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独立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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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2月，原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人民革命党副书记丹巴怎么也没有想到厄运会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这个经过几十年战火考验的老党员，竟被泽登巴尔指控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原则”而被永远排斥在蒙古大人民呼拉尔的大门之外，悲怆地结束了他那曾经看似充满光明的政治之路。1962年9月，在赫鲁晓夫这位太上皇的投意下，泽登巴尔又在“反民族主义”的幌子下，把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图木尔·奥其尔驱逐出中央，蒙古党和国家的机关报《真理报》指责他“怀疑蒙苏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以及“苏联给予我国的全面无私的援助的国际主义精神。”凡是当时对蒙苏那种不正常的关系有些看法和不满的人，这种意见千万不能流露，否则，厄运将会降临到他们的身上。当时的蒙古全国，处于一片大清洗的恐怖气氛之中，曾经有个笑话，说蒙古的羊互相见了面，也仍是点头而已，再也听不见羊群的“咩咩”声了，整个蒙古大草原呈现出一片死寂。

　　蒙古高原的西伯利亚寒风比往昔似乎刮得更加猛烈了。然而，死水毕竟有微澜，有些大胆的政治家，又勇敢地站了出来，重新在蒙古社会生活中掀起了细浪。蒙古政治局委员，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二书记曾德，多次不合时宜地说了一些对苏联大哥不恭敬的言论。自然，他也逃不脱被清洗的命运，毕竟，他个人的力量是太小了，要想抗衡当时的泽登巴尔集团，岂不是以卵击石、螳臂挡车吗？1963年12月，他的政治生命结束了，泽登巴尔给他定的罪名是“反苏”。还说曾德的活动“同反党的图本尔·奥其尔的活动只是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其内容上是一致的”。一个所谓主权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竟会因谈论另一国的政治而被定罪，这样的政治悲剧也许只有在蒙古和苏联这种畸型的国家关系中才会产生。通过这些例子，人们会更加清楚地看到当时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是怎样的庞杂了。蒙古的清洗活动并没有到此结束，1954年12月，中央委员洛呼兹等人又被开除出党，蒙古报刊在揭露他们的罪名时指责他们“要求蒙古拒绝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在经济方面进行合作”，“直接维护民族主义”，还说他们是“蒙苏人民钢铁般的兄弟友谊的敌人。”蒙古国家的领导人的被解职，其罪名大都是“反苏”这一条，可见泽登巴尔集团和苏联是怎样地紧紧依附在一起了。赫鲁晓夫在苏联进行清洗和改组，企图消除斯大林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相应地，赫氏的代理人泽登巴尔在蒙古也就发动了反对乔巴山为名的政治运动，对全国各级机构也进行了清洗和改组，其手法和苏联的如出一辙，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

　　泽登巴尔完全执行赫鲁晓夫的政策，赫鲁晓夫的一颦一笑，无不引得蒙古方面的紧张万分，难怪有些西方记者讥刺说，蒙古国家领导人，眼睛并没有注视着国内，而是紧盯着遥远的北方大国——苏联领导人的面孔。这真是一语中的。蒙古不仅在国内政策上紧追苏联，在国际事务中，它也为苏联的对外政策摇旗呐喊，充当先锋，尤其吹捧苏联赫鲁晓夫执政时的“和平外交政策”，全力支持赞同苏联提出的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尤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蒙古国家率先站在苏联一边，为苏联摇唇鼓舌、擂鼓助威，攻击中国不遗余力。有时其言辞之激烈，之尖刻，比起苏联来，犹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样做的结果，蒙古国家并没有从苏联那里得到什么封赏，相反，它日渐遭受合法意义上的掠夺和剥削，成了苏联名符其实的“大牧场”和后勤供应基地。

　　　　　　　　　　　　 二、“俄罗斯化”在行动

　　蒙古是一个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国家。它的每个省都蕴藏着丰富的煤炭，东部戈壁地区广布着石油，金、银、锡、钨、铝等贵重和稀有金属广布全国。尤其值得世人称道的是，自古以来，蒙古民族就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蒙古地区有着天然优良的大草原，非常适于放牧，所以，蒙古的畜牧业在世界上久负盛名。畜牧业是蒙古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蒙古人把牛、马、绵羊、山羊和骆驼喻为镶嵌在万里草原上的五颗明珠，蒙古全国有百分之七十四的人从事畜牧业，它在世界畜牧业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据统计，按人均拥有的牧畜计算，蒙古的马和山羊占世界首位，骆驼和绵羊均居世界第六位，牛占世界第五位，蒙古人均牲畜拥有数比世界平均数高三十八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畜牧业发达的国家，由于七十年来一直跟随苏联，政治上受到苏联的层层控制，经济上也受到这位老大哥毫不留情地掠夺和压制，使蒙古的民族工业发展缓慢，整个蒙古大草原变成了苏联的原料供应地、资本输出和商品倾销市场，广袤的蒙古草原变成了苏联的“大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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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是一个地处亚洲腹部的内陆国家，地理环境决定了其经济特点是对外依赖性很大。1921年蒙古革命后，就完全依赖苏联的援助来建设国家。当时的苏联政府，由于列宁仍在世，也许是真心愿意帮助蒙古发展经济，支援蒙古的国家建设，因而派出一批员工，在蒙古援建了一批配件和加工性质的民族工业。例如，从1925年到四十年代初，在苏联的帮助下，蒙古相继建立了中央发电厂，汽车机械修配厂，洗毛厂，锯木厂等。但是，机械工业和象样的畜产品加工工业，则一个也没有。苏联也自有他自己的打算，他并不会完全无私地奉行他口口声声所称的“国际主义原则”，何况，苏联曾经一度继承着老沙皇俄国的传统，有着侵略和扩长领土的野心，赔钱的买卖他们是从来不做的。只要他给了你一点利益和好处，你就必须加倍偿还，付出更高的代价。所以，苏联也许并非真的想帮助蒙古这个弱小民族发展它的独立的民族工业，因此，直到1980年，蒙古独立近四十年后，工业仍然没有成为蒙古经济中的一个独立部门，蒙古经济的发展仍相当缓慢。

