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独立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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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曾与苏联签约，给予苏联在新疆开采矿藏的权力。蒋介石政府承认外蒙为独立国家，而外蒙与中国的内蒙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雅尔塔会议事实上将中国的旅顺港割让给了俄国。

　　现在，毛泽东说，中国政府拒绝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蒋介石签订的和沙俄时期签订的条约。

　　斯欠林怒不可遏，他想到19世纪沙俄从中国夺取的100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问道：

　　“那家伙是不是还想把贝加尔湖要回去？”

　　谈判陷入僵局。

　　毛泽东的脾气越来越坏。他凝视着寝室的天花板，用深思熟虑的词句大声地诅咒，希望屋内安装的窃听器能记录下来。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室内的灯光将毛泽东高大的身影映出窗外。只见他在踱来踱去，象是在寻找冲出这使人压抑的，牢笼一般的屋子。

　　外面的鸡啼声此起彼伏，莫斯科的必外已渐露曙光。

　　室内已烟雾蒸腾，烟灰缸里的烟蒂已经积放满了。

　　毛泽东大步定到窗口，用力推开了窗子。顿时，室内的烟雾象是早子被呛得憋足了劲儿似的，从毛泽东的身边挤了出去。

　　毛泽东贪婪地吸着室外的新鲜空气，他哪紧缩的浓眉渐渐有所舒展。他深沉的目光在搜寻太阳升起的地方，然后深情地盯着那儿，目光之中充满着希望，但还交织着深深的忧虑。

　　是啊，那儿有他的祖国，有他一手缔造起来的，朝气蓬勃却还很弱的新中国……

　　毛泽东多么想早日回到他的国家。他曾在那儿纵横驰骋，叱咤风云。可是此刻，此处……

　　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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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使命还没完成。他有些迫不急待，但又必须等待……

　　毛泽东深知，中国革命是他毕生的使命。为了尽快地改变将近40年内残留下的满目疮痍，遍地饥荒的局面；为了拯救亿万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摆脱孤立无援的状况，迫切需要外部的援助。

　　新中国刚刚成立，政权还不稳固。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帝国主义虎视耽耽……

　　而他又只有苏联一家朋友。所以尽管他很有些厌恶斯大林，却义不得不采取谦卑的姿态。

　　对斯大林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他的一笔巨大的意外之财：在冷战的高潮时，他突然得到了一个伟大的盟友。从此后，中国将保护苏联极长的亚洲边界，使他能够在欧洲集中自己的军事力量。中国的新领导者虽然不会完全听命于自己，甚至可能有一天会公然反抗莫斯科，但是他们暂时还要依靠苏联。不仅指望收回满洲的工厂，而且还指望得到苏联在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援助和保护。

　　斯大林老谋深算，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他深知加大毛泽东身上砝码的重量。他不想轻易撤去这些对他来说特别有用的“砝码”。

　　毛泽东忍辱负重，含而不露……

　　又一次中苏会谈。

　　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苏共主要领导人都在座，斯大林委婉地问毛泽东：

　　“您这次访苏有些什么打算？想办点什么事情？”

　　其实毛泽东当时已早有主张。但是他却不明白地说出来，只含蓄地用幽默的语言说。

　　“我想搞点什么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

　　苏联领导人感到莫明其妙。

　　后来还是王稼样打破了这一僵局。他逐渐摸清了毛泽东的意图。苏联过去同国民党政府订立了一个友好条约。现在新中国成立了，苏联应废止那个条约，同人民政府签订—个新的更进一步的同盟条约。

　　王稼祥对苏联外长维经斯基作了暗示，透露了毛泽东的打算。

　　斯大林很“乐意”。

　　斯大林：毛泽东同志，最好由我们两个来联名签署这一新的中苏同盟条约。

　　毛泽东：斯大林同志，订立条约是政府间的事，应该让我国总理周恩来同志来办。

　　周恩来当天便得到了毛深东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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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周恩来与斯大林、赫鲁晓夫的交锋

　　　　　　　　　　　　　　一、“虎口夺食”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长维辛斯基、驻华大使罗申及中国驻苏大使王稼样等到车站迎接。毛泽东也及时从列宁格勒的观光旅游中赶回莫斯科，迎接周恩来总理的到来。

