大陆的记者们都被阉割了，包括曾经担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这一正部级官职的赵启正也被阉割了。因为在国务院新闻办之上还有一个太上皇——中宣部。中国的记者们个个都在“戴着镣铐跳舞”，个个都被笼罩在巨大的谎言之下。良心尚未泯灭的少数记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说出一点真话来，这一尝试往往会遭致残酷打压——程益中和师涛就是其中两个典型的代表。

这些摇身一变成为院长和教授的高官，究竟是何许人也？窃居北大新闻学院院长一职的邵华泽，曾经担任《解放军报》社长，且拥有中将军衔。此人一向惯于颠倒黑白，是中共御用的撒谎高手。天安门大屠杀之后，他由军方转入《人民日报》，负责《人民日报》的清洗工作，迅速将在八九民运中一度争取说真话的《人民日报》，从人民手中夺取回去，将其扭转回到“谎话大王”的位置上。因此，邵华泽一直深受最高当局的信任，由总编辑晋升为社长，还兼任记者协会主席。从表面上看，邵华泽拥有研究生学历，多才多艺，经常举办个人摄影展、书画展，到处题词剪彩；他口才极佳，很会说些支持新闻自由的漂亮话，在纪念“记者日”的讲话中，也装模作样地缅怀那些民国时代被杀害的记者。但是，他偏偏就是回避中共见证以来记者的悲惨处境，毛泽东时代死于非命的记者，数量是民国时代的数百倍、数千倍，直到今天，中国大陆的监狱中还有几十名记者，中国被“记者无疆界”等国际组织评为新闻自由状况最为恶劣的国家之一。

赵启正任职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期间，给人以“思想开放、作风硬朗”的印象。他也确实对中共政权改善其国际形象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比如参与策划“中法文化年”活动、对西方各国开展中国形象的宣传、投入巨资聘请华府顶级游说公司对美国国会游说，甚至同意与BBC合作拍摄关于中国的大型专题片。但是，赵启正从来就没有倡导过新闻自由，在强势的中宣部的控制下，他至多就是表现得稍稍柔和一点罢了。他跟中宣部的官僚们没有本质的差异，有的仅仅是策略上的不同，赵启正更多地懂得如何使用一种西方人可以接受的方式说话，而不像中宣部的官僚们一样，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都还停滞在文革时代。赵启正与他的前任老板朱熔基十分相似：善于说好话，善于在西方面前营造开明形象，却并没有做过真正有益于民主自由的好事。从教育背景来看，赵启正是中国科技大学实验核物理专业毕业的，长期在科研机构里任职，对新闻事业几乎就是一窍不通。

在我看来，与其让邵华泽、赵启正担任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学院院长，还不如让焦国标、李大同、卢跃刚们来担这类职务更加合适。焦国标以一篇《讨伐中宣部》而洛阳纸贵、名动天下，他本人显然拥有优于邵华泽、赵启正的学术训练：他是人民大学的新闻学博士，拥有这一领域的最高学历。他曾任教于北大新闻学院，有过在教学第一线的工作经验。他还曾应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邀请访问美国，就美国新闻界的历史与现状作过深入的观察和研究。李大同、卢跃刚主持《中国青年报》之“冰点”栏目，将该栏目办得有声有色，成为北京新闻界的一面旗帜。他们长期奔波在新闻采访的第一线，着述丰厚；他们心忧天下，怀有记者说真话的良知，敢于揭露那些最黑暗、最邪恶的角落。李大同在八九民运中走在追求新闻自由的最前列，近二十年来亦矢志不渝地坚持说真话，近期访华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特意会见了他，与之畅谈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状况；而卢跃刚被誉为“中国第一记者”，他的《大国寡民》一书，以一名被毁容的农村妇女武芳为主角，揭示了中国在崛起的背后的黑幕，堪称九十年代以来最有“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的报告文学作品。我相信，焦国标、李大同和卢跃刚们，必定是受学生欢迎的好老师。

由于这些僵化官僚的把持，以及外部的新闻自由环境的持续恶化，中国各大学的新闻学院和新闻系，早已经衰败得不成样子了。不久前，卢跃刚在人大新闻学院作讲座，谈及刘宾雁的报告文学，研究生们居然没有几个知道刘宾雁是何许人也。因此，非得焦国标、李大同、卢跃刚们出马，方能培养出一大批“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的优秀记者来，这批记者也必然会成为推动中国新闻自由事业的“革命军中马前卒”。正如美国伟大的新闻记者、普利策奖的创始人普利策所说，庸人、懒人和道德水准低下之人是不配办报的，“每期报纸都提供了一个机会和责任：讲些勇敢真实的话，摒弃平庸陈腐之言；讲些使社会上有见识的、有教养的、有独立见解的人们敬重的话，无虑党见派性和流行偏见”。中国的新闻行业以及研究新闻、培养新闻人才的行业，理应向焦国标、李大同、卢跃刚这样兼有勇敢者和专家身份的一流人才敞开大门。

然而，中国无比灰暗的现实是：邵华泽、赵启正、李肇星等谎话大王成了大学中的“香饽饽”，焦国标、李大同、卢跃刚们，或者被剥夺了上讲台的权利，或者被中止了采访和编辑的职业。这就是一种可怕的“优败劣胜”制度。官僚们不仅垄断权力和财富，选为一个“新阶级”，而且还要对教育、文化、学术领域伸出黑手，不仅窃取博士学历（中共的下一代接班人李克强、习近平等人，个个都拥有“在职博士”的辉煌学历），而且还要戴上教授、博导的高帽子。他们要在所有的方面都“赢家通吃”。于是，学术的尊严和独立荡然无存，学术的水准和教育的伦理亦一泻千里、溃不成军。高校不再是一片净土，反倒成为腐败肆虐的重灾区；教授不再受人尊重，而成为招人鄙视的身份。

在我看来，一个不懂得追求新闻自由的记者，绝对不是一个好记者；一个不懂得扞卫学术自由的新闻学者，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新闻学者。北大新闻学院因为招揽了新闻自由的“杀手”邵华泽和解聘了新闻自由的扞卫者焦国标，而让百年历史的北大蒙羞，让“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伟大传统受到玷污；人大新闻学院则因拉拢一个退休的部长级官员来装点门面而让人大蒙羞，人大放着从自己校门走出去的优秀毕业生不要，而舍近求远、卑躬屈膝地向赵启正发去聘书，学术尊严荡然无存。北大和人大等学府，如果想要清除这些羞辱的话（遗憾的是，恐怕目前这两所学校的校长都没有这样做的意愿），先清除那些窃居神圣的教席的官僚们，并争先恐后地邀请焦国标、李大同、卢跃刚们担任院长或教授——当然，这种情形大概要等到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之后方能出现。

令狐药师

据对华援助协会报道：二零零七年八月三日被抓捕的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的基督徒商人周恒，因到托运站接收外地寄来的大量圣经，于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正式逮捕，现羁押在西山看守所。如果罪名成立，周恒可能面临最高达十五年的徒刑。目前，已有包括周恒妻子陈继红、书店职员、家庭教会成员等多名当地的基督徒遭到公安机关的传讯，要求他们交待书店的经营情况、家庭教会的聚会情况等等。据悉，周恒是新疆地区惟一一家注册的基督徒书房的经营者，他负责的“雅亿书屋”已经被公安查封。

周恒案是近期发生的又一起与传播圣经有关的宗教迫害案件。此前曾经发生过北京家庭教会传道人蔡卓华案件、安徽家庭教会传道人王在庆案件等。这些案件都与“私自”印刷和传播圣经有关，虽然有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人权律师的积极介入，当事人仍然被判处重刑。近日，蔡卓华出狱之后，其人身自由继续受到种种限制，警方对他的骚扰也持续不断。在中国，圣经的印刷与传播被长期官方的“三自会”非法垄断，其他任何人和机构都不能印刷和传播圣经——这一现状与中国宪法中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背道而驰。但是，即便我们承认、顺服此种不合理的现状，周恒案件仍然是每一个有良知和法治意识的公民或基督徒，都无法认同和接收的。

周恒案件比前述两个案件更加恶劣，它显示了中共当局打压、迫害基督徒和家庭教会的政策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也为新疆这一中国人权状况最恶劣的区域增添了一个新的典型案例。周恒案件是对胡锦涛政权“依法治国”的口号的嘲讽，它警醒全球的基督徒和民众：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依然在持续恶化。日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问中国的时候，直截了当地向胡锦涛和温家宝指出，推动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有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打压宗教信仰者群体无法让中国政府获得公民的支持以及拥有良好的国际形象。而美国国务院在近日发表的全球年度宗教自由报告中，列出八个被给予特殊关注的国家，这些国家是中国、缅甸、厄立特里亚、伊朗、北韩、沙特阿拉伯、苏丹和乌孜别克斯坦，这八个国家“从事或者容忍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美国政府强烈批评中国限制宗教自由，比如中国继续压制宗教少数群体、拒绝向外国宗教活动人士颁发签证或将他们驱逐出境等行为。周恒案件充分表明，这些国际压力是重要的和必要的。

周恒案是新疆地方当局制造出来的一个大冤案。首先，事实很清楚，周恒是在去托运站接收一批圣经的时候被捕的。换言之，这批圣经根本还没有到达周恒手上。既然他还没有取到圣经，也就没有进入经营层面，又何来“非法经营”呢？据周恒的妻子及教会的弟兄姊妹透露，周恒经营的这家书店基本不盈利，主要是为广大基督徒服务。他们的家庭完全靠妻子做服装的收入来维持。周恒和书店的几名员工都是做义工的性质。书店不仅经过了合法的登记注册，而且出售的书籍全部都是公开出版的书籍。与之性质相似的、主要经营基督教书籍的书店，在全国已经有上百家之多。这说明基督信仰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基督教书籍有庞大的读者群，逐渐形成一个特殊的市场，这个趋势是任何外力都无法逆转的。书店的经营者，当然有卖某种某类书籍的自由。如果他们因为经营基督教书籍而被治罪，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周恒的库房里确实有一些没有“书号”的内部读物，比如解经书籍、主日学课程等。中国一直没有一部《新闻出版法》，这类教友自行印刷并在教会内部传播的出版物，究竟是合法还是违法，本身就处于一个灰色地带。这些书籍是周恒从外地教友那里获得的，他从未在书店中出售，只是免费送给当地的教友们。在如今物欲横流的中国大陆，一切向钱看的中共的官僚和警察们，根本不能理解基督徒传福音的热情和无私，更不能理解基督徒之间因同有一个天父而产生的“爱人如己”的关系，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只能有金钱的关系、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因此，他们不相信周恒是在免费派送圣经，而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将传播圣经的行为解读为“大阴谋”。于是，他们如获至宝地炮制出一个“惊动党中央”的大案来。

在得知周恒被逮捕的消息之后，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对媒体表示：“我觉得对周恒先生这次的正式逮捕毫无道理，而且难以令人接受。因为周恒先生是远近有名的一个家庭教会领袖，我们是了解的。他自己经营书店一年零三个月，他经营的，都是一些合法出版的书籍。也没有出售过圣经，从来没有卖过圣经。并且中国官方规定的也是不允许在官方规定的‘三自’教堂之外买卖圣经。所以，这就不存在经营的问题。其次，这些圣经根本都还没有运到他的书店里，是别人通知他去接一些东西，他都还没有拿到，更没有进入流通、经营范围。”傅希秋牧师的辩护有理有据，那些知法犯法的办案人员该如何回应呢？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他们的任何回应。

