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

令狐药师

近期，有两位香港女记者先后获得了国际性的新闻奖项：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麦燕庭获得了美国视觉艺术家协会颁布的“捍卫言论自由奖”，香港《南华早报》记者刘晓欣获得了欧盟新闻奖。这两位女记者是香港新闻界的骄傲，是柔弱胜刚强的香港新闻界的女性工作者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位于美国加州的视觉艺术家协会，成立于一九八五年，起初只是一个服务视觉艺术家的非盈利的组织。一九八九年，该协会奋起声援天安门学生运动、谴责天安门大屠杀，并在其宗旨中加入人权、艺术表达自由的内涵。我曾经访问过该协会，会见了协会的共同主席刘雅雅女士。刘雅雅也是一位来自香港的移民，她并没有在中国大陆生活过，而且在美国从事的是经济方面的工作，但她却对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牵肠挂肚。

二零零七年，视觉艺术家协会将“捍卫言论自由奖”授予麦燕庭女士，可谓实至名归。麦燕庭曾担任香港记协主席长达五年时间，一直与香港新闻界同仁一起捍卫新闻自由。我在访问香港的时候，曾经与之会面。当时，在场的还有被中共抓捕入狱的香港记者程翔的太太刘敏仪、《开放》杂志的执行编辑蔡咏梅等人。我们一起谈到香港新闻自由岌岌可危的现状，并探讨了如何营救程翔以及捍卫香港的新闻自由的一些具体举措。

这一次，麦燕庭女士到美国领奖，恰好是“六•四”十八周年前夕。经天安门学生领袖周锋锁的安排，我们又在旧金山重逢。在六月三日晚上，我和麦燕庭一起作为特邀嘉宾，在旧金山纪念“六•四”十八周年的活动中发表演讲。麦燕庭以具体的数字说明香港媒体高层正主动或被动地“上缴”言论空间、以换取政治舞台，她指出：“现在在香港十八家报纸当中，有半数传媒老板接受中国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委任，另外有四个报纸传媒的老板是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好朋友。在电子传媒方面，在八家电子传媒当中，有五家老板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由此看出传媒生态很不健康，因为传媒老板已经‘赤化’了。”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麦燕庭正好在天安门广场采访。那一段经历她永远也忘不了，也使得她对维护香港的新闻自由矢志不渝。她回忆说：“当时，我在北京采访一个多月，我曾经面对一种情况，当地市民对香港记者很尊敬、也很保护，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我们把真实情况向世界披露，令我很感动。每次想起都觉得——活在没有自由的世界的人们多么惨！那时候我就说过，希望香港以后不要变成这个样子，如果能尽一点力的话，我希望能尽到这一点力。”可是，如今香港正在朝着这一可悲的方向发展。麦燕庭呼吁全世界的有识之士们逆流而上，共同呵护香港的新闻和言论自由环境，抵抗香港“大陆化”的趋势。

欧盟新闻奖的得主刘晓欣，也是香港新闻界的一位“巾帼英雄”，她因发表在《南华早报》上的关于中国南方村民试图罢黜村长的报道而获奖。欧盟新闻奖创立于一九九二年，是为了纪念欧盟前发展专员、人权的积极维护者洛伦索•纳塔利。二零零七年的欧盟新闻奖受到空前关注，来自一百六十五个国家的一千五百二十九名候选人被提名，是有史以来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刘晓欣是获得这一奖项的第一位华人。在颁奖仪式上，欧盟发展和人道援助专员路易•米歇尔表示，“没有民主，没有新闻自由，发展就不可能持续”。

二零零五年，广州市郊区太石村农民勇敢地站出来揭发村长的腐败，要求罢免村长并举行抗议。在抗议中，村民同警方冲突，许多支持村民维权者被打伤。刘晓欣到太石村采访，亦遭到当地政府雇佣的“保安”的殴打。此一事实充分说明：中共当局已经赤裸裸地“黑社会化”。统治阶层无法运用体制内的资源合法、合理地解决问题，政府不仅不能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反而亲自参与对弱势群体的掠夺。太石村事件至今仍然未能最后解决，官民冲突仍然没有划上句号。

刘晓欣在关于太石村事件的报道中写道：“村民们指责村长为自己捞钱，他们要求在律师的帮助下以和平方式重新选举。政府派出了一千多名警察对付二千名村民，警方强迫村民签署收回自己要求的声明，以阻止重新选举。不肯听命的人被投入监狱，太石村也被封锁起来。”几经周折，刘晓欣成功地与一名法国记者一起进了村。因为村民害怕，与她交谈的人不多。刘晓欣也受到警察及保安的殴打和辱骂。

四十八岁的刘晓欣发现，虽然太石村与香港相距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但太石村与香港几乎就是两个世界，难道这就是“一国两制”吗？难道太石村的村民就必须生活在一个没有法治和人权的恶劣环境之下吗？刘晓欣评论说：“政府如此强硬地进行干预，是因为它担心太石村事件会成为地区动荡的起因。”但是，政府却漠视社会不公正的现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村民们抗议说，有这么多的工厂，但他们没有钱，甚至不能送孩子上学。”中国的领导人是否思考过：靠一味打压就能维护所谓的“稳定”吗？

在香港的女记者中，有“牛犊顶橡树”的勇气的并不仅仅是麦燕庭和刘晓欣两人。“牛犊顶橡树”是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自传的名字，亦是他对自己一生事业的形象的比喻。牛犊力量有限，橡树者树大根深，牛犊顶橡树似乎是愚公移山一般的、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努力。但是，牛犊锲而不舍地顶橡树，这一行为本身便标识出一种道义尺度，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香港电视主持人张宝华便是这样的不畏强权的“牛犊”。

几年前，当我第一次访问香港的时候，我在香港光华文化中心的会议室中接受过张宝华的一次采访。其实，我早就想见见她了，她就是那个当面追问江泽民说“中央是否挺董”，而遭到江主席破口大骂的女记者。因为被“今上”辱骂，张宝华亦一举成名而为天下知。我在网络上的那段广泛流传的江主席骂人的视频中，只见江主席青筋暴起、唾沫横飞的王者之风，却不见被如此“修理”的女记者的半边倩影。

此次一见之下，我才大吃一惊：张宝华原来如此年轻、美丽和娇小！她款款走过来同我握手，抱歉地说：“我的国语不太灵光，请多包涵。”看上去就像是一位邻家清纯的高中女孩。我不禁想，江主席口口声声说与美国大牌记者华莱士如何谈笑风生，这似乎是其“尊老”的美德，但他不会不知道中国人除了“尊老”之外，还应该“爱幼”吧？以年龄而论，江主席足以当上张宝华的爷爷了，他为何连一个小女孩都不能宽容呢、非要辱骂说“你太年轻，太愚蠢”？

张宝华却不愿我“小看”她，我们便比较起年龄来。不比不知道，原来我们竟然是同年。虽然看上去像是弱不禁风的林妹妹，她却早已是香港有限电视的高级记者，做起采访来迅速就体现出一流的职业素质。她所问的问题全都切中肯綮，我的回答也让她颇为满意。采访完成之后，我们还一起照了一张合影，我开玩笑说：“大概我们两个人是中宣部最不喜欢的两个人吧！”窗外是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湾，在碧海蓝天之畔与“童言无忌”的张宝华交谈，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张宝华告诉我，她的第一本书就快要出版了，这本书中记载了她从事新闻事业的苦与乐，当然也包括那次与“江爷爷”发生冲突的来龙去脉。

不久之后，我收到了张宝华托朋友带给我的两本著作《新闻背后》和《两岸追踪》，其中还收入了对我的采访笔记。她说她很敬佩中国大陆“脖子硬硬”的知识分子们，其实她本人何尝不是如此？张宝华是香港新闻界少数敢于触及“雷区”、打破了人们逐渐习惯的“潜规则”的记者。比如，她采访了被中共贬斥为“台独教父”的台湾前总统李登辉，这可不是一般的香港记者敢于涉及的领域。难怪香港资深新闻工作者林和立形容张宝华为“学养与拚搏精神兼备的新闻铁蝴蝶”。也许，有朝一日，张宝华会成为香港新闻界的法拉奇呢。

我还多次见过香港新闻界另外一位风云人物，她就是曾经担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的现任立法会议员刘慧卿。刘慧卿堪称香港历史上遭到亲共媒体攻击最多的人士之一，她所受到的辱骂大概仅次于末代港督、被中共定义为“千古罪人”彭定康。刘慧卿受到铺天盖地的辱骂的原因，其实不过是她从台湾访问归来之后说了一句“台湾人民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罢了。在言论自由的香港，为何不能说出此种个人看法来呢？

没有想到，这句话立刻捅了马蜂窝。亲共媒体齐声辱骂刘慧卿是香港的“台独分子”、“洋人的走狗”、“非中国人”，恨不得将用唾沫将她淹没。然而，更没有想到，中共越是辱骂刘慧卿，香港民众越是钦佩她。离开新闻界之后，刘慧卿立即投身香港民主运动，参与组建香港民主派团体“前线”，并竞选立法会议员。结果，她以高票当选，让那些本以为她已经“声名狼藉”的共仔们气得七窍生烟。他们发现“文攻”没有效果，便发起了“武斗”：不久之后，刘慧卿的办事处遭人纵火，外墙被人用蓝色笔写上“所有的汉奸都要死”的恐吓字句。很显然，这是中共驱使黑帮分子干的。一个政权到了统治的末期，必然依赖黑社会，就像昔日台湾国民党政权利用黑帮暗杀作家江南一样。

刘慧卿没有被这些恐吓所吓倒。我在香港七一大游行的队伍中，看到了她干练的身影，她一度还站在路边发表激情演讲。我在香港“维权律师关注组”在立法会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担任演讲人致意，也与刘慧卿有过一番讨论。那天的会议结束之后，我还观察到一个感人的细节：刘慧卿亲自清理会场，将纸杯一个个地放入垃圾桶。中国大陆有哪一个“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会这样做呢？

我与香港新闻界的人士有过不少的接触。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香港的新闻工作者当中，女性占了一大半，最勇敢、最尖锐的很多也是女性。这种情形不仅在中国大陆不太可能出现，就是在女权运动早已高唱了半个多世纪的欧美国家也不多见。我一向认为，记者是一件兼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者的辛苦工作，女性在这一行业中天生就处于弱者地位。但是，根据我对香港新闻界的观察，这一偏见彻底“破产”了。

香港新闻界拥有众多优秀的、勇气可嘉的女记者。在这至关重要的转型期的香港，她们配得上“巾帼英雄”的称号。香港的言论和新闻自由，有赖于这些女记者“牛犊顶橡树”般的努力，更有赖于每一个有良知和正义感的香港市民的捍卫。我们应当祝福香港、祝福香港的女记者麦燕庭、刘晓欣、张宝华和刘慧卿们。在香港新闻自由的历史上，她们已经书写下了光彩照人的一页。


——二零零七年九月

令狐药师

十月一日，据说是某伟大的政权建立的纪念日。在这个时刻，北京永远都是花团锦簇、喜气洋洋，像个精心打扮、即将出嫁的新娘。但是，就在这一天，我却得知了一个让我无比震惊的消息：我的好朋友、著名维权律师、基督徒李和平，在两天前遭到了一群歹徒的绑架和毒打。