　　在莫斯科火车站，周恩来就斯大林元帅正确的国际政策和毛泽东主席坚定地与苏联进行结盟的政策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奉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国邦交的会商，以促进两大国之间的友谊团结和世界和平事业。”

　　1月22日，斯大林在维辛斯基陪同下，会见了周恩来和王稼祥，会谈开始了。

　　周恩来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他的报告简洁、翔实，用中俄文两种文字书写。谈判桌前，他一坐数小时，毫无倦容，能言善辩，而且喝酒海量惊人，令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相形见拙。

　　苏联领导人对周恩来的态度也许较少怀有戒心，因为周恩来曾一度在莫斯科亨有崇高的威望。

　　周恩来不会激怒斯大林，莫洛托夫也因此变得随和起来。

　　周恩来温和地对斯大林说：

　　“斯大林同志，我们是第一个加入您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亚洲大国。”

　　周恩来的这句话表明了中国的态度，肯定了斯大林的地位。斯大林怒火渐消，谈判开始有了成效……

　　周恩来每天郁要向毛泽东汇报谈判进展情况并交换意见。毛泽东要一直在莫斯科住到他得到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利的各种问题的满意答复为止。然而他却避免亲自直接参加友好条约的起草工作。

　　条约最初的文本是由苏联草拟并提出的。周恩来和毛泽东逐条进行了研究。

　　周恩来：老头（斯大林）不肯放弃在东北的利益。条约中大国的味儿很“浓嘛”。

　　毛泽东，我们是要从老虎嘴里掏肉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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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是啊，为了让苏联承担防务义务和获得贷款，我们不得不付出代价。

　　毛泽东：但是代价不能太高。就互助条约，中东铁路，联合股份公司和边界问题我们要采取两种态度：一种是当对方提出的建议我们不同意时要进行争论；另一种是如果对方绝对坚持的话，我们就接受他们的建议。

　　周恩来：这也是出于对社会主义利益的考虑。另外，苏联方面还强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他们担心我们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说这是签订条约的前提，要我们先在公报中予以宣布。

　　毛泽东听到这儿愤怒了，他习惯地抿了抿嘴唇。他知道，此时此刻，愤怒是没有用的。他点燃了一支烟，狠狠地吸了几口，一支烟仅剩三分之一了。他明白，若在这儿卡壳，那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毛泽东：外蒙古的独立已既成事实，既然苏联人坚持，那就由他们吧。但不要在友好条约中体现出来。我看这里面的好多文字值得推敲噢，这样，后来通过并公布的条约虽无原则上的变动，但在文字上作了很大的修改。这一工作是周恩来直接领导和亲自动手进行的。他将条约的草稿交给代表团和大使馆的同志们，组织发动大家对条约草案进行逐条、逐句、逐字的研究、斟酌和修改。要求人人都开动脑筋，贡献力量。

　　周恩来自己更是格外认真，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这是他一惯的工作作风。要从国家的利益出发，防止出漏洞。他说，

　　“这个条约不仅要在今天看行。还要在以后看行不行，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后人检查。”

　　条约金文的实质性文字还不到一千，但是每一个字都经过反复推敲，每一个同志，特别是周恩来，为它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例如条约草案中有一段原来是：

　　缔约国一方一旦受到第三国的侵略。

　　另一方得以援助。

　　周恩来觉得“得以”不够肯定，没有表明条约应有的作用，经过再三考虑，将“得以”二字改为“即尽其全力”给予援助，这就更肯定更明确了。为了这后来只有几个字的改动，就讨论甚至争论了很长时间。

　　几十年前，当列宁宣布废除以前俄国帝国主义在亚洲掠夺的成果时，象周恩来这样年轻的一代中国人曾为之振奋，并留下深刻印象。但现在列宁的继承人并不想信守诺言，没有一个中共领导人对莫斯科满怀热情。周恩来不得不修补尽了最大可能达成的最低限度的协定。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在克里姆林宫本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主要领导人和毛泽东、周恩来、王稼样等中国同志出席了仪式。周恩来同维辛斯基代表本国政府，分别在两份条约上签了字。