说周恒案是一个大冤案，第二个原因是：周恒的律师要求与当事人会面，这一请求却被驳回，理由是此案涉及“国家机密”。这些公安人员的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居然将圣经与“国家机密”联系起来！

据海外媒体报道，周恒被捕一个多月以来，他的太太委托的张久农律师要求会见周恒，但未获准许。张久农律师说：“我是作为律师接受周恒的妻子陈继红的委托，按照法定的程序，提出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周恒，但是他们告诉我，周恒案涉及国家机密，不容许会见。”这位律师进一步解释说：“我是八月十七日提出要求会见的，二十午就电话通知我，说他这个案子涉及国家机密，不能会见；然后我在二十四、五日又用书面形式提出，按国家规定，如果涉及到国家机密，有一个《会见在押被告嫌疑人申请书》，书面提出，他应在五天时间内，给我答复。九月三日我去，他就通知我‘现在还不能见。’”

这个所谓的“非法经营案”，案情其实很简单，其证据仅仅是托运站的两吨圣经。在圣经中能有什么“国家机密”呢？圣经是一本在人类历史上被印刷抄写数量最多的书籍，仅以中文本圣经而论，近代以来印刷量便远远超过四书五经、毛泽东的红宝书等所有书籍。对于基督徒来说，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圣经是至高无上的真理，圣经是信仰的外在体现，每天阅读和学习圣经，是基督徒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对于非基督徒而言，圣经是一本重要的文学、历史、哲学书籍，从圣经中可以了解到犹太民族的历史和西方文化的渊源，从圣经中可以获得许许多多人生的道理和智慧。两千年来，圣经已经被翻译成数百种语言文字，被各个民族和国家的读者阅读和传颂，圣经已经成为一本最具公共性的书籍，圣经中还能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大概办案人员是《达芬奇密码》的热心读者和观众，认为圣经中隐藏了某种“藏宝图”，于是试图将此纳入“国家机密”的范畴吧。

我不知道中共的警察们为什么会认为圣经中隐藏了“国家机密”。一个未经民众选举、缺乏基本的合法性的政权，必然是凡事惧怕、凡事心虚的政权。这样的政权经常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什么事情都可以被其归入“国家机密”的范畴，公民的任何言行都可以被其定罪为“泄漏国家机密”。在中国，气温是国家机密——南京市宣传部便规定说，媒体公布天气预报的时候，必须经过宣传部的审查，尤其不能擅自公布超过四十度的气温，否则以“泄漏国家机密罪”严惩不怠，南京向来有“火炉”的“雅号”，宣传部有责任为南京去除此名称，方能“改善南京的投资环境”。在中国，空气污染指数也是“国家机密”，北京市有关部门出台文件，禁止外国机构监测和发布北京的空气污染指数，要求所有的媒体统一口径，只能发布北京当局给出的数字，其他任何数字都是“不科学”的。一个宣称过“亩产百万斤”的政权，如今却以科学沙皇自居，真是恬不知耻。矿难是国家机密，萨斯是国家机密，家猪蓝耳病是国家机密，不准报道“六•四”的宣传部的命令也是国家机密……机密，机密，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一个时刻欺瞒公民，以“国家机密”为由防范公民，以“国家机密”为由迫害公民的政权，如何能实现“崛起”呢？

圣经中说：“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义人，因为公义的神察验人的心肠肺腑。”（《诗篇》七篇九节）周恒是无罪的，他无罪而受害，只能反过来证明中共的警察制度和司法制度的扭曲与黑暗；他无罪而受害，在苦难的日子里，必有上帝的同在和上帝的安慰。让我们为周恒弟兄恳切祷告。

令狐药师

“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进入反恐战争的新时代。

奉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分子，为何如此仇恨美国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他们认为美国在巴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从以色列建国开始，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便将其看作眼中钉肉中刺。而美国一直都是以色列的庇护者，每年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多达四十亿美元。如果没有美国，以色列也不可能建国——在伊斯兰世界中，这个认识一直像一团火焰，将反美情绪越燃越烈。

那么，在巴以冲突中，美国究竟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如果美国真的“偏袒”以色列，究竟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即便美国政府的中东政策存在失误，美国的平民是否就应当遭受如此可怕的恐怖袭击呢？针对平民的恐怖活动（近年来，纽约、伦敦和马德里等城市都先后遭受了出于同样原因的恐怖袭击）是否能被当作是“穷人或弱者的正义”呢？

在中国的民族主义愤青当中，有不少人根本没有研究过中东问题、巴以冲突的来龙去脉，便想当然地支持伊斯兰恐怖分子，便莫须有地将美国定义为霸权主义。对此，政论家胡平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与美国的中东政策》中指出：“无论美国的中东政策有多大偏差，它都不构成对无辜平民进行恐怖袭击的理由。再说，美国在中东地区一无军事占领，二无殖民统治，三无种族灭绝，再坏还能坏到哪里去？更何况，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在巴以之间进行调停，促成和谈，这是连巴解领袖阿拉法特都不否认的。以色列早就有发展核武器的能力，也仅仅是由于美国劝阻才没有发展。”职之是故，疏理以色列的建国之路，分析巴以双方的基本立场及政权形式，了解美国在巴以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愤青们应当补的一课。

以色列的建国之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圣经旧约便是一部犹太民族的历史。犹太人视以色列地为民族和精神生活的核心，称之为“圣地”或“应许之地”。以色列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在犹太教中还具有特别的含义，包括圣殿遗迹和相关的宗教礼仪，都是现代犹太教传统的重要基础。从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开始，一系列犹太人王朝在此地区存在了一千余年。而阿拉伯人迟至公元七世纪才进入该地区。据考古发掘表明，犹太人确实远远早于阿拉伯人在此区域内定居和建国。

一八九六年，犹太人、记者和剧作家西奥多•赫茨尔发起锡安主义运动（又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号召全世界犹太人回归故土，恢复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受此思想的影响，在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地区，犹太移民的数量自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一直稳定增长。受到二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影响，犹太人复国的理念在战后获得越来越多的国际支持。

被誉为最为公允的网络维基百科全书这样描述以色列建国的过程：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联合国大会表决了《一九四七年联合国分治方案》，三十三国赞成（包括美国和苏联），通过决议：将巴勒斯坦地区分为两个国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分别拥有大约百分之五十五和百分之四十五的领土，耶路撒冷被置于联合国的管理之下，以期避免冲突。二十九日，联合国通过分治方案的当日，以色列总理古理安接受了该方案，但阿拉伯国家联盟断然拒绝。阿盟委员会高层下令对以色列的犹太平民展开为期三天的暴力袭击，攻击建筑、商店、以及住宅区，紧接着犹太人组织的地下民兵部队展开还击，这些战斗很快便蔓延为大规模的冲突，继而引发了一九四八年的以色列独立战争。

此后半个多世纪里，以色列与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先后发生过五次规模不等的中东战争。在这几次战争中，大多数时候以色列不得不独自抗衡多个阿拉伯国家联军的数十倍于自己的军力。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五次中东战争都以以色列的大获全胜而告结束。比如，在第四次中东战争（“赎罪日战争”）中，以色列反败为胜，史家声称：“在两面战线大量敌军的突袭下，以色列还未开始动员，在紧急情況下，以色列仍然迅速在一天內站稳了脚步，并在两周内便进行了反攻，直接威胁到两个国家（埃及、叙利亚）的首都”，“如此短的时间便达到这样的成就，历史上也只有以色列能办到”。

阿拉伯方面在经过几次战争尝试之后，发现无法在战场上取胜。他们没有能力将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伊朗总统内贾德的狂言），却继续自欺欺人地无视以色列的存在。某些激进分子转而选择恐怖活动的方式打击以色列。“九•一一”事件并非开端，早在一九七二年德国慕尼黑奥运会上，便爆发了慕尼黑惨案：巴勒斯坦的武装民兵挟持以色列代表团成员作为人质，最后将所有人质杀害。以色列展开了报复性的“上帝之怒行动”，由一群以色列摩萨德情报局的干员出马，在世界各地行刺那些筹划慕尼黑惨案的幕后凶手。后来，这一段历史被拍摄成一部精彩的电影。

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内部也陷入了分裂和内讧。原本希望借由战争夺回西奈半岛的埃及总统萨达特，选择了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他做出了史无前例的举动——前往以色列访问，成为第一个访问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这也等于承认了以色列的国际地位。许多阿拉伯国家对此强烈不满，埃及被从阿拉伯国家联盟中驱逐出去，而此前埃及一直被当成“阿拉伯国家的领导者”。后来，萨达特在国庆阅兵式上被不满他与以色列讲和的军官暗杀。

以色列内部也出现了温和派的力量。在萨达特被害十四年之后，主张“以土地换和平”的以色列总理拉宾，亦遭到以色列内部的激进分子的暗杀。这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都为和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巴以和平至今仍然遥遥无期。

美国为何“偏袒”以色列？

毫无疑问，美国是中东和平进程最有力的推动者。一九七八年，美国总统卡特邀请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前往戴维营进行和平会谈。最后谈判取得成功，埃及和以色列双方签署了戴维营协议，并在一九七九年签署了《以色列—埃及和平条约》。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出所有军队和殖民者，以交换与埃及的正常关系与长久的和平。

一九九三年，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斡旋之下，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秘密会面后达成和平协议。九月十三日，双方于美国白宫草坪签署了《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该宣言被认为是以巴和平进程中的里程碑。但在协议签署后两年，拉宾遭以色列极端分子刺杀，其后巴勒斯坦极端势力亦连续发动针对以色列的袭击事件，街头冲突逐渐演变成双方的武装对抗，该协议的执行遂遭到无限期的搁置。

从以上两个协议的达成可以看出，尽管和平的前景仍然遥远而漫长，但美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确实是功不可没。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在其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

当然，在巴以冲突中，美国确实比较偏向以色列一边。这种偏向是有原因的，这种偏向超越了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考量。如果美国仅仅着眼于在中东的石油利益，就应当与阿拉伯石油国家搞好关系。如果美国放弃对以色列的支持，这些石油大国完全可能在石油价格上给予美国巨额优惠，让美国从中获利甚丰。但美国并没有这样做，宁愿承担石油危机的压力，也不放弃对以色列的支持。在这种选择的背后，有宗教信仰和民主价值等方面的深层原因。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具有基督教精神的国家，不理解基督教在美国的地位和作用便无法理解美国。十个美国人中有九个表示相信神的存在，八成以上的美国人分属于不同的宗教团体，而广义的基督徒则有六成以上。美国建国以来所有的总统都是基督徒，现任总统布什的信仰尤其虔诚。基督新教的福音派教徒在美国社会绝对是主流，他们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对以色列表示同情，其中三分之一的人说“同情源于宗教信仰”。

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欧洲长期以来有排犹传统，但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合，缔造出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们相信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这和犹太教的概念如出一辙，两国人民都坚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有超过百分之四十的美国人相信，以色列建国是上帝送给多灾多难的犹太人的礼物，以色列建国是圣经中的应许。你可以不同意此种看法，但此种看法在美国深入人心毕竟是一个事实。

美国是宪法中明确规定的政教分离的国家，政府不得以某种宗教为国教。但是，宗教团体却可以通过合法的形式形成政治压力、影响国家政策。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德克萨斯的宗教活动家约翰•哈格相信，支持以色列是“圣经的训诫”。他组织了一个名叫“基督教联合支持以色列”的团体，带着三千五百人穿越美国大陆到华盛顿，踏上国会山，为以色列打击真主党的军事行动鼓与呼。美国总统布什和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都给这位活动家发去信息表示慰问。美国基督新教中还有持“时代论”的教派，他们认为以色列人是上帝与之立约的选民，只有以色列人都得救了，全体人类才能得救。这一教派虽然不是基督新教的主流教派，其教义却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中东政策。

