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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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会向往国外，于今方了，原来是向往自由，不被形式主义的框框束缚。关于食堂一说倒是有些无谓~~ 旁听生与三角地是真遗憾了。。。。想来，其实北大已经是全国大学里，最自由的地方了。

令狐药师

的却，“北大已经是全国大学里，最自由的地方了”；
敢问叶子妹妹，是国内哪所高校毕业的呀？

令狐药师

秦晖和金雁夫妻，双方都是“术业有专攻”的人文学者。秦晖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一九八一年，秦晖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师从赵俪生教授研究农民史，特别是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自八十年代后期，他转向研究经济史，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九十年代，他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并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中坚人物。金雁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对苏联和东欧的历史与社会转型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这两位学者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清贫与寂寞中保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和独立。

秦晖先生言行从不高调，却始终坚守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他有名言曰：“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这便是自由主义者待人接物的基本准则。九十年代以来，大学教授的生存环境大有改善，愿意去当官和商的帮忙、帮闲的学者，想要过上“居有屋、食有鱼、出有车”的优越生活，突然变得易如反掌。对于大部分身处名校的教授来说，八十年代那种“脑体倒挂”的困难生活，已经成了一种遥远的回忆。秦晖和金雁夫妇却是其中少有的例外，他们没有去“走穴”，没有去申请那些投官僚之所好的学术基金，他们的学问与生命是融为一体的，他们抓住的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真问题。这样的学问当然很难在那些“核心期刊”发表，也不能获得官方的若干奖项。

在今天的教育界和学术界，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九十年代中期，当秦晖和金雁夫妇刚刚调到北京，因多篇观点新颖和思想深邃的文章而引起学界注意的时候，我曾经和友人一起前去拜访和讨教。那时，他们住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近一套破旧狭窄的、名副其实的“陋室”之中，屋子的总面积大概不到三十平方米。一间小小的书房，四壁都是顶到天花板的书籍，还有更多的书还装在纸箱里，根本无法上架。秦晖幽默地对我们说：“有时候，为了查找一份资料，不得不搬开几个大箱子，满头大汗，如同大海捞针，也算是一种写作间隙的体育锻炼吧。”书架与书架之间的空隙，大概只能容一个人侧身而过。那时许多大学生都拥有了笔记本电脑，秦晖却告诉我们，笔记本电脑对他来说，还是一个计划：“本来早就想添置一个台式电脑，但是家里实在没有多余的地方放置。以前笔记本电脑太贵，买不起，据说现在降价了，也想买一台。”

这是一套七十年代的老房子，房间的设计甚至连客厅都没有，一进门的地方是不足三五平方米大小的过道，我们便在这个过道里交谈。在旁边卫生间的门口，金雁正在一丝不苟地洗衣服，他们家中居然连一台洗衣机都没有“装备”。女儿则在另一个角落里安安静静地做功课。除了书以外，家里差不多没有一件值钱的物品。这两位当代中国视野最开阔、思想最活跃、问题意识最敏锐的中年学者，生活水准却在北京的普通居民的平均水准之下，这一现象真让我产生无限的感慨。而与之形成显明对比的是，那些学会讨好既得利益群体的学者们，那些带着洋博士学位耀武扬威地回来的海归们，个个不是“学富五车”，而是“金玉满堂”。他们的生活品质是秦晖夫妇望尘莫及的，但他们的学术品质呢？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不能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谈起居住条件来，金雁苦笑着告诉我，就是为了改善住房条件，他们夫妇曾经三次试图“离婚”。我大吃一惊，如此恩爱的夫妻，怎么会选择离婚呢？而且是“三次”！原来，三次都是无奈之下赌气的“假离婚”，三次都被领导的“火眼金睛”识破而“未遂”。

第一次，是在他们两人在同一所大学念研究生的时候。当时，学校有明确的规定，研究生一人一个房间。因为他们是夫妻，便让他们合住一间。金雁向校方反映说，两个人应当分两个房间，凭什么减少一间？校方却说，谁让你们是夫妻呢？金雁气愤地说：“那我们离婚，一人一间行不行？”校方断然回答说：“不行！”

第二次，是在他们在西部某大学评职称的时候。虽然两人都是学校的学术骨干，发表的论文最多，上课也最受学生的欢迎，但是高级职称僧多粥少，系里的领导便来作他们的工作：“你们是夫妻，应当发扬发扬风格，两人只能上一个教授。”金雁感到莫名其妙——评教授是看个人的学术水平，难道评教授也要“学雷锋”吗？她愤然回答说：“我们离婚，然后一起参加公平竞争，行不行？”领导回答说：“不行！”

第三次是他们到北京之后单位分房的时候。好不容易等到金雁当时的单位中央编译局有机会分房了，她却再一次失望了：单位规定，假如配偶已拥有副高以上的职称，住房就由对方的单位解决，分房资格则自动失去。然而，秦晖所在的大学却表示，暂时无法解决住房问题。在万般无奈之下，金雁再次想起离婚这一招，老实人也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时候。但是，协议离婚需要单位开证明，单位明明知道他们是恩爱夫妻，也知道他们“离婚”的目的是为了分房，哪里会给他们盖章呢？于是，他们只好放弃这个绝决的想法，一家三口一年又一年地挤在这套房子里。

屈原当年的追问今天仍然成立：在今天的中国，教授学问的多寡、思想的的锐利与迟钝，却与拥有的物质条件的好坏成反比。看看那些有名有利的教授，张维迎、林毅夫等人，别墅豪车，一场演讲便可获得数十万报酬，但他们从不面对中国的真问题。而秦晖、金雁所关注的，正是转型期的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真问题，如农民问题、土地问题、转型正义问题、国企私有化问题等。但是，在这些问题上说真话，当官的不喜欢，经商的也不喜欢。如果没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如果没有安于贫穷的心态，这样的学问是无法做下去的。秦晖先生青年时代便生于忧患，与黑暗擦肩而过，因此他对身处“陋室”并无多少抱怨，也不曾尝试通过写作谄媚之文来改善物质条件。他说，现在已经很好了，比呆在农村的那九年时间好多了。

秦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在广西看不好，后来又到湖南去，传教士创建的湖南湘雅医院有一个很有名的眼科医学中心。那里的医生说，这么小的孩子动手术很危险，建议维持一段时间，长大了再动手术。回到广西之后发现不行，眼睛的情况一直在恶化，父母又带他到了很多地方，包括同仁医院、中苏友好医院等等。后来在上海的汾阳路医院，终于做完了手术。现在他每次做眼科检查，医生都说这手术现在也不容易做。当时如果不做，或者动坏了的话，他就会永远在黑暗当中了。虽然动了手术，但还是留有视神经萎缩，直到现在视力仍然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零点二的视力。他在农村插队，插那么久，也跟视力有关，招工的机会他是轮不上的，体检总是不合格。

后来，秦晖考研究生，他的导师做了很多工作。赵俪生先生说：“如果不招秦晖，我就一个都不招了。”秦晖此前没有受到过多少课堂教育，只在“文革”前上过六年小学。一九六九年下乡，在农村待了九年。不过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中的藏书很多，对他的影响很大。另外，农村那几年，他也学到了不少人生经验，他开玩笑说在农村读的是“早稻田大学”。也许正是这段经历，使他对农民问题不能忘怀，使他甘于清贫和寂寞，也有勇气抗拒各种干扰和压力。在清华他一度被停止授课，工资也只能领取一半。对此，他一笑置之。后来，有一位中央领导人在讲话中提及他研究的“黄宗羲定律”，大学的领导人才大吃一惊，立即部分恢复他的待遇。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秦晖对中国历史真相的概括是：“儒表”之下的“法道互补”。在帝制中国的两千多年中，士大夫少有“纯儒”，多为“法儒”和“道儒”。中国人说的是儒家政治，行的是法家政治；讲的是性善论，行的是性恶论；说的是四维八德，玩的是“法、术、势”；纸上的伦理中心主义，行为上的权力中心主义。他认为，中国要走出连续的历史、循环的怪圈、行政不正义的惯性，应当以“西儒会通”，解构“法道互补”。他指出，新儒学（以黄宗羲、谭嗣同为代表的“纯儒”的思想脉络）有可能为人类“超越现代性”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这种可能性要实现，第一新儒学必须走出形而上的象牙塔，从心性之学发展为制度之学。第二更重要的是，新儒学必须摆脱历史上被“法道互补”强奸的梦魇，真正成为“新”儒学。尽管我对儒学的“起死回生”颇为怀疑，但我认同秦晖对中国历史真相的透视。

