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独立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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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此事，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徐淑希曾于8月6日发表声明：

　　“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数月之前，尚为中国之一部分，称为外蒙古。其独立乃由中国所赋予，职是之故，中国将为欢迎其加入联合国之一国家，吾人固竭诚期望其加入此国际机构。然中国代表团认为对于该问题之考虑，延迟一年左右似属必要。迄今为止，除苏联而外，外蒙古并未与任何国家交换使节。此项事实，或足表示其尚未准备就绪，俾成为国际社会之一员。无论如何，由于疏忽之故，渠井未使联合国诸会员国获得对其深切了解之机会。举世或倍外蒙古爱好和平，将接受宪章所规定之义务，然世人同时有权获知渠是否可能履行此等义务，后者系一事实问题，不能予以假定。

　　中国于适当之时间到来时，侪以全力支持外蒙古要求入会申请。”

　　中国之立场，获得美、英、埃及、澳大利亚之支持，均希望获得外蒙古更多的情报。

　　只有苏联代表竭力赞成其希望。要求该会对外蒙古之申请迅速采取行动。

　　孤掌难鸣，苏联的要求未获通过，事情便搁置一旁。

　　1946年10月19日，乔巴山致电王世杰外长，要求派代表一员加入远东委员会。

　　“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外长会议委员王世杰先生阁下，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要求外长会议允许将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一员加入远东委员会。该委员会之设立，系依照莫斯科外长会议之决议……因此申请外长会议允许蒙古人民共和国派代表参加远东委员会。我们认为有提请外长会议注意以下事实之必要。……所有以上各节，使蒙古人民共和国坚信外长会议对于蒙古人民对于联合国所作之贡献，必予考虑。……”

　　王世杰接电未予答复，其他会员国也接到类似电报，同样未予置议。

　　1949年9月，蒋介石政府以苏联违反中苏友好条约及联合国宪章为由，向联合国第四届大会提出控苏案。罪状有：延不撤退其在东北的军队，掠夺东北大量物资；吞并外蒙领土唐努力乌梁海；支持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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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2月2日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兹判定苏联自日本投降以来，在其中国之关系上，未能履行1945年8月14日之中苏友好条约。”

　　控苏案通过后，联合国虽未采取行动以制裁苏联，但台湾当局主张自动废止该项条约，以打击苏联暴行，舆论界也纷纷响应。

　　1953年2月25日，台湾立法院通过议案，经蒋介石明令，终于废止中苏条约及其附件，原令如下：

　　查上项条约及其附件。由于苏联背信弃约，应届无效，着即废止；并保留我国及人民于灭苏联违反该约及其附件所受之损害向苏联提出要求之权。此令，”

　　中苏条约既已废止，关于外蒙独立的公告当然失效了。

　　因此，在台湾政府的中华民国版图上，外蒙古仍然是中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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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毛泽东：最后的努力

　　　　　　　　　　　 第一节　愤怒与强硬的毛泽东

　　　　　　　　　　　　　　 一、初访莫斯科

　　1949年12月16日，莫斯科一片雪白，连续刮了好几天的西伯利亚寒风终于有所收敛，但吹在人脸上仍如刀割般的疼痛，街上的行人几乎全副“武装”起来——脚上的长统皮靴，身上的皮毛大衣，脖子里的围巾，加上头上的皮帽，将整个身体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眼睛探路，嘴里呵出的白气还来不及升腾就凝结在嘴边，使人难以开口讲话。大阳这时终于露出了冻得红彤彤的脸庞，但仍蜷缩着身子，抖个不停。

　　然而，莫斯科火车站上热闹非凡的气氛却冲淡了这份严寒。彩旗招展，人声鼎沸。车站的月台旁，排列着除斯大林（按惯例他是从不迎送客人的）以外的几乎全体的苏联党政军领导人，仪仗队，象是在恭迎什么人。

　　“呜——”。汽笛一声长鸣，一列专车徐徐驶进站来，稳稳地停靠在月台旁。

　　“当、当、当”，十二点报时的钟声呼应着汽笛声在克里姆林宫响起，雄浑、宏亮、经久不息地在莫斯科上空回荡。据苏方有关人士披露，这是苏联政府有意将专列到达的时间定为十二点，以使这位尊贵的客人一下车就听见克里姆林宫的钟声。

