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独立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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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蒙关系的“蜜月”

　　1949年IO月6日，即中华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仅6天，蒙古人民共和国就发表声明，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为10天后，即1949年10月16日，和新中国达立了外交关系。中蒙两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和协调并建立了的善邻关系。蒙古方面认为，“从今……在我国两国人民的善邻关系中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蒙古政府深信，蒙古之间的友好关系将会为我们两国人民这个福，为了以后全世界人民的和平和安全的堡垒——伟大的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的巩固而发展。”蒙古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是相当融洽的。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贸易等方面进行了庄诞触合作。1952年，中国和蒙古的贸易，与1947年相比，面粉增笔不30％，小米增加了42％、烟草增加了47％。同时，蒙古对中国的当口也有所增加。1955年4月，中蒙签订了《关于派遣中国员工到蒙古帮助建设的协定》。根据该协定，中国派遣了大约六千名援蒙人员帮助蒙古在乌兰巴托市建筑了许多现代化的住宅，修建了宽阔坚固的街通、修筑了长这三百七十米的跨线桥。改变了乌兰巴托市街道狭小、弯曲，交通不便的面貌。对中国援工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蒙古政府当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56年8月，中国政府根据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向蒙古提供无偿资助一千七百万美元，帮助蒙古建设十七个项目。1960年5月，中蒙之间又签定了《中蒙友好互助条约》、《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及《中国给予蒙古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又无偿给予蒙古贷款二千二百万美元。如果人们仍然没有忘记当时中国国内自身面临的严重困难的话、就会更加理解毛泽东的“国际主义”精神了。9月，中国又根据协定，向蒙古派遣了第二批援蒙人员。前后两次，中国共向蒙古派出了两万多名专家和工人，他们在蒙古高原上忘我地工作着，帮助蒙古建立了火柴厂、砖厂、水泥厂、本材加工厂、修建了沥青公路、现代化桥梁、运动场、体育馆、三十万平方米的现代化住宅等。这段时间，是中蒙关系史上值得那个时代的人们永远回忆和留恋的美好时光。中国对蒙古的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而且中方援助蒙古所建设的项目，完全是蒙古发展民族经济的急需的一些生产部门。因此，这才真正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其实中国共产党援助别国，向来是不需要回报的。我国一向遵循“施恩不图报”的传统美德、无私地帮助朝鲜、越南抗击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入侵。又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又非常无私地援助了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而蒙古，只不过是接受中国援助的众多国家中的一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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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反华的急先锋

　　但是、中苏关系紧张后，蒙古政府就忘掉了中国对它的援助，以怨报德，把中蒙之间的友好关系一笔抹杀，对中国援蒙人员的贡献视而不见，竞把他们全部驱起出境。蒙方领导人纳·沙格达尔甚至还说：“一万八千名中国工人在我国工作的九年期间，对于我国工人建筑技术方面，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中国同志在教蒙古工人时表现出的为难态度，认为带徒弟会减少自己的工资收入……。中国干部们对蒙古工人抱着这样冷淡的态度，而他们的上级人员还得意洋洋地说，中国工人在蒙工作期间，是根据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为蒙中团结做出了贡献，这表明中国同志的言行是多么不一致。”这和中苏关系，中蒙关系没有恶化前时对中国工人的评价，简直判如天壤。特别是泽登巴尔上台后，追随苏联，猖狂反华，完全破坏了两党和两国关系。在中苏大论战中，蒙古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进行了大肆攻击，有些言辞的激烈和尖刻程度，甚至超过了中国主要论战对手苏联。