金雁的学术成就也并不比秦晖逊色。她的专业就是苏联东欧研究，自一九七八年读研究生时起，她在这一领域默默耕耘已经二十多年了。金雁在波兰华沙大学的两年，正好是经济“休克”的最困难时期，当时写过一本书叫《新饿乡纪程》，以后她还发表过多部关于前苏联和东欧问题的著作。她的研究纠正了许多中国人对苏联、东欧社会转型的似是而非的看法，比如那里的右派倾向于“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比如那里后来又出现了“左派复兴”，这些看法并不符合苏联和东欧的实际情况。而苏联、东欧面对的许多难题，是中国将来也要面对的挑战，中国的所谓“渐进改革”之路，并不能避免这些问题的凸现。因此，金雁的苏联和东欧研究对中国而言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其重要性至今仍未被学界充分认识到。

陋室之陋，并不能伤害秦晖和金雁学术的激情。他们各自发表的论文，皆让学界刮目相看。而他们两人在研究中又有相当的重合部分，于是他们合作以“卞悟”的笔名发表了好些文章。十年的光阴一晃而过，进入新世纪之后，秦晖和金雁终于在北大和清华合建的兰旗营教师宿舍分到了一套新房，尽管入住其中的教授们纷纷抱怨这些楼房的建筑质量太差，但是对于秦晖和金雁一家来说，毕竟有了那么大的面积可以将所有的藏书都放上书架。这本该是学者做学问的最基本的条件，现在却变成了他们的“最高理想”。不过，我仍然由衷地为秦晖和金雁感到高兴。我更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不必再用“离婚”这样的策略，来曲线获取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但愿杜甫当年“愿得广厦千万间，大蔽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梦想，早日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令狐药师

二十年前的七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除在台湾实行了三十八年的戒严体制，进而宣布解除“报禁”——允许人民自由办报，解除“党禁”——允许人民自由组党。二十年之后，两岸三地及西方各国的媒体，均发表文章记念这一具有转折性的事件。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记念的日子，这个日子不仅带给台湾两千多万民众以自由和人权，而且打破了某些人故意制造的“华人及其文化传统无法适应现代民主制度”的神话，对中国大陆僵化的体制形成了猛烈的冲击。迄今为止，中国大陆仍然处于一种远比昔日台湾还要严厉的“戒严”状态之下，一党专制、官僚腐败成为千夫所指的首要问题。因此，台湾的经验、尤其是台湾的解严之路，是中国大陆实现宪政的重要借鉴。

作为台湾最后一位“开明独裁者”，蒋经国是解严决定的拍板者。在近年来的各种民调中，蒋经国始终是民众最敬重的领导人，其名望既高于老蒋，亦高于李登辉、陈水扁。尽管民进党方面不愿承认蒋经国在解严上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是强调党外运动的压力及牺牲，但对比中国大陆统治者邓小平动动用坦克和机枪来屠杀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民众来，蒋经国顺应时代潮流、超越个人及党派的利益、作出解严的决定，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学者徐宗懋在《亚洲周刊》发表文章评论说：“二十年前，蒋经国决定解除台湾戒严令，对中国大陆二十年来的发展造成冲击。两岸从内战、冷战到逐渐开放和解，在历史长河中也许只像一瞬间，但对老百姓来说，却是一辈子的生死浮沉，包涵死亡、别离、重生等种种苦痛与喜悦。解严以来，台湾人民权利上升，逐渐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拥有言论及组党的自由，这些都不断冲击着中国大陆，启迪了今日中国大陆人民面对党禁报禁的抗争。”

蒋经国是台湾最为亲民的领导人。与喜欢搞个人崇拜、塑像和肖像遍布台湾各地的老蒋不同，小蒋不准手下为自己塑像，也不准在公共场合悬挂自己的肖像，更没有为自己营造“纪念馆”，因而也就避免了此后自己的塑像、肖像和纪念馆可能被羞辱的命运。蒋经国经常轻车简从深入百姓家中，准确地触摸到了民众的脉搏。他也许早已预见到了国民党会在后来的大选中失去政权，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开启了解严之门。蒋经国深知，这扇门是不可能永远被关闭的，与其让蒋家和国民党被民众的怨愤所埋葬，不如主动迎接新时代的来临并在新时代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

解严的先声是一九八六年十月七日下午，蒋经国在接受《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葛兰姆的访问时，首度提到台湾将解除戒严。这是蒋经国发动十年政改及要解除戒严令石破天惊的一刻。当时坐在中间担任英文传译的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马英九回忆说：“我一个字一个字的把这段话译为英文，当时觉得好像有一股电流过我的身体，我告诉自己，这一刻终于来到了，我们正在改写历史。”即便是后来反叛出国民党的李登辉，在纪念解严二十年的讲稿中也公正地指出，蒋经国解严，是在面对变局时勇敢而果决的“前瞻性决定”，不仅明确回应了民间的期待，更让台湾踏出告别“党国体制”的第一步。是的，人类历史上有许多惊心动魄的时刻，比如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发表揭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时刻、罗马尼亚共产党领袖齐奥塞斯库在演讲时被群众嘘下台的时刻，这些都是破冰的时刻，亦是光明穿透黑暗的时刻。

如果是蒋经国是体制内推动解严的关键人物，那么殷海光则是在体制外与之对应的重要人物。我没有推举出那些党外运动的一线人物，如施明德、许信良、陈水扁、谢长廷等人，而是彰显作为自由主义先驱的思想家殷海光，自有我特殊的用意在。在人们纷纷纪念解严、政客们各自打“解严牌”时，我转身阅读殷海光的自由之书，寻找改变世界的观念之源头。毫无疑问，殷海光堪称台湾的先知，如同当年犹太人的先知耶利米一样，在那黑暗的时代里谴责所有不公义的情形，并向同胞指出国族的未来所在。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殷海光是少数的选择右翼道路的知识分子，是国民党当局与左翼知识分子及中共论战时可以依赖的、寥寥无几的几支健笔之一。大陆政权易帜之后，殷海光黯然随国民政府迁台。本来他以为蒋介石会吸取失去大陆的教训，开启民主宪政之路，没有想到蒋介石却认为是因为独裁不够才导致大陆易手，并进而在台湾实施严酷的党化统治。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九年，殷海光在台湾的最后二十年，恰恰是蒋氏政权在台湾实施白色恐怖的二十年，也是他本人衷心不改地传播自由火种的二十年。在此期间，他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由热变冷，由同道变为异己。他在坚持不懈地批判中共极权统治的同时，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亦直接谴责。

与百年台湾的悲情相对应的，是殷海光的悲剧性命运，他没有等到解严的那一天，没有看到台湾开出自由之花。在长期被封杀、监视、孤立之后，他身患癌症，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值得欣慰的是，他在临终之前皈依了耶稣基督。作为启蒙先驱，殷海光注定了是“痛苦的苏格拉底”，“在现代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纷纷向右或向左转的时候，他却锲而不舍地把一个具有不同倾向的气质铸成了自由主义者，一位不避横逆的道德英雄。”（章清语）思想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可以战胜军队、警察和一切暴力组织。在此意义上，殷海光一个人的声音，启迪了此后千万人的独立思考。他的某些具体的观点可能会过时，但他为台湾奠定的自由的基石永远不会被忘却。可以说，此后所有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台湾知识分子及普通民众，都是殷海光的学生。今天的台湾虽然初步实现了自由和民主，却再也无法诞生一个殷海光式的、闪烁着道德和人格光芒的知识分子了。