这起骇人听闻的事件显然不是出于个人私怨，李和平在事后发表的声明中指出：“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五点三十分，我下班从北京市朝阳区的办公楼里出来，在停车场里，被一群不明身份者用布袋套住头，塞进一辆无牌轿车里，随后被带到郊外的一处地下室中。在这里，几个人轮番对我进行毒打，打耳光、矿泉水瓶子砸头、脚踹，最受不了的是高压电棍的电击，我被打得满地乱滚。他们还继续带着惬意的笑容追打，殴打断续地进行了四五个小时。九月三十日凌晨一时，他们又将我蒙头，开两辆无牌轿车行驶很长一段时间将我放下，扬长而去。我发现自己身处小汤山附近的一处野树林子里。”

打手们个个训练有素，目的也很明确。李和平接着写道：“等我回家查点了一下，我承办的曹东案件的申诉材料没有了，手机卡没有了，移动硬盘没有了，笔记本电脑被彻底格式化，连驱动程序都未能幸免。还有名片夹、纸质笔记本也没有了。非亲历者不能相信，然而这就赤裸裸地发生在二零零八年奥运举办地北京。”很明显，凶手们就是要阻止李和平参与的某些人权案件。凶手与中共当局存在着高度的默契，因为就在李和平被殴打前夕，北京国保方面的警察还找过他谈话，逼他离开北京，而被他严词拒绝。一个庞大的政权，是否因为害怕与一个弱小的律师当堂对证，就不得不使出这样的下流手段来呢？虽然现在没有证据证明那些穿着便衣的打手就是警察，但当局的所作所为不得不让人产生这样的怀疑。

尽管被殴打得遍体鳞伤，李和平仍然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并表示还将继续手上的工作。他在这篇声明的结尾处写道：“我对这种公然践踏人权、蹂躏法治的行径，完全不认同。打人者威胁我不得在北京从事律师业务，必须带全家滚出北京。我心渴望法治，渴望社会和平进步。我在打人现场告诉他们，我不记恨他们，我仍然包括打我的人在内的所有的同胞——愿法治之光照耀中国。”

李和平遭毒打事件，让所有人不得不直面这样的事实：这就是北京，这是一座罪恶之城，而非和谐之城。此时此刻的北京，与纳粹时代的柏林和斯大林时代的莫斯科没有什么区别；此时此刻的北京，与圣经中描述的因败坏堕落而被上帝所毁灭的所多玛和蛾摩拉没有什么区别。今天，政府越来越像黑帮，黑帮越来越像政府。今天，公义早已从掌权者的手上丧失，善良被虐待，邪恶被鼓励，掌权者不再具有上帝所赐予的职分。

李和平律师是一位善良的基督徒，二零零三年圣诞节前夕，他与我一同在北京某家庭教会受洗。那一天的洗礼，由几个家庭教会联合举办的，仅仅我们方舟教会便有八个人受洗，其中就有李和平的妻子王姊妹。李和平本来是陪同妻子前来参加受洗仪式的。等到事先报名受洗的人全都完成了洗礼，负责施洗的宋军牧师询问说：“还有没有哪个弟兄姊妹愿意接受洗礼？”

这时，坐在最后一排的李和平激动地举手报名，大声地说：“我愿意！”于是，他走到台前，跪了下来，由牧师对其施行了撒水礼。这是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那一刻上帝的恩典和慈爱进入他的心中。他虽然没有怎么读过圣经，虽然还不怎么明白圣经完备的真理，但他凭着单纯、诚实和敬畏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我相信，上帝也喜悦这样的孩子。

此后，李和平由于忙于法律事务，很少来教会参加聚会，也没有参加周间的查经班。我们经常打电话或发短信给他，请他尽量抽时间读经、祷告、聚会，与神同在。我也深信，上帝既然拣选了他，便永不丢弃他。这几年来，李和平的律师事务所的事业蒸蒸日上，但他并不满足于从事一般的、可以赚钱的案件，而一直对人权案件有很大的负担。这些人权案件几乎不可能带来什么收入，有时甚至需要律师本人支付各种费用；更危险的是，接手这些人权案件，必然将自己置身于当局所不喜欢的律师的行列中，而对其他业务造成莫大的困扰。

在年轻一批人权律师中，李和平是一位实践经验丰富、温和而理性的佼佼者。他不主张其他人提出的政治抗争的策略，而坚持在法律渠道之内，通过一个个的案例推动中国社会的法治化进程。李和平心地善良，没有敌人意识，即便此次受到残酷的毒打，他也没有对法律失去信心，而仍然呼吁让法律之光照耀在中国的大地上。他在这份声明中宣称，他对那些凶手并没有怨恨，仍然愿意去爱那些迷失本性的同胞。此前，他已经多次受到警察的骚扰和威胁，但从来都是有理有据、不卑不亢地对待他们，不像某些人那样唾骂警察为“狗杂种”——警察也是人，也是上帝所造的人，他们不是狗，只不过他们在为邪恶的权力轴心服务，因而失去了人的良善。但是，这种良善是可以被唤醒的，就如同德国电影《窃听风暴》中的那个秘密警察一样。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刻都不能对人性失去信心。这也正是李和平的公开声明中最后一句让我感动不已的地方。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我因为参与起草一份中国人权问题报告，而被北京国保从家中带走，警察出示了“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传唤证。我妻子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闻讯之后，立即给李和平打电话，请他前来提供法律帮助。结果，李和平几乎同时与我妻子到达。律师到来得如此迅速，让留下来监视我家的秘密警察们大吃一惊。他们将李和平从我家中带走，威胁他不准介入此案件，否则将让他在北京一个案件也接不了。在海内外舆论的压力之下，第二天我便被释放回家。两天之后，我与妻子回四川老家，李和平驱车前来送我们去机场，一路上有两辆特务的车辆跟踪，并不停地对我们拍摄。在危难的时刻，最能见出真情。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恐惧，说完全不害怕，那是自吹自擂的谎言；但是，凭着爱，凭着对上帝的公义的信心，我们可以战胜恐惧。

这几年来，李和平参与了许多高度敏感的人权案件，如地下教会、法轮功、上访村、因言论获罪者等群体等等，都是他提供法律帮助的对象。当然，可以预料的是，这些案件大部分都失败了，但他虽败犹荣。二零零五年，李和平与其他几为人权律师一起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年度风云人物。他还告诉我说，他计划等律师事务所的业务拓展开来、力量雄厚之后，专门设置两三个人权律师的职位，使之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人权案件。他们不必为事务所挣钱，而由事务所为他们支付薪水。他本人就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员。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构想，假如有几十家、几百家律师事务所都这样做，那么会有更多的律师参与到人权案件中来，而人权律师也不再有后顾之忧，他们将在推动中国社会的法治化和民主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加巨大的作用。

李和平来自河南农村的一个贫寒之家，他虽然到北京有许多年了，但一直没有改变其淳朴的农民本色。他曾经告诉我说，每当回到河南老家，看到那些深陷于贫苦之中的乡亲们，就为之而潸然泪下，恨不得将口袋中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帮助乡亲们。他个人的生活却非常朴素和节俭，住着一套两居室的狭小破旧的房子，开着一辆二手的捷达车，根本不像是一个拥有几十名律师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这个职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并不好，有人开玩笑说，圣经中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进针眼还难，那么律师要进天堂比财主更难。但是，我相信，上帝一定眷顾和保守像李和平这样为公义而战的律师，这样的律师是上帝所爱的仆人。

此次李和平被毒打事件，表明当局是如此地心虚，如此地害怕正在崛起之中的人权律师群体。用黑社会手段来恐吓、干扰律师参与人权案件，在近来已经多次发生过，滕彪、杨在新、李健强等律师都曾遭受人身伤害或被取消律师资格。但是，此次李和平被毒打，其恶劣程度却前所未有：参与殴打的人数最多、殴打的方式最残忍、计划安排得最周密、恐吓的方式最卑劣（直接恐吓说要伤害其妻子和孩子）。这也表明当局除了使用此类下作的手段外，已经在意识形态上、道义上和法律上都失去了“制高点”。对于这样一个一边步步退却，一边不时发癫狂的政权，需要有新的策略和方式来应对，正如丁子霖女士所说：“都说今天的中共政权越来越黑社会化了，这是事实。但我们需要的是用文明来代替野蛮，是花大力气迫使当权者不得不遵守人类文明的准则。这件事做起来很难，但再难也不能放弃努力。”李和平所从事的工作，也正是丁子霖所赞赏的工作——“那些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放在本职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每一个维权个案的律师先生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他们有时也许不能成功，但至少他们在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法治化添砖加瓦。从根本上说，律师先生们的一个具体维权行动，对于民众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要胜过一打漂亮的宣言。从长远看，一个缺乏对法的敬畏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它绝对跳不出中国王朝时代‘治与乱’的恶性循环。”

圣经中说：“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六十五节）又说：“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的律法尽都真实。”（《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四十二节）我们更要为李弟兄、王姊妹和他们的孩子祷告，求上帝的杖上帝的竿与他们同在，求上帝赐予他们勇气与智慧度过这受难的日子。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日

令狐药师

8月17日，山东省新汶地区突降暴雨，山洪暴发，汶河决堤。洪水涌进煤矿井下，造成溃水事故。在华源煤矿，有172人至今未能救出；在名公煤矿，有9人被困井下。日前，“有关部门”郑重宣布，井下被困的181人已经全部遇难。这段时间，灾难接踵而至，《南方都市报》发表评论指出：“已经不能再听任何坏消息了。太湖蓝藻、山西黑砖窑、济南大雨、淮河水灾、重庆山洪、凤凰塌桥，自然事故人为灾难，太多坏消息了。来不及感觉疼痛，来不及反思过失，来不及忘记，来不及麻木，来不及郑重地悲伤，来不及庄严地纪念。处理不过来的坏消息。每一场灾难，都让这个飞速进步的文明体蒙受羞辱，原来凡事都有代价，而这代价早晚要还；每一场灾难，都给人们苦苦经营的小幸福投下阴影，原来这个人群正在贪婪地蹂躏自然、互相蹂躏，原来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残忍的食物链中，谁能独善其身，拥有完整的幸福，每一个坏消息，都是所有人的坏消息。”

根据中国官方数据，2007年头7个月，煤矿企业发生1320起生产事故，2163人死亡。我相信这绝对不是真实的数字，而是大大缩水的数字。在近年来的媒体上，“矿难”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与之同时出现的是“安全生产”这个名词。负责此领域的部门“全国煤矿安全生产总局”迅速被提升为一个部级单位。

矿工生命并不重要

没有矿难，似乎便没有人去关心全国煤矿安全方面500多亿人民币的缺口；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大小矿难，死亡矿工的人数不断突破世界纪录，却仍不足以改变整个行业运作的“潜规则”——即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利润。当前中国能源缺口越来越大，煤价不断攀升，用最少的钱在最短时间内挖出最多的煤来，是每一个投资者的愿望。在此种算计方式当中，矿工的生命并不是最重要的。

在阅读报纸和观看电视的时候，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对每一起大型矿难的报道，重点并不是为逝去的生命致以哀悼（从来没有因为某矿难而宣布该日为“全国哀悼日”），也不是对事故责任者进行揭露和批评，而是充满了领导们“关心群众、深入基层、亲临现场指挥抢险”的赞美——矿难反倒成了领导们体现其卓越的管理才能的良机。在若干新闻报道中，很少出现遇难矿工的名单，却经常出现“发出重要批示”的和“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抢救行动”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们的名字。领导的名字必须严格按照地位的高低排列下来，所使用的字数及形容词也有不同的等级——如果市长是“慰问”，那么省长就必定是“亲切慰问”。至于那些仍然被困在井下的矿工，他们死难的过程则可以省略之——反正他们不是“名人”，除了他们的亲人以外，无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在这些长短不一的报道中，领导们的“指挥若定、运筹帷幄”吸引了记者们的眼光，遇难者及其家属的命运却很少成为关注的重点——这种有选择性的新闻报道方式，堪称“中国特色”，也形成了新闻界的“潜规则”。记者本人都是其受害者，他们有苦说不出。近年来，有民间人士呼吁当局为在特大矿难中遇难的矿工降半旗，以体现政府对普通公民生命的关切。但这一建议似乎没有引起决策者们的注意，在每年召开的“两会”上，从未正式讨论此议题——中国是一个人满为患的国度，什么都缺乏，就是不缺少人。在这片土地上，人命并非那么宝贵。