　　在签订友好条约的同时，双方还就中长铁路的租赁和管理，苏联在大连和旅顺的军事设施，以及有关苏联在北京和东北控制的各种财产等问题达成了协议。这些对周恩来来说是个主权问题，而苏联却大谈美国在重新扶植武装日本，会对中苏造成很大的威胁等等。这些包括中苏铁路和东北军事设施的协议允许维持原状，但最迟不得超过一九五二年底。

　　苏联认为他们对东北设施的继续管理会有利于中国，因为中国缺乏管理和技术专家。但是，众所周知，使用中长铁路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要比使用他们自己的远东铁路方便得多。

　　此外，双方还达成了另一项协议，苏联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信用贷款，年息为百分之一，供中国购买苏联的机器和设备。这个数目使毛泽东、周恩来很失望，因为它只是毛泽东开口要的十分之一。

　　毛泽东显得心烦意乱，他实际上的确心烦意乱。这些让步触到了他民族自豪感的核心，根据印度政府的消息来源，接受一笔不足他原来期望十分之一的贷款，是一件丢面子的事。但当时毛泽东觉得，除了在斯大林面前屈下一膝，别无选择。他失去了美国，但他需要北部的安全和抗击日本人的保证，在别处得不到的这笔3亿美元对他很有用。

　　第三项协议是关于苏联在中国东北和北部从日本和伪满政府手中获得的各种财产。这一协议使大家十分敏感，因为苏联军队对中国东北工业设施的“大肆掠夺”仍使中国人记忆犹新。后来，当苏联把这些财产无偿交还给中国时也表现出了一点宽宏大量的气度。周恩来在1950年2月14日签订友好条约及附件时所发表的讲话中重点突出了中国人民对斯大林元帅这一友好表示的巨大感激。

　　但是，周恩来没有提到接受了外蒙古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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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约签订后，一些不喜欢苏联的非共产党知识分子评论道：

　　“共产党要比蒋介石更爱国些。”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

　　“我们总算从虎口中夺得了一点食物。”

　　中苏友好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了中国，传到世界各地……

　　中国沸腾了——

　　所有的城市和乡村都举行了盛会和游行。《人民日报》社论指出：

　　长期存在于中苏两大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已经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而巩固下来了。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所建立的拥有全球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中苏兄弟同盟，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不可战胜的同盟。

　　苏联《真理报》以“中苏友谊万岁”为题发表社论说：

　　这些条约和协定使得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与巩固进入一个新的纪元，标志着国际关系发展的新阶段，对于巩固全世界和平与民主的事业是一重大贡献。

　　共产主义世界沸腾了——

　　保加利亚、波兰等国报刊报道了本国人民庆祝条约签订的情形。

　　然而，帝国主义分子傻眼了……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一直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政策，并象行将溺毙的人抓注一根稻草一样，死死抱注中长铁路及旅大问题，因为他们指望这些问题会成为苏中之间摩擦的缘由。他们胡说什么“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企图“控制中国”等。这些条约的签订表明中国是独立地充分行使着主权的，同苏联的关系是平等的。于是，西方国家的一些官方人士和通讯社不禁惊呼中苏条约“必然成为反殖民地宣传的强有力武器”，“拆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台”。美国“国务院方面伤心地承认了这是一个事实”，是“最黑暗的噩梦”，是表示“世界局势的巨轮在莫斯科——北京轴上旋转。”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在中苏友好条约签订的过程中已经做出了不小的牺牲。因为他们懂得，一个国家既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努力维护自己的主权，又要有适当的外援，必要时也得以小小的妥协换取长远的利益。但是，完全依赖外国以至损害民族利益也是不允许的。因而，面对苏共领导人难填的欲望，他们有理，有利、有节地虚与委蛇，致使不愉快的事情，并未能影响两国双边关系的全面合作。

　　中苏关系至此展揭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二、最后的努力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