在《自由的伦理基础》一文中，殷海光专门讨论到“自由”与“邦国”之间的关系，此观点亦可以破解今日困扰台湾朝野的统独议题及两岸关系的症结。殷海光指出：“我们如果拿自由之多少来作衡量国格之高低的标准，实在是一件满有意思的事。环观斯世，有稳固自由制度的地方，就是科学发达、民智开畅，秩序安定，而且道德水准较高。反之，自由缺乏的地方，就是科学落后，民智闭塞，秩序紊乱，而且道德水准相对地低落。前者不在一个严厉的统治机构的统治之下，而且根本不需要这样的机构来统治。后者常被控制在一个众意不能改变的硬性统治机构之下。这两者的高下之别，是一个实质问题。”这里，殷海光所说的前者，不正是解严之后的台湾吗？所描述的后者，不正是仍然被中共奴役的大陆吗？今天台湾民众归属与效忠的，是因自由制度而升华的国格；而令大陆民众离心离德的，正是中共垄断权力、戕害人民的专制统治。

很有意思的是，大陆许多媒体也发表长篇文章介绍台湾解严的情况。几经整肃而锐气渐失的《南方周末》，发表专稿讨论台湾解严前后的剧变，文章指出：“这种源自社会民心的民主宪政的力量，才是最大的收获。对国民党如是，对台湾如是。”言外之意是：对中国如是，对中共亦如是。文章介绍说，从一九四九年开始，根据国民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了抵抗“共产主义”，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宣布在台湾地区“实行戒严”。此后三十八年，台湾社会受制于此“戡乱条款”，根据《中国时报》的描述，“那是一段头发不能留长、报纸不能乱报道、话不能乱说、字不能乱写，甚至唱歌都要注意思想的日子。那是一个充满‘禁忌’的时代，报禁、党禁，样样都禁。”

解严之后，万水奔流，短短二十年时间，台湾已经成为亚洲民主自由社会的典范，完全可以同日本、南韩等国相媲美。每当有大陆人士以及台湾本土人士非议台湾的民主制度时，我通常都会为之辩护说：台湾的宪政转型已经是一种付出最小、收获最大的路径了，我们不能拿一个完美的标尺来苛求之。我当然看到了民主制度并不能立即治愈台湾专制时代的后遗症，黑金政治、无良媒体、民粹主义等现象让台湾的民主成就大打折扣；但是，我更观察到，台湾的民主宪政体制已经基本巩固下来，台湾民众完全有资格以此来傲视真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大陆，并拒绝“一国两制”式的统一。

在台湾蓝绿的政治冲突中，两岸关系是绕不开的核心话题，“独立”成为高于“正义”的“政治正确”；而大陆的中共政权，则以“统一”作为凝聚民意的“速效救心丸”，甚至摆出兵戎相见的架势来恐吓彼岸。在我看来，两岸问题的实质并非“统”与“独”，而是“独裁”与“民主”。一个独裁政权有什么权力要求另一个民主政权对其俯首称臣呢？反之，一个民主政权为何要向另一个独裁政权俯首帖耳呢？如果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谈论两岸的“统”与“独”就为时过早。

大陆的民主化乃是两岸谈判的前提和平台，正如一战期间的美国总统、国际联盟的创始人威尔逊所言：“只有民主政权之间才能实现真正的联合，独裁政权与民主政权之间的友好永远都是可疑的。”那些在“六•四”惨案中以屠杀百姓为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将领们和那些在网络上高声叫嚣要“炸平台北”的“爱国愤青”们，根本不配说“统一台湾”的大话。你们自己尚且生活在专制的淫威之下，你们自己只是奴隶或者奴隶工头的身份，有什么资本“统一”别人呢？

台湾已经解严二十年了，大陆却仍然在戒严的处境之下。近年来，两岸经济状况的差距有所缩小，但政治体制的差异却日渐扩大。在大陆的领导人之中，没有一个人具备了蒋经国的高瞻远瞩眼光；在大陆的民间知识分子中，也没有一个人具备了殷海光的人格魅力。因此，中国大陆的民主化的“点睛之笔”，在朝野两个方面都缺乏“执笔者”。蒋经国和殷海光，共同启动了台湾解严的按钮。今天的中国大陆，理应呼唤出现自己的蒋经国和殷海光。


——二零零七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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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我是没毕业就过来了的  至于北大么 我高中同桌倒在那里的 上大学时因在同一城市 也时有联络 于今可巧 她就正是平原君门下 因之当初看香草山 时时念及故人 感触更深。。。

令狐药师

当城市里的大学纷纷大兴土木兴建高楼大厦之际，中西部地区成千上万的乡村中小学却面临着断炊的危险，民谣中所形容的“满清的房子，民国的桌子，共和国的孩子”，对于许多乡村学校来说并非夸大其词。近年来，教育主管部门对有限的教育经费的“杀贫济富”式的使用方式，使得农村适龄儿童的失学率逐渐上升，农村基础教育的水平不断下降。文盲半文盲的人数在一些欠发达的内陆省分出现了较大的反弹。

贫困像一头黑暗中的野兽一样，对花季的孩子们发动了卑鄙的攻击。贫困不仅使他们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他们的精神世界被迫处于荒芜的状况；贫困还直接威胁他们身体的发育和健康成长。贫困摧毁了孩子们的梦想，贫困终结了孩子们的希望。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昆明市东川区拖布卡中学一百九十四名学生突然出现集体足掌疼痛的病症。校长接到报告之后，判断为学生都患上了严重的传染病，于是立即通知镇卫生院的医生。医生们全副武装进驻该学校。他们检测了食堂的水、食物，对部分学生抽血化验。但大家发现，既不像食物中毒，也不像是传染病。在调查中，医生们发现，脚痛者多为女生住校生、初二、初三学生，她们正处于身体发育期。同时，医生也注意到，食堂的大米疑为陈米，且淘洗过多，加工不当，在煮得半熟之后将米汤拿去喂猪，蔬菜常年品种单一，主要是土豆、白菜，学生们家穷，提供不了更多的伙食费，大部分学生几乎从来不买肉吃。

于是，医生们怀疑是孩子们脚痛的原因是营养不良。在给学生补充维生素B1药丸之后的三至五天，他们的脚痛症状逐渐消失了。最后，专家认定，这是一种由于维生素B1严重缺乏引起的群体性末梢神经炎。疑云总算消除了，学校又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当地的民政部门在获悉这一情况之后，赶紧给学校送来七顿新米、三顿面粉、两头猪和两筐番茄——这些都是富含维生素B1的食物。学生们享受了一周的免费晚餐猪肉。有嘴馋的男生甚至在一次就餐中偷偷领取了五份猪肉。有人欲出面制止，但老师们商量之后，决定宽容对待。民政部门的“雪中送炭”虽然来迟了，但总比不来要好。但愿这样的支持与帮助不是昙花一现的“偶然”，但愿可怜的孩子们再也不要染上这样的“怪病”。

就在这则消息传出的同时，广州“国际奢侈品展”的新闻报道让读者叹为观止。这次一共展出了超过十亿人民币的奢侈品。其中，有商家推出的每位九万九千元的“世界华筵”，该筵席融合中西菜式于一体，除了“鲍参翅燕”外，还包罗全球一切珍稀的“飞潜动植”。主办方称，该筵席使用的顶级食材有：被称为“食桌尚的黑钻石”的天然松露、法国特级鹅肝、俄罗斯鱼子酱、碗鲍、鲤鱼须等。原料要求也非常高，如辽宁参只要尖、鱼只选软骨、香料只用土耳其“香料皇后”，就连华筵上喝的茶都是用珍贵的“生命之水”泡出来的“茶中状元”。供应商表示，他们还专门为参席者准备了价值高达两千万元的唐代镂金餐具和精雕细琢的象牙筷子进食。参与制作华筵的也是世界美食评为、名家鲍王和烹饪宗师等大师级的人物，而且由于食材难找，享用者需要提前半年预定。目前虽然还没有人订食该华筵，但已经有不少富豪对此表示“浓厚的兴趣”，因为这样的筵席能够让人有“至尊体验”。