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第二个原因是，以色列是一个模范的民主国家，是中东地区惟一的民主国家。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当中，没有一个称得上是民主国家。实行原教旨主义的伊朗、子承父业的叙利亚等自然不必说了，作为美国盟友的沙特和科威特也都是君主专制国家。埃及虽然存在形式上的选举和议会，但历届总统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等，均是说一不二的政治强人，因此埃及至多算是“半民主国家”。美国人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制度上与美国相似的国家，才可能成为美国的朋友。历史经验确实也证明，只有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和平与友谊。

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第三个原因是，在美国的五百万犹太人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人数虽少，财力和政治影响力却相当大，远远超过了人数数倍于他们的拉美裔和亚裔族群。犹太财团的超强实力为游说国会议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游说的结果便是更多有利于以色列的政策出台。比如，在美国最具影响力、也是最有名的犹太人机构，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它每年有五千万美元的预算，拥有上百年的历史，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国家政策的走向。难怪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说：“感谢上帝，我们拥有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这是世界范围内我们最伟大的支持者，最要好的朋友。”
   
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犹太族群的影响力以及对犹太人被纳粹德国屠杀的历史的同情等几方面的原因结合起来，使得美国的政治家和老百姓一如既往地支持以色列。美国人对以色列的支持，绝对不仅仅是出于实际利益的考量。《今日美国报》的一份调查显示，百分之八十的美国人认为以色列打击真主党的行动是合法的，超过一半的人认为冲突的根源在于真主党。在美国国会山，针尖对麦芒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对待以色列时也竞争激烈——不是争相反对，而是争相支持。即便是同情巴勒斯坦的美国左翼媒体，也不敢轻易批评以色列，因为“反犹主义”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敢触及的领域。华盛顿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每天都在迎接着来自美国各地乃至全国各地的参观者，除了伊朗总统内贾德那样的疯子，谁也不能无视犹太人遭到纳粹种族屠杀的悲惨历史。

美国为何“疏远”巴勒斯坦？

与过于“偏袒”以色列相比，美国长期都十分“疏远”巴勒斯坦。这需要从巴勒斯坦身上寻找大部分的原因，特别要从巴勒斯坦前领导人阿拉法特的身上寻找根源。

阿拉法特最早登上世界舞台的时候，完全是一名恐怖分子的形象。他在不到十七岁时，便参与向巴勒斯坦地区走私武器的活动。十九岁那年，他放弃大学学业到加沙地带参加武装战斗。一九五八年，阿拉法特与一群朋友创立了“法塔赫”，这是一个由秘密小组组成的地下恐怖组织。“法塔赫”后来发展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阿拉法特也于一九六九年成为巴解主席，此后一直掌控巴解的最高权力一直到二零零四年去世。

一九八八年，阿拉法特公开宣布放弃恐怖活动，走政治斗争之路。但是，此一宣告是言不由衷的，是在西方各国及阿拉伯国家内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作出的。阿拉法特也希望以此换取更大的政治利益。此后，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确实很少直接策划恐怖事件，但他积极支持其他恐怖组织如“阿克萨烈士旅”等。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美国政府将阿拉法特定位为恐怖分子，将巴解定位为恐怖组织。

阿拉法特的好朋友都是独裁者。在波斯湾战争中，虽然以色列不是反伊拉克的联盟国之一、也没有实际参与伊拉克战事，却遭到来自伊拉克的三十九枚飞毛腿导弹的攻击。在战事中，以色列仍然好心地向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提供防毒面具，以免他们遭到伊拉克生化武器的伤害。尽管如此，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解仍然支持萨达姆政权，一些巴勒斯坦居民甚至还站在屋顶为来袭的飞毛腿导弹欢呼，虽然最后他们仍使用了以色列人提供的防毒面具。两相对照，谁是谁非，谁有超越宗教和种族的人道主义情怀，谁是狂热的种族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不难判断。

阿拉法特不仅支持恐怖主义，他本人还是一名腐败分子。巴勒斯坦是全球最穷的地区之一，阿拉法特在世时却是全球最富有的政治领袖之一。这一惊人的对比，并不为巴勒斯坦的一般民众所知晓。阿拉法特表面上憨厚朴实，私下里非常善于敛财。在遍布世界各地的商业网络中，总是有钱源源不断地进到他的银行账户中。当然，这些账户一般都使用化名或别人的名字。一名资深的巴勒斯坦官员透露说，阿拉法特在希布伦的一个家具公司和一个在叙利亚的裁缝工厂都有大量投资。

在阿拉法特去世前夕，已浪费掉了大部分以人民的名义获得的捐助。在波斯湾战争前，阿拉法特从海湾国家得到上亿美元，包括每年从沙特稳定得到的五千万美元。在海湾国家打工的巴勒斯坦人，都必须向巴解这个并未向他们提供任何服务的“准政府”缴纳高额的税款。阿拉法特用这些钱来支持“军事行动”和笼络大批亲信。此后，奥斯陆和平协议带给巴勒斯坦人一笔额外的钱财，那就是来自美国、欧盟、日本、以色列的四十亿美元的捐款。这些钱大部分被阿拉法特腐败的“预备政府”浪费掉了，并没有多少真正用在改善人民生活和建设基础设施上。一九九七年，一名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会计首次向外界披露了自治政府惊人的腐败。从那以后，阿拉法特命令所有会计必须保守秘密，不得乱说乱动，不听话者将“立即消失”。

昔日，年轻美貌的苏哈“勇敢”地嫁给垂老的阿拉法特，就像年轻宠妃与年迈国王之间的关系一样，苏哈从老头那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她生活在巴黎，过着令欧洲王室羡慕的奢华生活。据熟悉阿拉法特财政的人士透露说，阿拉法特每月给苏哈二十万美元“生活费”，这些钱全都是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给总统办公室的预算中划走的。在阿拉法特临死前，法国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一笔一千一百五十万美元的银行转账，这笔钱从瑞士银行转到一家阿拉伯银行和一家法国银行，收款人是苏哈。这些线索仅仅是这对夫妇贪渎行径的九牛一毫——在仔细调查了阿拉伯国家的公司账户往来以及开曼群岛和卢森堡的银行账户后，会计师惊奇地发现隐藏在秘密账户下有额外的八亿美元，这些钱应该属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八亿美元可以改善多少难民的生活、可以拯救多少难民的生命？阿拉法特侵吞这些巴勒斯坦人民的“救命钱”，他难道真的心安理得吗？

中东有可能实现民主吗？

民主的以色列与独裁的巴勒斯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以色列，有阿拉伯裔的公民当选为国会议员，作为少数族裔的阿拉伯人享有基本的公民权利；而巴勒斯坦还未正式建国，便已经建立起了一套严酷的独裁制度，对自己的人民亦奴隶视之。因此，美国能不“偏袒”以色列和“疏远”巴勒斯坦吗？

长达三十五年时间里，阿拉法特牢牢控制着巴解组织。当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建立之后，他又成为实际上的领袖。凡是企图向其挑战的领导人都被“先下手为强”地收拾掉。其传记作者指出：“如同这一地区的其他阿拉伯政权一样，阿拉法特的统治更倾向于独裁而不是民主。”他把自己塑造成巴勒斯坦解放的象征、成为所有权力的核心。巴勒斯坦的安全部队差不多成了他的私人卫队。那些早上刚刚在街市上发几句牢骚的老百姓，立即被人告密，特务迅速出动，还不到天黑，这个“不忠诚者”就永远地消失了。阿拉法特直言不讳地告诉他的人民说：目前，以色列是最危险的敌人，为了打败这个敌人，必须用“非常手段”将人民组织起来，人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的领导。他真的相信这种可怕的逻辑吗？

中东地区包括巴勒斯坦等地，近年来战火纷飞、苦难连连。其责任并不在美国和西方世界，也不在以色列，这笔账应当算在该地区的若干独裁者的头上。这些独裁者一边打着受欺压的弱小民族的幌子，在国际上四处争取同情和支持，以眼泪换取钞票；另一边却又大行恐怖活动，不惜牺牲民众的生命，以达成个人的野心。他们才是中东地区的“麻烦”所在。阿拉法特、萨达姆、卡扎菲……个个都是混世魔王。只要他们有一天还在台上，中东地区便无法获得真正的安宁。

在中国人当中、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阿拉法特的“追星族”真不少。作家张承志一直自诩为“红卫兵”这个词语的创始人，对毛泽东崇拜得五体投地；如今，他又摇身一变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一味歌颂西部不畏死亡的“血脖子教”。张承志在一篇文章中哀伤地写道，当他在同一天的报纸上看到阿拉法特死去和布什第二次当选的消息时，痛苦地感到“黑暗时代”降临了。诗人北岛也是阿拉法特的忠实粉丝，曾经与几名西方左派作家一起赴巴勒斯坦“朝圣”。当北岛见到阿氏的时候，如同在天安门广场见到“红太阳”一般心潮澎湃。这些扭曲的“个人崇拜”，暴露出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一直处于“类人孩”状态。与他们相反，我不会热爱任何独裁者和腐败者，因为我知道从崇高堕落到卑鄙，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阿拉法特去世之后，以色列并未加大对巴勒斯坦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巴勒斯坦却出现了激烈的内战——法塔赫与比其更加激进的哈马斯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持久的武装冲突。哈马斯军力雄厚、内战内行，根本不听从新任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的命令，悍然出兵攻占加沙地带。无数的巴勒斯坦平民死于这场血腥内战，死于“自己人”的枪弹。这些人的死亡难道又要归罪于以色列吗？

显然，巴以冲突所引发的恐怖主义与反恐联盟的殊死搏斗，不是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也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冲突，而是“文明”与“非文明”的冲突，“民主”与“独裁”的冲突。这场斗争，以美国为首的民主世界必须胜利，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正如在昔日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民主世界必须背水一战一样。

彻底解决巴以冲突，不是将钟摆从以色列那边稍稍移向巴勒斯坦一边便可以了。如果伊斯兰国家不能走向现代化、不能实现民主政治及政教分离，巴以冲突将永远无法结束，恐怖主义也将长久存在并泛滥。中东地区当然有希望走向民主，在美国的压力和劝说之下，科威特和沙特的王室已经开始启动政治改革并承诺逐步推进选举，在战后的伊拉克民主也在艰难地拓展之中——恐怖分子的恐吓不会得逞，而利比亚强人卡扎菲的立场也有所软化、表示愿意与西方对话……总体而言，这一地区的民主前景还是令人乐观的，尽管民主不能一蹴而就。

这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使命，以色列可以助美国一臂之力，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前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联合国、欧盟、美国和俄罗斯四方的“中东国际特使”，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使命。中东控制着世界半数的石油资源，是世界经济跳动的脉搏；如今，中东也是民主政治的实验田，如果中东的政改成功，必将启发非洲、亚洲和拉美地区的非民主国家加快民主化的道路，正如美国《新闻周刊》评论文章所论述的那样：“美国必须帮助伊斯兰国家进入现代世界。这听起来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而且当然不是我们自愿的选择。但是，美国——事实上是全世界——都面临着一种急迫的安全威胁。除非我们能够阻止引起阿拉伯人怒火的根源——即政治、经济和文化衰败——这种威胁就不会消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不代表绝大多数穆斯林人民。如果西方能够帮助伊斯兰国家以和平而有尊严的方式进入现代社会，那我们取得的成绩就不仅仅是保障安全了。这将改变整个世界。”让我们拭目以待。