　　3月8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

　　斯大林静静地躺在鲜花圃拱的水晶棺里，身上覆盖着党旗。虽然一息无存，却比他生前任何一个时候更安祥、宁静、柔和。他的棱角鲜明，充满男性美的面孔，仍然焕发出尊严的光泽，好象刚刚发表过讲演，刚刚露出过一抹微笑，就在闭上嘴的一刹那固定了，连同唇上的威武的胡髭和向后精心梳理过的头发。他在那一刻陷入了沉思和反省，似乎在沉思未来，似乎在反省过去的历史，并且将永远地继续下去……

　　周恩来曾饱受斯大林暴躁吝悭之苦。在他迈步走在这个逝去的“共产主义世界的统治者”的遗体后面时，他必定记得他是怎样等待这个人作出冷淡的决定的。他也必定记得，斯大林是如何象一个站在摩天大楼上的警察企图指挥下面街上的交通一样，指导中国革命。但周恩来的思想很快便转到了实际领域。新的苏联领导人与斯大林截然不同，他们公开大肆宣扬同中国的合作的重要价值，那么他可以从这些新领导人那里为中国争得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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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灵的苏联党的领袖人物们都垂下了头。

　　当对，马林科夫已经出任党中央第一书记，但是可以看出，赫鲁晓夫的地位正在升高，并且竭力要使前来吊唁的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看出这种提高。从周恩来到达的那一刻，他就表现出与其他苏联领导人不同的活跃与主动。

　　“斯大林的去世对我国人民，对全世界人民都是极大的震动，我们都感到无比悲痛……”周恩来一见到赫鲁晓夫便迎过来招呼，“他的逝世给世界革命留下的空缺是无法弥补的。

　　在整个吊唁过程中，赫鲁晓夫不断地过来与周恩来握手打招呼。他一会儿说：“团结，现在我们需要团结”；“现在首要的是维护中央团结……”一会儿又跑过来，眼睛湿漉漉地眯成一条缝，声音悲切：“斯大林是我们生命的保卫者”；“斯大林使我们取得了对敌人的胜利，他的突然去世使我们忧虑担心……”；

　　“我们要团结，一定要团结起来”。

　　周恩来回国不久，马林科夫的第一书记职务就被赫鲁晓夫取而代之了。

　　1954年10月，尼基塔·赫鲁晓夫同布尔加宁一起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庆祝活动，受到了极其热烈隆重的欢迎。

　　这是克里姆林宫的高级人士第一次访问中国朋友。

　　赫鲁晓夫在苏联党内要巩固他的地位，是需要获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支持的。

　　在他第一次访华期间，曾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

　　赫鲁晓夫曾提着毛泽东的手说：

　　“中国人民在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尽千辛万苦，走过了坎坷不平的道路，战胜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建立了新中国。现在，英雄的中国人民在朝鲜打败了美国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充分显示了新中国的力量。中国已经屹立在东方，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世界意义。”

　　毛泽东：中国革命得到了世界各国共产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支持和援助。感谢苏联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无私援助。

　　赫鲁晓夫：不，不能说是无私的，而应当说是有私的。援助中国实际上也是帮助我们自己。中国强大起来又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

　　这些新的苏联领导人不仅弥补了过去的疏忽，而且他们甚至解决了过去遗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棘手问题。他们同意从旅大撤军，把过去双方共管的股份联合公司移交中国，给予中国大批发展贷款，并扩大两国的科学技术合作。

　　中南海紫光阁。不眠的灯光。

　　毛泽东满脸喜色。他被赫鲁晓夫这次来访解决的那些问题鼓舞着。他靠躺在沙发里，“吞云吐雾”，享受着他的“中华牌”。然后，闭上眼睛，陷入沉思……。他想起了1950年在莫斯科的那个不眠之夜，那次使他感到屈辱的访问……

　　突然，他感到手指一阵疼痛。冒着丝丝烟雾的烟头已燃到了手边。他扔了烟蒂，又换了一根，用火柴点燃，“吱、吱”地吸了起来，信步在室内轻轻地踱着。他在等待周恩来的到来……

　　“主席，我因安排苏联代表团的出游活动而耽误了一下，来晚了……。”周恩来的声音打断了毛泽东的踱步。

　　“噢，恩来，你来了。快过来坐。你又辛苦了一整天。”毛泽东笑着说。

　　“主席到现在不是也没休息吗？”周恩来接过毛泽东亲自为他泡的“龙井”茶，说：“主席今天兴致很高嘛。”