一边是十万元一顿的华筵的至尊体验，一边是由于营养不良而出现的贫困地区学生集体患上的“怪病”，如此鲜明的对比，实在超过了老杜当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咏叹。拖布卡中学的孩子们毕竟是幸运的，不仅没有患病，还因祸得福，获得了打牙祭的机会。然而，这场虚惊凸现出农村孩子的生存困境。昔日鲁迅呼吁新一代的国民应当具备健全的精神和健康的体魄，百年之后这一呼吁仍然是水月镜花，可望而不可及。据一份社会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仍然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村家庭，处于世界银行颁布的贫困标准之下，这些家庭中的孩子长期营养不良，其身体和智力的发育都受到严重影响。

在甘肃省榆中县新营乡谢家营村山顶社，当失学女孩杨芳跳崖自杀的消息传出之后，许多记者前去该村庄采访，他们发现这里的农民家家差不多都与杨家一样贫穷。杨英芳的宿舍有八位同学，每月生活费都控制在一百元左右。除了去车站取家里带来的干粮，她们周末基本不出校门，在她们的意识里，衣服都是别人送的旧衣服，没有买衣服这个概念。杨英芳最遗憾的是至今都没有买过一本参考书，她一直渴望自己能够拥有一本参考书。学校里每学期每个班都有三个贫困补助名额，虽然每人只有一百元，却是大家拼命争取的目标。贫困生实在是太多了，农村的孩子很难分得出谁更穷一点。因此，每当这个时候，班主任洪老师就感到十分为难。

中国第一部赴西部农村支教的大学生志愿者的日记《西部的家园》，讲述了诸多大学生们在西部地区的震撼性体验，以及西部地区基础教育惨不忍睹的现状。一位大学生写道：“我们走在一条曾经辉煌的道路上，千年的金戈铁马、夕阳古栈在历史的车轮闪回间时隐时现，沧桑的敦煌飞天与悠远的驼铃声在岁月的流逝中回响缠绵，我们走在一条充满感动的道路上。在那一片戈壁荒漠中，纵然被干旱摧残折磨，却依然不屈地展现出希望的绿色，这一抹绿色宣告了生命的活力，在那一排排土坯旧瓦里，纵然被贫瘠抽打压制，却依然传出渴望知识的诵读声。这声音的力量不觉令人震撼。”但是，这声音却是那样的脆弱，随时可能被外力所中断。一名支教的大学生写道，一个学期下来，他班上的学生几乎减少了三分之一，那三分之一的孩子永远地离开了学校。

我在农村的墙壁上经常看到这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标语，但是现实生活往往是标语的反面——如果标语反映的是真实的现实生活，那么标语便没有存在的价值了。由于中西部地区乡一级的财政普遍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教育经费便成为最容易拖欠和挪用的部分。于是，一所又一所的农村学校被迫关闭，一个又一个的农村教师被迫离开。由于缺乏合格的师资，许多乡村的中小学校不得不使用临时的“代课教师”。在甘肃省，多达四万两千人的代课教师多分布在农村中小学。据调查显示，三成以上的代课教师只有初中以及初中以下的文化程度，近两成的人每月仅有不足一百五十元的收入，远远低于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即便如此，代课教师的这点微不足道的工资也经常遭到拖欠。然而，那些自以为是地制定教育经费分配计划的官员们，一心以巨资打造“世界一流大学”，却对乡村基础教育的困境置若罔闻。因为向大学注入经费，最容易看到“成效”，比如堂皇的教学楼和图书馆，美丽的大学校园等等，这一切可以被教育官员们标榜为自己出色的政绩；而向乡村中小学注入经费，则最不容易看到成绩，那是一片干涸已久的土地，一点点的泉水根本不可能滋润它，它需要的是各种资源的持久的注入，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谁愿意去承担呢？

农村的孩子们是一个被“主流社会”遗忘的群体。他们还没有完成法律规定的九年制的义务教育，便开始在田间地头劳作，便开始踏上外出打工的旅途，便开始在城市的建筑工地上风餐露宿。他们的童年过早地结束了，还没有成年便加入“民工”的行列。中国的富裕能够依靠这些孩子的血汗吗？近代以来，日本的崛起让许多中国人羡慕，他们都想寻求日本强大的秘密。昔日，日本刚刚开始明治维新的时候，国力尚若，民众尚贫。明治天皇到一所小学中访问，当他看到孩子们的午餐只是小小的饭团，心里十分难过，立即变卖了宫中的各种奢侈品，并号召民众都来捐款，让学校的孩子们都能像西方的孩子一样吃到牛肉。日本的富强不是没有理由的，索尼、丰田、东芝、松下这些日本品牌之所以风行世界，起始之处便在于学生饭碗中的食物。这个一百多年前的小故事，会让今天乡村小学“怪病”四起的中国惭愧吗？

官员们却并不感到惭愧。“怪病”事件传开之后，当地的一名主要官员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却不愿将学生集体脚痛解读为贫困的结果。尽管他不得不承认当地“与东部地区差距明显”，却十分担心由于该事件导致“地方形象受损”。对于这些官员来说，“面子”当然比“孩子”重要。该官员不厌其烦地解释说，学生们的生病，孩子们的家庭贫困，并不是政府部门的过错，而是一种可以理解“自然因素”。当地干旱缺水，只能种植土豆、红薯、玉米等经济价值不高的农作物；这里地势高低不平，农户分散，很难实行公司加农户那样的规模化种养经营。所以，当地农民难以致富，孩子们缺少营养也是大自然的错。

这一解释似乎无懈可击。官员们的思路确实与普罗大众不同，人家之所以能够当上官员，当然是有其过人之处的。至少比普通老百姓站得高、看得远。官员在面对记者的时候，立刻便彰显出超凡的政治素质来——哪个平头百姓会由一起普通的新闻事件联想到宏大的“地方形象”来呢？哪个普通百姓会如此大公无私、时刻牵挂着“地方形象”的优劣呢？人家既然当上了爱民如子的“父母官”，自然就把整个辖区当作自己的家。人人都爱自己的家，人人都爱自己的面子，这位了不起的官员却能够爱整个辖区，念念不忘要维护这块地方的“面子”，真是伟大的人民公仆。

但是，对我来说，只相信这样一个真理：一个忘记孩子、苛待孩子、轻视教育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令狐药师

耶和华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它的名。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人倾覆于地。

——《诗篇》一百四十七篇三至六节

亲爱的弟兄，我在访问美国的旅途中，又听说你再次被囚禁在家中，无法到教会来参加主日聚会。这已经不知道是多少次的被囚了。这一次，仅仅是因为那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在开他们的会议。然而，这会议与你有什么关系呢？你，一个残疾人，一个基督徒，难道有能力来危害和颠覆他们戒备森严的会议吗？他们为什么认为，你一出门便会让他们蒙羞呢？你出门参加教会的聚会，是你作为公民的、受宪法保护的人身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可是，这天赋的自由却被当局粗暴地剥夺了，一群粗壮的警察将你堵在家里。在你失去一条腿之后的十八年里，这样的经历对你来说早已司空见惯。我叮嘱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上门去探望你，与你一起查经、祷告和唱诗；我也为以前不曾更多地去探访你而感到愧疚，教会对你的爱和关心是那么地不够，我们要为此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并在以后的日子里给你更多的关爱。

我还记得你第一次来到方舟教会的场景，你拄着拐杖，却笑容满面，你告诉我，你是二零零三年受洗成为基督徒的，与我在同一年。你还告诉我，某些家庭教会不愿接纳你，因为你的身后可能跟着“尾巴”，可能会因此而给教会带来“危险”。我当时便对你说，方舟教会永远是你的家，方舟教会绝对不会拒绝你，也不会拒绝任何愿意来听福音的人。我握住你的手，你的手那么有力。在你成为基督徒之前，你在伤痛、怨恨与苦毒中已经度过了整整十四年，那是怎样不堪回首的十四年啊。几乎每天晚上，你都从恶梦中大汗淋漓地惊醒。你又回到了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凌晨，那个惨烈而血腥的夜晚。那天，作为北京市城建六公司的一名普通的六级油工，你和工友们一起去天安门广场看“民主女神像”，你只是一个有些好奇的工人，你对政治并没有特别的敏感和认识。长在红旗下的你，一直都很羡慕解放军，不假思索地相信共产党所宣扬的一切。那天晚上，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当坦克排山倒海地开过来的时候，你和同伴们简直不敢相信你们的眼睛。你们一口气跑到六部口西边的西绒胡同里，准备取到自行车之后赶紧回家去躲避。