　　1961年，苏联共产党召开二十二大后，苏联政府在政治上控制蒙古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对蒙古进行残酷剥削和掠夺。苏联把蒙古作为自己帝国的“后院”，不断加紧对它的控制，以便把它变成可以任其宰割和肆意掠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蒙古国家和经济命脉完全操纵在苏联手中。根据苏联的需要，蒙古只发展单一的畜牧业经济。大批苏联专家和顾问涌进蒙古的各个部门，参与蒙古的各项经济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监督蒙古使用苏联的贷款情况。这些苏联专家和顾问的权力很大，他们可以否决蒙古部长的决定，是蒙古各部门的太上皇。蒙古牢牢地被禁顿在苏联苦心经营的所谓“兄弟国家友好大家庭”里，任凭苏联的摆布。苏联控制蒙古和东欧各国的经济命脉，是在所谓合法的外衣下进行的，那就是通过“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而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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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互会成立于1949年1日，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初期。苏联为抗衡美国提出的“马歇尔计划”而联合当地的社会主义各国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浴代克和民主德国在莫斯科成立的经济组织。它成立的初期，对抵制资本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阵营经济的冲击，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互会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它越来越成为苏联控制其成员国经济命脉的工具。早在1954年春天，赫鲁晓夫上台伊始，就要经互会各成员国搞所谓“生产专业化”与苏联的经济计划“合作”，并拟议成立“统一”或“联合”的经济组织。1959—1960年间，苏联又抛出了精心准备和构思的经互会章程和一整套法规，以法律形式把“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协调计划”、“经济科技合作”和“联合投资”等强加给经互会各成员国。苏联二十二大后，1962年，苏联又在成员国党代表会议上，强行把“国际分工”作为经互会的根本原则，赫鲁晓夫还鼓吹“取消国界、提出要“在国际分工广泛的生活专业化和协作化的基础上……将相互补充和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协调一致的经济－经营并同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蒙古政府经不住苏联的威逼利诱，于1962年6月正式加入了经互会，正好投入了苏联这只饿极了的“北极熊”的怀抱。这样，蒙古进一步丧失了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权利。苏通过经互会的“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经济一体化”，使蒙古的国民经济完全纳入了苏联的经济轨道，蒙古国家的畜牧业、工业、矿业、交通、科技、财政和贸易等部门，完全被苏联控制了。

　　泽登巴尔集团不仅在政治上依附苏联，而且在经济上，也采取完全依赖苏联的方针，根本没有想到要凭自己的力量来发展独立的民族工业。蒙古虽然国小力弱，但它从苏联那儿得到的贷款也不少、所有苏联给蒙古的贷款，绝大部分也都是设备贷款，其投资重点则为农牧业部门，是因为这些部门对苏联来说，有着比较重要的作用，更为有利可图。据统计，到一九六一年为止，苏联给蒙古的各种贷款，合计有5.37亿卢布。1961年—1965年，苏联又给蒙古两笔长期信贷，约有3.15亿卢布。1966—1970年，苏联为蒙古第四个五年计划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五十。这样，人们可以推断出，到1970年为止，苏联给蒙古的长期贷款，至少已达15.17亿卢布，如果按人口计算，蒙古国一九七零年全国为一百二十三万人，平均每个蒙古人从苏联得到的贷款为一千二百三十三卢布。这样，从平均每人所负债务来看，蒙古人是世界上负债最重的。据报道，1971年初，蒙古由于畜牧业减产而陷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于是不得不向苏联乞求援助，结果，苏联又给蒙古一笔贷款，这笔贷款比上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贷款数又增加40％，约占蒙古第五个五年计划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八。1971年，在经互会第25次例会所通过的“综合纲领”中，还提到要给蒙古更多的援助。纲领说：“其他成员国给予蒙古相当大的投资和援助，将是必要的。”那时，苏联对蒙古的贷款偿还期已经从71年安排到了1985年。而且由苏联的贷款援建的企业，全是一些加工和软件性质的工业，而没有冶金制造业和机器制造业，有些工厂甚至完全是为苏联加工半成品，以便使苏联廉价地剥削蒙古的劳动力。