　　中苏分歧公开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除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外，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都支持或倾向于苏联共产党。自从苏联共产党的公开信发表后，夹在中苏两大国之间的蒙古，更是积极依附苏联，在报上发表了数千篇反华文章，配合苏联反华。蒙古《真理报》及其他报刊杂志，在中苏分歧中，公开站在苏联一边，拼命开动全国所有的宣传机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诬蔑和攻击，同时挤命鼓吹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歌颂蒙苏的“伟大友谊”，允许苏联军队驻扎在蒙古。使中双关系也象中苏关系一样，达到了非常紧张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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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共公开信发表后，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有些国家党的领导人屈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奉行苏联的旨意，在本国内掀起了疯狂的反华浪潮，在舆论上进行了猖狂的反华宣传。据不完全统计，到1964年7月，世界上已经有六十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发表了各种各样的反华材料。一时间，中国共产党似乎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前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后有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围攻和指责。中国当时的处境的确是相当艰难的。特别是蒙古这个曾经和中国一度十分友好的国家，更是紧随苏联。泽登巴尔在1960年布加勒斯特苏联组织的围攻中共代表的会议上，助了苏联一臂之力。此后，随着中苏分歧的尖锐化和论战的升级，泽登巴尔及蒙古的宣传机构的调子也越来越高，反华的口气也越来越猖狂。1963年1月，泽登巴尔在一次讲话中，污蔑中共“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7月，蒙古《真理报》秉承政府旨意，发表了《苏联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的热情捍卫者》的社论，社论中说：“近来，中共领导人在诸如和平并处、战争与和平、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任务和发展、反对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的斗争，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等切身重要原则问题上奉行着同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截然相背的危险的错误政策。”社论在指责中共的同时，还对中共进行了攻击，说中共“挑起分歧”，其使用的字句之毒，足令天下文人寒心：“某些愚笨的、只啃书本的教条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共产党、共党的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正确政策，进行歪曲，颠倒黑白，制造出这些党所没有做过和说过的东西强加给他们，进行直接诬蔑。这些人，恬不知耻对世界共运和工运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共产党、工人党，以共产党人口中不能说出的话进行毫无根据的恶毒的咒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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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苏美在莫斯科签订了一个《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的条约》。众所周知，当时世界上拥有核武器和核试验能力的国家只有美国和苏联。中国正在发展自己独立的核工业。很明显，苏美的这个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美苏为保持自己的核垄断地位，对别国进行核威胁和核讹诈，其主要针对的即是中国。曾经有传言，说苏联准备在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核工业时就把建立在我国西北戈壁的核基地摧毁掉。基于这样原因，中国政府当然反对这个条约，于是中共又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攻击。蒙古《真理报》发表社论，对该条约的签订，“蒙古人民表示祝贺和赞成”。面对中共，则进行了诬蔑：“中国领导人追随美国和欧州的极端反动分子，借用他们的词藻，全力反对这个条约，粗鲁地诬蔑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和平力量，进行除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仇敌以外在其他任何人嘴里也说不出来的虚伪的诬蔑，用伪善的词藻大喊大叫。这是极其可耻的。是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行为。”同一篇社论中还说：“尽管中共领导人大喊什么我们正要为和平而斗争之类的伪善的话，但是粗鲁地反对采取符合人们的和平利益并得到了他们广泛同情和支持的具体步骤，用最恶劣的词句攻击和诬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是极其卑鄙的丑恶行为，受到蒙古共产党人和全体人民坚决地遣责和驳斥。”还说：“中国领导人反对该条约，这说明了他们在和平共处方面所说的只不过是夸夸其谈、漂亮的词藻而已。”更有甚者，蒙古报纸竟诬蔑中共和西德、法国勾结，同西方帝国主义一唱一和，共同反对该条约。蒙古《真理报》在《这是谁同谁勾结起来了》的文章中说：“中国领导人直接否定莫斯科条约，他们的行动旨在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涣散和平的队伍。正因为如此，使帝国主义者高兴。根据这些事实，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同志的纠缠不休的顽固的教条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不断滋长，使得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同西方员反动的刽子手结合起来，把他们推到了在复杂的问题方而犯严重错误的可耻的道路上。中国同志和西方狂人（指戴高乐）一唱一和、从他们反对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任何措施来看，谁同谁勾结在一起，那不是很明显吗？”

　　“中国领导人唱的是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唯一战士，而其行动却是支持竭力想取得核武器以及大量生产和试验核武器的波恩和巴黎当局的疯狂政策，明里暗里咬牙切齿地咒骂为禁止核试验而斗争的人们。”在和平外交政策和《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个问题上，蒙古对中国进行了大肆攻击和诬蔑，对我国当时的外交政策大加指责，并且在各种国际会议上，与苏联及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一唱一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大加责难和破坏，处处维护和附和苏联的建议，使中国的外交进入了困难时期。