没有想到，荷枪实弹的士兵们居然向巷子里开枪。就在此时此刻，你突然倒下了，鲜血从左腿喷涌而出，右腿也被打了一个洞。你的身上中了四枚子弹。直到今天，你还不知道凶手是谁，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他必定是“人民子弟兵”中的一员。在场的好心人撕下衣服包扎了你的双腿，将你抬送到四里地外的急救中心。因为急救中心等待抢救的伤员太多，你又被送到宣武医院。然而，那里也是一样，所有的手术台都在使用中，所有的医生都在忙碌中，你从凌晨三点半等到五点四十分，才轮到六个小时的大手术。终究因为血液循环和感染问题，你的左腿被高位截肢。医生安慰你说，总算保住了一条命，看停尸房里有多少小伙和姑娘的尸体！那一年，你刚过而立之年。

然而，厄运并没有结束。从此，你的生命陷入了极度的黑暗与困苦之中。你原先所在的北京市城建六公司立即将你解聘，你成为最早的一批失业工人，不得已在家门前摆一个小摊谋生。后来，因为你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谈自己受害的经过，小摊被北京宣武区政府以“非法经营”的名义取缔了。北京市的区政府、市政府以你是在“六？四”中受伤残疾为理由，拒绝向你提供“低保”（城市最低居民生活保障）。一般的残疾人，根据不同的情况，可以从残疾人联合会领到从二百三十元到五百多元不等的残疾人生活补助，惟有你不再其中。这么多年以来，你从来没有在人民政府和残疾人联合会领到过一滴油、一粒米。更没有任何人向你道歉和赔偿。可是，那么多中国人却理直气壮地要求日本人为南京大屠杀道歉，这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啊。日本人杀戮的中国人便是宝贵的，中国人自己杀戮的同胞便是无足轻重的，这是什么逻辑呢？你在受伤截肢时，因为输血感染了丙肝病毒。治疗丙型肝炎的注射药剂费用高昂，一针就需要几百到上千元人民币。二零零五年下半年，你又罹患糖尿病和脑血拴住进医院，需要经常注射昂贵的胰岛素和干扰素，全家几乎到了无以为继绝境！前前后后，几乎所有的医疗费用，都是海内外有良知的华人以及西方友人的捐助，政府没有提供过一分钱。共产党的历史书将国民党描写得如何残暴，然而国民党却为“二？二八”惨案作出了恳切的道歉，台湾当局也成立了专门的基金会负责赔偿事件中是死难者、受伤者及其家属。与之相比，共产党当局拒绝认罪、拒绝道歉要到几时呢？受害者在黑暗中哀哭切齿又要到几时呢？

死者不能继续说话，作为伤者的你，却勇敢地、不断地讲述自己的经历。你不是祥林嫂，你是在用残疾的身体作见证。于是，你的存在，对他们而言，便成了眼中的梁木。昨天，他们夺走了你的一条腿；今天，他们企图让你闭嘴。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你和四岁女儿在房间里，你正在阅读圣经。四条粗壮的汉子突然冲了近来，不由分说地对你进行拳脚猛踢。你大声问：“你们是谁？”对方不做任何回答，只是反复说一句话：“要你闭嘴！要你闭嘴！听见没有！”一阵暴打之后，他们迅速逃离现场。当你的妻子回来的时候，你已经遍体鳞伤，一根肋骨被打断。你那四岁的女儿目击了父亲被暴力殴打的全过程！我不知道那残暴的一幕将给孩子带来怎样的伤害。难道凶手们自己没有孩子吗？那一次你被殴打的事件，后来又在基督徒、律师李和平的身上再次重演。我不知道导演和实施这样的暴行的，是否属于同样一批人。但是，暴徒与警方的关系是耐人寻味的。因为就在你被殴打的事件发生之前的几分钟，警察还打电话问确认你是否在家中。在警方每天对你施行严密监视的情况下，却发生如此恶劣的入户伤人事件，作为残疾人的你在自己家中被匪徒打成重伤，实在是令人震惊。这个弥漫着暴戾之气的城市，是举办奥运会的好的选择吗？

他们在你的身上的所作所为，让我看到了权力对人性的扭曲，人心的黑暗甚至胜过午夜的黑暗。我们可以反抗，可以仇恨，可以愤怒，但我们还有更好的回应方式，因为我们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正如马丁？路德？金所坚信的那样：“仇恨跟苦毒永远不能化解恐惧的病毒；只有爱可以做到。仇恨瘫痪生命；爱却将它释放。仇恨混乱生命；爱使它变得和谐。仇恨使生命变得黯淡；爱使它变得光明。”亲爱的弟兄，尽管在世人的眼中我们是失败者，但我们要坚信我们的目标是公义的。当你遭遇到这悲惨的一切的时候，我无法安慰你，人的安慰都是有限的，惟有上帝会亲自来安慰你。在你到方舟教会的两年时间里，我清楚地感受到了你生命的变化。谁能让你走出黑暗入光明呢？谁能让你由忧伤变为喜乐呢？每逢周末，只要还有出门的自由，你便开着破旧的残疾人专用的小三轮车，花一个多小时跑二十多公里的路程，到教会里来参加主日敬拜，是什么东西对你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呢？当然是作为道路、真理、生命的耶稣基督，正像你自己所说的那样：“感谢上帝的恩赐，赋予我生命，给予我力量和勇气！”作为上帝的子民，没有失败、没有苦难、没有挫折是最终的。

亲爱的的弟兄，我还记得几个月前我和教会的传道人及会友一起到医院探望付先财的情形。你告诉我们，你经常到医院去陪同和安慰付先财，并为他读经和祷告。付先财是一位帮助山峡移民维权的、有良知的公民，因为向德国电视一台的记者揭露湖北秭归县截留中央发下来的移民款，而被地方政府雇佣的黑帮暴力殴打致残。那段时间，付先财到北京的一所医院治疗，由于有着相似的命运，你经常去医院探访他。你告诉我们，由于你对圣经的理解不深刻，很多道理讲不清楚，所以希望教会的传道人前来帮助你。于是，教会便安排了传道人和会友一起去医院探访。我们在病房里一同唱诗、读经、祷告，不仅身体刚刚有一点知觉的付先财听了之后泪流满面，就是同屋的病友们也被深深地吸引。后来，我听说，你将教会给你的几百元的帮助转赠给了老付，我非常感动，这就是耶稣所教导的，去爱那个比你更加不幸、更加困难的弟兄。你在努力遵耶稣的教导去生活，去实践，去经历，去见证。

我还记得那一次我们去你家探访的情形。那个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便衣就堂而皇之地搬了张椅子坐在你的家门口，警车则停在不远的地方。我厌恶这个心安理得地干“脏活”的家伙，你却微笑着招呼他，像是老朋友一样，并且把我们带来的诗歌本也送了一本给他。你告诉我们，这个警察曾经主动来跟你搭讪说：“老齐啊，这两年你的变化很大啊，原来你怒气冲冲地骂我们，好像我们是让你受伤截肢的人，其实我们也只是奉命办事，吃了这碗饭而已。现在，你对我们客客气气的，我们反倒受宠若惊呢。”警察还好奇地询问说：“你们在唱什么歌啊！你们唱得那么高兴、那么好听，比那些流行歌曲好听！”于是，你便将一册诗歌本送给他。你说：“那逼迫我们的人，也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马丁？路德？金当年受尽屈辱，他需要禁食好几天以致能达到饶恕敌人的属灵操练，他说：“我们爱人不是因为我们喜欢他们，也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事为人讨我们喜爱，甚至不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些属天的灵光。我们爱每一个人是因为上帝爱他。”如今，你也正在尝试着这样做。