在报道矿难的过程中，矿难迅速由“坏事”摇身一变成为“好事”、由“教训”摇身一变成为“经验”，其间经过了特殊的转换。此种转换是如何发生的呢？矿难给官员们带来的不外是两种命运：一部分官员在抢救行动中表现良好，在媒体上大出风头，仕途得以巩固甚至升迁；另一部分官员因为主管安全生产不力而到批评、处分甚至免职，其升官发财的梦想暂时蒙上一层薄薄的阴影。比如，河南大平煤矿瓦斯爆炸事件，导致148人死亡，35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近4000万元。监察部下发《对河南省郑州煤炭工业（集团）公司大平煤矿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处理意见》，对负有责任的郑煤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以及河南省分管全省煤矿安全管理的煤炭工业局局长、副局长等18人，提出给予党政纪处分的意见，并责成河南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做出检查。

官员乌纱帽依旧

无论怎样伤亡惨重的矿难，官僚们所受到的处理大多祇是党纪和政纪处分而已，很少高级官员因为渎职、玩忽职守而被移交司法机关、承担刑事责任。比如，“责成河南省政府做出检查”的这一决定，所针对的仅仅是没有具体对象的省级政府机构——那是一个“无物之阵”，而非具体的某一名省长或主管副省长。为何处理如此之轻、如此之空泛呢？在上级眼中，地方官员的政绩是经济的发展，是GDP的增长。在一些产煤的省区，煤矿是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撑。所以，为了提高煤矿产量，为了繁荣地方经济，牺牲安全保障、牺牲矿工生命，乃是“权宜之计”。如果不是矿难实在是大得无法遮掩，需要处罚一些官员来消除舆论的压力和难属的愤怒，一般而言，官员不会因矿难而被剥夺乌纱帽。

大多数矿难发生之后，地方官僚的第一反应是如何遮掩或缩小事实，如何对媒体和上级政府展开“公关”活动。至于妥善安葬死者和安慰遇难者家属，与官位的去留并无直接的关系，可以暂时放在一边。在此次山东新汶矿难中，长期被欺瞒和冷遇的难属们，便群情激昂乃至与当地警察发生冲突。这才使得当局先发给每个难属发两千元作为“慰问金”。

在对上级和媒体的“公关”活动中，“瞒”和“骗”是官员们最常用的两大招数。山西天龙煤矿发生事故之后，地方领导与煤矿经营者串通起来，精心编织谎言，企图瞒天过海、逃避事故责任。当时，井下突然发生瓦斯爆炸。经过数小时抢救，挖出尸体38具，救出伤员多人。天龙煤矿股东贺勤赶到事故现场后，立刻伙同南桑峪村村委会副主任李社龙组织策划将伤亡人员转移外地，企图隐瞒事故。他们还指使车队司机分两次将找到的38具尸体分别转移到陕西韩城、澄城和河南三门峡。许多尸体就被丢弃在荒野，后来被找到时已高度腐烂。矿主和基层政府官员向上级汇报此次事故，谎称祇死亡4人。地方政府官员和矿主形成了相当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共同以黑社会的方法草菅人命、毁尸灭迹。

当此弥天大谎被揭穿之后，上级开出了一张长长的惩处名单：“河津市市长霍拴孩被给予行政降级处分；分管工业和安全生产工作的副市长赵有发、分管科技和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副市长韩绍臣、河津市煤炭工业局局长史全中、副局长谭文魁等被行政撤职；河津市煤炭工业局及下化乡其他有关负责人员分别被给予撤职、记过、警告等行政处分；运城地区煤炭工业局局长丁志良、副局长高安囤、谢肃增分别被给予行政记过、记大过处分；运城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李天祥、协助行署专员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运城地区行署党组成员、体改委主任被给予行政警告处分；责令运城地区行署向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写出深刻的书面检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同时建议受到记大过以上处分的人员所在党组织给予其相应的党纪处分。”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这张名单，是想让读者们看到并记住这些丑恶的名字——虽然他们祇是罪恶的一部分、甚至并不是直接的“罪魁祸首”，但他们“与罪恶共舞”的选择，造成了数十名矿工死难并曝尸荒野。

矿难屡屡发生，是否真的不可遏制呢？在我看来，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矿井上面的黑暗和矿井下面黑暗，许多官员心知肚明。祇不过，在煤矿价格猛涨的大背景下，他们既需要利用煤矿开采带动地方整体的经济发展，更需要从中捞取大笔不义之财。官员们在享有诸多既得利益之后，更加在乎官职和收益。他们对非法开采以及安全的阙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故发生之后也竭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深知，即便事故真的发生了，他们本人所受的处理也十分有限。上面那张长长的受处理的官僚名单，根本无法承受逝去的生命的重量。

我还想追问的是：在上面的那起事故中，市长大人为什么仅仅是“行政降级”，而不是“就地免职”？也许，等风头一过，该“父母官”立刻便“易地为官”了。同样，其他大部分官员的惩罚，大多仅仅是“行政处分、党纪处分、深刻检查”等等。真正被免职并承担行政甚至刑事责任的官员寥寥无几，真是“雷声大，雨点小”。在这个看不见的天平上，官员们的官职显然比矿工们的生命更重。

终结矿难其实很简单，既然地方官员是中央任命的，那么中央可以立下军令状：祇要发生一起大型矿难，该省市区的党政一把手立即就地免职。同时，山西等产煤大省，调动所有同级官员来主政，将其遏制矿难的成果作为其升迁的重要标准。如此这般，矿难迭起的现状必将得到改观。

在诸多重大事故当中，真正受到“实质性”惩罚的，向来祇是比较低级的管理人员。而且，其处分程度也相当轻微——大部分官员依然还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坐在原位上。迄今为止，祇有深圳和重庆两地出台了“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规定，该规定将有无重大事故发生作为考察官员政绩的“一票否决”项目。然而，在缺乏权力制约和新闻监督的背景下，即使有“引咎辞职”制度，也祇能依赖领导干部本人的“良心发现”——而今天的领导干部大都早已良心泯灭。

迄今为止，虽然安全生产方面的事故年年有、月月有乃至日日有，但在发生重大事故的地方，却未听说过有哪个父母官因为受到“良心谴责”而主动辞职的。官职乃是官员的生命，甚至比生命更重要——也许此官职是其花费数十万、数百万买来的，哪能在未捞够本甚至翻若干倍的情况下就轻言放弃呢？为了捍卫乌纱帽，这些“父母官”们不惜恬不知耻地稳坐钓鱼台。如果是一个“天良未泯”的人，根本无法混进“要求严格”的领导干部队伍中去。

由于矿难不断且规模越来越大、死难人数越来越多，受到惩罚的官员的级别也越来越高。近年来，贵州省和辽宁省各有一名副省级高官因矿难而被停职检查，并被责令写出深刻的检讨书。有关部门发布类似消息时，似乎有压抑不住的得意感和光荣感，仿佛在向公众炫耀说：我们的惩罚措施有了巨大进步，改变了古代“刑不上大夫”的政治传统——看，连副省长这样的高级官员都遭到惩处了，够严厉了吧？于是，对矿难的报道变成了一场廉价的“公仆秀”。官僚们不以矿难为耻，反以矿难为光荣。

中央下令提交的检讨书，最后都没有下文，至少没有在媒体上公布出来——也许能读到其检讨书的，仅仅是更高级别的领导，难属和普通公众没有资格阅读。我不知道两名副省长的检讨书具不具备“秘密”的性质，但他们通过检讨书便能轻易抹去数百条遇难矿工的生命吗？如司马迁所说，有的人的生命重如泰山，有的人的生命轻如鸿毛。诚然，被“惩处”的官员，最高级别到了副省长。但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受到批评和处分的仅仅是主管安全生产的“副省长”，而不是负有更大责任的、正职的省长和省委书记呢？为什么仅仅要求副省长写一份“深刻的检查”就完事，而不是彻底追究其渎职行为甚至立即将其罢免呢？

对死难者的第二次谋杀

我在独立记录片拍摄者胡杰所拍摄的短片《远山》中，看到了矿工们原始状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一铲煤，一捧血，这就是经济增长背后的真实，难怪小说家刘庆邦将黑色的煤矿称作“血矿”。矿难给那些津津乐道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们警钟，可惜他们都不愿弯腰倾听。除了少数勇敢者之外，大部分记者都缺席了：逝去生命从来都不是报道的重点——大家长期生活在一种轻视乃至蔑视生命的环境之中，“感动”变成了一种奢侈品。

我还听说，在某些矿难中，作为大型国企的矿务局，发给死难者的赔偿金分作两个不同“等级”：如果是拥有城市户口、属于“居民”和“正式工人”身份的死者，其家属可以获得五万元补偿；那些农民兄弟就祇好委屈了，最多祇能得到3万元。生命的价值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计算——你是一等公民，他是次等公民，大家的命可以卖出不同的价钱来！

让我更加迷惑不解的是：即使出了重大责任事故，某些官员们仍然毫无内疚之心，官照样当、酒照样喝、高尔夫球照样打、漂亮女人照样包养。至于行政处分、党内警告、深刻检查等，不过是腐败份子们屡试不爽的“遮羞布”罢了。当风声过后，他们很快东山再起且青云直上。假如“行政处分”和“党内警告”真的有用、假如官员们写的检查真的“深刻”而“沉痛”，那么一次事故之后就不会有第二次，至少不会接二连三、一次比一次更加惨痛了。

对于近期的几次重大矿难，媒体的报道变得更为及时，官僚阶层逐渐受到触动。正是通过矿难这一特殊事件，让一窝又一窝腐败官僚浮出水面——如果说矿工们的死亡还有一点价值的话，价值大概就在此处。有人会说，如此大规模地惩治负责的官员，死难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应该知足了吧？我不知道死难工人们是否能瞑目，我也不知道难属们是否会感恩戴德——但是，我知道中国的老百姓永远是最容易糊弄和最容易欺骗的一群人。

在面对那些赞扬领导抢险有方的新闻时，我不得不说：这是对死难者第二次卑鄙而残酷的谋杀。如果不把矿难当作我们自己的悲剧和耻辱，如果依然文过饰非地从矿难中寻找歌颂领导的资源，那么矿难的终结永远是不切实际的梦想。

（2007年9月改定）

令狐药师

二零零七年四月，中国国务院颁布自六月一日起施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其中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有包养情人的行为，将依情节轻重被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中共官员利用公款包养二奶已形成风气。中纪委公布的数据承认，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落马贪官都存在包养情人、二奶、嫖娼等生活糜烂问题。民间有民间的智慧，当聪明的知识分子对当权者的败坏保持沉默的时候，老百姓便用自己的方式来描述当今中国不堪入目的吏治。近日，网络上盛传一个“二零零七年全国二奶大奖赛”的热贴，全文如下：

全国二奶大奖赛二零零七年春季赛段已经决出胜负，九项冠军得主分别是：

一、数量奖：江苏建设厅长徐其耀，共有情妇一百四十六位。

二、素质奖：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女大学生十七人。

三、学术奖：海南纺织局长李庆善，性爱日记九十五本，头发、阴毛标本二百三十六份。

四、青春奖：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二十个情人年龄都是十六到十八岁。

五、管理奖：安徽省宣城市书记杨枫，用MBA知识管理，有效使用七十七名情人。

六、挥金奖：深圳市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仅“五奶小青”，八百天花了一千八百四十万元，平均每天二十三万元，每小时一千元。