令狐药师

近日，看到大批香港警察将天星码头的抗议者抬离现场的新闻。许多抗议者后来批评警方行为粗暴，我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认为，香港警方实在是太礼貌、太温柔了。假如是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抗议者会是什么下场呢？

“六•四”大屠杀的场景，香港人人都知道。北京当局不是出动警察，而是直接出动全副武装的野战军，出动像钢铁怪兽一样的坦克。杀人如草不闻声，这是北京悠久的历史传统。而在英国殖民地的特殊处境中过惯了文明生活的香港人，怎么都无法理解那血肉横飞的大屠杀。所以，“六•四”屠杀，震撼最大的并非大陆民众，而是香港民众。以至于如今每年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烛光晚会，参与者的人数在全球所有的纪念活动中排名第一。

香港回归十年，民主停滞不前，自由也饱受侵蚀。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香港与大陆毕竟还是“两个世界”。近年来，北京当局开放大陆若干地区居民赴香港“自由行”，其本意乃是鼓励腰包渐鼓的大陆客到香港游览和消费，为香港衰微的经济带来一点刺激。这也算是北大人对香港的恩惠吧：既然香港是当年老祖宗被迫送给外人的孩子，如今浪子回头，多给点疼爱也是应该的。

但是，让北京没有想到的是，“自由行”的口子一开，“苍蝇”、“蚊子”也都趁机飞到香港。近年来，若干大陆维权人士，纷纷利用“自由行”的机会，到香港游行示威、伸张正义。他们或是土地被侵占的农民，或是房产被强制拆迁的市民，或是被迫失业的工人，或是权益受侵犯的劳工。在大陆任何一个城市，他们都不能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于是，便只好退而求其次，来到香港这个目前至少还有半吊子自由的地方来表达。虽然港府解决不了他们的难题，虽然香港市民最多也就是给点同情和援助，但对他们而言，“说”总比“不说”要好。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一个“出气筒”，这是“一国两制”的又一好处。大陆由于贫富极度悬殊，腐败全面肆虐，草根阶层生不如死，沸腾的民怨如同火山岩浆一样，在地底下暗暗涌动，一旦某一天破土而出，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与其用高压手段压制，不如采取疏导措施。如何疏导呢？不妨由政府出钱，将北京上访村的数千访民组织成一个个的“消气团”，让他们到香港“自由行”，游行游行、示威示威、喊喊口号、流流眼泪，大伙的怨气不就平息了吗？这样，花最少的钱便换来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何乐而不为呢？

在这个意义上，香港在帮助大陆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可惜的是，中联办、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工作人员们大都玩忽职守，未能发现香港的这一独特价值，未能给中央提出宝贵的建议。今天，我便代行其职，向胡温当局提出此一建议。如果这一建议被采纳，当未来的香港成为十三亿大陆民众的“消气之都”的时候，即便丧失了金融中心、物流中心的地位，香港社会亦可保持繁荣昌盛。

令狐药师

在美国华人教会系统的传道人当中，范学德大概是最为国内网民所熟悉的一名“网虫”。在我尚未与范学德谋面之前，便在人气最旺的中文论坛“关天茶舍”和“猫眼看人”上面频频读到他的大作。我很喜欢他的文章：虽然他是正宗的哲学系出身，文字却毫无端起架子来教训人的傲慢和故作艰深的方巾气。他的文字平白如画、舒缓似水，像是在面对面地与读者聊天，任何一个高中学生都能读得懂。他不强迫读者接受他的观点，而是在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时候，引导读者与他一起思考和判断。这年头，写那些让人看不懂的文字很容易，写这些让人看得懂的文字却难于上青天，这也许算是中文世界里的一大怪现状吧。

范学德将最近两年来在“猫眼看人”上所发表的两百多篇帖子整理出来，结集成为《活在美国》一书公开出版，这是网络媒体与平面媒体之间的一次成功互动。“活在美国”，顾名思义，讲述的是作者十多年来在美国“身在异乡为异客”的生涯。如今，在国人心目中，“美国”乃是一个爱恨交加的、语意过于复杂的词语。一提起美国来，多少人立即便会血压升高乃至两眼发直。或贬之为地狱，或褒之曰天堂，可谓冰火两重天。中国之于美国，如同童话故事《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中的王后之于白雪公主：王后每当拿起镜子来“臭美”的时候，都会明知故问道：“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子呢？”镜子每次都不惜触犯龙颜，实话实说地回答：“白雪公主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于是，被嫉妒所控制的王后便歇斯底里地哭喊起来。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蕴涵了太多的悲情与血泪，极度自卑与极度自尊的深切纽结，使得国人真正自信心一直阙如。某些自称爱国爱到骨髓里的大学生，昨天还在慷慨激昂地向美国大使馆扔砖头，明天又低眉顺首地去同一个地方排队办签证。某些已经在星条旗下信誓旦旦地宣誓效忠的华裔美国人，一旦听到别人批评中共的丑行，便立刻像自己的尾巴被踩了一样暴跳如雷。在此情形之下，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无论是过客式的留学生还是已经归化的美籍华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心平气和论美国”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范君之《活在美国》正是其中的一个异数。范学德认为：“美国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人间本来就没有天堂，也建设不起天堂。人心的幽暗，社会的邪恶，在美国随处可见。只是，美国有一部宪法，建立了一套制度，从而令社会结构性的邪恶，不至于无法无天。”这是中肯之论。

无疑，美国是一个中国难以绕开的国度。这个人口仅仅占全世界百分之五的国家，却拥有世界将近三分之一的经济实力、科学发明和军事力量，冷战结束之后，一直雄踞惟一的超级大国的宝座。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刻地卷入到全球化浪潮之中，美国对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扩张。美国不仅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人权问题的最有力的批评者。那么，美国是否可以成为中国民主化道路上的好榜样呢？童话故事里的王后杀不死白雪公主，现实世界里的中国也无法否认美国的存在。因此，“了解美国”亦是“观照中国”的前提。显然，美国的崛起，绝非“历史的偶然”，更不是“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财”便可以解释的。在美国那些看得见的物质财富和国家权力的背后，是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却更为重要的宗教信仰、道德伦理和文化教育等“软性”因素。近年来，深入剖析“美国之所以为美国”的著作，当然首推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这套以《历史深处的忧虑》为首的作品，以书信体的方式，从美国短暂而不失跌宕起伏的历史、严谨而不乏弹性伸缩的宪政等角度入手，深入浅出地为中文世界的读者勾勒出一幅“真美国”的图画，对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如果说林达的作品是史家黄仁宇所说的“大历史”，那么范学德的这本《活在美国》则是连报章的角落都不会涉及的“小历史”，也正如某网友所评论的是“细节的启蒙”。其笔锋所及，根本没有白宫风云、世贸惨剧、共和党与民主党的争斗、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硝烟等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全都是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细节。比如，在美国怎样考取驾照、学校的家长会如何开、在超市购物的账单、社区图书馆的设备、在邻居家参加派对的经历、孩子们如何参加的慈善活动等等。就是在这些细节之中，中美之间的经济、文化和制度的差异，便立刻彰显出来。就民族性格、精神传统和制度渊源而言，中国离法国最近而离美国最远。比如，惯于忍耐的中国人宁愿像法国人那样突然闹起翻天覆地、血流成河的革命来，也不愿像美国人那样安静地坐下来、经过旷日持久的讨论、制定出一套看似繁琐、实则一劳永逸的法律条文。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向来盼望“明君贤相”式的完美搭配，因此顺理成章地接受罗伯斯庇尔式的道德激情，却无法理解美国人为什么会认为“总统是靠不住”的。

在《活在美国》一书中，我认为最有意思的一部分是：作者从在美国出生并成长的儿子和女儿身上，观察和思考美国教育的特色。书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对话：父亲问举手投足都活脱脱是“美国鬼子”的儿子：“你们学校的老师教育你们要爱国吗？”年方十二岁、正在上初二的儿子回答说：“老爸，你以为这是在中国啊，天天唱中国我爱你，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爸，这是美国。我们老师从来不教导我们爱美国。”父亲又问：“那么你们爱不爱国？”儿子回答说：“我们许多小孩子都爱美国，但老师从来不教我们必须爱美国。”父亲接着问：“那老师教导你们要爱什么？”儿子郑重地、一个词一个词地回答：“老师说，要尊重（respect）这块土地，要爱解放（liberty）、自由（freedom）、和公义（justice）。”这段对话真应该收入到未来中国的中小学生公民课本中。是的，没有一个美国教师会向孩子们灌输无条件地去爱僭越、独裁的“党”和空洞无物的“人民”，以及躲在“党”和“人民”背后、操纵着傀儡线的“伟大领袖”。当一个国家强迫其公民去爱它的时候，它已然毫无可爱之处了；当一个未经选举的政府自以为是地“代表”全体民众的时候，其统治的合法性早已烟消云散了。

美国教育的核心是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和天赋，为其独立成长创造自由和宽松的外部环境。美国的孩子们不必做多如牛毛的家庭作业，他们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范学德写道：在家长会上，老师告诫家长们说，家长不必帮助孩子完成家庭作业。孩子不会做，证明他还没有掌握问题，他只要把不懂的地方写下来，第二天告诉老师就可以了。帮助孩子们学习，这是老师的责任。老师还说，不希望孩子们花太多的时间在学习上，孩子们要有家庭时间。学习是有乐趣的，孩子们知道如何学习，而不是记忆、背书。在中国，家长和孩子一起在家庭作业的重压下呻吟，倘若学校的老师也能说出这样通情达理的话来，那该是多大的福音啊。可惜的是，中国大陆的老师们也是教育制度的受害者，他们的头上也悬着升学率的宝剑，他们哪里能够像美国的老师那样从容自如呢？

范学德在书中还向读者介绍了美国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基督徒群体，特别是华人基督徒群体。他描述了许多生活功成名就之后更加迫切地追求真理的华人朋友们的信仰之路。在近三百万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族群中，有近四分之一的人是基督徒，此比例在美国少数族裔中是名列前茅。是什么原因让这群来自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半生打拼、饱经忧患的“精英”们，彻底低下头颅、谦卑顺服在上帝的面前呢？范学德没有从哲学和神学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讲述了一个个充满爱心乃至“爱人如己”的牧师和基督徒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最好的答案。范学德也发现，美国的华人教会是华人心灵的归宿、社交的中心以及第二代母语教育的基地，是一个扩大化的家庭。如果今后中国大陆也实现了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国的教会也会具有类似的功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活在美国》并不是为了夸耀美国的生活有多么美好，范学德期望告诉读者这样一个真理：生活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颗怜爱、悲悯和感恩的心。《活在美国》中的大部分文章都与信仰有关，却不从未喋喋不休地向别人灌输宗教信仰。作者谈论信仰的方式“如羚羊挂角，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不是一本“专职”的“传福音”之书，而是一本在生活和生命中发现并阐发真理和光明的书。这本书不会让那些“外邦人”望而生畏，范学德的这种写法确实值得某些牧师和基督徒作家们反省——“属灵的八股文体”如今已经成为一种僵化、凝固的模式。其实，不引用圣经或少引用圣经，未尝不能让读者感受到圣爱的温馨和信仰的伟大。

范学德在序言中说，他在美国最大的感受就是自由与尊严，“我切实地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人的自由和尊严”，而这自由和尊严正是因人“被造”的属性而来。他在书中涉及到在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明晰的主线有三条：宗教、法律和教育。当然，宗教信仰又是法律和教育的源泉和基础。在西方世界，美国是基督教氛围最为浓郁的社会，也是政教关系处理得最好的国家。所谓“该撒的归该撒，上帝的归上帝”，也就是政教分离的原则，在罗马教廷权力滔天的中世纪，其内涵是限制教会干涉各国的政治事务；而在政府权力逐渐扩张的近代以来的几个世纪里，其内涵则是限制政府对公民的心灵和信仰的干涉。美国宪法所确立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是美国社会活力长存的根系。暴风骤雨如“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可以伤害美国这棵大树的几片枝叶，却不能动摇此立国之本。