亲爱的弟兄，尽管你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我不尽同意，尽管你对圣经经文并不十分熟悉，尽管你不能确保时刻都处于平安喜乐之中，你是一个平凡的人，与我一样，也有着人性所有的弱点，也有着情绪的起伏波动。这个世界上没有义人，没有圣人，只有罪人。我们确实是受逼迫者，但我们被逼迫的处境并不能成为自夸的资本。这是我们时刻需要警醒的地方。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上帝无比奇妙的安排——你的身体残疾了，你的精神却丰满了；你的仇敌如此强大，你却以柔弱胜过了刚强。那天，我们在你一贫如洗、一无所有的房间里低头祷告，我们为你祷告，为你可爱的女儿祷告，为了善良的妻子祷告，同时也为那个在你的屋子外面焦灼不安的便衣警察祷告。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是基督徒最大的功课之一。就连作为受害者的你都能做到，其他人为何做不到呢？是的，那些专制者的帮凶，那些开枪者，那些杀人者，他们不是狗，他们不是魔鬼，他们也是上帝所造的人，虽然他们被罪所捆绑，但也有份获得救恩。

就在为你祷告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哈佛大学教授、心理学家寇尔斯（Robert Coles）所写的一篇名叫《毕路比的祷告》的文章。路比是一个生活在美国南方的黑人小女孩，在那民权运动即将突破种族歧视的城墙的时代，毕路比是第一个勇敢地走进白人学校的黑人学生。寇尔斯亲眼看到毕路比放学时的场景：“校门出现一个小女孩，她是毕路比，身旁有几个联邦警长伴着。她一出来，人们便涌过去，他们喊她这个，又叫她那个，冲拳舞爪，说她死期将至，恐吓要杀死她。等到她乘车离开，我好奇想看看还有谁跟着从学校走出来；哪知道原来学校已空无一人，因为白人居民彻底杯葛这所学校。就在一九六零年的秋季，一个黑人小女孩独个儿走到美国小学去上课。这是美国历史的一页。”

这个六岁大的小女孩的双亲极度穷困，又是文盲，连姓名也不会写，他们天天受着极度的压力，却毫无怨言。毕先生替人看门房，毕太太日夜照顾三个幼小孩子，孩子晚上睡着以后，她就到人家的房子去做洗刷的工作，常常夜半才回家，睡几小时，便又要应付明晨的生活了。两夫妇当然希望他们的孩子过得好一点，不再像他们那样苦。

有一次，寇尔斯惊奇地发现，毕路比在回家的路上与那些辱骂她并企图殴打她的人说话。他感到好奇，便问小女孩说：“你跟那些人说些什么呢？”

“啊，是的。我为他们祷告。”

“路比，你为那些仇恨你的人祷告？”

“是啊。因为他们需要人为他们祷告。”她回答。

寇尔斯这个全国一流的心理医生，他无法理解小女孩的思维方式。他认为这是女孩的父母对女孩的要求。于是，他对毕先生和毕太太说：“你们知道吗？我真觉得这样要求路比太过分了，要知道她已遭遇这么多折磨。”

孩子的文盲父母看着这个来自上流社会、却愿意与他们接触的白人，对他的提问表现出了一副困惑的样子。“我们叫她为人们祈祷，不是要伤害她或什么的。”毕太太说：“但我们相信应该要为这样的人祈祷，路比也应该这样做。”

过了几星期，寇尔斯直接向路比提出祷告的问题：“路比，我还是不明白，我想不通为什么要你来为这样的人祈祷，他们一个星期五天，每天两次这样对待你。”

“噢”，她说：“那就特别应该由我来祈祷。”

“为什么偏要你呢？”

“因为倘若你既承受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你就是该为他们祈祷的一个了。”然后她引用教会听来的话告诉寇尔斯：牧师说耶稣受了许多苦难，而他对那些迫害他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寇尔斯深受震撼，他感叹说：“活在六十年代年幼的路比能为新奥尔良街头的人，说这样的话。像我这样的人，怎去解释这件事呢？不管从心理学或其他理论角度，这个都说不通。这里却有个小路比，没有读过什么道德分析学或系统伦理学；我们热爱的书，她全没有读过。然而，不知怎的，她就那样走过那堆群众，为他们祷告，每日如是。过了一年，学校勉为其难地不再分种族了，她仍继续祷告，引用圣经、引用耶稣在加利利所说的话、所讲的故事。”

这就是祷告的力量，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这就是爱的力量。亲爱的弟兄，让我们都来学习毕路比这个如同压伤的芦苇不折断的小女孩，在我们在逼迫中学习如何更加与主接近。我们的处境与半个世纪之前的毕路比是何其相似！我们都是不配的罪人，在人间的强权与暴政面前，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的那样，我们一无所有，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我们的身体承受不了枪炮、刺刀和棍棒的攻击，但我们的灵魂若与上帝交通，便是世间任何力量都不能摧抑的了。亲爱的弟兄，我没有经历过你所经历的伤痛、羞辱、贫穷和囚禁，我本没有资格来安慰你、勉励你、帮助你，但是藉着主的爱，我们可以互为肢体，互相联结，共同搀扶着跌跌撞撞地走向永生的义路。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我们虽然受苦，但仍然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亲爱的弟兄，我们为你祷告，为你早日解除被囚的状态而祷告，为你早日重新回到教会而祷告，为你成为主美好的见证、成为福音的管道而祷告。耶稣基督亲自教导我们一个极大的奥秘，就是那孤独的、受害的、软弱的、柔和的、谦卑的人，都会在恩典中被点燃，表现出超凡的尊贵。从那个意义来说，基督徒不但承受来生，并且得着此时此刻；基督徒积累了一连串失败的经验，但终将拥有最后的胜利。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

令狐药师

所谓受教育权，是指公民有从国家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以及获得接受教育的物质帮助的权利。早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六条就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教育，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后来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又进一步强调中等和高等教育应逐渐做到免费。受教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从中国宪法第四十六条和教育法（一九九五年）、义务教育法（一九八六年）、职业教育法（一九九六）、高等教育法（一九九八年）、民办教育促进法（二零零四年）等法律文件的规定来看，受教育权主要包括受学前教育权、受义务教育权、受高等教育权、受成人教育权、受职业教育权、受扫盲教育权、受特殊教育权、受终身教育权等。
   
    国家和政府应当竭尽全力实现公民的受教育权，受教育权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还应当受到司法的保障。言论比较开明的《学习时报》曾经发表《受教育权：人类进步的源泉》以文，文章指出：受教育权因人类接受教育的天性而生。人类与动物的最大区别之一是他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而贯穿于个人整个一生的 社会化过程便是这一能力的培养过程。正是通过各个阶段的教育，个人不仅获得和发展了思维、情感、语言和行为方式，而且学会了在社会规范的制约下，提高自己适应社会变化的生存能力和发挥自身的创造力。持续的教育一方面使得劳动技能、科学知识、传统习俗、价值观念通过每一代人的学习、模仿、研究、继承或变革而世代相传，另方面使得包括理解力、创造力和归纳综合能力在内的人的类的特征通过不断强化，在个体机体中积淀下来而迭代进化，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如此，终身 学习、接受教育便成为个体及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建立学习型社会成为现代民主制国家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可以说，将受教育权给予每一个人且保证它的实现，实际上是挖掘了人类进步的源泉。
   
    中国西部地区乡村教育难以为继、农村孩子失学率不断上升的现状，已经到了迫在眉睫、必须立即加以改变的地步。在总体投入严重不足的国家教育经费中，大部分都集中于东部地区的大城市、集中于少数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是被遗忘的黑暗角落。二零零七年三月至五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施行的义务教育法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发现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共欠债五百多亿元。人大副委员长路甬祥的相关检查报告说，欠债形式主要有：施工队垫款、银行贷款以及向教师和社会贷款。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蓝云表示，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没有钱，主要还是对义务教育是不是重视的问题。五百多亿元的债务远远赶不上全国官员公款吃喝的花费（三千多亿），相信补偿这笔债务不是难事，但是为了防止今后继续欠债，必须杜绝地方上对义务教育经费的挪用。“我们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要起到作用，对一个地方的经济起作用，很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以后，所以如果是急功近利，想要上面看到政绩的话，这个钱很可能会被挪用到其他地方，建高速公路、建其他比较看得见的东西。”
   