七、团结奖：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为其二十二名情人共办群芳宴，并设三十万元的佳丽奖。

八、和谐奖：海南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六个情人、六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

九、干劲奖：湖南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五名情人立誓：保证到六十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三次。

这就是今日中国的掌权者们的真实嘴脸。好像故意要与国务院的《条例》作对，《条例》墨迹未干之时，“贪官杀情妇”和“情妇大起义”这两场好戏便上演了：八月九日，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的段义和，以爆炸、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段义和为摆脱情妇柳海平的要挟，指使属下利用爆炸装置引爆柳所驾驶的汽车，将其当场炸死，并致伤两名行人。现场血肉横飞，极其恐怖。此为“贪官杀情妇案”。七月上旬，中纪委公布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贪污腐败案，三秦大地一片哗然。今年六十三岁的庞家钰历任宝鸡市市长、市委书记、陕西省政协副主席，一直官运亨通。让他没想到的是，他最信任的情妇组成十一人的“情妇告状团”，终于将将他送进了监狱。此为“情妇大起义案”。

“贪官杀情妇”和“情妇大起义”两个案件，有力地嘲讽了国务院的《条例》，也表明在一党垄断权力的政治制度不改变的前提下，中共单靠一纸空文根本不能挽回官僚阶层道德江河日下的趋势。

令狐药师

这个题目源于白先勇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在香港演艺圈中，梅艳芳是我最喜欢的一位艺人，她的大雅与大俗，她的热情与直率，她在病魔面前高昂的头颅，她对“六？四”学生的无价情谊，全都让人肃然起敬。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中描述了若干前辈艺人的嶙峋风骨，梅艳芳“牛犊顶橡树”的执着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当中国大陆经济腾飞，市场繁荣，成为香港商人和艺人淘金的“金山”的时候，梅艳芳丝毫不为所动。她不懂得复杂的政治学理论，不会在此种意识形态和彼种意识形态之间斟酌辨别。但是，她会凭着良心作出非常清晰的是非判断。在她的心目中，光与黑暗不能并存。

演艺界和体育界人士，当然不一定非得兼具人权活动家的身份。但是，不充当专制暴政的帮凶、帮忙和帮闲，应当是最基本的底线伦理。人都有自私的一面，但人不能自私到蘸着他人的人血馒头吃得津津有味的地步。香港演艺界不乏此类人物，比如公然称赞天安门屠杀有理的影帝梁朝伟，比如高调指责港人“不爱国”的国际巨星成龙。他们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变色龙，良心早被金钱遮蔽了。即便他们演技再高超，我也不会再买票看他们主演的电影。

文体名人有权对政治保持沉默，但我也有权赞美那些公开谴责暴政、捍卫人权的明星们。梅艳芳生前多次为天安门学生举办义演，为此放弃了到内地“一唱万金”的机会，可谓义薄云天。比起在小说中塑造了若干大侠、自己却谆谆教导大陆大学生“向解放军学习”的金庸“金大侠”来，梅艳芳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大侠。

其实，台湾也有一位可以同梅艳芳媲美的女侠，她就是甜歌皇后邓丽君。天安门屠杀发生之后，邓丽君多次公开表达谴责，并积极参与抗议行动。一九九三年，广州要举行“世界扶贫年会”，邀请其出席演唱。邓丽君断然以“大陆我是不会去的”拒绝了。与之相比，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接二连三前往大陆朝拜，才是“戏子无义”呢。

美国演艺圈中也有这样让人敬重的人物。日前，喜剧之王金凯瑞一改笑星本色，在网上公开呼吁美国公众一起施加压力，要求缅甸军政权释放民主领袖、诺贝尔和平将得主昂山素季。金凯瑞在电视短片中对影迷们说：“我想告诉诸位我心目中有一位英雄，她的名字是昂山素季。她是亚洲人权与宽容的斗士，也是怀抱同样希望奋斗的人民的斗士。尽管昂山素季堪称是现代的甘地或曼德拉，但大多数美国人对她仍然一无所知，让我们支持这位真正的英雄。”香港笑星周星驰，虽然没有发表过此种正式声明，但他在《国产零零七》等影片中对大陆的“国家安全”颇有些“颠覆”之举。难怪星爷与梅姐会成为黄金搭档。

在我的心目中，如同一朵幽谷中的百合花，梅艳芳的美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美。

令狐药师

被外国传媒誉为“香港良心”的陈方安生，宣布参加立法会补选。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举行的立法会补选，是要填补早前因癌病逝世的民建联主席马力的议席。马力临死之前悍然否定“六？四”屠杀、否定共军坦克碾人的事实，招致天怒人怨，在民众的声讨之中死去。而围绕马力遗留下来的议席的竞争，则成为香港民主派与亲中派之间的一次重要对决，成为香港主流民意的一次风向标。有意思的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此次选举将发生在两个女人之间——即方安生与叶刘淑仪。

将以独立人士身份参选的陈方安生说：“我决定参选，事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中除了个人因素外，最重要的，还是我在促进香港民主良好管治方面，可以担当甚么角色。”陈方安生坦言她成立的政制改革“核心小组”的成果未如理想，没有平台发意见，也没有和中央沟通的机会。所以，她认为补选是一个契机，可以利用这机会为香港市民争取普选、维护市民的价值。香港社会对陈方安生参选议论纷纷，其中不少人对陈方安生“放下身段”参选感到意外。

这场补选被香港民主派视为是推动二零一二年普选和凝聚民主力量之战，因此民主派一直希望陈方安生能够参选。陈方安生在考虑多日之后，终于宣布出马竞选，但她在记者会上说自己并不是民主派的领袖。在前港府高官中，她是政治立场最为明确的人，也是北京方面最不喜欢的人。陈方安生有一个显赫的家族背景，她的爷爷方振武、父亲方心诰都是抗日名将，但其幼年家境非常贫寒。她于一九六二年加入香港政府，担任政务主任，后来出任社会福利署署长，是香港一百多年来第一位女性署长。一九九三年，她出任香港公务员的最高职位——布政司。一九九七年，她出任首届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因与特首董建华不和，于二零零一年退休。

香港政府的高官一般都是技术官僚，虽然大都是港英时代培养出来的能员，也深受西方行政运作体制的熏陶，但他们通常不会轻易表达个人的意识形态立场，更不愿得罪北京当局。在台上的时候是如此，在退休之后更是如此。像陈方安生这样明确彰显其民主立场的前高官，可以说绝无仅有。退休后，陈方安生在二零零五年首次走上街头，参加争取普选大游行，其后多次评论香港的民主发展。

二零零六年七一大游行的时候，我有幸走在游行队伍中，看到陈方安生在记者簇拥之下的身影。当她挥汗如雨地行走在游行队伍中时，不时有市民走近，与她打招呼和握手，她在香港的人气可见一斑。近年来，香港社会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反差：北京越不喜欢的人，香港民众越喜欢。我由衷敬佩这位勇敢的女士，因为做一个北京不喜欢的人，确实不是容易作出的选择。北京当局的统战势力越来越大，连若干西方政客都成为其吹鼓手，更不必说已经在北大人掌控之下的香港了。

政界和传媒都相信，陈方安生的对手会是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这次选举将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叶刘淑仪也是前香港政府高官，她在二零零三年负责推销基本法“二十三条”有关国家安全的立法，惹起轩然大波，引发五十万人上街反对。北京当局一看情势不对，立刻丢卒保帅，叶刘淑仪被迫辞职。辞职之后，她上京与中央官员“话别”。对于唯北京马首是瞻却被“挥泪斩马谡”的叶太而言，北京永远是主人，如果还想东山再起，就得无怨无悔、全心全意地“为北京服务”；而对于北大人来说，尽管向来过河拆桥，玩弄忠心耿耿的奴才们就像使用避孕套一样，用完便扔掉，但此次对待忠心被贬的叶太，似乎有点于心不忍，不妨通过接见来给点安慰。叶虽然失掉了官位，却北上与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以及港澳办主任兼中国政协副主席廖晖等会面。廖晖公开赞扬其工作出色，廖晖代表中央对叶太的评价，显然与大多数香港市民南辕北辙——以专制为己任的中共官员，又岂在乎民心民意？反正人民有没有选举权，可以被任意欺骗、凌辱和“代表”。

叶刘淑仪下台时，发表了一番讲话。她不承认已成“众矢之的”，声称连日接获很多鲜花、礼物及慰问电邮。她说感谢市民的关怀，相信香港在“善良及正直”的市民支持下，将会有美好前景，感谢传媒“过去对她工作及个人的热烈报道”。其实，正是“善良及正直”的市民将她赶下台的，有像她这样顽固、蛮横和“越左越靓”的官僚，香港哪有“美好前景”？港人送走她，像送瘟神一样。而对传媒来说，没有一个的记者会喜欢叶太以及她要强迫港人吞下的苦果——“二十三条”。“二十三条”通过之日，就是香港新闻自由终结之日。

当时，叶太以送女儿到美国念书为由，暂时避开香港这一“伤城”。“铁娘子”潸然泪下。这名曾管理香港六万多名警察的前保安局长，眼泪一直都是稀罕物。在凤凰卫视的专访中，她煽情地说：“我流眼泪最多就是我们在保安局的欢送会上，因为当时相处了五年多的同事，真的很难过。”善良的人们岂能相信鳄鱼的眼泪，你在同情流泪的鳄鱼时，它说不定扑上来咬你一口。叶太是一个坚持不承认错误的人、一个把个人权力看得比良心重要的人、一个主动选择与邪恶为伴的人。她说自己并没有野心和目标：“我的原则就是尽量地做好分配给我的每一份工作，忠于职守，然后就由上司来评价好了。”在她心目中，北京高官的一个眼色，比百万市民的游行更有分量。

访谈中还有这样一段有趣的细节。主持人鲁豫问道：“你十三岁的女儿她对自己妈妈的工作了解多少？”叶回答说：“她也了解的。她明白她是典型公务员之家的孩子。”鲁豫追问说：“这话怎么讲？”叶刘淑仪回答道：“比方看电视看到人批评警察她就很愤怒，很生气的。她说这些人怎么能够这样挑剔政府？她是很支持政府部门的，到底从小接触的都是公务员，这一点我也是引以为荣的。”我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香港官员说的话，我很难相信这位香港高官居然持有这种陈旧僵化的理念。

凤凰卫视如此介绍叶太生平：“学生时代，文学是她的所有梦想与憧憬，在以一级荣誉获得香港大学文学士之后，叶刘淑仪就远赴英国，专心修读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那时，她的惟一决心就是‘要做一个读巨著的人’。”一个研读“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喜爱“读巨著”的人，却用专制者的方式教育女儿：女儿应该有独立的人格与个性，为什么“公务员的女儿”就必须不问是非地支持政府呢？我刚刚读完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的回忆录，希拉里爱她的父亲，但政治立场与父亲截然相反：父亲是共和党人，她则是民主党人。父女政见不同并不影响亲情关系，这才是民主社会遵循的“和而不同”的原则。然而，叶太却要将女儿教育成一个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将妈妈以及妈妈背后的政府当作上帝来崇拜的弱智儿童。一听见有人批评政府就气急败坏，这跟毛泽东时代的红卫兵有何区别？叶太的女儿堪称香港最不幸的孩子。她戕害了港人的自由，也戕害了女儿的自由，这才叫“害人终害己”。