美国繁荣富强的秘密在哪里？卑之无甚高论，就在《活在美国》的字里行间里。作为一名风尘仆仆地“在路上”的传道人，范学德的足迹到过美国的很多地方，也广泛接触过为数众多的华人基督徒群体以及其他族群。这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经历，是一般的赴美学习和工作的华人所不具备的。因此，作者对美国和中国的观察及比较，有理有据，不偏颇、少成见，更容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所认同。范学德见多识广，更因有一颗基督徒平和宽厚、仁爱润泽的心灵，使其“细节启蒙”如活水的江河般缓缓流淌。这是一本值得每一个对美国有兴趣、对中国有牵挂的读者阅读的好书。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初稿，二零零七年九月十日改定

令狐药师

在通常情况下，后发展国家在转型遇到困境的时候，便会迸发出一股反现代化、反西方文明的综合症，极度自尊又极度自卑的中国尤其是如此。从清末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到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再到今天在中共当局主导下声势浩大的祭孔、祭黄帝和炎帝等活动，无不如此。在共产主义成为过街老鼠的时刻，中共当局走投无路，转而向孔夫子顶礼膜拜。通过中央电视台的强势造星运动，一个连断句都断不开的“铁娘子”于丹，以宣讲《论语》而成为中国大陆第一畅销书的作者。可怜的孔夫子，再度沦为傀儡戏中的主角。

老毛一生以批斗孔子为乐，既然他本人自诩为“伟大导师”，那么两千多年来一直“为人师表”的孔夫子便注定了要被彻底打倒，再踏上一只脚。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毛泽东唆使北京师范大学两百多名红卫兵，在“摧毁孔家店”的旗帜下，由谭厚兰带领，来到山东曲阜。他们摧毁了六千多个文化古迹，焚毁了二千七百多卷古书，九百多卷字画和许多不同朝代的石碑。这些东西中有七十多件国宝级珍品和一千多本绝版书籍，损失无可挽回。在老毛晚年，居然还搞出一个“批林批孔”运动。林彪元帅本来是老毛的“亲密战友”，却被塑造成孔夫子的孝子贤孙。为了批垮批臭已经丧生异邦的林彪，孔夫子不幸再度被拉来陪绑。

孔子被独裁者当作傀儡，那些表面堂皇、骨子腐旧的“新儒家”们，更是争先恐后投身于帝王将相门下。昔日，海峡两岸儒学的泰山北斗，表现皆如此不堪：此岸的冯友兰高声赞美毛皇帝和江娘娘，彼岸的钱穆则肉麻地吹捧蒋介石，人格尊严和学术尊严荡然无存。今天，大陆“新儒家”又借尸还魂，偷窥到官家的眼色之后，要么上书恢复汉家衣冠、童子读经，要么呼吁抵制圣诞、拒绝西化，或者作封禅祭文，或者占卜算卦，一时间，好不热闹。

在这声势浩大的“国学热”中，不识时务的北大学者李零出版了别具只眼读孔子的《丧家狗》一书。因书名的“不敬”，该书遭到了蒋庆、陈明等“新儒家”的围攻，多家“新儒家”网站也对作者展开上纲上线的大批判。这些精明的“捍卫中华文化的斗士”，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可以批评的，什么是不可以批评的。中共当局当然是不可以批评的，尽管他们曾经干下过砸孔庙、毁孔陵等大逆不道的恶行，但批评他们是有风险的，所以还是保持缄默为好；而李零当然是可以批评的，他不过是一名孤立无援的学者，居然敢对神圣的孔夫子妄加调侃？那还不将他五马分尸了！

这些所谓的“新儒家”们视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为仇寇，却对中共当局毁灭中国传统文化的所作所为保持沉默，其欺软怕硬的文化专制主义面目昭然若揭。李零无辜地成了他们的箭垛。其实，以“丧家狗”为书名，并无羞辱孔老先生的意思。李零在《自序》里说，孔子很凄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顛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而“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对于这一次遭遇“大批判”，李零感叹说，不要以为“文革”就是整知识分子，其实，“文革”中真正整知识分子的人，就是知识分子。大陆当年的批孔干将，现在也是急先锋，只不过换成尊孔而已。如果他们手中有刀，首先丧命的，就是他的同类。

倘若中共当局抛弃共产主义而独尊儒术，其专制主义本质并无任何改变。孔夫子，不过是泥人张手中的泥巴而已。

令狐药师

日前，一名来自新疆的失业工人勇敢地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扔燃烧瓶，这是一九八九年湖南三勇士污染毛像之后，又一起普通民众抗议以毛泽东为象征的中共专制政权的义举。对比彼岸台湾拆除蒋介石铜像、改“中正纪念堂”为“民主纪念馆”的做法，此岸的中共政权仍然奉毛如神明，因为“毛将不存，皮之焉附”，毛是中共独裁体制大厦的最下面的一块基石。

此次失业工人焚毁毛像，表明被中共长期压抑、剥夺与侮辱的“工人阶级”，已经日益认识到他们苦难的根源何在。在九十年代初期，国营企业纷纷倒闭，失业工作队伍迅速扩大，许多“下岗工人”由于对现实不满，转而“思苦忆甜”，美化毛泽东时代的“一穷二白”，甚至在游行和上访的时候打出毛像来，形成了某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奇观。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和史料的披露，如李志绥的《私人医生回忆录》和张戎的《毛泽东传》等著作的出版和流传，大部分大陆民众包括失业工人在内，已经对毛的罪恶有了相当的认识。希望回到毛时代便能过上“阳光灿烂的日子”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

那么，今天的中国还有谁崇拜老毛呢？毛泽东的崇拜者，不是愚夫愚妇，而是贵为党魁和国家元首的胡锦涛先生。不久前，毛仅存的儿子毛岸青死去，当局居然以副总理的待遇为其举办葬礼。胡锦涛亲自出席并慰问毛家老小。毛岸青乃是一个精神病人，对党国也没有什么功勋和贡献，他凭什么享受副总理级别的礼仪呢？

对比两年前赵紫阳先生凄凉的后事，此次当局对毛岸青后事的破格操办，不禁让人感慨万千。赵紫阳曾经担任过政府总理和党的总书记，其葬礼却在严密监控下低调举办，胡锦涛不仅没有亲自出席，甚至连一个花圈都没有送，冷酷无情之至。对于中国的贡献，难道赵紫阳不如区区毛岸青吗？中共奉行的是另外一套价值标准：毛岸青是毛泽东的儿子，而胡锦涛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所以，作为毛泽东精神上的儿子胡锦涛，一定要向作为毛泽东肉体上的儿子的毛岸青致意。

胡锦涛在骨子里是一个毛主义者。他上台伊始便赴西柏坡朝圣，隆重纪念毛的诞辰，甚于纪念邓小平，拔出巨款在湖南韶山修建第二个“毛主席纪念堂”。胡锦涛的大学教育是在毛时代完成的，他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完全是毛时代所赋予的。在处理中国的难题的时候，他不是面向西方的民主制度寻求解决方案，而是希望回到毛时代继续独裁统治。当然，胡无法让中国的经济和外交等领域回到毛时代，但在意识形态宣传和新闻出版控制上，却对毛的那一套愚民政策亦步亦趋。

不过，我想，胡锦涛在毛岸青的尸体面前应当暗自庆幸，庆幸这个“太子”幸亏是个精神病人。否则的话，毛岸青必定会像邻国北韩的金正日一样继承皇位；那么，哪里轮得到他这个出身平凡的技术员成为“第四代领导人”呢？

令狐药师

（编者按）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在美国短期访问的中国作家、基督徒余杰，应美国国会宗教自由委员会、众议员沃尔夫办公室等机构的邀请，在美国国会作了《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及前瞻》的主题报告。以下是余杰的发言稿和他整理出来的讨论问答。

中国家庭教会的发展新趋势

中国大陆已经有七千万左右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家庭教会已经成为一个最大的非政府组织，成为共产党之外惟一遍布全国的大型组织网络，其成员人数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近二十年来，中国基督徒的数量，以每年数百万的人数迅速增长。在基督教两千年的教会历史上，一个国家在一段时期之内，有如此众多的民众成为基督徒，是前所未有的。二零零零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城市教会的影响和地位开始超越乡村教会。在缺乏宗教信仰自由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的真教会都以“家庭教会”的形式存在，这是上帝奇妙的安排，让中国教会以早期使徒时代的教会那样，持守与传播真理。

近年来有一大批年轻一代的城市知识分子成为基督徒。一批具有先知精神和保罗精神的信徒的出现，像新鲜的血液一样进入家庭教会之中，大大地加添了家庭教会的智慧与力量，使得中国的家庭教会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中成为一支精兵。这个特殊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努力实现知行合一，在不自由的社会中成为争取自由的先锋，在不公义的社会中充当捍卫公义的使者。

“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

中国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在研究其他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时，发现了长期被忽视的一个事实：在苏联及东欧的极权主义崩溃和民主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宗教信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转型，必须以文化、精神和道德的转型为先导，历史学家们承认，罗马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持久的呼吁和祷告，其力量丝毫不亚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政策。苏联及东欧各国信徒们的祷告和非暴力抗争，使特权阶级和国家暴力机器被感化而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危机。另外，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以及南非和南韩的社会转型，教会都发挥了关键的力量。这些经验值得中国学习。中国在未来的政治转型中，我们希望调动一切健康的力量，避免出现大规模的暴力和流血冲突，既使得中国顺利实现民主化，又避免出现大的崩溃和动荡。

北京的方舟教会

以北京方舟教会为个案，可说明城市知识分子教会的一些特点和发展趋势。方舟教会2001年成立，最早是在我家中的一个小小的查经班，只有三对夫妇。如今，已经拥有五十名左右的会友，多为作家、律师、记者、编辑、画家、音乐家等知识分子。有部分异见人士，天安门屠杀中的残疾人士等；也有普通的工人、到城市打工的农民等。如果不是通过教会，这些不同阶层、不同教育背景的人根本不可能形成一个特殊的“共同体”。在家庭教会当中，方舟教会的异象是成为“地上的教会”，成为公开的教会，以归正的信仰来承担文化使命。

2006年5月11日，布什总统在白宫接见了王怡、李柏光和我三名来自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三人都是方舟教会成员或由方舟教会牧师施洗。在那次会见中，布什总统提出中国的家庭教会浮出水面、成为人权和自由运动中的先锋的建议。三人与布什总统会面之后，方舟教会继续受到种种迫害：秘密警察约谈方舟教会的多位会友，直接提出将其驱赶出北京的威胁；警方还向房东施加压力，导致房东取消租约，使得教会被迫提前搬迁；警察还访问若干名会友的家庭，间接向其家人施加压力等等。但是，方舟教会的绝大部分会友，并没有屈服于当局的压力，而是继续坚持自己的信仰。

中共政权的宗教政策

下面，我对中共政权的宗教政策作一些个人观察和分析。中共坚持无神论的意识形态，一党独裁的统治模式，中共打压和控制各宗教团体的基本政策不会变化。中国宪法中的宗教信仰自由根本不能实现，官方通过国务院2005年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严重地限制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比如控制礼拜聚会的人数、场地，以及通过内部文件规定公务员、军人和警察等不得有任何宗教信仰、不得参加宗教活动等（数千万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由此被粗暴剥夺）。