　　这时，一位身材魁梧，身穿中山装的中年人，步履稳健地走下车厢。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罗申等苏联领导人赶忙步上前去，同他紧紧地握手，早已等候在这里的人们立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成立仅两个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毛泽东就在这雷鸣般的掌声中开始了他的苏联之行。这是他一生中首次踏出国门，也是他在国外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他的这次访问与刚刚成立的人民共和国的命运休戚相关。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同时也将为世界瞩目。他的脚步是沉重的，但却很稳健。踩得地上的雪“吱、吱”直叫……。

　　莫托洛夫担心毛泽东不适应莫斯科的严寒气候，关照把欢迎仪式予以简化，尽量缩短在车站停留的时间，把照例要进行的同欢迎行列的握手程序全都免了。毛泽东只检阅了一下仪仗队，发表了一个早巳准备好的简短演说：

　　“我这次能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一生中最愉快的事情。中苏两个大国人民之间是有着深厚友谊的，我衷心希望这次访问能加深这种友谊并获得成功。”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一行来到莫斯科西南郊27公里外的一个原斯大林别墅下塌。这是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期间的住所。这个地方无论是生活设施还是安全设施，在苏联都是最高水平的。同时在莫斯科市内，又为毛泽东安排了另一处住所。

　　在会见斯大林之前，毛泽东一直在揣测着这位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人物对他，以及对他和他的同志们缔造的新中国的态度。他深知他和斯大林在过去的好多问题上存在分歧，将来也会如此，斯大林最不喜欢，甚至还有些嫉恨跟他“唱反调”的人，而敢和他“唱反调”的也没有几人。毛泽东偏偏便是其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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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往事不堪回首

　　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即在1935年1月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取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当时中共政治局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络中断了。当长征结束，到达陕西省北部时，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关于和反法西斯资产阶级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新路线分庭抗礼有一年之久。直到1936年年中，毛泽东才终于接受了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指示，但在对待1936年6月西南军阀反对蒋介石，以及同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拘禁蒋介石等问题上，毛泽东仍与斯大林意见相左。这样，当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共产国际领导人（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王明）已有充分理由将毛泽东看作是叛逆的共产主义者，因为他拒不服从国际工人运动的“铁的纪律”。斯大林称毛泽东是“麦淇琳式的马克思主义者，（“麦淇淋”是代黄油，不是真正的黄油。）。

　　共产国际内部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冲突，实际上是斯大林与毛泽东两个人之间的冲突。由于毛泽东试图使中共实现共产国际指导下的独立自主，他与斯大林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但是毛泽东很清楚，他自己目前在党内权力并不稳固，同时，中国要最终完成革命变革，还必须有苏联的援助，他不能与斯大林翻脸。

　　1937年底，王明告别了居住10年之久的莫斯科，回到中国，斯大林准备借王明之手把中国革命引向维护苏联的安全。一位史学家认为，“共产国际通过王之手，打着国际主义旗号，压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蒋介石让步、使共产党军队加入国民党军队之中，而且王明总是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不折不扣地贯彻共产国际的政策。”

　　王明回国不久，就以共产国际的“代表”身份出席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他通过传达共产国际的三项指示，开始插手党内事务。共产国际批评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缺乏国际主义眼光，只根据狭隘的经验确定党的政策。最后，王明又批评了毛泽东对待国民党的“极端”政策。他说国民党是积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点上应与国民党充分合作。这是消除日本进攻苏联危险的关键。如果中国能坚持长期抗战，日本就不可能进攻苏联，这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极为有利。斯大林的真实意图在王明的观点中得到赤裸裸的体现。

　　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经历三个半年头之后，1938年秋才得到共产国际的最后认可，促成苏联这一重大转变有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也许是后来毛泽东战胜了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这样一来，斯大林如果还想对中共保持一定影响的话，就不得不直接与毛泽东打交道了。