　　蒙古从苏联要来了巨额的贷款，不仅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背上了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由于苏联援建的工厂，又没有一家是真正能够独立发展的。结果，蒙古仍然不得不仰仗苏联的鼻息，被苏联牵着鼻子走。

　　近年来，蒙古和苏联还搞所谓的“对口联系”和“直接合作”，把各个经济部门完全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从1971年5月，蒙古的农牧业部、燃料动力工业部和地质部分别与苏联的农业部、煤炭工业部和有色工业部建立直接合作以后，现已扩大到森林和木材工业部、建筑和建筑材料工业部，轻工业部、食品工业部等十四个政府部门。苏联对这些部门不仅负责“协调年度合作计划”，还常驻代表坐镇直接控制。此外，还有两万多名苏联“顾问－专家”分布在蒙古的各个具体生产部门，控制了它们的经营管理、生产计划、资金和劳力的分配使用等一切大权，甚至连一些工厂的厂长和主要车间主任，都是由苏联人担任的。这样，蒙古的工厂、企业，实际上完全变成了苏联的附庸加工车间，是苏联大工厂的一个个小分厂而已。它们并不是独立的工厂，只是苏联大工业生产过程中的一环而已。蒙古这样的工业，即使再给它几十年的时间，如果仍然象现在这样的话，也未必见得就会有多大的起色。