我还发现，近年来，在国际压力和国内压力之下，中共当局不得不调整宗教政策，宗教迫害变得越来越隐蔽，打压和控制两种手段同时使用。有关部门展开了对西方的宣传战，如到美国的圣经展览，甚至主动邀请罗马教宗访问中国。但是，西方宗教界的高层人士在访问中国期间，观察到的只是一个“橱窗中的中国”。中共方面还对他们所发表的看法进行断章取义，将他们塑造成中国宗教政策的辩护者，如英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德国的巴伐利亚主教等人。

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是残缺不全、有名无实的。比如，圣经在中国仍然是一本禁书，一本在书店里买不到的书，一本处于隐形状态的书，一本只能在官方控制的“三自运动”的教堂里买到的书。一方面，官方的高层人士建议，在奥运会期间，应当仿效西方的惯例，在有西方客人下榻的高级酒店中放置一本圣经，供基督徒阅读，让客人有宾至如归之感；另一方面，中国公民私自印刷和传播圣经，则有可能被判处重刑。

两个关于圣经的个案

列举以下两个个案：二零零六年十月九日，因印刷和免费散发圣经以及其他基督教书籍而被捕的家庭教会牧师王在庆，被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交纳罚金十万元，没收被查扣的书籍和印刷经费，罪名为“非法经营”。二零零七年八月三日被抓捕的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的基督徒商人周恒，因到托运站接收外地寄来的大量圣经，于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正式逮捕，现羁押在西山看守所。如果罪名成立，周恒可能面临最高达十五年的徒刑。

我呼吁西方更多关注这些受迫害的基督徒，关注他们在监狱中的处境。在奥运会前夕，西方可以持续施加压力。余杰认为，可以利用奥运会这一契机，迫使中共当局在宗教信仰自由方面作出更大的改进，也使得中国的家庭教会与西方教会有更多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奥运会前夕，中国在新闻自由方面稍稍有所松动，比如今年初颁布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的规定，外国记者在奥运会前后的新闻采访有了更大的自由。记者无国界组织多次发表声明，对中国形成强大的压力。但是，宗教信仰自由的议题没有得到同样的关注，致力于宗教信仰自由的非政府组织、教会和所有的基督徒，都应当像记者无国界那样勇敢地行动起来，展开大量的像中国宣教的工作，即使被遣返，但每一个被遣返的事件都可以成为一个新闻事件，成为撕破铁幕的一个缝隙。

会后问答

演讲结束之后，来自华盛顿各人权团体、宗教机构、智库和大学的官员及学者们纷纷提问。有人提问说，律师对被捕的基督徒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是否能够使得案件出现重大转机，是否能够对被迫害的基督徒带来真正的帮助？

我的回答：许多案件都是官方一手炮制出来的，在中国现有的司法体系之内，律师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但是，一些基督徒律师的积极介入，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可以收到好的结果：首先，律师的介入，有可能使得当事人的刑期有所降低，如原定十年徒刑的，由于有来自北京的有影响力的律师的介入，降低到六年；其次，律师的介入，能够使得当事人在看守所和监狱中的处境有所改善，受酷刑的可能性降低，家人能够及时前去探访和送物品进去；第三，由于律师的帮助，家属会更有勇气支撑下去，并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让更多情况被曝光出来，五年前敢于接收西方媒体采访的受迫害的家庭的家属，敢于出来公开申诉的寥寥无几，如今大部分家属都敢于说话了，这与律师的鼓励是分不开的。

还有人问道：如今中国大陆的出版业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在北京的书店里可以买到英国著名的基督教作家路易士的作品，是否说明基督教的书籍在中国可以自由出版？

我的回答：胡锦涛上台之后，新闻出版的控制比江泽民时代加强了。但出版业已经高度商业化了，因此胡锦涛的控制也无法完全到达毛泽东时代那样“铁板一块”的水准。路易士的作品在中国出版，是因为根据他的原著改变的电影《纳尼亚传奇》在中国非常受孩子们欢迎，出版社便将他作为儿童文学作家推出来。一般的读者并不了解他是一位伟大的神学家。路易士那些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批判共产主义的作品，根本不可能在中国翻译出版。《耶稣在北京》的作者戴维•艾克敏及其助理傅夏霖女士也补充指出，虽然艾克敏的《布什总统的信仰传记》可以在中国出版，但《耶稣在北京》却至今不能公开出版，据说中共政治局组织翻译之后专门供中共高层阅读。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中国出版界的复杂情况。

还有人问道，城市新型的知识分子教会与传统的农村家庭教会之间存在很多差异，两者之间是否会有分歧和冲突？如何解决此问题？

我的回答：两者的分歧和冲突当然是存在的，但如果有充分的交流和沟通的机会，也许可以在许多方面都达成一致。余杰谈及了几年前到南方一个农村家庭教会讲道的经历。那是一个极端保守的教会，甚至有点类似美国的阿米西人，他们甚至拒绝电视和报纸，不允许在教会中拍照和拍摄。当时余杰前去讲道，认为电视是中性的平台，虽然电视上可能有色情和暴力节目，但电视也可以成为传播福音的管道，在美国就有若干福音电视频道，有若干知名的电视布道家。由于双方的观点不一致，这个教会此后不再请余杰前去分享。但是，后来，余杰仍然不断与他们探讨，也发现他们慢慢地发生了变化，比如开始尝试用DVD等来传福音。因此，充分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一位学者提问说，未来中国崩溃之前，中国教会需要作哪些准备，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我的回答：目前中国教会的准备十分不足，完全不足以应付未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和转型。首先，教会内部要完成民主化的组织建设，此次到美国来访问，便是考察美国教会（当然也包括美国的华人教会）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中国的官方教会不必说了，即便是家庭教会，大部分也没有一套完善的运作机制，比如教会的长老执事会如何建立，长老执事会与牧师的权力如何分割等等。这些都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教会的传统和经验。也就是说，教会自身要成为民主的先行者。其次，教会和基督徒要积极关注社会问题、公共问题，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慈善等各方面的事务，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社会力量，成为社会公义和良知的代表，在社会危机出现的时候才能获得公众的信赖。南非由图图大主教领导“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功地解决了社会转型的问题，既保障了公义的彰显，也避免了报复和仇恨的蔓延，这是值得中国教会学习的榜样。

最后，还有学者提问说，奥运会前西方教会到中国宣教，以及西方各阶层人士访问中国，应当采取何种策略和方式，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和福音的传播？应当以一种公开的、挑战性的方式，还是以低调的、秘密的方法？

我的回答：两种方法都是可行的，不同的身份、地位、处境的人或者机构，可以采取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可以有多种多样。有人可以选择先锋、挑战者的角色，即便被骚扰、被遣返，也要公开传教，这就是主动冲击中共的底线和禁区，这很重要；有人选择比较低调的方式，通过教学、经商等方式到中国工作，以实现传教的目的，这样水滴石穿地努力也不可缺少。当然，政治家可以更加积极。不久前在澳洲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的会议上，布什总统答应了胡锦涛主席的邀请，届时到中国观看奥运会比赛。这是一个好消息，中国的基督徒们迫切盼望布什总统再次到中国访问，尤其希望布什总统在此次访问中，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如果恰好遇到主日崇拜的时间，到方舟教会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家庭教会中去做礼拜，与中国的基督徒一起分享自己信仰的经历。去年在白宫的会谈中，我曾正式邀请布什总统下次访问中国的时候到家庭教会做礼拜，此次再次向总统发出邀请。布什总统参加家庭教会的礼拜，将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对中国数千万基督徒都是巨大的鼓舞和支持。

令狐药师

近日，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和英国提出的缅甸问题的决议案进行表决。美国和英国认为，缅甸国内存在人权、艾滋病、毒品等问题并对地区安全造成威胁。但是，由于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反对票，该决议案未能得以通过。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在发言中表示，缅甸问题本质上仍是一国内政，缅甸国内局势并未对国际与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安理会强行介入缅甸问题不仅逾越安理会职责，而且无助于联合国其他机构对缅甸问题进行正常讨论。”

我在电视上看到了王光亚举手投反对票的丑陋的一幕。这是大独裁者对小独裁者的支持，历史将牢牢记载这一刻。这一幕充分表明了联合国的无能和常任理事国具有否决权的这一机制的致命弊端。只要这种机制还存在，只要处于一党独裁下的中国仍然居于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联合国就无法在推动全球民主化和改善各国人权状况方面有大的作为。这次表决堪称联合国的一大丑闻，也再次敲响了警种：联合国的改革迫在眉睫。

中国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本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民政府领导全国军民浴血奋战，从而使得中国国际地位大大提升，并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大力支持之下，最终获得的。中共长期破坏抗战大业，夺取政权之后进而僭越此席位，多年来利用此身份在国际舞台上支持独裁政权，为邪恶张目，民主国家却难以约束之。

中共政权的外交政策从来都不是“韬光养晦”，中共的党魁们不仅要荼毒国内的亿万民众，更要试图将暴政推广至全球。老毛曾云，革命的第一要务，便是认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昔日，老毛最好的朋友都是些如蚁附膻的独裁者，如：苏联的斯大林、阿尔巴尼亚的霍查、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北韩的金日成、柬埔寨的西哈努克等等。今日，中共继续支持北韩的金正日政权，纵容苏丹独裁政府的种族屠杀，并积极支持缅甸军政权的倒行逆施。中共政权就是一个更具有隐蔽性的本？拉登的基地组织。

中共所维护的缅甸当局是一个赤裸裸的军政权。这个政权悍然枪杀抗议民众，如同中共当局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中的所作所为一样。这个政权长期监禁在大选中获胜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并取缔了她所领导的民主政党。缅甸军政权长期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而它仍然能生存下来，最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中共的经济援助。中共的秘密经援，从来没有交付民众及人民代表大会进行讨论和表决。

缅甸军政权的腐败程度也令人瞠目结舌，大概只有中共才会见惯不惊：不久前，缅甸军人执政团首长丹瑞上将的女儿，举行铺张扬厉的豪华婚礼，引起缅甸民众强烈不满。在互联网上流传的长达十分钟的录像中，出现了身穿传统白色礼服、沐猴而冠的丹瑞，他直挺挺地陪着女儿步进大厅，这也是他罕有的不穿戎装的时刻。丹瑞的女儿丹达瑞，则一身珠光宝气。这对新人象征性地合切五层高的蛋糕，新郎藻漂温少校接着把香槟倒入多层酒杯，他们还在洞房里的挂着金色饰带的睡床前摆态合照。据说，婚礼和包括多辆豪华轿车和多栋豪宅在内的结婚礼物，总值五千万美元，相当于缅甸全国民众三年的医疗保障的总和。

倘若中共真的实现了“大国崛起”的迷梦，那么缅甸、北韩、古巴、苏丹、伊朗等独裁政权也就可以长长地舒口气了。大小暴君，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此意义上，促进中国的民主化，不仅是国人奋斗的目标，更是全球民主国家不可推卸的使命。

令狐药师

亚洲自由女神-------昂山素季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

是那些日韩偶像剧中美轮美奂的明星，还是港台戴着影后桂冠的演员，抑或中国大陆本土制造的青春靓女？是日本的藤原纪香，还是韩国的全智贤？是香港的张曼玉，还是大陆的徐静蕾？

不，都不是。因为我在这里所说的“美丽”，不单单是指相貌的美丽，更注重心灵的美丽和精神的美丽。当我在网络上看到缅甸人权运动领袖昂山素季以绝食来抗议军政府暴行的消息时，我终于找到了准确无误的答案：是昂山素季，她才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