不甘寂寞的叶刘淑仪回到了香港。先是探视一下从政的可能，然后便粉墨登场了。如今，一些亲政府和亲北京的政党纷纷表态支持她。但是，香港市民不会那么健忘的。每当我看到维多利亚公园“六？四”之夜的烛光，我的心中就深感安慰，香港市民是全球华人中记忆力最好的一群人。天安门屠杀十八年之后，惟有香港还能聚积这么多的人一起纪念“六？四”死难者。连发生在遥远的北京的“六？四”都忘却不了，又怎么能够忘却得了四年前波澜壮阔的反“二十三条”大游行呢？又怎么能够忘却得了中共企图强行通过“二十三条”的时候在香港的代理人叶刘淑仪呢？叶太过于低估香港市民的智力、良心和记性了。

战争，将在两个香港最有名的女性政治人物之间展开。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的履历有相当的重合性：陈方安生担任公职三十九年，叶刘淑仪担任公职二十八年，陈年长叶三岁，职位一直都高于叶。两人都是香港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早年都是文学爱好者。她们都较早地加入港英政府，凭借出色的能力迅速获得升迁。在香港政府高层这个长期被男人垄断的圈子中，她们都傲视群雄。陈方安生比较亲民，时常在公众面前保持笑容可掬的形象，所以也常被称为“陈四万”；叶刘淑仪则比较严肃、冷漠、傲慢，被媒体形容为“女杀手”。如果说陈方安生像桃花岛的俏黄蓉，那么叶刘淑仪就像古墓派的李莫愁。

陈、叶二人不再担任公职之后，都以组建智库的方式影响政局和凝聚民意：陈方安生组织“核心小组”，研究香港的政制改革，后来发表了一份名为《稳步迈向普选》的建议书，由于走调和路线，北京、港府和民主派都反应冷淡；叶刘淑仪则成立了一个“汇贤智库”，主要活动为研究香港的政制和经济发展，并以汇贤智库的名议极力提倡香港实行议会制，企图掩饰当年以恶法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行径。叶还主持亚视节目《叶太博客》，观众反应极其冷淡。叶还曾经邀请陈对话，遭到拒绝。两人之分歧可谓针尖对麦芒。两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陈方安生是民主派，叶刘淑仪是亲中派。

因此，这不是一场普通的选战，这次选举将比局限于“小圈子选举”的特首选举更有刺激性和挑战性。这次选举是一根温度计，是一次民意调查。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虽然没有刀光剑影，却有善恶是非的对峙。而决定这场战争的结局的，乃是每一位该选区的香港选民。让我们一起祝福陈方安生大获全胜。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一日

令狐药师

从古至今的人类世界，邪恶一天都没有止歇。今后的人类世界，邪恶也不会缺席。一天都不会。

正义和邪恶之间没有谈判，自由和奴役之间也没有和平。

像过去一样，这场战争会一直持续下去。而战争的第一个战场，不是纽约，也不是伊拉克，而是我们的内心。因为如果没有正义和自由的捍卫者，就不可能有胜利。

我真的热爱自由吗？
我敢于面对邪恶吗？
我愿意为了正义付出吗？
我在乎素不相识的人、以及子孙后代的自由和尊严吗？
当队伍里只剩下孤独的自己的时候，我还会继续坚持吗？
——九喻《法西斯都是相似的——纪念九•一一》


二战中瑞典的“中立”究竟有多么“光荣”？

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极权主义先后肆虐欧洲，致使生灵涂炭、哀鸿遍野。即便世外桃源般的北欧各国，也被波及其中，深受其害。而北欧列国之中，惟有瑞典自始至终保持了所谓“光荣的中立”，既没有像芬兰那样奋起反抗苏联的侵略，也没有像丹麦、挪威那样沦为纳粹德国的占领国。许多瑞典人为自己的国家成功地避开战火而感到庆幸，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本能的感受；但是，如果美化这种“中立”状态，以此而自豪，甚至转而对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为人类的自由和尊严浴血奋战的同盟国讽刺打击、吹毛求疵，那便是一种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态度。

瑞典的“中立”其实并不那么“光荣”。瑞典的“中立”，与战前英国和法国对德国的绥靖政策相比，在骨子里是完全一致的。瑞典的“中立”并非不偏不倚的中立，而是明显偏向纳粹德国一边。在纳粹势力占上风的时候，瑞典当局与之互通款曲，对希特勒的各种要求基本上是照单全收，两国秘密上演了诸多肮脏的剧幕。换言之，纳粹德国的强大，瑞典在背后是出过一把大力气的。而到了战争末期，德国战败的命运不可避免，瑞典这才见风使舵，拒绝德国提出的一系列合作的要求，最后宣布与之断交，希望以此在战后获取一点“荣誉”。

二次大战刚刚爆发时，瑞典便匆匆忙忙地宣布“中立”。九月三日，瑞典内阁特别会议决定，所有有关执行瑞典中立的规定，不仅适用于目前正处于战争的国家，也应适用于可能卷入战争的任何其他国家。但希特勒根本不理会瑞典的这一厢情愿的中立意向，悍然将整个北欧各国都看作德国的“后花园”。一九四零年三月一日，希特勒下达了关于“威悉河演习方案”的指令，明确指出该行动的目的在于“防止英国入侵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波罗的海，保护我们在瑞典的矿石基地，扩大海空军进攻英国的出发地区”。四月九日，德军实施了“威悉河演习方案”，迅速出兵侵略挪威和丹麦。

此时此刻，瑞典不顾唇亡齿寒的古训，冷酷地通知试图背水一战的挪威说，瑞典既不能以武器援助，也不能允许向挪威出口武器弹药。正是由于瑞典的严密封锁，才导致挪威、丹麦无法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援，因国小力弱、四面楚歌，遂便沦丧于纳粹的铁蹄之下。当德军占领挪威和丹麦之后，瑞典立即与之正式缔结一项协定，允许德国军队和军需物资经由瑞典从挪威的一处运往另一处。此后两国还达成了一些新的协定，如扩大过境运输量、允许过境士兵携带武器等。这些协定表明，瑞典已经取消了自己的“中立”地位，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加入到纳粹仆从国的行列之中。对于挪威、丹麦、芬兰等邻居来说，瑞典的所作所为简直就像是在背后捅了他们一刀。以牺牲邻居来换取自己的苟延残喘，这是何其不道德的行为！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瑞典看到德军在前线势如破竹、苏联兵败如山倒，立即宣布接受德国的要求，允许德军的一个步兵师假道瑞典由挪威开往芬兰，允许德国飞机飞越瑞典领空，以及德军舰在瑞典领海短暂停留。这些决定再次加深了瑞典对德国的服从和支持，几乎就等于同德国结盟了。不过，瑞典的这些做法“犹抱琵琶半遮面”，德方也给其留了一点面子，没有进一步伤害其“独立”的地位。

对于德国来说，瑞典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其优质铁矿石资源；瑞典人也深知这一点，他们以向德国出口铁矿石来换取苟安，却全然不顾这些铁矿石在德国被制造成杀人武器的严重后果。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德国钢铁大王蒂森便确信：“没有瑞典的铁矿石，德国就注定要在这场战争中打败仗。”德国当局充分认识到从瑞典进口铁矿石的重要性，德国认为瑞典的所谓“中立”能够最好地服务于德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因为，在德国已经占领了瑞典周围的丹麦、挪威、芬兰之后，事实上就完全控制了瑞典而无需实际占领它。瑞典的屈服以及德国自身对于战略得失的考虑，使希特勒没有下令出兵占领瑞典。后来，在准备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中，希特勒再次提到：“德军能否以较强兵力从罗瓦尼埃米及其以南地区出发实施这一作战行动，取决于瑞典是否准许使用其铁路实施开进。”而战役一开始，瑞典就全盘满足德国的各种要求，再次消弥了双方可能发生的冲突。

瑞典倒向德国，给盟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危机。盟国充分认识到瑞典的铁矿石对德国战争经济的重要性，战争初期曾多次筹划切断或削减这种供应。然而，随着一九四零年六月挪威战事的结束和西线战事的吃紧，盟国已无力干预北欧事务，瑞典已全面落入德国的控制之下。虽然盟国对瑞典的艰难处境有所体谅，瑞典对德国的卑躬屈膝却有损于国际关系中的道义原则。战争期间，瑞典没有为盟国的正义之战提供多少有力的帮助，也故意无视德国在占领区的种族屠杀及种种暴政。

虽然盟国很少公开谴责瑞典的虚假中立，在战后冷战的大背景下，也未能追究瑞典在战争中投机行为的责任，但基本的是非大家都有一个判断。一九四零年六月二十六日，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对瑞典驻伦敦公使普吕茨说：“英国十分体谅瑞典的困难，不过瑞典在困境中保持均衡时未免向德国靠拢得太近了。”一九四二年十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同后来出任瑞典驻英国大使的博赫曼会谈时说道：“我们不希望再有一个德国人的牺牲品，我们所要求的一切便是：你们在一旦遭到袭击时能够捍卫自己，不再作出任何不必要的让步，而且能够尽快撤消那些已经作出的让步。”

战后，瑞典有意淡化这一页不光彩的历史。在冷战期间，瑞典亦安享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保护，才得以免受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的染指。冷战结束之后，瑞典不曾感谢英美的帮助，反而摇身一变以“和平主义者”的模样招摇过市，时不时地谴责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这种伪善是多么让人厌恶！

瑞士何以成为一块和平的“飞地”？

在二战中，当希特勒的军队肆虐整个欧洲之时，中欧小国瑞士为何能免于战火的破坏？有的资料指出，面对希特勒的威胁，当时人口仅四百万的瑞士，迅速动员了四十多万大军，显现了坚强的防卫作战能力和决心，使纳粹德放弃了入侵的意图。然而，这只是一个美好的神话而已。瑞士军队的人数和装备在德国军队面前均不堪一击。希特勒之所以放过瑞士一马，不是因为害怕瑞士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因为瑞士处于“中立”的状态对纳粹来说更有利用价值。在这场关系着人类命运的大搏斗中，瑞士并未保持真正的中立，而是助纣为虐，扮演了一个极其不光彩的角色。瑞士在二战中的若干行为，违反了其一八一五年便秉持的“永久中立原则”。

当时，大多数瑞士人都倾向于支持德国。希特勒上台后，德意志种族优越论甚嚣尘上。纳粹的出版物声称，所有以德意志人为始祖的人，即使在“第三帝国”的边界之外，也都是德国人。因此，纳粹将瑞士人称为“在瑞士的德国人”（瑞士人口中六成多的人属于德意志民族）。纳粹德国绘制的地图公然将瑞士囊括在“大德意志”的疆域之内。许多瑞士人不仅没有抗议对其国家主权的公然蔑视，反而与纳粹的种种族主义鼓噪相呼应，在瑞士德语区出现了诸多亲纳粹的社团，其中尤以“国民阵线”和“瑞士国社党人”这两个极端组织最为活跃。瑞士政府并没有将这些组织取缔，反而给予默许和纵容。战争期间，这些组织甚至还征集了志愿兵加入德军。

一九四零年六月，法国出乎意料地战败，瑞士转瞬间落入了德、意强邻及其兼并或占领区的四面包围之中。面对德国法西斯的吞并野心，瑞士当局最终选择了屈从迎合的道路。瑞士并不是一块不食人间烟火的“飞地”，战争期间瑞士与德国合作的深度与广度，甚至超过了瑞典。