　　“是啊，我看这次新的苏联领导人很有诚意。我为他们这次能这么干脆地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而感到满意。真是应该值得庆贺的事。但是，现在唯一遗憾的是……外蒙古问题。”

　　周恩来立刻意识到，毛泽东要他在下一轮中苏会谈中，向赫鲁晓夫重提外蒙问题。他犹豫了……。因为他深知外蒙对苏联来说，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苏联是不会轻易“吐出这根骨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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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这个问题恐怕……”

　　“我知道这是个更棘手的问题。苏联十有八九是不会答应的。但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即便抱着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这最后的一次努力。”

　　于是，蒙古问题提出来了。

　　这是周恩来与赫鲁晓夫的正面交锋。

　　“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蒙古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你会怎么想？”周恩来问道。

　　赫鲁晓夫楞了一会，接着脸上便显出惊讶的神情。他坐在那儿，一语不发，似乎没有听到周恩来的问话。坐在一旁的布尔加宁轻轻地咳了一声，把赫鲁晓夫的思绪带队了现实中。他看到别人都盯着他，便也干咳了一声，说道：“周同志，你提出的问题使我们很难评论，这是蒙古和中国之间的事情，与我们无关。我们是第三方。你们自己直接同蒙古人谈谈不好吗？”

　　周恩来心中暗想，“我早就料到你会这么回答。真是个老奸巨猾的俄国佬！这个问题真的与你们苏联无关吗？在蒙古驻扎着的大量苏联红军又说明了什么呢？”他微微一笑，接着问：

　　“说的是。但是我们想事先知道，如果蒙古真的成了中国的一部分，你们的反应会怎样？”

　　“我们的态度取决于蒙古同志的态度，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个人的意见：我非常怀疑蒙古同志会欢迎你们的建议，另外，蒙古很快就要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了，最近、又同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如果蒙古并入中国，它就会失去这些国家的承认。不过，我当然不想代表蒙古领导人说话。

　　周恩来心里清楚，赫鲁晓夫的这番话其实就是代表着蒙古领导人讲的，因为外蒙古当时仍完全处在苏联的操纵之下。

　　蒙古人果然开始自己来处理这个问题了。他们与中国交换地图并举行谈判，想把他们同中国的边界划分得更清楚些。

　　这的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蒙古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所谓“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另一部分在中国境内，即内蒙古。几乎不可能用人种民族历史的标准把这两部分分开。可以这么说，无论怎么分割蒙古，都无法避免不损害蒙古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

　　但最终，还是由于历史的和政治的，甚至还有军事的原因，蒙古分裂了。

　　蒙中边界划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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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

　　　　　　　　　　　　第一节　世人眼中的蒙古国

　　　　　　　　　　　　　 一、苦涩的“独立”

　　1924年11月，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和苏维埃联邦的全力帮助下，亚洲内陆深处又出现一个社会主义的热土——“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了。然而，在蒙古“独立”的背后，有着难言，的苦衷和凄凉。蒙古的北边，屹立着继承了沙皇俄国传统的强大的“北极熊”苏联，它的南面，是和它有着悠久历史密不可分、任人欺凌的中华弱国。夹在这两个巨人中间的外蒙古人，在哲布尊丹巴封建上层的煽动和猖狂活动下，转而投入了曾经对它俯首称臣的俄罗斯人的怀抱之中。因而“蒙古国”的独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一种名义上的独立，只是写在法律条文上，展示给世界人民的一种展览品，它曾经遭到过不少世人的讥刺，对这种名不符实的“独立”进行了辛辣的嘲讽。美国《纽约时报》外交专栏作家在1973年的文章中曾这样写道：“蒙古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国家，虽然它声称将保持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然而事实上，它是苏联的附属国和卫星国，是中苏斗争中一个并非十分重要的筹码。这是不容否认的。”这是因为，这个地处亚洲腹部，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在国际上，曾经一度紧紧追随苏联，国内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深受苏联的影响。所以，有的外国记者更不客气地指出：“蒙古是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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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剪不断，理还乱