    基础教育西部地区的乡村中小学，因财政困难而大批合并和关闭，教学质量在原有基础上大幅下降，学生辍学率日渐上升。农村教育的脊梁——教师——成为一个赤贫阶层，数十万计的为乡村教育奉献一生的“代课教师”被侮辱性地“清退”。昔日，日本将中国甲午战争的赔款首先用在基础教育领域，在短短十年时间里便实现了全民的免费的基础教育，基本消除了文盲。在此基础上，国力才突飞猛进，虽然经过了军国主义时代的歧途以及二战战败、经济崩溃的考验，但由于其国民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迅速便完成了国家的重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今天，连缅甸、尼泊尔、柬埔寨等远比中国贫困的国家，都基本上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中国的《义务教育法》却形同一纸空文，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农村适龄儿童的人数超过了一个欧洲中等规模的国家的人口。
   
    九十年代以来，出生在中国农村的孩子，其前途显得越来越灰暗，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成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受益者：一方面是农村经济的凋敝、农民收入的减少，另一方面却是学费的猛增、高考制度的“杀贫济富”，使得农村孩子的辍学率迅速上升。农村孩子考上大学的机率，亦大大低于城市孩子；许多农村家庭的孩子即便考上了大学，父母也无力支付他们完成大学学业的所需要的昂贵费用。有感于此，全国政协常委叶大年院士在《中国教育报》上撰文大声疾呼：“一方面是全社会存在着大量奢侈浪费现象，一方面是八千五百万人（此为官方公布的文盲人数）竟然连接受教育的机会都没有。那么多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浪费的钱，拿来投到教育如何？”他举例说，河北省威县是一个“普及九年教育达标县”，但该县贺营中学的三年间的总辍学率却到达了百分之九十。这个数字应当让教育部部长引咎辞职。
   
    情况之严峻，让一贯于避重就轻的教育主管部门不得不正面回应。在二零零六年年初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披露说：二零零四年全国小学生辍学率平均为百分之零点五九，初中辍学率平均为百分之二点四九；部分西部贫困地区小学生辍学率为百分之二，初中辍学率在百分之七以上。他说，如果全国小学和初中的学生总数为一亿八千万的话，按全国平均辍学率计算，全国辍学的学生有二百三十万。然而，这个数字不足采信。同样是官方组织的《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的案例研究》课题组，在以乡镇为样本的抽样调查中发现，农村初中生辍学率最高的为百分之七十四点三七，平均辍学率约为百分之四十三。《中国教育报》披露说，由民进中央主持的一次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农村学校平均辍学率高达百分之四十以上。如此算来，全国辍学的初中生和小学生的人数当在七千万以上。这些数字与王旭明提供的“最权威的官方数字”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我们应当相信哪个数据呢？
   
    数据是抽象的，一个个的故事让人触目惊心。一名农村女孩因被剥夺上学的权利而跳崖自杀的惨剧，引起了媒体的关注。虽然这个女孩后来获救了，但为了捍卫受教育的权利，她居然不惜付出生命代价，这究竟是谁之过呢？
   
    在甘肃省榆中县新营乡谢家营村山顶社，村民杨育祥劳作一年，手头上只有一千块钱的收入，根本不够交两个孩子的学费。夫妇俩不得不作出了一个无奈的决断——牺牲女儿的学业。为了显示表面上的“公平”，父亲设计了一个小小的计谋，他手里捏着两个纸团，对两个孩子说：“现在家里没钱，你们只能有一个人上学，你们抓阄把，抓上的就把钱（学费）交了。”他让十八岁的大女儿杨英芳女儿先抓阄，其实手里的两个纸团都是空白的。女儿随意拿过一个纸团，打开一看，纸上什么都没有，她一下子瘫倒在地。
   
    晚上，杨英芳独自来到离家不远处的一个叫二怀沟的地方，身后是深达三百多米的悬崖。她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书没有办法念了，我突然很绝望，就跳了下去。”她摔到了一片沙土之中，血肉模糊却没有致命伤。这里人迹罕至，她趴在地上忍受着剧痛呆了整整三天。经过几次晕迷，“突然听见上面有几个娃娃，我就呼救”。几名放羊的孩子发现了躺在悬崖下的杨英芳，她死里逃生了。
   
    杨英芳被救回了家。杨育祥难以忘记见到女儿刚刚苏醒过来的情形：女儿睁开眼睛叫了一声：“爸爸。”又昏迷过去了。父亲用脸挨着女儿毫无血色的脸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心中充满内疚和自责。家贫如洗的杨育祥没有钱送孩子上医院治疗，“直到女儿出事后第七天，才有好心人给了一千元钱，到医院看的”。
   
    杨育祥还是将事情的真相告诉了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女儿。说起这次“精心安排”的抓阄事件，这位忠厚老实的父亲嚎啕大哭起来：“我是实在没有钱啊！”对于同样无辜的杨英芳来说，她无法理解命运为何如此残酷。杨英芳成绩优秀，本来有考上大学的希望，当继续读书的机会戛然而止的时候，她无法接受这个可怕的事实，“那就像是天突然塌下来一样”。她在获救之后昏迷了好几天，只记得一件事，就是弟弟上学去了。“我就想着只有上学才能改变我的命运。”她躺在炕上，翻着书本，这是她惟一的寄托。
   
    据杨英芳所在的恩玲中学的张少华副校长介绍，考上大学是这里的孩子改变命运的惟一出路，孩子上高中期间的各种支出是农村家庭最大的负担，是“黎明前的黑暗”。杨英芳和父亲都没有任何过错，应当指责的是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过少。然而，有一个名叫鄢烈山的评论家，却居高临下地批评杨英芳缺乏“生活的勇气和信念”，并建议杨英芳应当先去城市打工，积累生活经验。我不知道这个自诩为大众“良心”的杂文家，究竟有没有真正的“良心”。他不去思索造成这一悲剧的制度性根源，以及中国教育制度的重大缺陷，反倒建议这个以死抗争的孩子出门去打工，说些“好女子志在四方”的空话，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鄢大作家在经济富裕的广州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并将孩子送到英国接受老牌帝国主义的贵族教育，却大言不惭地指责一个被生活逼到绝路上的乡村女孩。文人无行，莫过于此。
   
    同样是在甘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晚十一点，皋兰县一中高三女学生小青（化名）下晚自习后，在宿舍偷偷喝下了一瓶农药“敌敌畏”。不久，舍友们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农药味，随后就看见小青痛苦地在床上翻滚呻吟。老师和同学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将其送往医院抢救。她服毒自杀的原因是担心自己家庭困难，无力支付一百多元的高考报名费。
   
    小青的母亲赶到医院，一边哭泣一边呼喊女儿的名字。她告诉大家，家里经济困难，今年家里的房屋倒塌了一半，但全家还是全力支付孩子上学的费用。而该学校的副校长表示，小青在学校学习相当刻苦，成就也很优秀，是同学和老师眼中的好学生。近期学校要收一百多元的高考报名费，令家庭困难的小青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这可能是导致她喝农药自杀的原因。将小青逼上绝路的居然是对许多城里人来说轻如鸿毛的一百多元钱，可见贫穷是何等可怕，而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对贫困学生的资助是何等不足。
   
    在这群生活在绝望和哀怨中的农村孩子当中，马燕是一个幸运的“例外”。她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一名偶然到她家中采访的法国记者，这位记者将她的日记编辑成书，翻译成法文，并在法国公开出版。此书上市之后立即引起巨大轰动，马燕的命运也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然而，倚靠西方人的好心和善心，倚靠外来的捐助和善款，只能改变极少数农村孩子的处境，这不是一个值得期待和可以推广的方法。如果政府部门继续不作为，如果教育经费不大幅增加和向农村的基础教育倾斜，大多数农村的孩子只能继续“自动”地失去受教育的权利，从而沉沦在社会的最底层，乃至“永世不得翻身”。
   