　　同时，蒙古政府还极力评蔑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形象。1963年8月，泽登巴尔为苏联《真理报》撰文，攻击我党是“教条主义者”，诬我对苏联进行“没有根据的恶毒指责。”“中国政府的多次声明和最近所作的宣传活动，都是旨在分裂国际共运的团结，歪曲国际共运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及其他兄弟共产党、工人党的正确路线，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现代教条主义者歪曲正在实现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纲领的苏联人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蒙古政府就是这样、在攻击和诬藏中，总忘不了歌颂和吹捧苏联，处处向苏联表功，显示出一副忠诚摸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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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除了对中共进行空洞的词藻上的咒骂外；还对中共制定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立自立，自力更生”的建议、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进行大肆攻击。因为它脱离了苏联的控制，摆脱了苏联模式、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发展经济，于是泽登巴尔又迫不及待地充当了攻击中国总路线的急先锋。1963年9月4日、泽登巴尔在莫斯科对记者谈话，就公开攻击我奉行“同社会主义隔绝的、单靠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同时，蒙古报刊煽风点火，大造声势，批评中共的总路线。《真理报》说：“反对国际主义运动总路线”，就其思想内涵来说，是忽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阶段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中国领导人的思想，政策活动是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所以，在经济上是有害的。政治上是反动的。”“中共的自力更生理论，是同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格格不入的，在理论上是极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危险的，在经济上是极为有害的。”就仅仅因为中共不屈从于苏联的指挥棒、就引来了这么多兄弟国家的围攻，显得是多么可笑。有的人自己甘心作了奴仆还不算，还想把天下没有做奴仆的人都拉来同自己一道。他们最恨天下的自由人了。

　　1963年2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举行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共领导人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制造的分歧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立场》的反华决议，使蒙古的反华言论达到了高潮。这个决议中，蒙党攻击中共妄图在国际共运中“占据领导地位”，“残暴地干涉”兄弟党和别国内政，从而把分歧由党内关系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严重影响了中蒙关系。决议中说：“中共妄图在国际共运中取得统率地位，尽其所能在全体进步人类面前贬低伟大的列宁党的威望，对世界共运一致公认的先锋队——苏共进行了最卑鄙的诬蔑和攻击……。”并且说中共给国际共运造成了危害：“中共领导人通过自己的冒险政策和分裂活动，对加强世界社会主义各国和国际共运队伍的团结一致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及民族解放革命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这个反华决议，竞堂而皇之地摆在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的议程上，不过当时却没有分开发表，是秘密通过的。也许是蒙古党和政策的领导人内心也没有底吧。到底是谁破坏了中蒙两国的友好关系，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可世上偏有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指鹿为马的事。蒙古部长会议副主义图·拉格查在庆祝蒙古人民革命四十三周年集会上竟然说：“中国领导人恶化同我国的关系，执行扼杀贸易和经济的政策，给蒙中人民的友谊带来暇疵。”大约他当时喝多了苏联的伏特加酒，难怪他胡言乱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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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1964年4月到7月，中蒙关系更加恶化。蒙古方面单独撕毁了双方签订的各项合同和协定，将中国的援蒙工人全部赶走，并把大批披着“建筑人员”外衣的苏联军队引进蒙古。中蒙关系几乎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9月，蒙古撤回了驻中国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总领事，中国也就随即关闭了领事馆。更为可笑的是，泽登巴尔在1966年6月召开的蒙党十五大的报告中，别有用心地攻击中共奉行“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并颠倒是非，反诬我撤走援蒙员工使蒙古建筑部门“缺乏技术人员”。他说：“中国领导人滚到大国沙文主义，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左倾托落茨基主义和狭隘的利己主义的泥潭中，在背离马列主义原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蒙古人民革命党还不顾基本事实，捏造、诬蔑中国对蒙古怀有领土野心，“中国领导人咬牙切齿地憎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并怀有根本不能实现的逐步加以吞并的野心。只要汉族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得以实现，中国领导人是不惜玩弄别国人民的命运的。这好象是他们的愿望，在大小民族的关系上，中国领导人奉行的原则就是这样的！”当时，蒙古在国内大造中国将要入侵的谣言，在全国制造恐怖气氛和反华浪潮。在蒙古人民心中制造对中国人民的憎恨和恐怖。蒙古政府就是利用这种欺骗宣传的手段，愚弄了蒙古的广大人民，同时合法合理地把苏联军队引进了蒙古，请求苏联保护其家园。更有甚者，蒙古竞把中国比作帝国主义看待，他们的报刊和杂志说：“只能这样理解他们（中共），如果需要的话，不仅他们自己独吞，而且为了讨好法国、西德和日本之类的帝国主义，同它们合作分赃也在所不惜。”并且就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人一事，蒙古通讯社发表声明，诬蔑毛泽东在谈话中对蒙古有领土欲望：“毛泽东在谈话里直接了当地提出了毫无根据地兼并和扩张毗邻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土的欲望。”尽管这些诬蔑和攻击在今天看来是多么软弱和苍白无力，可在当时，它却能起到蛊感人心，混淆是非的消极作用，从而引发边界的紧张气氛。