　　直到如今，广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对外蒙古的独立仍深感困惑，在他们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中，似乎外蒙古那片广漠的草原不应从中国的地图上分离出去。人们仍然把蒙古族看成是华夏民族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人们还常常把蒙古族杰出的英雄成吉思汗当作整个中国的英雄，除中国大陆外，台湾的一些学者名流也对外蒙古的独立表现出相当不满的情绪，有的甚至至今仍对蒙古的独立持否定态度，虽然中华民国政府早在1946年就正式承认了蒙古国的独立。台北一位终身从事蒙古问题研究的专家刘学姚就很难接受蒙古独立的事实。他在他的著作中声称“蒙古地区是我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他们（指蒙古族人民）爱国的情绪与内地同胞一样的高。”并且还说，是由于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对外蒙古采取的措施不当、才导致了外蒙的独立：“过去我们由于国人的无知，以致没有人才，没有地图，没有适当的对蒙政策，所以产生了许多悲剧。自民国后、五族共和，民族平等已为不易的国策。况蒙古地区资源丰富，而地面更适于畜牧，正可补农业之不足。”他认为，外蒙古人民之所以赞成独立，是由于苏联和外蒙当局欺骗宣传的结果。这位先生至今仍不承认外蒙独立，在他的著作中，凡是提到有蒙古国名的，一概称之为“伪蒙古人民共和国”。他在论到外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时，更加赤裸裸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说：“外蒙要不是出了哲布尊丹巴、苏赫巴托和乔巴山一类的卖国贼，外蒙没那么容易便被俄帝吞下。”他还认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是苏联的第一个附庸国，他说：“外蒙所谓独立，实为苏联独裁制之同义词。”这代表了相当海外华人的观点。虽然，这科观点并非正确，然而，谁又不心痛那突然从中华版图上消失了的美丽的大草原呢？他们和日本、美国等许多外国记者，学者的观点一样，认为蒙古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独立国家，最多，也只是苏联的大家庭中的一员罢了。

　　当然，世界上也有对蒙古的“独立”给予相当高的赞扬的。首先这样做的自然是苏联了。苏联政府曾经置基本的历史事实于不顾，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在苏联社会科学院和蒙古国家合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修改版》中，企图把蒙古说成是“向来就是独立国家”，妄图抹杀中国和蒙古之间源远流长的历史关系，这自然是从苏联自身的利益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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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有些人，也随声附和或别有用心地同意苏联的某些显而易见的错误观点。日本的江上波夫在他著的《北亚细亚史》中说：“北亚是外在问题之中，还不能说是外在已经安定了的状态。换句话说，那里象是包括许许多多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朝鲜之分裂为两个朝鲜，蒙古也分裂为两个蒙古，前者是民主主义阵营（指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阵营力量对比关系，后者乃是苏联与中国力量的对比关系。”他在书中挑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他的这部书，是为前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始终妄图染指中国大陆的表现，有时也不得不令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人们警惕。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兹伯里也在一篇文章中声称：“由于多种原因，德国分成了两个，朝鲜分成了两个，蒙古也分成了外蒙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蒙古。将来是否有可能出现一个统一的蒙古国家，或者说，将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的观点更加显露无遗，竟然提出了“统一的蒙古国家”的概念，这不是有意地挑拨吗？难道外蒙古独立出去后，有的人还觉得不够满意，还想把中国的内蒙古也挑唆出去，这恐怕也是他们的一厢情愿的痴心而已。

　　当然，象江上波夫和兹伯里这样的观点，毕竟是很少的，在全世界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蒙古国家的独立，只不过是附在苏联这艘大船上的一只小小的舢板而已，它没有自己的航向，只是随着苏联这艘大船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改变自己的目标。它虽避免了随风漂流，在茫茫的大海上迷失方向的危险，却也不得不吃尽了盲目跟随、亦步亦趋、没有丝毫自主权的苦头，给蒙古国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危害，给蒙古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新的不安。

　　　　　　　　　　　　第二节　苏联的“大牧场”