    孩子们为争取受教育的权利选择了自杀，这种毅然终结自己生命的举动，不是向父母抗议，乃是向一个不公平、不公正的社会经济文化秩序抗议。然而，孱弱的杨英芳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无物之阵”，没有人为此负责，没有人倾听这撕心裂肺的呼喊，大部分人都像鄢烈山那样站在一边说风凉话。当一个社会失去基本的同情心的时候，这个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和睦相处的可能也就丧失了，这个社会稳定的基础也就动摇了。
   
    孩子们正在死去，父母们也在被逼上绝路。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日，十八岁的云南女孩邓欣（化名）得知自己考上了昆明医学院。然而，这个消息并没有为这个家庭带来任何的欢乐，却成为她的母亲的催命符。因家庭贫困，她的母亲担心交不起女儿的高额学费，于八月一日上吊自杀。如果说农村孩子的高中生涯乃是“黎明前的黑暗”，那么他们熬到高中毕业、靠着极端的刻苦精神考入大学，“黎明”也并未来临，“黑暗”也并未结束。更大的考验在等待着他们和他们的父母。“我宁可没有考上，宁可永远在家里种地种田，宁愿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是我害了妈妈！”一个多月来，失去母亲的邓欣的泪水几乎没有干过。
   
    如今，大学之门表面上向所有的孩子敞开，无论是农村的孩子还是城市的孩子，在考分面前人人攀登。但是，这种表面的平等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不平等。且不说地区间招生名额分配上的重大差异，那天文数字般不断增长的学费、杂费和生活费，让许多已经考上大学的农村孩子不得不望而却步。他们的家庭为了供养他们完成学业，大都欠下了巨额债务。
   
    邓欣的家乡在云南省沾益县盘江乡大兴村，这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村。“很多人家除了种地，没别的收入来源。有的人家连买盐巴的钱都没有。”邓家也是常常没钱买盐的人家之一：爸爸邓云华在花山镇煤矿上给人打工装煤车，三年前因脑血管梗塞，丧失了劳动能力。奶奶七十岁了，妹妹十五岁，刚上初三。于是，妈妈李粉香不得不一个人挑着全家的生活重担，妈妈还患有严重的风湿病，一直在吃药。这个家庭没有任何的医疗保障和劳动保障，在面对灾难的时候可以说是毫无还手之力。李粉香到处借钱给丈夫治病，欠了一万多元的债——对一个常常连买盐钱都没有的家庭来说，这笔钱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妈妈的压力太大！”邓欣说。从知道女儿的高考分数开始，李粉香就天天叹息。“妈妈不知道怎么给我筹集学费，一年好几千元啊！还得供妹妹，至少要让她念完初中吧？”外债累累的邓家现在要借五十元钱都成了大问题。李粉香越来越绝望。早晨九点多，奶奶发觉儿媳有些不对劲：“她起得很早，给我倒了水，放好药，还把柴劈好搁好。可这时屋里好一阵没有动静了。我起来突然看见，她已经……”奶奶不成声。
   
    在李粉香上吊自杀后的第二天，邓欣终于接到了昆明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同时抵达的还有今年省教育厅下发的各项助困政策。母亲的自杀顿时变得轻如鸿毛——邓欣至今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如果妈妈知道我有条件获得各种资助，她还会死吗？”邓欣最终获得了当地民政部门、县乡政府、曲靖市交警支队筹集的近两万元资助——一起极端事件促使当地有关部门纷纷“献出爱心”。邓欣却从中读出了无比残酷的事实：“如果妈妈不死，我还能得到救助吗？”这是一种无比冷酷的逻辑：母亲献出的生命，女儿获得了援助，女儿所获得的援助是用母亲的生命换来的。如果母亲不死，像她这样处境的家庭还有很多很多，她因为没有学费而无法正常入学的命运，根本不可能得到任何人的注意。
   
    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绝望而死，他们是孩子，是父母，他们是大地上耕作的农民，是穷人，也是我们的同胞。我们不能漠视他们的存在。那些经常在口头上过瘾的“爱国者”们，那些习惯于在网络上骂人的“愤青”们，有多少人会认真对待中国教育的困境和同胞的死亡？改变中国的现状，如果避开改变中国农村的现状，就变成了一句空话；热爱中国，如果不关心中国的农村的现状，就变成了一句谎言。在农村，孩子们正在死去，母亲们正在死去，不是死于疾病和饥饿，乃是死于心灵的干涸和对未来的绝望。如此惨烈的悲剧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如今，中国政府已经拥有数目居世界第一位的、天文数字般的外汇储备，政府完全有能力将比较充足的教育经费投入到农村的基础教育之中。仅仅减免学费是不够的，还应当给予那些坚持就读的、贫困家庭的孩子以一定的生活补贴。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个家庭的命运、乃至一个国家的命运。在《西部的家园》一书中，我读到了大学生志愿者陈晓冬讲述的一个农村孩子的故事：那个孩子天真的一面，永远写在他的脸上。今天下课的时候，陈晓冬问他为什么读书，他一脸茫然地看着老师。他的表情告诉陈晓冬，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明白学习的真正目的似乎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正当陈晓冬感到迟疑时，这个孩子终于开口回答说：“我喜欢学习，学习多有意思啊！”
   
    我们能否满足这些孩子小小的心愿呢？

令狐药师

日前，中国官方媒体发表文章纪念中共元老习仲勋，习仲勋的女儿齐桥桥谈到了一个让她印象深刻的细节：文革结束之后，被监禁了十六年的习仲勋终于复出，主政广东，女儿齐桥桥随侍左右。

习仲勋到广东时，正是广东偷渡外逃最严重的时期之一。经过十年动乱，民生凋敝，很多人以命相搏，到异地寻求“乐土”。当年八月，全省就发现偷渡外逃六千七百零九人。习仲勋多次深入到宝安和香港边界视察。根据当时的规定，被抓的偷渡者要统统送到收容站。习仲勋实地察看收容站时，时值盛夏，收容站条件很差，看到这些偷渡不成反被关押的农民，习仲勋哭了。他说：“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而且，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用一种敌我的态度来对待他们！”齐桥桥说，父亲到沙头角，看到香港那边灯火辉煌，而我们这边却一片荒芜，十室九空，只剩老弱妇孺，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觉得一定要搞经济特区，一定要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

在中共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幸存下来的习仲勋，是广东改革的倡导者，也是党内少有的开明派元老。在胡耀邦被非法罢黜的时候，他是惟一为胡耀邦辩护的元老；在八九民运中，他也坚决反对军队的镇压行动。习仲勋的眼泪是真诚的眼泪，不像今天温家宝的眼泪是作秀的眼泪，温家宝四处挥洒的眼泪比香港三流演员的眼泪还不值钱。习仲勋的眼泪里有真情，有怜悯，有愧疚，有羞耻。一个政权无论如何高举革命的旗帜，无论如何宣扬爱国的道德，却连民众的生存权都不能保障，民众没有用手投票的权利，便只好用脚来投票了。

在中共统治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难民涌向香港，以及从新疆逃入苏联的诸多重大事件。而中国公民偷渡到欧美发达国家，在统治者宣称“大国崛起”的今天，仍然屡禁不止。英国多佛尔海滩中国偷渡客集体死亡事件，震动英伦三岛，英国民众纷纷前往事故地点献花纪念，偏偏中共的使领馆为了“面子”而保持沉默。

习仲勋是少数将民众的生命看得比国家的面子更重要的中共高级官员。当今中共的“王储”习近平是习仲勋之子，不知他是否具有乃父的心肠，不知他是否会像乃父一样流泪？为山西黑窑的奴隶童工而流泪，为被埋葬在煤坑下面的矿工而流泪，为被像猪狗一样关押在各地“驻京办”的访民而流泪？为以以死亡相拼讨要薪水的民工而流泪？

当然，仅仅流泪是不够的。习近平的地位远比父亲高，施政空间也远比父亲大，且主管港澳事务。他若能顺应历史潮流，接受香港民众双普选的呼吁，则香港必能长治久安；他若能让内地向香港学习，不仅发展经济，且推动公民社会的壮大，不仅注重民生，且尊重民权，那么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则有可能超过乃父。

AltWerther

德国人正开始试图找到未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