首先，瑞士是德国等法西斯国家的提款机。德国历来是瑞士最大的贸易伙伴。二战中，瑞士一直都维持了同德国密切的经贸、金融关系。大战爆发后不久，瑞方向德方提供了一点五亿瑞士法郎的贷款，德方则允许瑞士商品经由德国转口。意大利亦从同瑞士的经贸关系中获益。瑞士还向德国卖电，让德国工厂保持生产。瑞士各大表厂向德国供应精密零件，苏黎世的军工厂提供的四十毫米口径高射炮，是德国应付盟军空袭的重要防卫武器。瑞士还是纳粹德国进行黄金交易、以换取硬通货瑞士法郎的主要地点。瑞士银行根本不问黄金的来路，一味从中赚取巨额差价。当时纳粹德国的帝国银行百分之九十的黄金交易都是通过瑞士银行进行的。纳粹在战争中掠夺的巨额财产，相当一部分存入了瑞士银行。在瑞士银行的帮助下，希特勒得到了宝贵的外汇，从而得以在世界市场上购买维持战争的重要物资。纳粹德国的帝国银行的副行长便露骨地说：“瑞士允许自由的外汇交易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是我们至今仍让它保持独立的一个基本原则。”

其次，瑞士拒绝向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提供帮助。二战爆发前，纳粹政权一般并不阻挡犹太人移居国外，通常是剥夺其财产后迫使他们迁往别的国家。因此瑞士成了很多德籍犹太人流亡的首选地。瑞士当局却制定了严苛的政策阻挡犹太难民的涌入，而且以法律明文规定说：“犹太人不应当视为政治难民。”对那些非法入境的犹太难民，瑞方将他们押到边界岗哨交与德方，根本不考虑他们被遣返之后必然是死路一条的结局。在战前，瑞士已在边境拦截了十多万犹太人入境，有时甚至直接把这些人交到臭名昭著的党卫军手上。为此，德国的报纸在战后批评过瑞士的所谓“中立”，德国《周报》指出，瑞士的“中立”只差没有同第三帝国正式合作而已。毫无疑问，瑞士政府的这些做法是一种“间接杀人”的行为，他们对于数十万犹太人的死难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与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向犹太人敞开国门相比，近在咫尺的瑞士的做法让人齿寒。

第三，二战期间，瑞士一直让贯穿阿尔卑斯山脉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圣哥大隧道向德国和意大利开放。该隧道长达十五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公路隧道。据目击者声称，每天都有许多满载战略物资的火车，源源不断地穿过瑞士领土往来于德意两国。通过这条隧道，经济发达的德国对经济落后的意大利提供了巨大的物质上的支持。有分析家指出，如果没有这些支持，意大利的经济早就崩溃了，墨索里尼政权也许会提前两年垮台。那么，盟军就能早日挥师意大利，在欧洲开辟出欧洲第二战场，而不必付出诺曼底登录的惨痛代价了。换言之，瑞士对德国的顺从和支持，从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战争的进程和法西斯政权的寿命。

第四，更为卑劣的是，瑞士银行利用犹太人遭到纳粹政权屠杀的机会，大肆侵吞犹太储户的巨额财产。在二战中，被纳粹迫害致死的德国犹太人在瑞士银行开户数达五万多户，存有价值为六十亿美元的资金。而至今只有六百万美元，经瑞士政府交还给了犹太组织或赠与一些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一些瑞士银行甚至以纳粹集中营没有发放死亡证的理由拒绝赔偿。瑞士银行业向来以一流的服务著称于世，人们却不知道，在冠冕堂皇的银行大厦背后，却隐藏着犹太人的斑斑血泪和瑞士银行家们吸血鬼般的贪婪。时至今日，正义仍然未能得以彰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半个多世纪之后，瑞士联邦政府才对顺从纳粹的历史作了一定的反思。一九九五年四月三日，瑞士外交部长科蒂首次代表政府为瑞士在二战中的表现道歉。他说：“我们不能、也决不否认瑞士在战时与难以用语言表达的野蛮行为有牵连。……虽然一个被纳粹和法西斯世界包围的小国要生存下去非常困难，但这也不应当使我们原谅自己当时严重丧失立场与软弱——我认为尤其不能原谅我们当时对受迫害的犹太人的政策。” 科蒂还发表了一个经瑞士联邦委员会通过的声明，表示瑞士在二战中有负于纳粹受害者。这一道歉虽然迟到了很久很久，但总算到来了。

直到今天，犹太幸存者和家属依然在追索被瑞士银行侵吞的存款。迄今为止最大一笔索赔款，是一九九八年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庭裁定瑞士银行支付受害者的十二点五亿美元。这桩讼诉案指责这些银行违反存款人的信托以讨好纳粹。这项裁定是继国际社会对大屠杀期间瑞士银行的作用发生激烈的争论后作出的。根据这项赔偿协定，已经有二点五亿多美元，经过科曼建立起来的索赔法庭，归还给了三千多个瑞士银行的储户或者他们的继承人。然而，再多的赔偿也无法抹去幸存者及其家人心中的痛楚。重温那个黑暗时代，人们看到了瑞士银行如何帮助纳粹，使那些犹太人奋斗终生获取的财富一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瑞士银行这样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显然得到了瑞士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

没有美军的牺牲，便没有人类的和平

瑞典和瑞士“与狼共舞”的丑恶历史再次证明：在面对邪恶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的“中立”可言。那种绝对的“和平主义”的高远理想，在落实到政治实践层面的时候，很可能缔结出一朵灿烂的“恶之花”。在二战当中，瑞典和瑞士固然维持了脆弱的和平，固然使得各自的国民免于战争的杀戮，但他们与法西斯自觉或违心的合作，却使得其他受害国的人民遭受到更大的苦难，这样的“中立”与“和平”，不是以邻为壑又是什么呢？这样的“中立”与“和平”，难道值得我们效仿吗？

与这两个国家的选择截然不同，从一战、二战、韩战、越战一直到今天正在进行中的反恐之战，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充当了人类正义之战的中流砥柱。可以说，没有美国的介入和付出重大的牺牲，人类文明有可能早就倾覆了，二十世纪的人类也许早就沉沦于法兰西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魔爪之下，那可是万劫不复的深渊。昔日，美国摆脱孤立主义的困扰，挺身而出成为抗暴的先锋。美国并不奢求获得被拯救者的感恩戴德，但为此反而遭到非议与辱骂，则是一种极不公允对待。

当有人羡慕瑞典和瑞士在二战中的“光荣中立”时，我却要提醒说，不能忘却了美国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的巨大牺牲，没有美军的殊死搏斗，即便是瑞典和瑞士那样的可怜兮兮的“中立”最终也会被希特勒取消。当有人以瑞典和瑞士的“光荣中立”作为反例来指责美国的“穷兵黩武”时，我更要提醒说，真正发了战争财的是瑞典和瑞士，而不是美国。美国动员全国之人力和物力参加二战，无偿为盟国提供各种各样的援助，战后还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帮助各国完成重建。没有美国的帮助，残破的欧洲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元气呢？

稍有良心者，都会遵循“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原则；而那些没有良心的国家，却因为恩人的恩情太深重了，而干脆不承认曾经接受过的恩情。比如法国，今天因为对伊拉克战争持有不同的看法，居然出现了反美流氓用油漆污染诺曼底美军公墓的暴行。那些“勇敢”的法国流氓并不愿意承认，法国在战争刚打响几个星期之后便崩溃了，法国在二战中基本上无所作为。如果不是美国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法国首先沦丧于德国法西斯之手，继而再沦丧于苏联共产极权主义之手。法兰西的文明再高雅，也只配成为德国或俄国统治下的二等公民。在两大极权帝国的交替统治下，法国人哪里还有享受醇酒美人的闲情逸致呢？

没有美军的牺牲，便没有人类的和平。然而，人们总是善忘的，尤其是左派们的忘却更是有选择性和方向性的。他们忘却了自己对苏共和中共政权溜须拍马、顶礼膜拜的丑恶言行，也忘却了美国恢复世界和平、成功将法西斯德国和法西斯日本改造成民主国家的伟大功绩。他们将反美当作一种时髦和一种标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苏联和东欧共产政权纷纷崩溃，中共则一边实行经济自由主义一边坚持政治独裁，西方左派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寄托其信念的国度了。当“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人类进入反恐之战的新时代。于是，这些“人还在，心不死”的左派们顿时找到了新的主子，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分子。他们用种种学说理论为恐怖分子辩护，也故作客观公正地谴责美国抗击恐怖分子和独裁政权的正义之战。他们的反美思想又有了新的依托。在此意义上，他们与昔日的瑞典和瑞士的所作所为完全重合在一起。

我却不会忘记那些为正义和自由而战的人们，那些勇敢的美国士兵，以及他们的领袖们——从罗斯福到麦克阿瑟，从里根到布什。我不会忘记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若干历史纪念碑中，我最欣赏的便是二战纪念碑。这座气势恢弘的二次大战纪念园，坐落在华盛顿纪念塔与林肯纪念堂之间，邻近越战以及韩战纪念碑。这个纪念园的中央建有一个大型喷水池，两旁分别建有流水池，分别代表太平洋以及大西洋战场。围绕公园中央的还有五十六座十七英尺高的花岗石柱，分别刻上当时美国各个州与属地的名称。整个纪念园最令人注目的是，水池旁边建起了一道矮墙，这道墙名叫“自由的代价”，墙上总共镶有四千个星星，星星的倒影荡漾在水池的碧波之中。每一颗星星代表着一百名阵亡的军人，所以它们一共代表著四十多万名在二次大战中阵亡的美国军人。

我有幸目睹了二战纪念碑的开幕仪式。当时，前任美国总统老布什与克林顿，连同现任美国总统布什一同出席了揭幕仪式。布什总统在演讲中说：“在这里，与大战当中获得胜利的上一代人一起，我以骄傲的心情，谨代表美国人民接收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园。”他赞扬并感谢十七年来从筹划到兴建完成纪念碑的过程中做出贡献的人们：“兴建这个纪念公园需要工艺，长远的目光和耐性。现在工作已经完成，并以合适的方法向二次大战的老兵致敬。这个纪念公园代表著美国开放与高贵的特性，也代表著我们永远歌颂的宏伟与坚忍的精神。”布什在讲话中向那些为民主制度和人道主义而牺牲的二战军人致敬。他表示，美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对美国后代的贡献，这座纪念碑将永久地矗立在此，以纪念一千六百万参加二次大战的美国官兵。

是的，和平与自由需要付出如此沉重的生命的代价。人类历史上没有可以不付出代价的自由与和平——倘若像二战中的瑞典和瑞士那样，默许邪恶甚至参与邪恶，难道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吗？难道是一种可以不受良心的谴责、不受历史的拷问的选择吗？邪恶不会因为人们善良的期待就自动消失，邪恶更不会因为人们单方面的宽容而转化为正义。因此，在我将鄙视投向瑞典和瑞士的同时，也将赞美给予美国。正如学者九喻所指出的那样，一切的法西斯都是相似的，它们是惊人地相似：从纳粹德国到共产苏联，从中共到红色高棉，从格瓦纳到金正日，从阿拉法特到卡扎菲，从萨达姆到内贾德，从奥马尔到本拉登……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是要与我们和平共处，他们的意识形态就是要消灭我们，消灭文明、自由、独立和人权。因此，除了与他们战斗到底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令狐药师

在本届人代会闭幕式的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表现比起三年前刚刚履新的时候来，有了长足的进步。回答问题的速度不再慢如蜗牛，引用古典诗词更加恰如其分，在涉及经济方面的问题时，诸多数据倒背如流，脱口而出。但是，一涉及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温家宝立即又恢复了“温吞水”的本色，常常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或者以官话、空话、套话来搪塞过去。