　　但是，斯大林依然想通过中苏联盟与日本抗衡，这就是说，他不可能因支持毛泽东而惹恼蒋介石。斯大林看到，他有可能利用毛泽东在华北创建的游击力量，但这些力量远远不能弥补放弃国民党军队所带来的损失，因为它不能作为抗日盟军。毛泽东也不愿与斯大林决裂，一是因苏联的武器援助，甚至在特定的时候，还希望苏联红军直接出兵抗日，因而他不愿铤而走险。斯大林在认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的同时，要求中国共产党仍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他试图使蒋介石解除疑虑，大量事实证明，莫斯科继续不断地向延安施加压力，要求中共节制其扩大革命根据地的行动，以便使蒋介石能坚持对日作战。

　　1940年3月，共产国际驻延安的代表在一次中共会议上发言。要求中国共主党放弃同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的政策、共产国际代表批评中共没有考虑推行武装斗争政策的时间和环境，批评中共正在激发一场与国民党的战争。毛泽东拒绝了这位代表的建议，甚至要求苏联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

　　然而，斯大林的政策是继续稳住国民党，便它坚持对日作战，把日军拖在中国的领土上，以阻止日本和德国联合起来进攻苏联。

　　1940年12月的一天，斯大林在克姆林宫召见了崔可夫将军。当时崔可夫将军已被指派到重庆担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他正准备启程，得到斯大林的召见命令后，他匆匆赶往克里姆林宫，同时在脑子中紧张地盘算着斯大林会跟他谈些什么……

　　斯大林：将军同志，这次派你到中国去担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你有什么想法吗？

　　崔可夫：斯大林同志，我明白，这次任务很重，我将努力搞好同蒋介石政府的关系。另外……

　　斯大林：你要记住，你必须依照我国同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所有对华援助只能给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另外，你要尽最大努力缓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冲突。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崔可夫：我想……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冲突若激化，对我国的安全也是极为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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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赞同地点了点头）中国的红军同蒋介石的军队一样，热衷于打内战，丝毫不顾这种内战会使中国陷入种种危机。共产党反对蒋介石会驱使蒋介石倒向日本，一旦蒋介石感到他有可能失去政权、他就会走汪精卫投降的老路。蒋介石很容易地就能与日本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共产党，然后来对付我们。

　　崔可夫：那，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应该……？

　　斯大林：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一群农民分子，他们当中工人阶级的力量太弱小，不可能领导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赢得群众的支持。他们现在的这个非无产阶级化的社会基础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思想上的的缺陷。在这些缺陷当中，包括民族主义的倾向和不能充分发展国际主义的意识。

　　崔可夫：是的。中共领导人的民族主义倾向很浓，他们不可能在这非常之时为了伟大苏联的安全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中共一直谋求推翻蒋介石政府……

　　斯大林：现在的帝国主义列强不会容许中国共产党推翻蒋介石政权。我们同蒋介石政府也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不可能向有这种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苏联不能支持中共。你要清楚这一点，只有蒋介石可以领导中国的持久抗战。

　　崔可夫得到斯大林的指示后，走马上任了。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在1939年11月11日给胡适大使的一封信中指出，那时苏联对中国国民政府的支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显得非常慷慨大方，”周希才也说，1936年6月的贸易协定签订之后，尤其是中国国民政府在1939年12户正式批准该项协定之后，“苏联的各种武器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

　　1940年1月20日，贺耀祖给伏罗希洛夫一张订货单，要求从苏联购买8万美元的装备。随后，在3月中旬，贺又要求从苏联购买80万支步枪和960门榴弹炮。4月28日，贺耀祖在交给莫洛托夫一封蒋介石给斯大林的信的时候，又交出了一张长长的订单，列出了蒋介石希望购买的各种武器，其中包括200架飞机，1万挺机枪，560挺高射机枪。

　　然而，斯大林在中国的同志们——中国共产党人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象蒋介石那样的殊荣，他们有的只是地雷和梭标，国民党蒋介石曾多次利用苏联给的精良武器对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发动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1941年1月9日，国民党军队向在皖南的新四军发起了总攻。

　　l月13日，军长叶挺与国民党将领上官云相谈判时被扣押。除千余人在黄火青、傅秋涛率领下突围外，其余7000余人被杀或被俘。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941年1月16日，重庆蒋介石官邸。

　　一辆深黑色的苏联伏尔加轿车徐徐驶进了蒋公馆大门，车内坐着一个瘦高个子的俄国人，穿着笔挺的将军服，肩上的肩章和胸前的勋章在车内仍熠熠生辉，脸上却露出一幅忧心忡忡的样子，他就是斯大林派给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将军。他刚刚听到“皖南事变”的消息，便匆匆起来，要面见蒋介石。