　　此后，泽登巴尔集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诬蔑和攻击有增无减。1973年4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了第十六届五中全会，泽登巴尔在开幕词中攻击中国，并叫嚷要“不断地揭露X集团对伟大十月革命的祖国——苏联、蒙古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破坏活动。1976年6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十七大，泽登巴尔在会上继续猖狂反华，他在报告中攻击中国“敌视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的力量，竭尽全力来破坏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破坏缓和，散布各国之间的猜忌敌视，挑动世界热核的毁灭。”并且诬我和帝国主义勾结。在十七大的报告中，说中蒙关系时，泽登巴尔说我国“明目张胆地同坚持种族歧视的法西斯集团、顽固的反动势力，以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公开勾结。”对中国的攻击，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蒙古人民革命党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给中国共产党加了许多封号，诸如“现代民族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国际机会主义者”！“分裂主义者’”之类，不一而足。实际上，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空泛的攻击，是蒙古政府为配合苏联而宣扬的俯拾苏联牙慧的陈词滥调，客观上说，蒙古政府只是苏联反华浪潮中的一颗小卒子而已，是苏联政策的附和者和传话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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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政府除了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进行了毫无根据地攻击和诬蔑外。还极力讨好苏联，处处迎合苏联的意旨，“言必称苏联”，竭尽吹捧苏联之能事，即使蒙古政府在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中国的时候，它也没有忘记用最美好的最动听的语言去歌颂苏联。蒙古的报纸、杂志和它的领导人的讲话中，处处把苏联共产党挂在嘴上，时刻念叨，并且还给苏联共产党的头上套上了极其耀眼的光环，使得其神圣化和不可侵犯了。我们仅摘出一小部分蒙古报刊杂志和其领导人对苏联共产党尽力吹捧的言论，就足以见其表里和耐人寻味了。蒙古报刊不止一次地宣称：“苏联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的热情捍卫者”。竭力吹捧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说：“在社会主义各国的发展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开创新时代的苏共二十大的决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决议，特别是苏共纲领，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华，是给苏联人民指出了建设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的杰出文献。”它又吹捧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保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堡垒：“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究竟依靠什么力量在同资本主义进行和平的经济竞赛而向前发展着呢？帝国主义害怕什么力量而不敢发动战争呢？这应该归功于强大的苏联，”真有点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就在蒙古报刊大肆吹嘘苏联为世界和平的可靠堡垒时，却爆发了由苏联引发的“加勒比海危机”，这对蒙古的宣传、无疑是绝大的讽刺。明眼人早就清楚地认识到了到底是谁在世界各地进行扩张和侵略活动。除了象蒙古这样的“吹鼓手”之外，恐怕没有，也不会有别国的报刊和杂志那样卖力地、不合时宜地称苏联是“和平的可靠堡垒”。而且还不止此，蒙古还把苏联共产党抬到了更高和无法相比的地步，称苏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先锋队”，是一面“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胜利的旗帜”。且不以蒙古人民革命党对苏共俯首为巨，心甘情愿奉苏共为其领导，就是它所说的“公认”，怕也是牵强附会，差强人意，也就是它一家“公认”而已，蒙古政府还极力夸大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苏联共产党在过去和现在一直以它的明智政策和卓越的战斗活动给人类提供了和平自由和发展进步的可靠前景。”“苏共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经验最多和经过锻炼的一支队伍，它过去是，今后也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公共的先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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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政府还强调蒙苏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且说它“始终不渝地支持苏联的政策。”就差没有说是苏联的随声附和者了。在蒙古的各种刊物和领导人的谈话中，多次提到所谓的蒙古友谊：“伟大的苏联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忠实的良友和可靠的支柱。”“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劳动人民都清楚地知道，如果我国人民不把自己的命运同苏联结合在一起的话，也就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蒙古国家，也就不能取得象现在这样的成就。”“蒙古人民共和国劳动人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了解到，苏联真正尊重弱小国家人民的独立和平等权利，对他们实行着真正友好的兄弟般的政策，并在其发展进步中给予全面的真诚援助和支持。”也不知蒙古政府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否出于他们的真实想法，但在1976年6月召开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十七大上，泽登巴尔又重新强调了同苏联的关系，他在报告中称：“过去的五年是蒙苏关系大幅度发展的时期，在这段时间内，蒙古同苏联建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合作，出现了新的形式，产生了新的内容，从而大大地丰富和扩大了这一合作。”泽登巴尔还极力吹捧苏联对蒙古的援助，称蒙苏合办的额尔敦特钢铁矿是“伟大友谊的象征”，说蒙苏协调国民经济计划是“特别重要的收获。”