这次记者会上最精彩的一幕，是温家宝回答法国《世界报》记者的提问。法国记者的问题单刀直入：最近，前总理、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在书中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放弃党的垄断权力，发展民主，保障人权。温总理在两会前夕发表了一篇文章，也谈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等问题。那么，温总理的文章是否受到赵紫阳的观点的影响？温总理如何评价赵紫阳？

温家宝刚才还意气风发，一听这个问题，脸上的肌肉立即绷紧了，可见其内心的紧张。这一表情很像十七年前，他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陪同已经被罢黜的总书记赵紫阳去探望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的时候的表情。那时，温家宝站在赵紫阳身后，也是紧张万分、沉默似金的模样。

十七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十七年之后，“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温家宝的回答是：“我的文章跟你提到的那本书没有任何关系，我也没有看过那本书。”温家宝甚至不敢重复“赵紫阳”这个名字，虽然他曾经作为下属，为赵紫阳服务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赵紫阳被罢黜和幽禁的十六年里，温家宝也没有与赵有过任何接触。在赵紫阳逝世之后，他没有出席葬礼，甚至连花圈也没有送一个。

这就是中共冷酷无情的、泯灭人性的体制所造成的恶果。在满清和民国时代，下野的高官与昔日的下属之间，仍可自由交往，保持着一种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而中共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为纲，不仅让普通民众“道路以目”，即便是贵为总理的外温家宝，亦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的真情流露。

法国记者所提及的那本书，是由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中国大陆许多“犯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类书籍，往往在新闻出版自由香港出版，然后再“回流”到大陆。即便是昔日辱骂香港是“反共基地”的“左王”邓力群，也选择在香港出版其回忆录，这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这本书，全面展示了赵紫阳晚年思想的发展，亦有对中共几代领导人的臧否。赵目光如炬，且心胸宽阔，在论及温家宝时，并没有埋怨温的无情，而是持平地说：“温是好人，是比较开明的中年干部，是在改革开放潮流中成长起来的。但该人谨小慎微，要在尊重党的一把手的这一传统下工作，看来，在改革上也不会有大的作为。”

寥寥数语，可谓画皮画骨。不知温家宝本人读到这几句话，该作何感想？

令狐药师

在全世界范围内，西藏是一处最不为人所知的区域。虽然青藏铁路开通之后，每天增加了数以千计络绎不绝的游客进入西藏，布达拉宫的接待能力也受到严峻的挑战；虽然在拉萨繁华的街道上，可以轻而易举地吃到海鲜和各种西式大餐，可以买到巴黎刚刚上市的时装和香水，但一般游客所看到的西藏，只是西藏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只是一个五光十色的橱窗。在橱窗的背后，有些什么呢？

在西藏，仍然矗立着一道高高的“柏林墙”。当年，阻隔西德和东德的“柏林墙”并没有像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所期望的那样“千年永不倒”，在里根总统“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道墙吧”的呼吁中，在千千万万渴求自由的民众的诅咒中，柏林墙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今天，在西藏这片世界上最大、也最具传奇色彩的高原的四周，仍然存在着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柏林墙”。这道高墙的受害者，不仅是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藏族人民，也是所有的中国民众。

普通的中国人比世界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更加不了解西藏，“柏林墙”牢固地竖立在他们的头脑之中。一说起西藏，他们便认为这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曾经盛行残酷的奴隶制度，布达拉宫是用奴隶的骨头堆砌起来的，是汉族给西藏带去现代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中央政府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巨额投资，西藏人理应感激不尽；达赖喇嘛是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的头子，是西方利用来反华的工具……这就是中共当局通过长期的教育、宣传和洗脑，而让普通民众形成的既定观念和思维方式。即便某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已经在西方生活很多年的人士，亦从不怀疑以上种种说法的真实性。几年前，我在洛杉矶华人作家协会为我组织的一次演讲会上，就遭到过两位自称北大校友的人士的猛烈攻击，他们的名片显示他们在美国某大学任教，可他们对西藏的看法跟中国大陆中学教科书上的那一套一模一样。愚昧已经成为一种难以医治的慢性病。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第一步便是让藏人自己开口说话，便是倾听藏人自己的声音。阿妈阿德的回忆录《记忆的声音》，便是这样一部跨世纪的西藏悲壮史诗。阿妈阿德是一个平凡的藏族女子，一九三二年出生于康区梁茹。五十年代初共产党军队进入藏区的时候，她还只是一个新婚不久的少妇，相夫教子，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当共产党开始系统地摧毁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时候，引起了藏族人民的反抗。阿妈阿德先后失去了父亲、丈夫、儿子、婆婆、姐夫和无数的亲人朋友，她本人也因为给抵抗组织通风报信而被捕入狱将近三十年，在狱中受尽酷刑的折磨，可谓九死一生。一九八五年，她辗转来到印度达兰萨拉，并在美国“女儿”布雷克斯莉的帮助下，用口述的方式完成了这本杜鹃啼血般的回忆录。正如作为记录者的布雷克斯莉所说的那样：“像多数藏人一样，阿妈阿德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因此，她的故事读起来更像丰富多彩的口头叙述，而非精雕细刻的文学作品。”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这部回忆录以惊人的真实性和朴实无华的风格，而成为藏族当代历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记忆的声音》作者
阿妈阿德
阿妈阿德是一位幸运的幸存者，她的许多同代人都惨死在战斗中以及此后漫长的集中营生涯中。幸存是一种幸福，是一种不可以挥霍的幸福，幸存者有责任讲述记忆，并竭尽全力让记忆成为历史，达赖喇嘛在给这本回忆录所写的序言中指出：“我很高兴，不仅是为人们可以读到阿妈阿德的故事，而且也为她能在苦难中活下来，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世界。这个故事体现了中共占领西藏后，所有藏人如何受尽折磨，也体现了西藏妇女如何像男人一样做出牺牲，投身正义和争自由的战斗。正如阿妈阿德自己所说，这是一种声音，‘一种令世人记住那些失去生命的受难者的声音’。”毫无疑问，这也是一本值得推荐给每一个中国人阅读的书，它能够打破共产党炮制的虚假的“西藏观”，能够唤起有良知的汉族人士重新审视当局的西藏政策并重新看待相处了上千年的藏族邻居。

当共产党军队刚刚进入藏区的时候，大部分藏人都持观望态度。这支陌生的军队比此前的国民党军队显得更加威武、整齐、富有朝气。阿妈阿德回忆说，在共产党进入藏区的最初阶段，“士兵们没有动过任何武力，也从没有威胁过我们。……中国士兵尽力做各种演讲，以模范行动赢得我们的信任。”她的回忆是真实的，她并没有刻意扭曲事实。她特别指出，当时共产党干部和士兵对藏人的佛教信仰表现出了一副虔敬、虔诚的样子。而藏人根本不知道，为了赢得他们的信任，研究他们的宗教和习俗，已成为共产党军队的军事训练的一部分。共产党军队在这一阶段的“秋毫无犯”，仅仅是为了麻痹藏人而已。

很快，共产党便在藏区展开了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这是他们粉碎藏人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的一招杀手锏。阿妈阿德发现，共产党逐渐重用一些“根正苗红”的乞丐，将他们提拔为各种领导机构中的傀儡角色。她写道：“中国人确实影响了一些乞丐和穷人。那些乞丐，以前没有人阻止他们过自己选择的生活，而且还一直慷慨地接济他们，可就在大家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却背弃自己的人民。看到这些，真令人无比痛心。……乞丐们接受任何任务之前，都要被灌输共产党的教条，让他们坚信富有的藏人和当地的头人是他们的敌人。还说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去监督社会、汇报谁在民众之间散布民族主义情绪。”由此，中共将昔日的西藏社会撕裂开了一个口子。

紧接着，共产党大肆开发西藏，掠夺西藏的各种资源，西藏的自然环境从那个时候开始便遭到严重破坏。当然，藏区的破坏是与中国其他地区的破坏同步进行的，许多领域的破坏是永久性的破坏。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及其帮凶乃是人类的千古罪人。阿妈阿德在家乡渡过了田园诗一般美好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尽管自然条件恶劣、物质生活匮乏，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却充实而富足，他们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和谐，阿妈阿德说：“在藏人眼中，大地是有生命的。土壤、高山、河流和天空诸神呵护着大地，滋养着大地。我们的文化一直追求与环境的完美和谐。我们只种那些我们需要的，这足够了。在共产党身上，我们看到的只有贪婪。现在，他们似乎计划开垦所有可利用的土地，养活他们的军队。”今天青藏铁路的修建，也是出于同样的贪婪。西藏的一草一木，惟有无声地哭泣。

阿妈阿德所在的康巴地区，民风最为剽悍，当时的反抗运动也最为激烈。然而，面对装备精良、多如蝗虫的共产党军队，数量有限的藏人单凭勇气和体质与之对抗，宛如以卵击石、蝼蚁撼树。“人们发现藏族战士死去时，仍紧紧地握住手中的藏刀，那么紧，那么用力，手都变成了黑褐色。”不久，阿妈阿德也被捕了，并且受到种种酷刑的考验：“审讯的警察开始对我动粗，一连四天我都戴着手铐，手还被拷在后面，他们拼命往我大腿上踢，腿上肿了一大块，过了三十九年后还能感觉得到。”还有更可怕的酷刑在等待着她：“有时他们扯我的头发，有时拉我站起来，强迫我跪在削尖的木片上。有一次，他们把竹签楔进我食指的指甲盖儿下，把指甲下的皮肉都撕裂开了，一直裂到第一个指关节。他们把竹签子慢慢地往里插，想要强迫我交待。我眼前浮现出一张张家人和朋友的脸孔，现在已经很明白，如果我开口，这样的逼供就会没完没了。最后我疼得昏死过去。”这位信仰坚定的女子，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从未出卖和揭发过别人，从未背叛自己的民族，从未向毛泽东像表示效忠。当她出狱的时候，已经由一名鲜花般的少妇变成了伤痕累累的老人。

这些章节让我不忍卒读，同时我也为自己身为汉人而感到羞愧。近代以来，藏人不曾侵犯过汉人；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藏人也从未试图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可是，毛泽东却要彻底征服并按照他的方式改造西藏，不惜为之付出血的代价。在通常情况下，杀戮是有理由的，可是中共政权对藏族的杀戮却毫无理由。如果硬要找出理由的话，也许就是因为毛个人疯狂的野心。毛泽东政权对西藏人的种族屠杀，虽然数量上没有达到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但性质完全是一样的。此前，我们对此罪恶一直缺乏清晰的认识，我们谴责毛泽东发起的种种政治运动以及大饥荒造成数千万人死难，却很少对藏族的悲惨遭遇表示同情。我们的人权观和自由观是有选择的，是有缺陷的，我们自己却从未意识到这一点。直到今天，西藏在中国年轻一代的“小资”心目中，仅仅是一个“香格里拉”一般的梦幻之地。在各种小说、游记和摄影作品中，西藏常常被当作浪漫的爱情故事的最佳背景和对平庸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反动。因此，那一切怀着“猎奇”的心态的、以西藏为题材的汉语文学，在阿妈阿德的这本回忆录面前，都黯然失色，都轻得失去了重量。