　　蒋介石已得到通报，迎候在他居室的门口。他一面忙着同这位穿戴得象一只“金丝雀”似的将军握手问候，一面在脑子里迅速盘算着如何应付这次“兴师问罪”。“苏联对这次事变态度如何？会不会报复或停止对我们的援助呢？”蒋介石对此很担心，他得在今天的会谈中谨慎行事，得探探崔可夫的口气。

　　蒋介石：崔可夫将军，您在重庆过得还如意吧？

　　崔可夫：啊，很好！很好！谢谢蒋先生的关心。不过——

　　蒋介石暗想，“这个家伙这么快就要言归正传了。”忙咳嗽了一声，打断了崔可夫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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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崔可夫将军，您还是来一杯俄罗斯白酒吧？

　　站在了旁垂手而立的秘书忙在一只高脚杯中注满了白色液体，放到了崔可夫面前的桌子上。崔可夫端起酒杯，轻轻地了抿一口。

　　崔可夫：蒋先生，据我方可靠情报，日本将在华中或华北发动新的进攻。不知您是否知道此事？

　　蒋介石：（微微地笑了笑）我们也已得到情报。这就请求贵国能继续在军事装备上给予我方大力支持。

　　崔可夫：没问题，没问题、这您放心。不过——

　　蒋介石又干咳了一声，不过这次他的确“放了心”，便让崔可夫继续说下去。

　　崔可夫：不过，蒋先生，最近“皖南事变”使我很不安。我国政府对这事付极为关切。你们是否用了我们援助的武器来进攻新四军？

　　蒋介石：（微微地笑了笑）这个嘛……这只是一个不服从命令的问题，因此，采取严明纪律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新四军若服从军今，这种事件就可以避免。

　　崔可夫：可是，蒋先生，我认为撤消指挥员的职务并交法庭审判，不是比向其部队进攻更合适吗？我国政府担心，这一事件可能触发一场内战，从而损害中国的抗日战争。

　　蒋介石：这一事件只不过是维持军纪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将更有利于我国的抗战。这不会牵涉到国共之间的关系，不可以起内战。

　　崔可夫：那您今后的政策将是……

　　蒋介石：我们会继续抗战，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崔可夫在得到蒋介石的“不打内战，继续抗日”的诺言后，犹如吃了一颗“定心丸”，情绪一下子由“低谷”转向“高潮”。他开始兴致勃勃地赞扬蒋介石对中国的领导，并且有力地宜称：所有军队都必须服从蒋介石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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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不致使国民党投降日本，斯大林曾要求毛泽东缓和对国民党的政策，这使毛泽东左右为难。一方面，毛泽东不愿意放慢扩大革命力量的步伐，另一方面，他又不便公开说他愿意接受回答莫斯科的问题，来解脱自己的两难处境：扩大中共领导下的革命力量不会促使，相反更能阻止国民党向日本投降。毛泽东同意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投降的危险已经增大，应当制止这一危险的说法。但怎样制止呢？毛泽东不同意共产国际的看法，即共产党向国民党让步。对于莫斯科的批评，毛泽东答复说，中国抗日力量的壮大，即中共力量和影响的壮大，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大国民党投降的危险。

　　毛泽东解释说，中国共产党应当了解到，虽然国民党投降的危险性己大大增加了，但是，通过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仍然可能避免这一危险。毛泽东说：

　　“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的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采相反的估计和策略，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那就是错误的了”。

　　在三、四十年代，斯大林曾两次严重伤害了毛泽东的民族感情。一是斯大林曾假手新疆军阀盛世才控制新疆。中国西北部的新疆是一个辽阔，矿藏丰富的地方，又与苏联毗邻，因此30年代，苏联对中国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新疆，同时，在整个战争时期，它又成为中苏民族利益直接冲突的地区。斯大林一直想把新疆变成苏联的卫星国。如果新疆能象外蒙古一样，处在苏联的保护之下，或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将会黯然失色。不过，为了维持中苏抗日联盟，斯大林承认中国对新疆的正式主权。同时斯大林企图建立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军事霸权，同时，还进行经济渗透，在这点上。斯大林获得了巨大成功。当与中国国民政府的抗日合作对莫斯科不那么重要时，如1940年苏联与轴心国合作时期，莫斯科就不那么尊重中国在新疆的主权。