　　在中苏关系紧张和中苏论战中，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政府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坚定不移地站在苏联一边，附合苏联反华，不仅在理论上为苏联拾遗补缺、煽风点火，而且在实践上，让苏联军队进驻蒙古，直接制造了中蒙两国边界的紧张气氛。蒙古紧随苏联，大肆攻击和诬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给两党和两国的关系留下了难以弥补的裂缝，使中蒙两国的关系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这也是那个时代，在那种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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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失落与困境

　　　　　　　　　　　　　 第一节 多米诺效应

　　　　　　　　　　　　 一、震撼世界的东欧剧变

　　历史缓慢地但却是顽强地向前发展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集团在对抗中互求生存。在军事上，两大集团之间可谓势均力敌，互不相让。你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我就有华沙条约组织与之相抗衡。但在经济上，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却远远地落后于资本主义各国，且差距越来越大，引起了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对本国政府的不满。在这种情形下，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不得不吹响了改革的号角，力求摆脱经济的困境，寻求新的发展道路，这为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找到了突破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世界政治风云变幻，最引人注目的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在瞬间瓦解了。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改革，使社会主义各国“和平”或“流血”成为资本主义国家。1985年，年轻的苏联新一代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提出了他的改变世界格局的“新思维”。重新制订了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放松了对东欧各国和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于是各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仿效苏联，实行改革。自然，只有经济领域里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人们对本国政府又提出了政治上的变革要求，社会主义各国内部各种势力借机纷纷起动，还出现了反对共产党一党统治的反对派组织，加上西方世界的推波助澜，使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在短短的几年间，东欧各国及苏联的共产党都丧失了执政地位，有的沦为在野党，有的被取缔，有的改名为社会党，各国政局变化之快，变化之大，出乎世人的预料。一时间，东欧各国及苏联上空浓云密布，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几成众矢之的，我们首先来看看东欧及苏联发生的剧变经过：