　　蒙古宣布“独立”后，立即就和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先全依赖于苏联。而当时的苏联，正四面遭受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的包围和封锁，迫切希望摆脱孤立，扩大自己控制和影响的区域，建立了长期的所谓“友好”关系。此后，在蒙古国家的七十年生涯中，蒙古国家给自己套上了一套枷锁，把它锁了近七十年，直到那位北方巨人轰然倒塌以后，蒙古才摆脱了长久的控制，步履蹒跚地挣扎着走自己的路。然而，在那七十年中，蒙古国家依赖苏联的结果，不仅没有得到较快的发展，反而使蒙古成了苏联的“大后方”，成为其原料供给地和商品倾销市场，整个蒙古变成了苏联的“大牧场”。

　　　　　　　　　　 1．“你反斯大林，我骂乔巴山”

　　1953年3月5日，领导苏联达六十的之久的铁腕人物、矮个巨人斯大林逝世，和他的导师弗·列宁一起，被安置在红场。而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出身低贱、放过猪的顿巴斯人赫鲁晓夫，此时正谦恭卑顺地把他那颗巨大的头颅尽量往腹部收缩，极力显示出他此时的悲痛心情。然而，细心的人们仍能从赫鲁晓夫那双不时刺向斯大林遗体的略带尖锐的双眼中看出：这位斯大林最亲密和最依赖的朋友，此时心情是复杂的和难于表述的。地位的上升冲淡了他对死者的悲哀，或许赫鲁晓夫此时也正在暗自庆幸，这位躺在鲜花中和党旗下的巨人，既是他得以向上爬的阶梯，同时又是阻止他到达权力顶峰的最大障碍。现在，又一伟人追随他的先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去了。赫鲁晓夫终于长出一口气，顿时觉得臃肿的腹部轻松了许多。他用充满敌意的眼光扫了扫和他处于同样地位的领导人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心中得意地想，咱们走着瞧！

　　果然，斯大林这位巨人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亲密朋友和接班人在他们分别后仅三年，即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斯大林就受到了这位朋友的批判和揭露，其言辞之激烈，即使九泉之下的斯大林听了，也一定会捶胸顿足，后悔当初没有识破赫鲁晓夫的“庐山真面目”。赫鲁晓夫担任苏联共产党第一总书记后，首先倒霉的就是当时的总理马林科夫和外交部长、斯大林的战友莫洛托夫了。1957年，他们被赫鲁晓夫以所谓“反党集团事件”而被开除出苏共中央主席团，马林科夫被解除苏共中央委员和总理职务，莫洛托夫则被贬往蒙古任大使。去掉这两位眼中钉和肉中刺以后，赫鲁晓夫在中央大批安插自己的亲信，最后巩固了他在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地位。之后，在地方上，这位被尼克松总统称为“魔鬼的化身”的苏联领导人，也对各加盟共和国和州的党组织的最高领导进行清洗和改组。从1953年8月到年底，他先后撤换了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列宁格勒州党的书记。1954年，他又撤换了哈萨克、吉尔吉斯和斯摩梭斯克州及图拉州党组织的书记。1955年，赫鲁晓夫又一口气换了六批州委书记和各加盟共和国内党的工作人员，后又对社会各部门进行改组和清洗，试图在社会各方面消除斯大林时代的影响，并且还想在经济领
域实行“改革”。

　　苏联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它的一举一动，不仅对蒙古，而且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有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一向善于紧跟苏联共产党的蒙古人民革命党，这次自然也不甘落后。1958年，在苏联扶持下，泽登巴尔担任了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和人民革命党书记。他上台后，秉承苏联的旨意，效法苏联“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在蒙古全国展开了一场反对前主要追随斯大林的领导人乔巴山的“个人迷信”的运动，大肆攻击乔巴山时期的各项政策和制度。乔巴山是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创始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他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竟会成为斯大林的殉葬品。他和斯大林一样，生前曾叱咤风云，威风一世，令世人瞩目，死后却同样得不到安宁。历史给各国的伟人们开了一个多么残酷的玩笑！泽登巴尔也仿效苏联，在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实行大清洗，把反对他的人绝不留情地打下去，把他的亲信安插到重要岗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