　　1937年11月王明回延安经过迪化（乌鲁本齐市）时，盛世才向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作了汇报之后，斯大林对此表示反对。因为斯大林希望削弱中国人在新疆的影响，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他知道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倾向，而且可能还认识到，迪化与延安关系的加强，意味着在这场漫长的竞争中，将会削弱苏联的影响。斯大林关于新疆的预言似乎一直是：新疆应坚持自治，平衡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与双方都保持良好的接触，同时又使他们鞭长莫及。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在新疆的影响将削弱到最低限度，而苏联则能保持优势。

　　1941年底，当德军向莫斯科挺进时，盛世才感到情况改变了，于是，开始与重庆改善关系。

　　中国国民政府和盛世才乘苏联忙于应付卫国战争，从各方面向苏联就新疆问题施加压力。中国日益增加的压力产生了效果。1943年3月，莫斯科决定撤离新疆。显然，莫斯科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严峻的军事形势使它不能在新疆问题上与中国轻启战端。

　　第二便是二次大战期间，苏美等幕前幕后的交易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深深地伤害了毛泽东的民族感情。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达成了危害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蒋介石政府为了换取美国的援助和支持，同苏联进行了谈判并达成了协议。

　　1945年8月，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文件。条约规定，“承认外蒙之独立”，“大连为自由港”，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

　　8月14日，当这一消息从莫斯科传到延安时，毛泽东大吃一惊。按照美军驻延安观察小组成员的说法，当中共领导人了解到条约中有关于苏联特权的条款时，他们相当震惊。而1945年早些时候，中共领导人曾经告诉约翰·谢伟恩，苏联不会以要求在中国满洲利益和特权，来作为参加远东战争的代价。他们曾经对谢伟恩说：“俄帝国主义的岁月已经结束了”。

　　毛泽东当时在延安已对中国的国际国内局势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写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对包括外蒙古在内的民族问题作了分析和总结，阐述了他的民族自由主张。他说：

　　“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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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底，莫斯科拒绝了毛泽东提出的苏联援助中共的请求，并且通知他，苏联不会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显而易见，莫斯科的意思并不仅仅是这些。后来，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说：

　　“抗日战争以后，我们告诉（中共领导人），我们觉得在中国武装起义的条件没有成熟，他们应当与蒋介石谋求妥协”。

　　毛泽东本人后来曾这样说过，斯大林在这一关键时刻，试图阻止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

　　“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

　　按照弗拉吉米洛夫的说法，莫斯科试图拉紧套在中共身上的缰绳是以这样一种观点为基础的，即莫斯科认为，毛泽东始终故意推行一种挑衅性的政策，以便在苏联，美国和国民党之间制造不和。毛泽东求助于种种“诡计”来诱使苏联和美国开战。弗拉吉米诺夫没有提到苏联难于启齿的问题：抑制中国共产党是斯大林获得在中国的特权而同意的一部分代价。如果中国爆发内战，那么，国民政府和美国是否继续承认这些特权就很成问题。日本投降后，苏联军队占领了满州，仿佛它是被征服的敌国的国土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视满洲工业为战利品，把许多工厂所有能拆御的机器设备和器材物资等几乎全搬往苏联。到1950年《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签订后，人们发现鞍山钢铁厂，沈阳兵工厂，小丰满发电厂等地方只是无偿地移交了一些空房子，连日本高级官员家里的钢琴、沙发和好家具等，还有其他大批缴获物资也都被搬运一空。

　　1948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可斯大林仍象二十年前向陈独秀建议的那样，还试图压毛泽东与蒋介石讲和。中共应暂时满足于用中国分成南北两个不同的政权，但是，毛泽东却异常坚决的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他的言辞象勇往直前的解放军战上的刺刀一样坚硬。人民解放军从绿色群山中突起，于4月份一举攻占了蒋介石的首府——南京。