昂山素季，这位今日亚洲最伟大的良心，这位一九九一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正如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公告中所赞美的那样，“她的斗争是近几十年来在亚洲所表现出的公众勇气的最杰出的范例之一，她已成为反抗压迫的斗争中一个重要的象征。”她如同一朵莲花，出淤泥而不染。

这一次，昂山素季为在军政权压榨下苦苦挣扎的缅甸人民绝食，为那些在黑暗中呻吟和呼吸的同胞绝食，也是为所有生活在不自由和非民主国度中的人民绝食。

她为了解救被奴役的同胞而失去了自己的自由，这位本来可以在西方过着极其优越的生活的学者。

她为了帮助那些被凌辱的百姓而处于饥饿之中，这位弱小、文雅而静穆如一池秋水的东方女性。

与已然崩溃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相似，缅甸军政权是当今世界最残暴、最僵硬的独裁政权之一。缅甸军方于一九六二年夺取政权，迅速建立起严苛的专制统治。几代粗鄙不堪的军头，均无力创造某种新的意识形态，而是用赤裸裸的暴力来维系其权力。他们悍然取消缅甸人民基本的人权和自由，将这个昔日和平温馨的东南亚佛国变成困苦不堪的“动物庄园”。

虽然缅甸只是一个位于东亚边陲的穷国，并无外敌入侵的危险，军头们却逐渐组建起一支庞大的、武装到牙齿的军队，并一个个自封为“大将”——他们可不像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那么谦虚，卡氏仅仅自称“上校”。

一九八八年，当缅甸人民发起反抗军政权的游行示威时，遭到军队和警察的残酷镇压，共有两百多名无辜民众死难。因为缅甸国小力弱、经济落后、资源匮乏，地理位置偏远，发生在这里的一切并未受到外界应有的关注。西方大国的媒体和政府也有“世故”的一面，他们对这个东亚一角的穷国、“亚洲的波兰”闭上了眼睛。

这个时候，弱不禁风的昂山素季站了出来。

那一刻，甘地的教导回响在她耳边：“对一个个人或者一个国家而言，最了不起的天赋是无畏——不是全然的血气之勇，而是打从心中没有恐惧。”昂山素季的理想便是，让缅甸人民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面对不受制衡的强权时，勇气和坚忍的不尽泉源，大体上是对于伦理道德原则神圣的坚定信仰，伴同一种历史感——即，无论人的现状是多么退步，终久，人类在精神上和人类责任的根植之处，是对于完美的概念、是达成她的愿望、是迷途知返的智慧、是坚定向前的决心。”

昂山素季的父亲昂山将军，当年曾经奋起反抗英国和日本两个殖民大国在缅甸的统治，二战之后继续为缅甸的独立和民主而奔走呼号。昂山在缅甸人民当中享有崇高威望，是缅甸军队的创始人，且被誉为“缅甸之父”。一九四七年，在缅甸独立前一年，昂山在国会开会时被政敌所暗杀。当时，他的女儿昂山素季年仅两岁。

父亲死后，昂山素季随母亲旅居印度。之后她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毕业后留校任职。其间，昂山素季结识了牛津大学的教授阿里斯，不久之后两人相爱结婚。

然而，历史的宿命没有让昂山素季成为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或书斋里的学者。命运对她另有安排。一九八八年，昂山素季回国料理母亲的丧事，本来她只是计划作短暂的停留。谁也没有料到，此时此刻，缅甸人民勇敢地站起来反抗军政府残暴和腐败的统治。枪声在首都响起来。自己国家的军队向自己的人民开枪，比当年的英国殖民者和日本军队还要视人命如草芥。

“我不能对祖国所发生的一切熟视无睹。”八月二十六日，仰光近百万群众在瑞德贡大金塔西门外广场集会，昂山素季第一次面对这么多的民众发表演说。她一身雪白的长裙，宛如一只从仙境飞来的白天鹅。她那慷慨激昂的神态、铿锵有力的声调、掷地有声的言词令所有在场的民众印象深刻。

此时此刻，饱受蹂躏的缅甸人民终于欣喜地发现，他们盼望已久的领袖诞生了。从那一刻起，昂山素季不再是一名居高临下的旁观者，而成为承载沉重的家国命运的“史诗中的史诗”。昂山素季性格腼腆，其实并不喜欢政治这一领域，她更想当作家，她对缅甸的历史和和文化有深刻的研究，“但是，我参加了，就不能半途而废”。

近代以来缅甸的历史，是一幕迄今仍然在上演的充满血雨腥风的大悲剧。比起昔日的殖民者更可怕的，是本国军阀们对民众的“自我殖民主义”。利用暴力和恐惧，军政权将这片六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了他们脚下的“私产”，将四千五百万人民变成了他们手中的“人质”，这是一种不加任何掩饰的“国家恐怖主义”。在枪口之下，人们不得不沉默了，人们在贫困中连呻吟的声音都不敢发出来。邱吉尔说，民主制度只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那么，军政权无疑是一种最坏的政权。

昂山素季敏锐地发现了缅甸悲剧的根源——“极权主义是一种建立在敬畏、恐怖和暴力基础上的系统。一个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系统中的人会不知不觉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恐惧是阴险的，它很容易使一个人将恐惧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当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为一种习惯。”让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使人人都是灵魂的残缺者，这正是独裁者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而要改变这种“灵魂受伤”的状况并非易事。

昂山素季认为，惟一方法就是：“作为一个沉思的从业者，我有许多打破习惯的方法。打破伪善恶习的最佳方法就是和诚实的人生活在一起。”她坚信，世界应该适合于理性、文明的人类，这个世界观促使一个人勇于冒险、勇于受苦，以建立没有匮乏、没有恐惧的社会。真诚、公正和同情，这些观念不能够被当作平凡、陈腐的东西忘掉，因为它们常常是抗衡无情强权的最后堡垒。

从此，昂山素季，这个外表柔弱、身材单薄的女子，成了缅甸军政府最头疼的人物。当局出版大量读物攻击昂山素季，说她受到共产党徒唆使，亵渎神明和企图分裂军队，罪状斑斑。但是，到底谁才是麻烦制造者呢？

昂山素季没有权力、没有金钱、没有官衔，却拥有缅甸人民的心。她深知，绝对不能采取以暴易暴的方法来解决国内危机，这种方法表面上看最有效果，实际上却让自己堕落为与军政权同样的地步。

在《自由》一书中，昂山素季指出：“一些人改变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当南非的旧政府、拉丁美洲的军事专政进行独裁统治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认识到这些变化不可避免，这是他们所能选择的最好道路。我所表达的真正改变是通过理解、同情、正义、爱心后的内在变化。”她希望所有良知尚存的当权者接受这样的建议，尽早启动民主化改革，而不必等到人民起来推翻之。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昂山素季组建了她自己的、也是缅甸人民的政党“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并出任总书记。这是对军政权的第一次挑战。民盟很快发展壮大，成为全缅最大的反对党。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日，缅甸军政府因为国殇日而特别派驻在昂山素季家门外的病员，有十一部卡车之多。当她试图离家到烈士墓地作私人性质的参拜时，却遭到阻挡。当局以煽动骚乱为罪名，宣布对昂山素季实行为期十二个月的软禁，昂山素季的电话和其他通讯手段全部被切断。同时，当局逮捕了两千名民盟的支持者。《纽约时报》报道说：“在狱中的民主人士遭到例行的、有时是残酷的凌虐。据报告，酷刑包括殴打和拷问。”

对于软禁，昂山素季的回应是：“要求移监仰光的印塞因监狱，与其支持者中之被捕者受同样待遇。”其要求不被理会，于是她立即展开绝食抗议。此次绝食抗议历时十二天。在此期间，她只饮水。直到当局承诺“被捕者的案子将经由适当的法律程序处理”，她的绝食抗议才告结束。

身体被囚，并不能阻挡灵魂的飞翔。军政权的这一愚蠢的做法，成为对昂山素季免费的“助选”。一九九零年五月，军政权宣布，缅甸将举行大选，他们认为昂山素季长期被软禁，已经失去了号召力；而民盟经过打压之后，也没有太大的动员能力，因此当选者无疑是手握党政军大权的他们自己。结果，民盟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一共赢得了议会四百九十五个议席中的三百九十二席。

惊慌失措的军政府对此次大选的结果不予承认。他们不仅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而且继续监禁昂山素季。军方组建了“恢复国家法律和秩序委员会”来掌握政权，后来又将其改名为“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殊不知，这些粗暴专横的军人自己，才是国家的法律和秩序、和平与发展的最大敌人。他们为了个人的野心和贪婪，破坏了国家的法律和秩序，阻碍了国家的和平与发展。他们的统治已然丧失了合法性，为了维系摇摇欲坠的权力，这个政权只有通过野蛮的暴力来威吓人民。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昂山素季的丈夫阿里斯患癌症在伦敦去世。他曾请求缅甸当局让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去看看妻子，但被蛮横地拒绝了。从一九九五年圣诞节去看过妻子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看过她。他孤独地死去，但他完全理解妻子所做的一切，并与她一起承担了巨大的痛苦。

昂山素季在狱中得知丈夫去世的消息，悲痛欲绝。军政权催促她去英国，与两个儿子团聚。但是，昂山素季知道，自己一旦离开祖国，就再也不能回来了。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家庭的分离，是我争取一个自由的缅甸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

在日益受到民主化的“第三波”冲击的亚洲地区，一方面是民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却是政治的黑金化和政客的戏子化。亚洲能够诞生自己的伟大政治家吗——像非洲的曼德拉、像欧洲的哈维尔？

昂山素季是亚洲地区惟一能够称之为“伟大”的政治家。一九八八年之后，民盟被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昂山素季本人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禁中度过。二零零三年春天，她短暂地获释过一段时间，不久军政权又以“安全原因”为理由重新剥夺了她的自由。

尽管如此，昂山素季仍然堪称当代亚洲最有力量、最有魅力的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将权力传给儿子的新加坡政府“资政”李光耀，在昂山素季面前能不羞愧吗？那些深陷黑金漩涡中的日本政客，在昂山素季面前能不羞愧吗？甚至曾经是人权活动家的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也因急功近利的“阳光政策”和家族丑闻，在昂山素季面前黯然失色了。

很多人认为，政治是世界上最肮脏的领域，只有那些“厚黑”之人，才能选择进入该领域。但是，昂山素季轻车简从，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她领我们穿越了政治那黑暗的沼泽地，改变了我们对政治固有的偏见。

昂山素季所拥有的是一种“无权者的力量”。某些自我膨胀的独裁者，其手中控制着几百枚核弹的红色按钮，能在几分钟之内毁灭世界，因此飞扬跋扈、不可一世；而谦卑温柔的昂山素季，既没有权力，也没有金钱，单单拥有一颗“同情和慈悲的爱心”。她正是依靠着“同情和爱心”，赢得了缅甸人民的爱戴和世界人民的尊重。

昂山素季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第一次明确阐释了佛教与民主自由的关系，如果她的事业能够成功的话，那么她便是第一个将佛教观念与民主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思想家和实践家。昂山素季是从宗教的高度来审视与理解政治的：“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民主政治，一个有着同情心和爱心的民主政治。我们不应羞于在政治上谈论同情心和爱心，同情和爱的价值理应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因为正义需要宽恕来缓和。一个记者问我：”你和别人交谈时总是对宗教谈论很多，为什么？‘我回答：“因为政治是关于人的，我不能将人和他的精神价值分离开。’”