　　蒙古还按照苏联的要求，处处迎合苏联的意旨，完全按照苏联所需而发展它的工业，农业和畜牧业。蒙古为了满足苏联对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的贪婪要求，曾声称：“考虑到采矿业对增加出口资源有重存意义”，实际上即是为了满足苏联对矿业原料的需要，蒙古将把“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采矿业，使其产量在1980年增加5—5.3倍。”为此，将扩大“蒙古有色金属合营公司的有色金属和矿石采掘企业的生产能力。”还要加快地质勘探的速度。蒙古的五年计划中规定：投资首先用于实施苏联和经互会成员国经济技术援助的项目和措施。”自1962年苏联把蒙古加入经互会后，在所谓“共同开发”的幌子下，苏联不仅控制了蒙古的矿产的勘察和开采权，而且还独吞了大部分产品。由苏联人当经理的“蒙苏有色金属公司”已垄断了蒙古的布尔弟、哈珠乌兰的萤石矿和苏赫尺特尔省布红朝倍特钨矿及陶勒盖特的金矿。目前开采的萤石，全部被苏联掠走，它占苏联进口萤石的百分之五十。1973年11月，蒙苏签订了“关于建立联合经营额尔敦特选矿企业的协定”，根据协定，成立了“蒙对合营额尔玻符铜铝矿造矿厂”，名义上，苏联的股份占百分之四十九，蒙古占百分之五十一。而实际上，建厂的资金全部是由苏联提供的，更为奇特的是，额尔敦特市的用电，也完全是由苏联供给。这些蒙苏“合资企业”的开办，为苏联掠夺蒙古资源大开了方便之门。苏联为了寻找蒙古的资源，除了以“经互会”的名义派出一支由它操纵的所谓国际地区勘探队前往蒙古外，还专门成立一支苏蒙“联合地质勘探队”，到蒙古各地进行地质普查。该队已对百分之九十的蒙古领土绘制了地质图。1976年5月，该队的苏联队长声称，要对蒙古“全部领土进行研究工作”，并继续寻找“黑色金属、锡和作为矿物原料的萤石。”苏联把蒙古当作原料产地，竭尽其所能，千方百计地把蒙古及东欧各国的资源运往苏联，这就是苏联美曰其名的“合作经营”和“国际分对外贸易上，蒙古几乎完全依赖于苏联，仅据1976年统计，蒙古从苏联进口的工业与日用消费品就达四万余种，百分之九十的机器设备、百分之七十的日用消费品，都靠苏联供应。蒙古在对外贸易中，也受到苏联的控制和剥削，苏联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伊·格里森公开承认：“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对外贸易中一向占主导地位。”蒙古对外贸易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同苏联进行的。苏联通过贱买贵卖，不等价交换等手段，从蒙古巧取豪夺，牟取暴利，蒙古在对苏联的贸易中，逆差越来越大。1965年一1971年，从苏联进口11亿卢布，而出口不到4亿卢布，而且蒙古从苏联进口的机器设备，都是些陈旧存货，苏联出售给蒙古的这些东西，价格都比世界市场高。例如，苏联卖给蒙古的拖拉机每台售价三千卢市，而同期世界平均价格只有一千八百卢布。又如，苏联卖给资本主义国家的石油价格，比卖给经互会务成员国的价格还低，它卖给意大利的石油每桶价格是1.31美元。卖给日本是1.26美元，卖给西德是1.27美元，而卖给蒙古则为2.61美元。可见，苏联是怎样地照顾“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了。但同时，作为蒙古向苏联出口的畜产品，苏联方面并不客气，不仅进行百般挑剔，而且还竭力压低价格，因而从1963年到1971年的七年中，蒙苏间的相互贸易中，蒙古的逆差就达七亿多卢市。在和苏联做生意时，吃亏的总是蒙古一方，或许他们双方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也算是两厢情愿，也怨不得别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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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国家，但令人觉得奇怪的是，在六、七十年代，广大蒙古人民却普遍感到吃肉很有些困难。蒙古政府也向人民大肆宣传起吃蔬菜的好处来，说蔬菜的营养价值如何如何地高，似乎蔬菜真的胜过了肉食。政府还号召人们要“多吃蔬菜，少吃点肉，”令全蒙古人民大惑不解。原来，苏联在“国际分工”的幌子下，要蒙古着重发展它的畜牧业。把蒙古变成苏联的牧场。为了满足苏联的需要，蒙古每年要把大量的活牧畜源源不断地从自己的牧场赶往苏联的加工工厂。据统计，蒙古每年征购的马、牛、羊等牲畜，有百分之八十三是运往苏联的。1961年—1965年，苏蒙长期贸易协定规定，蒙古平均每年要向苏联供应活牧畜二百五十万头，即蒙古平均每人每年要供应苏联三头牲畜。而实际，蒙古运往苏的活牲畜，每天大约有一万五千头，每年达五百五十万头之多。由于大量牲畜都被运往苏联，蒙古国内肉食供应自然就显得紧张起来。但蒙古政府宁肯让普通百姓吃不上肉，也不敢得罪苏联这位兄长。对苏联的供应，还得保质保量限期完全。否则，苏联冲冠一怒，可不会令蒙古这位小弟即使有肉也会“吃不了兜着走”。除了把大量活牧畜赶往苏联外，蒙古还必须向驻在其领土上的苏联军队、各类专家、顾问和他们的家属提供肉食，其总量等于蒙古国内肉食供应量的四分之一。由于这样的原因，蒙古竞破天荒地在全国增加了蔬菜耕种面积，城市居民索食者也日益增多。照此下去，这个几百年来一直以肉食为主的民族，恐怕会完全改变他们原来吃肉食的习俗。当然，苏联人也并不是全都把蒙古进贡的活牲畜自己消耗掉，他还有更精细的打算。苏联在同蒙古接壤的地区，建立大型肉类联合加工厂，专门加工从蒙古进口的活牲畜。苏联还大搞转口贸易，把从蒙古进口的畜产品经过加工或不经过加工就向西方市场高价出售。加苏联从蒙古进口马、羊后，供应法国马肉和供应英国羊毛线，转手之间，就获得了大量利润。据估计，从1959年到1969年的十年中，苏联就从蒙古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榨取了四亿多卢布的巨额利润。蒙古真正地变成了苏联的巨大的天然牧场。成群的牛羊就象蒙古高原上空的白云一样，源源不断地运往苏联，给苏联人民送去了福音，却使蒙古本国的人民处于有苦难言的窘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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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控制外，苏联还对蒙古进行军事上的占领，文化科技上进行渗透。蒙古虽然不是由苏联控制和操纵的华沙条约组织的缔约国，但苏联通过苏蒙双边军事条约、早已把蒙古变成他的东方军事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蒙古境内原来就驻有苏联的军队，后来撤离回国，只留下少数通讯兵和空军技术人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大量的苏联军队从欧洲调往蒙古。从1962年起，苏联军队重新开入蒙古，首先是增加了苏驻蒙古的通讯部队，接着是工程部队。1963年7月，苏蒙签订了旨在对付中国的“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接着苏军就开始大量进驻蒙古，苏联军队还在蒙古境内各地构筑军事基地，建造军事设施，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到1965年底，苏军实际上已形成了对蒙古的军事占领。苏联还在南戈壁等蒙古南部边界省份设置了电台，在南部中部省份设置了雷达站，在乌兰巴托以西省份设置了所谓地震观测站，在蒙古全境修建了能与苏联直接联系的有线电话网等军事设施。一时间，中蒙边界上军队密布，战云骤起，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更有甚者，1966年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勃列日涅夫访问蒙古，和蒙古签订了为期二十年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它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条约第五条规定：“缔约欢方将……在保证对方的防御力量方面互相提供援助，缔约双方……为保证两国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起见，共同采取包括军事方面的措施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这个双边军事条约，同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双边军事条约一样，都显以“友好合作”为名，来掩盖其实质性的内容的。至此，驻蒙苏军合法化，蒙古也就理所当然、顺理成章地沦为苏联的保护国和军事基地。根据这个条约的规定，又有大批苏联军事人员被派到蒙古部队中任职，蒙古军队的作战部队营以上、边防总队以上都驻有苏联军事顾问坐镇指挥。蒙古军队的指挥官没有自己指挥军队的权利，完全听命于苏联军事顾问的愚弄和摆布。蒙军的装备完全是苏式的，而且从平常的军事训练、条例条令到纪律制度，也完全照搬苏联军队的模式。苏联就这样通过驻蒙古的苏联军事顾问控制了蒙古军队，蒙军的作战指挥，兵力部署、军事演习、人事调动、军事训练等一切权力，均掌握在苏联军事专家、顾问和教官手中。蒙古军队实际上一步步变成了苏联的一支雇佣军。为所谓“保卫苏联”义务服务。