　　当斯大林得知毛泽东全面发动攻势的计划时，却把这个计划斥为鲁莽和不现实的。这位世界上最伟大军队的大元帅是看不起游击队的，对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的可能性深表疑虑，而且对于没有他的批准和超出他的军事力量范围以外的自作主张的革命也是不信任的。他害怕中共的冒险可能引起美国的大规模干涉，从而使美国的军队和苏联的军队在远东造成对峙局面。

　　斯大林后来承认：

　　“我们当时认为，中国的农民起义没有发展前途，中国同志应和蒋介石寻求妥协，他们应该参加蒋介石的政府，解散自己的军队。”

　　国民党政府南迁至广州。美国大使这次没有随蒋一起走，其他主要国家的大使也都留了下来，他们都继续待在南京。但有一例外，那就是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随蒋去了广州。当华北地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解放了的时候，他们仍依附在国民党这堆白骨上。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革命的胜利使欧亚社会主义国家连成一片，使苏联摆脱了长期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和孤立的境地。

　　毛泽东肯定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假如斯大林通过王明和他的“国际派”控制了中共，他将希望中共作些什么呢？毛泽东认为，假如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斯大林可能会通过两种方式利用软弱的中共。一是以中共为筹码压蒋介石作出更大的让步；二是将部分或整个中国置于受苏联指挥的软弱的中共控制之下。在此两种情况下，斯大林对华政策的目标和手段与帝国主义列强并无二致。几十年后，当毛泽东得出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可能象垄断帝国主义国家一样搞帝国主义这一结论时，仍然反映出毛泽东早年与斯大林斗争的影响。毛泽东曾认为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是“功大于过”，但毛泽东没有说明的是。斯大林的功劳实际上也是中共与他进行长期斗争的结果。

　　上述是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严重不和的起因，也是十年以后斯大林的继承者伤脑筋的冲突的先兆。任何轻率表示和行动都会立即引起爆作。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十分小心而冷静地行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一成立，他就率先承认并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

　　如果说，斯大林是最后一个承认蒋介石失去大陆的主要领导人的话，他倒是第一个承认毛泽东赢得了大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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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顾全大局缔盟约

　　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当天，略为休息后，下午6时（莫斯科时间），斯大林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要员在克里姆林宫小会客厅会见了毛泽东。

　　当时，斯大林已进入古稀之年。几十年接连不断的内患外战，消耗了无数精力，使他须发花白，面部皮肤松弛，明显地有些衰老。但仍然表现得踌躇满志，看上去心情舒畅，身体健康，始终维持着他特有的风度和魅力。讲起话来依然是那套老习惯，吐字很慢，用词准确，态度也相当地友善和谦和，尤其是对毛泽东，更是相当地尊重和客气。

　　斯大林一见到毛泽东，不等介绍就上前紧紧握手，高兴地说：

　　“想不到你是这么的年轻和健壮！”

　　斯大林对毛泽东说了许多颂扬的话。

　　斯大林“你对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祝贺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及我个人向斯大林同志和在座的苏联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元帅同志问好！感谢你们对我的邀请。

　　斯大林：你来一趟不容易的，我们可以谈谈，你有什么想法和愿望？

　　毛泽东：这次来，一是为祝贺你的寿辰；二是来看看伟大的苏联。

　　谈话的气氛十分热烈。

　　然而，对这位叱咤风云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心里却是热情与冷漠交织，歉意与疑虑并存。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自己的功过是非。所以他同毛泽东见面不久就说：

　　“你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

　　在此之前，即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曾代表中国共产党赴苏联与斯大林商谈建国问题，斯大林当时就向中国同志表示，他们过去不适当地干涉了中国革命，他曾说：

　　“我们干扰过，妨碍过你们，我为此感到内疚。”

　　对这些不愉快的往事，双方都心中有数，所以斯大林似乎想以自己的热情和高规格的接待来弥补这一点。

　　1949年12月21日，斯大林七十寿辰。莫斯科大剧院内隆重举行庆典。毛泽东作为贵宾，在斯大林身旁就座。庆典上共有十三个国家的代表讲话，毛泽东代表中国第一个致辞，受到盛大欢迎。