　　首先被西方打开突破口的是波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波兰经济陷入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反对共产党执政和团结工会在席卷全国的浪潮中宣告成立。其主要领袖为工人出身的瓦文萨。团结工会成立后，成为波兰共产党几十年未遇的强有力的政治对手。团结工会迅速发展和壮大，引起波兰政府的恐惧和镇压。团结工会十年来的历史，正如它的外文名称中的第一个字母“S”一样，经历了一个兴衰沉浮的曲折过程。它曾经盛极一时，会员遍布全国各地，后又江河日下，被共产党执政的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而被取缔。瓦文萨也尝到了铁窗的滋味。但在风云变幻的1989年，它竞又东山再起，并通过合法的选举，击败了共产党，夺权成功，取代了执政达40年之久的波兰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从而使波兰这个拥有二千八百万人口和三十一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变了发展方向，1990年11月，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当选为波兰总统，波兰的社会主义制度消失了。瓦文萨在波兰实行完全的经济改革，并大量向西方外国求援。正当波兰脱出社会主义大家庭对，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教堂里却钟声齐鸣，此时正是1989年6月16日中午12时，匈牙利政府和人民为纳吉举行了“隆重的重新安葬仪式。纳吉是匈牙利的领导人，于1956年被宣布为犯有“组织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罪”和“叛国罪”而处死。现在匈牙利政府却为他彻底平反，称他是“杰出的国家领导人”。并且为他举行隆重的国葬仪式。这是匈牙利政府改变发展方向的信号。此后不久、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就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沦为在野党。匈牙利也紧步波兰的后尘，驶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方向。

　　就在同一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昂纳克、克伦茨先后被迫辞职，共产党在东德的统治岌岌可危。两德统一，拆除“柏林墙”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势不可挡的洪流面前，1990年10月2日迈向3日的夜晚，对于近八千万东德和西德的人民来说，非同寻常。当时针指向3日零时时，在柏林帝国议会大厦前，伴随着联邦德国的国歌声，特制的旗杆上徐徐升起了黑、红、黄三色的联邦德国国旗，分裂了45年的德国重新统一了。于1949年10月7日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此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前民德共产党领导人昂纳克被迫到苏联避难，后又被遣回到德国，被柏林地方法院审判。民主德国合并于西德，前民主德国的共产党的地位一落千丈，到处受到歧视和排挤。社会主义大家庭又少了一个成员。强大的日耳曼人是否会重温当年日耳曼帝国的美梦，欧洲及其周围国家不禁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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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圣诞节的前几天，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布加勒斯特突然炮火连天，枪声大作。原来是反政府武装同保卫政府的军队之间由于人们的示威游行而爆发出激烈的战斗。此时，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正在伊朗访问，他急忙飞回国内进行弹压，但形势已无法挽回，情况越来越有利于反对派。就在圣诞节那天，执政近25年之久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被推翻，他和他的妻子被反对派救国阵线逮捕，几天后被秘密处死。又一个共产党国家从地球上消失了。此外，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捷克斯路伐克、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共产党，也都逐渐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消失了。

　　面对东欧的剧变，作为其领袖的苏联难道就甘心袖手旁观吗？苏联眼看一个个小兄弟背他而去，岂有不心痛之理？奈何苏联自身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无暇顾及东欧。自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实行激进的改革措施，苏联国内固有的各种矛盾重新暴露并且日益尖锐起来。其中尤其是民族矛盾、改革派和守旧派之间的矛盾特别突出。1991年8月，共产党保守派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政变，企图推翻戈尔巴乔夫的统治，但这场政变很快就失败了，政变只维持了两天就失败了。戈尔巴乔夫重新执政，但他的政治地位也不牢固，于91年度被迫辞职，让位于更加激进的改革者叶利钦。1991年，苏联解体了。一个在地球上横跨欧亚大陆、占据10个时区的超级大国的分裂，宣告了从1922年起就在这块国土上飘扬了近70年的镰刀和锤子的苏联红旗的消失。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的这面红旗，于1991年12月25日，在凛例的西伯利亚寒风中完成了它的历支使命、凄凉地随着雪花降了下来，代之而起的是白、红、蓝三色的俄罗斯旗帜，存在了六十九年的苏联正式解体，一个庞大的、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前苏联就象一只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外强中干，分裂为十几个独立的国家。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有的已发展成武装冲突。苏联的共产党也被宣布为非法。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至此也放弃了当初其缔造者的最初愿望，走向了他们愿望的反面。这样，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如泥沙所筑的大厦，一夜之间，消逝得无影无踪。其变化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第三世界来说，更是特别严重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