　　苏军进驻蒙古，开始是秘密的，这也许是它自己觉得心虚的缘故吧，也许它害怕引起世界舆论特别是中国的反对。但是，苏联和蒙古缔结军事条约后，苏联方面就无所顾忌了。苏联军队在蒙古的胆子越来越大。1967年，蒙古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五十周年，首都乌兰巴托举行了盛大的节日游行，在游行的队伍中出现了身穿苏军制服的苏联士兵，这是驻蒙苏军在公开场合的第一次露面，它给蒙古的游行队伍增添了几许不和谐的音符。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了大规模流血冲突，驻蒙苏军就更肆无忌惮地叫嚣它“将象保卫自己的边界一样”来保卫蒙古的边界。苏联军队的坦克竟耀武扬威地在中蒙边境上行驶、企图挑起争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苏联在中苏边界地区陈兵百万，其在蒙古的驻军，由于苏联的保密，没有确切的数目，有的报道说有两个师，有的报道说苏联驻蒙古的总兵力有8—9个师，其中有七个陆军师，一个空军师（共有一百四十架飞机）和一个中程导弹基地。虽然没有准确的苏联驻蒙古军队的数量，但世人相信，它是够庞大的。然而，苏联还不满足。他还需要更多的军队，于是苏联就不顾蒙古人口少，劳动力缺乏的现实，迫使蒙古扩充军队和加强军事训练。据估计，在六、七十年代，那时的蒙古只有一百多万人。但蒙古人民革命军已拥有陆军二万八千人，空军一千人和公安部队一万八千人。蒙古的青壮年几乎都要接受军事训练和服兵役。

　　在苏联的军事控制下，蒙古附属国的地位进一步被确立，并且成为苏联威胁中国的前沿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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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驻扎在蒙古的军队，给蒙古人民带来很重的负担。蒙古不仅要承担苏联军队的食品供应，还得处处照顾苏军的利益。由于苏联军队在蒙古横行霸道，引起了蒙古人民的强烈不满。1990年，当苏联军队不得不缓慢地从蒙古撤军的时候，一群蒙古中年妇女朝着远去的苏联军车吐了一口痰，然后啐骂了一声“俄国佬”，表达了大多数蒙古人对驻扎在蒙古的估计为十五万苏联士兵和技术人员的蔑视。苏联驻蒙古的军事人数接近蒙古人口的8％。“谢天谢地，他们总算走了！”那位中年妇女接着说。苏联军队在蒙驻扎了近二十年后，终于不得不撤离这个或许令他们十分留恋的草原之国，他们带走的是人们的怨恨，没有人会挽留和怀念他们的，这是大多数蒙古人的想法。他们觉得，正是苏联军队给他们带来了不安定的生活，打破了他们宁静平和的草原生活，他们希望苏联军队撤离后永远不要再返回蒙古。

　　军事上进行占领外，苏联还在文化、科技领域对蒙古进行渗透，企图改变蒙古的原有习俗，把蒙古“苏联化”，同化蒙古。在文化上，四十年代，蒙古废除蒙古文字，改用俄罗斯字母，这在世界史中，是十分罕见的。苏联首先强迫蒙古人从小学就开始学习俄语，蒙古在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的教育大纲中规定：“从小学四年级起，学生就得上俄语课。学校也必须开设俄语课。”那时，蒙古国立大学的某些课程及其所属的综合技术学院的全部课程，都用俄语进行授课。蒙古高等院校各门课程规定的教材和参考书，大部分是苏联出版的俄文书籍。苏联为了从语言上同化蒙古人民，除了在学校对学生进行俄语培训外，还在蒙古举办每期十个月的俄语进修班。一个民族被其他民族所同化，总是从丧失本民族的语言开始的。苏联正是利用语言来消除蒙古族源地流长的悠久文化传统，竭尽全力用俄语去取代蒙古语和蒙古文字，企图让蒙古人忘掉过去、消除蒙古民族和俄罗斯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隔阂感，瓦解懈怠蒙古民族的反抗意识，使他们屈服于现在，屈服于现实，忘掉蒙古民族在历史上辉煌灿烂的时刻。文化上的侵略，远比军事侵略狠毒和阴险得多，其危害性相对也更加隐蔽和巨大。只是蒙古当局仍执迷不悟，怡然自得，视苏联为最可靠的盟友。蒙古教育局声称：“不论过去和现在，苏联的教学经验都起着决定的作用。”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苏联除了文化上对蒙古进行极为隐蔽和潜移默化的侵略外，还积极培养所谓的蒙古人才，实际上也就是培养苏联在蒙古的代理人。根据1974年的统计，蒙古现任各省委书记中，有百分之六十六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高级党校“陶冶”过的。蒙古政府每年都要派遣大批留学生到苏联留学，接受苏联的教育和思想。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大部分都能担任高级官吏。他们自然是苏联政策的积极拥护者和宣传者，并且在蒙古国内大力推行苏联的一切政策和措施。这些留学生才是真正使蒙古紧随苏联的结存所在。蒙古的文学艺术、科技和医务界的一些主要人员，也大多由苏联训练。在蒙古现有的博士和付博士中，有将近百分之九十四的人是在苏联考取并获得学位的。苏联在文化上和科技界控制蒙古，也有其独特的手段和方法。