每个民族都需要见证者，尤其是那些被杀戮、被侮辱、被漠视的民族。大屠杀见证者、华盛顿大屠杀博物馆的创始人、作家韦塞尔于一九八六年获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者称他是“人类的信使”，赞扬他记录下了“在人类遭受极大羞辱和彻底蔑视时的个人经历”。韦塞尔把保存苦难受害者的记忆当作自己的使命，他说：“歌德说，人在悲痛时会沉默，这时候，上帝便把歌唱悲伤的力量给了人。从此，人再也不可能选择不歌唱。……我为什么写作呢？为的是受害者不被遗忘，为的是帮助死者战胜死亡。”如果说韦塞尔是犹太民族的见证者，那么阿妈阿德便是藏族的见证者。最为可贵的是，在经历了地狱般的劳改生涯之后，她仍然保持了人类的尊严、宽容和慈爱，她并不憎恨那些对她施加过暴力的人，更不试图寻求报复。她对西藏被戕害的命运深感悲伤，却不主张用激进的方式寻求独立，她在回忆录的结尾处呼吁说：“愿人们认识到和平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空气，愿人们都能理解纷争不可能靠武力来解决。”可惜的是，迷信武力的、傲慢的北京当局根本不愿听取达赖喇嘛和阿妈阿德们真诚而富有建设性的呼吁。

这是一本记忆之书，这是一部法庭的证词，阿妈阿德不是熟悉遣词造句、学识渊博的作家和学者，她的这本口述回忆录却具有特殊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学者徐贲在《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文中指出，大屠杀幸存者的见证为其它灾难见证设立了重要的先例。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亚历山大称灾难幸存者的见证为“一种新的历史凭证”，称作见证的幸存者为“一种新的历史行动者”。韦塞尔也说过：“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而文艺复兴时期创造了十四行诗，那么，我们的时代则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见证文学。我们都曾身为目击证人，而我们觉得必须为未来作见证。”我相信，阿妈阿德的《记忆的声音》完全有资格成为世界“见证文学”宝库中倍受珍惜的作品之一。未来汉族和藏族实现和解的那一天，这本回忆录将被收藏在历史博物馆中。我们的后人将会惊叹于自身的历史中出现过如此黑暗的一页，更将为我们有过阿妈阿德这样一位如同“压伤的芦苇不折断”的前辈而感到自豪。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日

令狐药师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六日，笔者应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深参议员布朗贝克的邀请，赴美国参议院办公大楼出席参议院保守派议员的每周例会并发表演讲。

这次会议的参与者，除了若干共和党参议员及其助理之外，还有来自华府的各基金会、智库、非政府组织及媒体的代表共五十多人，许多人都是负责给国会、白宫和国务院起草相关报告的重要人士。布朗贝克参议员是本次会议的主持人，当他来到会议大厅时，首先便发现了我，主动走过来跟我打招呼。我们去年在他的办公室中曾经有过一场较长的会谈，他也是促成去年白宫接见包括我在内的三名来自中国家庭教会的基督徒的重量级的政治人物。去年五月，我曾经与他分享过关于促成一份亚洲版的“赫尔辛基人权宣言”的建议。我认为，当年美国及若干西方民主国家倡导通过的“赫尔辛基人权宣言”，对于促进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人权状况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今，美国也可以在亚洲尝试联合日本、印度、南韩等民主国家，通过一个亚洲版的、类似的国际公约，有力地推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人权状况的改善。布朗贝克对该建议十分赞赏，并表示随后将召开国会、国务院等机构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探讨实施该计划的可能性。此次一见面，他便说：“我还记得你的建议，你们去年在白宫的会谈非常成功！”


余杰在参议院演讲，右边坐着的倾听者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深参议员布朗贝克


会议以严肃的祷告开始，与会者全部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此前，曾经有一位中国学者指出，美国法律规定不允许在政府机构内祷告，因为这是一种宗教活动，这样做违背“政教分离”的原则。其实，这种说法不一定符合美国政治的实情，对“政教分离”原则的理解也难说很准确。“政教分离”是指政府不将某种宗教作为国教，不得干涉公民对所信仰的宗教派别的选择，不得制定法律侵犯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而不是说政治家和政府公务员不得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以及不得在其工作中彰显出其信仰来。美国的军队中有军牧，许多大学中有校牧，这并不违背政教分离的原则。美国政府一年一度的“总统早餐祈祷会”持续了多年，也从来没有人控告说此做法“违宪”；美国现任总统布什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在白宫中组织查经班，在空军一号上与高级官员们一起做礼拜，也没有遭到谁的非议。我发现，在此类国会会议之前，大家一起祷告，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并没有任何人对此感到大惊小怪。

会议首先讨论了一些美国国内的议题，如华府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基督教保守派团体“家庭研究所”的发言人介绍了如何制止堕胎泛滥的计划以及堕胎的严重危害性，波兰民主和自由基金会的负责人介绍了该基金会历史和运作情况，“威伯福斯项目”的负责人推荐了一部即将上演的关于基督徒、废奴运动先驱威伯福斯的新电影，一位科学家谈及在英国已经合法化的将人的细胞与动物的细胞融合的研究项目以及如何在美国禁止此类可怕的“科学研究”，一位教育界人士提及在阿拉巴马州新通过的中学教材中采纳了圣经关于世界来源解释等等。这些议题都是美国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非常关心的议题，接着大家一起讨论了如何在国会、行政机构以及公共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让福音派基督徒的观点被决策者和更多的民众所接受。

国际问题的议题之一是由笔者作题为《美国如何帮助中国推进宗教信仰自由》的报告。布朗贝克参议员向大家介绍说，主讲者余杰先生是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的知名作家，也是北京家庭教会“方舟教会”的成员，去年曾经在白宫受到布什总统的接见，是中国推动宗教信仰自由方面的先锋人士。他说，非常欢迎余杰先生再次来到参议院与大家分享他的观点。美国政府刚刚发布的人权报告中，关于中国的部分显示出，近期中国的人权状况继续恶化，我们非常关注这一情况，并将作出各种努力来遏制这一趋势。

我首先表示，很高兴来到参议院向大家介绍基督教近年来在中国发展的一些新的趋势，以及基督教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我指出，从昨天开始，中国共产党正在北京召开一次重要的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宣称他们的理论和组织仍然富有吸引力，他们拥有超过七千万的党员。但是，共产党党员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忠实的共产主义信徒，党员们都是抱着获得利益的想法入党的。与之相反，中国基督徒的数量不仅超过了共产党员，而且质量方面更是共产党所望尘莫及的，他们大部分都是虔诚而坚定的信徒。因为在今天的中国信仰耶稣不可能得到什么具体的好处，相反常常会有被逼迫的危险。尽管如此，中国基督徒的数量仍然以每年数百万的惊人数字增长，中国是继非洲大复兴之后，全球基督徒数量增长最快的地区。如果继续保持这样一种增长速度，中国有望在十年之后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上基督徒人口最多的国家。

近年来，中国大批城市知识分子成为基督徒，他们当中有作家、律师、教授、记者、艺术家等，他们积极介入公共生活，公开表达信仰，有很多基督徒知识分子勇于参与各种人权活动。他们以温和、理性而坚定的方式，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他们相当重视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的经验，以及罗马教宗保罗二世在苏联和东欧的民主化中所起的作用，他们也在学习和借鉴南非和南韩的教会在民主化中所扮演的不可缺少的角色。去年我在白宫做客的时候，就曾告诉布什总统说，在中国基督徒的数量达到两亿的时候，如果中国共产党崩溃、中国政局出现重大转机，基督教所倡导的非暴力、宽容和爱的价值，将大大降低发生流血冲突和暴力事件的可能性。而中国如果成为一个以基督信仰为主流信仰的国家，中国也必将成为一个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甚至比日本还要亲密的朋友。

我的报告的重点，是提出几点美国如何切实帮助中国实现宗教信仰自由的建议。我认为，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民主化，当然主要是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但是，我们也需要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国家的有力支持。首先，我建议美国的高级官员、国会议员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应当争取会见中国家庭教会的成员，甚至参加家庭教会的礼拜活动。作为基督徒，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教会中参加礼拜活动，都是其信仰自由的组成部分；而作为中国的家庭教会，接纳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兼有政府官员、议员、记者等身份的基督徒参与主日敬拜，也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应有之义。过去，许多西方人到中国，担心与家庭教会的接触，会给对方造成麻烦，这已经是一个过时的想法了。其实，越来越多的接触，才是对家庭教会的支持，也能促使家庭教会尽早浮出水面、走向公开化。同时，西方的政界和宗教界人士也要尽量减少与官方的“三自会”来往，因为每次与他们的来往，便是对其合法性的一次确认和肯定。即便在不得不与此机构来往的时候，也可以将与家庭教会接触当作必要条件提出来。我也再次建议说，明年布什总统将去北京参加奥运会，美国的基督徒和教会要给总统传达明确的信息，建议他去一家中国的家庭教会访问，这一步将是历史性的突破。

其次，我引用对华援助协会的报告指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差不多两千名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关押在监狱中，其中许多人受到酷刑和虐待，他们的健康状况堪忧。还有很多基督徒虽然没有被捕入狱，但受到了当局的绑架、殴打、恐吓、监视等，近期发生的基督徒、人权律师李和平被毒打，基督徒、天安门事件中受害的残疾人士齐志勇被禁止出门参加礼拜活动，基督徒、维权人士华惠棋被毒打等事件等等，全都发生在奥运会前夕的北京，让人触目惊心，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纳粹当年的奥运会来。我建议，美国政府尽快整理出一张因信仰而被迫害的基督徒的名单来。在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与中国方面会谈的时候，每一次都将这张名单拿出来；而在下一次会谈的时候，一定要质询对方是否已经着手解决这些案件，有哪些案件有所纠正，有哪些囚犯在狱中的处境有所改善。能多救一个人就多救一个人，能多救两个人就多救两个人。这是一项持之以恒的工作，是一项与中共当局比赛耐力的工作，绝对不能半途放弃。

第三，我建议美国方面在收集每一个宗教迫害案件的同时，也收集到参与每一个案件的法官、检察官和警察的资料，并综合成一张与受迫害者名单对应的迫害者的名单。我建议美国政府命令驻华使馆，冻结这些参与宗教迫害案件的人员的赴美签证。这些人员，有的甚至获得了由美国方面出资的访问项目，这些手上沾着鲜血的凶手堂而皇之地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美国访问，简直就是美国的耻辱。或者，他们往往以商务考察的方式到美国来旅游，到拉斯维加斯去赌博，花费的当然是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日前，美国总统布什在联合国宣布，冻结缅甸军政权中若干高级官员的赴美签证和在美国的财产；这样的做法完全可以在中国复制，要让那些参与制造罪恶的中国官员意识到，作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最后，我呼吁说，美国的基督徒们要为中国那些在监狱中的弟兄姊妹祷告，因为我们的自由息息相关，只要还有一个基督徒在监狱中，我们便是不自由的。比起各种政治手段来，弟兄姊妹的出于爱和怜悯的祷告，才是最有力量的。在我演讲的过程中，我发现布朗贝克参议员一直在认真地倾听和记笔记。当演讲结束的时候，他激动地走上台来与我握手，并提议说，我们现在便为中国的弟兄姊妹祷告。他与我并肩站在台上，亲自开口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求您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为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祷告，为那些为义受逼迫的，被下到监狱中的弟兄姊妹祷告，为他们的家人祷告，愿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平安，愿他们的困境中有神的同在。”

祷告完毕之后，布朗贝克参议员对与会人员说，余杰先生提出的几点建议都很重要。今天在座的议员们今后访问中国的时候，一定要把访问家庭教会列入行程之中。我们也将通过种种渠道向白宫方面传达余杰的建议，至少我本人便会联系布什总统，提醒他到北京观看奥运比赛的时候，尽量安排去中国的家庭教会。余杰先生提出的两种名单，我们要不断完善，并且将其激活，如果仅有名单而不让压力传达到中共那里，是没有用的。当他完成总结发言之后，再次建议与会人员鼓掌感谢我的分享。会议结束之后，布朗贝克参议员还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继续讨论今天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