　　为庆贺斯大林的七十寿辰，毛泽东呈送了丰厚的礼物。他在国内时了解到苏联缺少新鲜水果和蔬菜，特地提前打电报给山东，请山东准备好最好的大黄芽白莱、大萝卜、大葱、大鸭梨每样5000斤。还准备了江西景德镇青花瓷器一套；湖南湘绣被面30条，枕套60个；江西南丰桔1000斤，冬笋500斤，还有浙江的龙井茶、贵州的茅台酒和上海的名烟等。斯大林对此非常感谢。第二天，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为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的盛大宴会。毛泽东的座位在主桌斯大林的旁边。

　　1949年12月23日至1950年1月20日期间，毛泽东和斯大林会谈三次。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会晤和谈话，通常是在莫斯科近郊孔策沃别野进行的。时间总是在夜里。这是斯大林的工作习惯。

　　斯大林坐在长桌的顶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照惯例就座。毛泽东的座位紧靠着主人，他们之间是译员。中国同志都坐在自己领袖一侧。桌上总是摆设齐全：每个座位前都有餐具、高脚杯小酒杯，几瓶格鲁吉亚纯葡萄酒、伏特加酒。桌上还有温室培育的新鲜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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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桌子的一头，有一个摆着饭菜的小桌。各人根据自己口味自取食物。有时，斯大林站起来，走到小桌子跟前，取他喜欢吃的东西。他习惯劝人吃某些菜肴：格鲁吉亚式羊肉串、红菜汤、烤羊肉串。

　　准备的菜并不多，但味道可口，室内没有服务人员，只有一名女侍者端菜热菜，给主人过目，然后送到小桌子上去。酒是自斟，但是都饮得不多，大多数人都是非常礼貌的沾了沾嘴唇。

　　白兰地酒瓶放在桌子正中，在向斯大林祝酒的时候，把酒瓶转了一圈，由坐在主人对面的贝利亚祝酒。他击掌，用玻璃杯敲桌子，用这种声音来表示最隆重的时刻到来。他用犀利的目光扫了大家一眼，看看是否斟满白兰地，然后站起来，讲了几句祝酒词，劝大家干杯。

　　斯大林通常饮一两口自己杯中的葡萄酒，这是从两个瓶子倒出的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掺和的，这两瓶酒放在他左边，只供他一人饮用。

　　话题是五花八门的，没有严格的议程。谈话实际上在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进行的，其余人不讲话。但是在闲谈时，在座的人也就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问题交换看法。

　　在开始的会谈中斯大林坚持东北由苏联管理或由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共管；苏联租用旅顺、大连港，还有中长铁路。实质上还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能力有怀疑，对国民党存有希望。

　　毛泽东在会谈中，坚持独立自由的立场，以大量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有力量解放全中国，也有能力管理统一全中国。他说：

　　“我们对中国任何一块土地都有不容置疑的主权，我们在管理方面有不懂的地方可以请苏联老大哥帮助我们，但自主权是绝对不能放弃的。”斯大林勃然大怒，却强压住怒气。

　　当时，苏南冲突的余波仍在东欧境内肆虐，不少人因被怀疑是“铁托分子”而
被捕，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疑虑仍未消除。

　　毛泽东会不会成为东方的“铁托”？

　　中共让一些无党派人士和民主党派人士参加政府，会不会执行亲英、美政策？

　　斯大林始终疑虑重重，但他已经从对铁托的错误中接受了教训，他知道不能对毛泽东“动一动小姆指”，更不用说大拇指了。

　　但情况还是很微妙的。斯大林不得不侦察一下，而且他还不愿意放弃在满洲的战利品。他拖住毛泽东作长时间的不慌不忙的解释，慢慢地讨价还价。

　　以后的谈判变得吹毛求疵，一味拖延，毫无成果，甚至可以说企图在中国扩大苏俄帝国的势力。

　　斯大林把毛泽东送到了莫斯科远郊的乡间别野里。接着又让他参观博物馆、喋喋不休地给他讲述俄国的艺术的历史。

　　随后，斯大林便让毛泽东象通信员似的等候召见。一连好几天，斯大林没有同毛泽东接触，由于斯大林没有命令别人与毛泽东谈话，竟然没有一个俄国人敢去看他。

　　毛泽东费了很大气力才使苏联人勉强同意举行一次会谈。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俄国不久前兼并中国领土的问题，斯大林听了不免又怒形于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