　　苏联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方面一系列的措施和手段，一步一步地把蒙古这个“独立国家”变成了自己的附属国和殖民地。在政治上，苏联在蒙古扶植泽登巴尔上台，作为它在蒙古的代理人，完全控制了蒙古的政治，通过泽登巴尔推行一整套苏联的路线和政策。经济上，苏联利用“经互会”，在“国际分工”和“经济一体化”的幌子下，不择手段地掠夺蒙古的资源，控制了蒙古的经济命脉，使整个蒙古变成了苏联的“大牧场”。蒙古经济完全没有自主权，沦为苏联的经济附庸。在军事上，苏联对蒙古实行完全的军事占领，把蒙古变成了苏联的被保护国。苏联还在文化科技等领域进行渗透和侵略。可以这么说，蒙古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不打上了苏联的烙印。具有悠久历史的蒙古族人民，或许他们已经忘记了他们的祖先成吉思汗的惊天动地的伟绩。现在的蒙古民族，也许缺乏了他们祖先的强悍的传统，变得安稳和懈怠了，世人见此，有时也不得不为蒙古民族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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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沉沦

　　蒙古虽然几十年来一贯紧随苏联，从来没有落在东欧国家的后面。然而，苏联这位大哥却没有真正帮助这位弱小而可怜的小兄弟一把。蒙古几十年来，社会发展十分缓慢，就象那散布在蒙古高原上缓缓而行的骆驼一样。整个蒙古国家就象一个行动迟缓、反应迟钝的老人一样，看不出它有多大的发展变化。自从蒙古独立后，它的经济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反而陷入了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苏联的新的殖民经济在东欧多数国家和蒙古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也严重地阻碍了它们经济的发展，尽管苏联在口头上高唱什么经互会各成员国经济将共同高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一致”，要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以便“大致同时过渡到共产主义”等高调，但是，事实恰恰和苏联所唱高调相反，苏联的新殖民统治严重摧残了这些国家的经济，使它们的国民经济处于越来越恶化的状态中，在蒙古，原有的经经济结构遭到破坏，燃料和工业原料严重依赖苏联进口，国内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苏联控制东欧各国和蒙古等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是在“经互会”的幌子下，在“生产专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旗号下实现的。所谓“生产专业化”，其实也就是“生产畸形化”和“生产殖民地化”的代名词而已。在“专业化”的要求下，经互会各成员国都按照实际情况，生产苏联所需要的产品。按照这样的分工，蒙古国家最适合发展畜牧业。所以它也就单纯地发展畜牧业经济，成为苏联的”牧场”。其实，受“专业化”之害的又何止蒙古一国呢，原本工业比较发达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已成了苏联的加工厂或附属车间。保加利亚则成了苏联的果菜园，古巴则成了苏联的甘蔗园。这些国家经济的畸型化和殖民化，危害是非常巨大的，由于只搞单一的畜牧业经济，蒙古所需的各种机械设备，就不得不完全依赖苏联的供给。而苏联通过对经互会务成员国的经济援助，趁机把许多陈旧商品推销出去，以转嫁苏联国内的经济困难。由于苏联推销给蒙古的机械设备质量低劣，又不附带零配件，经常损坏，给生产上带来巨大损夫，有时因一个重要机件损坏时，影响整个生产，蒙古就不得不用飞机把机件运往苏联修理。因为蒙古国内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厂家。苏联是蒙古拖拉机的供应者。然而，从苏联运往蒙古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汽车等，每年都有大批报废而不能使用。苏联还把一些旧机器油漆刷新一下就当作新机器卖给蒙古，甚至把旧轮胎修补后，就当作新轮胎卖给蒙古。这就是苏联口口声声宣称他同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关系是什么“国际主义”的“兄弟般的社会主义合作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和相互支持的基础上”的实质。苏联对蒙古的贸易，有时甚至达到了毫不讲理的地步。1964年，苏联未经蒙古同意就将一批电冰箱运到蒙古，由于蒙古人民并不需要它，所以冰箱根本卖不出去，而蒙古又不敢把冰箱退还给苏联，它不得不用政府的名义买下全部冰箱，而把它们无限期地库存起来。这使得蒙古的资金大量积压，给蒙古的财政也带来极大困难。这就是苏联对蒙古的“大公无私”的帮助。苏联在对蒙古的贸易中，经常搞这种欺骗性的商品交易，蒙古明知上当，却也无可奈何，只能忍气吞声，站在苏联的屋檐下，它怎么能不低头呢？