一九九一年，昂山素季获得了世界最高荣誉——诺贝尔和平奖。她无法亲自前往挪威领奖，只好让儿子代表她发表答词。在这份答词中，特意引述了昂山素季的一段名言：“在缅甸追求民主，是一国民作为世界大家庭中自由与平等的成员，过一种充实全面、富有意义的生活的斗争。它是永不停止的人类努力的一部分，以此证明人的精神能够超越他自然属性的瑕疵。”

对于昂山素季无法亲自前来挪威接受奖项，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弗兰西斯？塞耶斯泰德深表遗憾。他在颁奖典礼上回顾了历史上与之相同命运的其他三位获奖者的故事：德国的卡尔？冯？奥西埃茨基、苏联的萨哈罗夫和波兰的瓦文萨。卡尔？冯？奥西埃茨基是反抗纳粹暴政的英雄，他的获奖被视为诺贝尔和平奖在人权方面最早的授奖。然而，这一巨大的荣誉并没有改变奥氏悲惨的遭遇：他最终死在了希特勒那地狱般的集中营里。萨哈罗夫和瓦文萨也都无法出国领奖，他们不能获得护照。但是，幸运的是，萨哈罗夫看到了民主的曙光，瓦文萨则看到了民主的实现。

过去的历史既有幽暗的一页，更有光明的启示。因此，弗兰西斯？塞耶斯泰德向远方的昂山素季发出了无比美好的祝愿：“我们希望昂山素季也看到她的斗争戴上胜利的花冠。”

但是，那一天何时能够到来？

在亚洲，等待自由的降临需要特别的耐心。

毕竟这块大陆太古老了，有太多的包袱需要卸下来。

此后，又过去了十四年漫长的时光。昂山素季已经六十岁了。

缅甸依然处于经济凋敝、人权恶化的可悲境况之中。只是因为两名军头飞机失事，才使得外强中干的军政权不得不做出一点“改革”的姿态来。缓和的面孔刚刚露出来，立即又收回去了。随着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自恃掌握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的缅甸当局，又开始财大气粗了。他们认为在此国际背景下，西方国家的制裁完全可以抵御。因此，国内的高压还可以长期持续下去。

国际上关注昂山素季的热度也在降低。人类的同情心是有限度的，当缅甸问题沉疴难起的时候，外界也逐渐失去了耐心。东盟等地区性组织开始与缅甸当局展开一系列的合作，俄罗斯也贩卖了大批先进武器。昂山素季的自由，望眼欲穿。

为了自由而失去自由，这是人类寻求自由的历史中最大的一个悖论。归国之后十七年来，昂山素季对当初的选择可以说是无怨无悔。她已经恒久不能见到自己的孩子了，过早成熟的孩子们通常只能在梦中与母亲相会。对于母亲来说这是何等的痛苦！但是，令昂山素季感到欣慰的是，每个热爱自由的缅甸人都是她的孩子。

漫长的幽禁生活，使昂山素季头发花白了，光洁的脸庞上布满了浅浅的鱼尾纹。她那容貌的美丽正在迅速消失，她在精神上的力量却一天天增强。她不再是那个牛津大学图书馆中埋头苦读的少女，也不再是那个伦敦花园中精心操持家务的主妇，她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希望，成为人类精神的一种象征。

羸弱的昂山素季与狮子般咆哮的军政权之间形成了显明的对比。这是文明与不文明的冲突，正如弗兰西斯？塞耶斯泰德在颁奖演说中所指出的那样：“我相信，我们普通人感受到了，昂山素季以她的勇气、她的崇高理想诱发了我们内心一些最美好的东西；我们感觉到，我们正是需要她这样的人来维持我们对于未来的信念。这正是使得她成为这样一种象征的东西，正是为什么对她的任何虐待都使我们仿佛感觉伤害着我们内心深处的原因。这位被囚禁的瘦小女性代表了一种明确的希望，知道她的存在，这给我们以对于正义力量的信心和信念。”

是的，善良和美丽是人类潜在的优秀素质，有的时候，它们在我们的身体内沉睡了，但它们可以被榜样的力量激发出来。昂山素季便是一种善良和美丽的“催化剂”。这是一种特殊的美丽，让人感到温暖的美丽——我们能与这样一位伟大的女性生活在同一时代，这本身就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昂山素季以其“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式的生命实践告诉人们：政治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肮脏与血腥。政治也可以是这样的——如果说哈维尔改写了政治的定义，赋予其一种道义和责任的价值；那么，昂山素季则将政治升华到宗教层面，她将政治的内核看作是爱、同情和尊重，她找到了东西方文化最佳的结合点。

昂山素季的非暴力斗争思想，既来自其父亲昂山将军，更来自印度的圣雄甘地。这种思想是佛教文化的结晶，也是基督精神的活的体现。在南非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图图大主教，在为昂山素季的著作写的序言中这样祝福说：“这个国家需要疗伤止痛，然后，当‘过去’已被妥当处理，就应将它稳稳地放置在后头，大家携手向前共赴兴国大业，那么有朝一日，自由、公正、善意、笑声、欢喜和同情心，将掌握斯土最高主权。”

这一次，昂山素季用绝食来反抗军政权的顽劣，来抗议世界对缅甸的冷漠。尤其是后者，让全世界都感到遗憾和羞愧。这是她不得不选择的一种决绝的方式，她以绝食来让世界更清楚地看到缅甸人民所经受的苦难。本来，她根本不需要绝食，就理应受到世界更多的关注和敬重。诺贝尔和平奖固然是当今世界的最高荣誉，但她还应当得到更多、更切实的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

我在电视上偶尔看到过缅甸军头们的画面。我记不清他们那复杂拗口的名字，他们一般都身着一套丑陋的、不合体的军装，矮小粗壮，满脸横肉，且露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派头来。这副“尊容”，让我想起了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某些土匪出身、粗陋无文的军阀们，如张作霖、张宗昌、孙殿英辈。他们以能支配别人的生命为骄傲，以能动用坦克和机枪来显示力量为骄傲。每当看到这些暴力崇拜者的时候，我不禁感叹说：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丑陋的家伙呢？

昂山素季公开谴责自己父亲亲手缔造的军队在这个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军队了解他们一直在扮演帮凶的角色，好让少数几个老头子能够稳坐权力的宝座。”她向军队发出这样的呼吁：“我们希望军队保持中立，这就是一个专业军队所应该做的。”她亦表示自己的反抗不会停止：“我所谓的对抗当局，意指不接受当局用来压迫人民的不法命令。”

当然，那些蛮横的军头绝对不会在意“历史”的价值。他们一向相信，对与错只能由“枪杆子”来决定，人民也只能由“枪杆子”来指挥。如果说缅甸的罪恶正在上演的话，这些军阀头子们便是这出戏的总导演。对于缅甸所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未引起国际社会应有的重视。号称“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东盟将缅甸吸纳为其成员国，这种“不问人权问贸易”的短视做法，总有一天会让东盟“自食其果”。而西方世界也很少将目光凝聚到缅甸这个盛产大米和金箔的国度。

在冷战结束之后的十多年间，西方日渐陷入“光荣的孤立”之中，西方民众的心态也逐渐走向收缩和封闭。他们忘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奥斯威辛的一切，所有的屠杀都是一样的——对每个人的屠杀就是对全人类的屠杀，对每个人人权的剥夺就是对全人类人权的剥夺。只要还有一个国家沦陷于暴政之下，那么所有人的自由和尊严都是残缺不全的。因为我们都是上帝之子，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互为肢体。因此，享受着自由和民主的西方人应当意识到，他们对昂山素季的支持，不仅是对自由价值的捍卫与坚守，也是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实践和拓展。

今天，像邱吉尔和罗斯福那样有远见卓识的西方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寥寥无几。在这样的背景下，昂山素季和她的人民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之中。即便如此，一个女性也能撼动一个国家，正如一棵小草也能顶起一块大石头一样。

这场实力不对等的抗争，乃是光与黑暗的对峙。昂山素季相信，黑暗早就在那儿了，但光是新的，所以必须加以关怀、勉励和照料。真的，哪怕最小的亮光都不可能被全世界所有的黑暗所扑灭，因为黑暗是完全被动、消极的。怕只怕根本没有光。但是，如果亮光很小，也驱散不了四周笼罩的黑暗。这亮光必得旺起来，将它的光明散发得更远、更远。而人们必须让他们的眼睛习惯于这亮光，将它视为祝福，而非痛苦，并学习去爱它。昂山素季感叹说：“我们多么需要一个更为光明的世界，一个能对它所有的住民提供充足避难所的世界！”

我看到过昂山素季的一张微笑的黑白照片。那是在美国学者弗里德曼的书房里。那微笑的背后，一半是坚韧一半是凄美。面对这张照片，人们很难不油然而生愧疚之心。我们都应该与她站在一起啊。

《圣经》中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腓力比书》二章十五至十六节）昂山素季的美丽照亮了我们。她走在一条光荣的荆棘路上。也许这条路还要走很久很久。

她一旦选定了目标，就会秉着诚实、踏实的决心，全心全意地坚持下去。她的态度除了认真之外，还有一种强烈的幽默感。遭遇迫害和逆境，则呈现尊贵和坚毅不屈的气象。她在牛津大学的游学生活、她的婚姻生活、她对孩子的教养、她对弱者和老者的关心、她和广布世界各地的朋友深切而持续的交谊、她不断增加的新的兴趣、她严谨的治学精神，以及最近十多年来生命给予她的严酷考验——这一切的磨难，使她日益成熟，她已然成为被压迫的老百姓的希望和启示。虽然此刻时间似乎为她凝住，但她的心灵将不会停止成长和绽放。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这不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诗人老木认为，昂山素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他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写道：“昂山素季希冀的政治、社会状态，是一个充满爱心、众生平等的秩序和规范的世界。尽管政治被人赋予过多的利益工具、交易手段、黑幕外衣等等判定而显得丑陋无信，昂山的政治理想在世人眼中亦无疑显得唯美浪漫的空想色彩，但昂山的政治见解却比任何现世政治理论更为真实地接近政治的本质。”政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昂山素季庄严地为这个被妖魔化已久的名词“正名”——政治关乎人的现实肉身利益，同时也关乎人的精神价值。

许多伟大的政治家和人道主义者们，都具有和依持坚韧的人道信念和精神追求，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图图主教和昂山素季，无疑都是这类大仁大智的政治家。精神的永恒和心灵的伟大，是独裁者和军头们无法理解的。

那些独裁者和军头们，只知道坦克和机枪的力量。他们不明白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安妮在集中营里写日记，他们也不明白坚固的柏林墙为何会在一夜之间倒塌。尽管墨索里尼和齐奥塞斯库的尸体早已曝光于全世界人民的眼前，但还是有那么多独裁者和军头们继续走上这条可耻的不归路。

正如诗人老木所指出的那样：“极权主义者永远不可理解，像甘地那样弱不禁风、灰头土脸的非暴力者，曼德拉这样与世隔绝、手无寸铁的囚徒，昂山素季这样温文尔雅、清隽秀丽、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何以得来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和煽动性？极权主义者永远不会懂的人的心灵乃是世间最强盛的力量。”是的，昂山素季的生命是如许的美丽，在这场全民争取自由的伟大奋战中，她既被赋予伟大的动机，又被赐以心智上、肉体上、道德上和精神上的活力去从事战斗。她改写了亚洲人不配享有民主和自由的恶毒的诅咒，她带领她的人民由屈辱走向光荣，从奴役走向自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愿意向缅甸人民致以我的敬意，因为你们拥有昂山素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对缅甸人民获得自由充满信心，因为你们拥有昂山素季。

——二零零五年九月初稿，二零零六年七月改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