　　蒙古本来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但是，苏联为了向蒙古倾销它的石油和石油制品，在“国际分工”的幌子下，要求蒙古降低和减少石油的生产。因此，蒙古石油生产的下降幅度极为惊人。从1960年到1970年的十年前，石油生产几乎持续下降，1960年，蒙古石油的产量为二万八千吨，1965年则下降为一万四千吨，只有1960年的一半，到了1969年，石油产量只有四千五百吨，只相当于1960年的15．7％，减少了84．3％，到了1970年，蒙古按照苏联的要求，已完全停止了石油的生产。与此同时，苏联供应蒙古的石油和石油制品却不断增加。如果把1966年苏联供应蒙古的石油数看作100的话，到1969年，则达到了132，1970年以后，由于蒙古已停止生产石油，因此，它所需石油和石油制品也就完全由苏联供应。苏联就是采取这样的手段，让蒙古减少甚至停止生产某些燃料和工业原料，而由它供给。这样就完全控制了蒙古某些部门的生产，并且以此作要挟，使蒙古不得不屈从苏联的压力。你使用了我的石油，就得听我的摆布，这就是那时的苏联希望达到的目的。不仅蒙古深受其害，东欧各国也是这样。匈牙利的汽车工业和造船工业本来都有一定的基础，但根据“生产专业化”的规定，匈牙利被迫停止生产小汽车、普通卡车和一千五百吨以上的船只，连国内对这些产品的需要也只能靠进口来得到满足。匈牙利现在也不再生产拖拉机，而只生产拖拉机的制动件。在“生产专业化”的束缚下，东欧各国和蒙古不能生产一台完整的机器设备，而只能生产某种零部件。这就更加深了对苏联的依附程度。例如，根据苏联同东欧各国签订的合作生产小汽车的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只生产汽化器和汽车零件，保加利亚只生产车身和蓄电池，难怪在保加利亚工人中曾流行过这样的政治笑话：“世界上最长的汽车是哪个国家制造的？”回答是“保加利亚——车身在这里，驾驶盘在莫斯科。”这句话生动地刻画了保加利亚依附于苏联的严重性，同时也隐约可以看出保加利亚工人对苏联的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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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的畜牧业自然发达，这也是蒙古唯一能引以骄傲和自豪的。然而，在苏联的掠夺下，蒙古的畜牧业也举步维艰，濒于破产的边缘，在苏联的胁迫和勒索下、蒙古甚至将母畜和幼畜一起赶往苏联，结果。在蒙古的畜牧生产中出现了恶性循环，牲畜头数不断减少，根据蒙古官方公布的资料，蒙古牧畜头数历史上最高水平是1040年的二万六千多头、到1959年，牲畜头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到二万四千多头；1966年继续降低到二万二千多头，到1968年6月时，就只剩下一万八千多头了，比1940年减少了百分之六十左右。由于供应苏联大量活牲畜，使得蒙古国内也常感到肉类供应不足，以至于蒙古政府号召人们要多吃野兽肉和蔬莱。

　　这就是蒙古紧随苏联的严重后果，这使得蒙古国内中活水平下降，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政治生活也得不到正常健康地发展，而且蒙古国内物价飞涨，人们怨声载道。然而，那时的蒙古领导人却仍然执迷不悟，仍然紧紧围绕着苏联的指挥樟转。蒙古为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加紧推广苏联的“新经济体制”和“先进经验”。它的计划规定，在本五年计划内：“基本完成新的计划体制和新的经济刺激体制”，“蒙古人民共和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经济领域，政策、意识形态工作，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行联更加紧密地接近，这是加速蒙古社会经济进步的重要因素。”泽登巴尔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十七大的报告中说：“以在经济领域中全面接近的主要任务为依据，经常就一系列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同苏联的计划机构和务部门进行协商。深人协调自己的计划，密切协商一体化和其他共同措施，通过文件途径在计划工作领域中用一切方法加深和扩大同苏联的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蒙古同苏联的附庸关系，由此得到完全的显示。蒙古给自己国家的发展，套上了沉重的枷锁。苏联这位庞大的巨人，一直压迫得蒙古喘不过气米，这和七百年前的情形正好相反。当时的蒙古盛极一时，蒙古铁骑，日行数万里，所当者破，所击者服，俄罗斯俯首称臣，欧罗巴惊慌失措。都已经成为历史。蒙古人现在只有凭记忆来回想当年的荣耀了。而对被自己统治了近三百年的昔日的俄罗斯人，今日却受它奴役和欺骗的苏联人，蒙古民族除了摇头叹息外，还能做些什么呢？他们现在自以为找到了新的靠山。谁知却是与虎为伴，自投罗网，把整个国家送进了灾难的深渊。蒙古酿造的这杯苦酒，的确够蒙古人民喝几代的，直到压在他们头上的那位巨人消失，亦或另一位成吉思汗出现。

　　　　　　　　　　　　　 第三节　在中苏之间

　　　　　　　　　　　　　　　l.反目的巨人

　　1917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广袤大地上建立起来，它使世界为之一惊。三十二年后，又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巨人在东方站立起来了，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毛泽东那浓重的湖南口音还在天安门城楼上空回荡时，他却乘上了抵达莫斯科的火车，对苏联老大哥进行了正式访问。斯大林以极其复杂的心情接待了这位他曾打心眼里瞧不起的“土”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两双曾令世界震惊的巨手握到了一起。《中苏友好国际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苏两个社会主义的巨人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苏联答应在经济上援助中国，政治上支持中国，当时在中国普通老百姓中存在着这样的观念，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是老大哥，中国位居第二，朝鲜居第三，蒙古居末。中苏两国度过了一段兄弟般的美好时光。那时、中苏的友好关系令社会主义阵营欣慰，令资本主义阵营眼热得咬牙切齿。岂料斯大林逝世后，风云突变，中苏在评价这位伟人时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亲如兄弟的两国关系出现了难以痊合的裂缝。斯大林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赫鲁晓夫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批判，说要消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但是，中国共产党并不那样认为，毛泽东大手一挥说：“我看斯大林的功过是非，可以三七开嘛。功劳占七成、错误占三成，功大于过嘛。”对此，苏联新领导集团很为不悦。中国共产党还认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报告会造成苏联共产党内思想混乱和国际共运内部的混乱局面，从而使帝国主义有机可乘，破坏了国际共运的团结和打击了共产党的威信，还会引起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矛盾和政治上的不稳定。于是中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文，把中共的观点公布于世。中共还不同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可以不经过武装斗争，就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策略。苏共二十大是中苏分歧的开始，它给中苏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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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台湾海峡局势紧张，国民党和蒋介石大有反攻大陆的趋势，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中国驻福建的边防军则向驻守在金门和马祖岛的国民党军队进行炮击。当时，苏联支持中国，苏联政府一再发表声明：“针对英国侵略性的报复封锁……苏联不会无动于衷，决不会袖手旁观。”赫鲁晓夫在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信中声明：“对我国伟大的盟友和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犯。”而美国则支持台湾政权。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在这件事情上（指台湾海峡形势），美国迫不得已时不会回避使用武力。”世界大战大有在台湾海峡暴发之势。赫鲁晓夫对此口头上虽较强硬，但内心实是很惧怕美国的，他把美国的军事力量估计过高，于是就向毛泽东建议苏联和中国共同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成立苏中联合舰队，以对付美国和台湾。但当时，中国大陆的空军力量薄弱，根本没有组成联合舰队的可能，而且还牵涉到中国的主权问题，所以这个建议被毛泽东愤怒地拒绝了。从此，中苏关系逐渐走向恶化。1959年8月，中国和印度之间发生了由印度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侵犯中国西藏，因而和中国边防军发生冲突的流血事件。9月，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在这次冲突事件中偏袒印度，把中苏分歧公开化。1960年6月，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兄弟党会议上，组织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布加勒斯特会议，给中苏关系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它给两国关系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会议结束后，中共代表面发表声明：声明中指责赫鲁晓夫破坏协商一致原则。这是中共首次点名批判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恼羞成怒，背信弃义，于1960年7月决定在上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的一千五百名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撕毁中苏间的有关合同和协议。从此，中苏论战急剧升级。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分歧越来越大。1962—1963年的一年里，苏联报刊发表了一千余篇攻击中共的文章。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在苏联和国际共运内部掀起了反华浪潮。苏共公开信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展开宣传，从小学低年级只认得几个字的小学生，到一切学校，一切机关，工厂矿区，不管人们懂不懂，所有的苏联人，统统都被强制阅读这篇文章。中国共产党对这篇攻击我党的文章自然不能等闲视之，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间，连续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使中苏论战达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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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中共拒绝派代表团出席，两党关系由此断绝。此后，两党关系的紧张转为两国关系的紧张，苏联不断向中苏边境增兵。除布下百万大军外，还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部署了针对中国的导弹部队。1969年3月，苏军乘坐装甲车和汽车侵入我国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双方发生了大规模流血冲突。由此，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中苏分歧是必然的，它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从历史上看，苏联政府虽然在帮助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革深刻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那是微不足道的。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和苏共奉行的主张有明显的不同。五十年代初，由于相互的需要，中苏度过了一段蜜月期，但那暗中的分歧却是存在的，只要有了土壤，它就会滋长。从个人角度来看，尼基塔·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两人的性格是完全不相容的。他们之间不能进行一般建立正常的政治同盟所要求的协商、妥协和合作。伟人们固有的个人行为也使正常的政治分歧变为相互的敌意。两位共产党巨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框架内，对谁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全世界里他共产党和民族解放运动产生更大影响而展开了竞争。毛泽东自然不甘永远受制于人，他要和别的领导人一比高低，于是问题关系由亲密走向对抗，最后竞发展到武装冲实的严重局面。